替身姐妹

前言 嘉琳妈怀了二胎，看着她满面春风的样子，我也动了生二孩的心思。女儿也央求我：“妈妈，给我生个小弟弟吧，你看，你也有个妹妹！”

1

我记事的时候，母亲正大着肚子。我们租住在老鼠横行的民居里。

那天屋外下着大雨，我站在窗台上探出头去，一边看雨一边吃着酱油拌饭。那场雨太大了，泥地都被浸透，冒出了泡泡，我看得入神，一失手，碗“噗”地一声掉进了屋外的软泥里，我害怕挨骂，回头看着躺在炕上的母亲，当时她怀孕的月份很大了，经常不舒服。可母亲没有责怪我，只是起身走到外面，捡起碗，洗干净，盛好饭，又端给我。

没多久，妹妹出生了。她叫小菊，小我两岁。当时，母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每天推着老式的婴儿车，奔波在工厂和租住的农舍之间。婴儿车的箱型的金属骨架上包裹着绿色的帆布，每当推动时，车兜儿会摇晃，小菊就像睡在摇篮里。我就坐在婴儿车的边沿上，小心地避开小菊，生怕踩到她。

“骨碌碌、骨碌碌……”四个包着橡胶的小车轮，在乡村的土路上颠簸，我困得睁不开眼，母亲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睡。

那时，父亲在城里上班，而母亲因为有地主成分受到批斗，被下放到城郊的氟化学工厂。三年过去，依旧回城无望，父亲只得向组织请求来这里。一家团聚的时候，小菊已经一岁了。

小菊是母亲的心头肉。大眼睛、高鼻梁、尖下巴，有人说她像阿尔巴尼亚孩子，洋气又漂亮。而我长得像父亲，每当母亲对父亲有所不满，我就会成为被责骂的对象：“樱子！又跑哪儿玩去了？你眼里一点活儿都没有吗？一点儿眼势都不长，真随你老赵家的根，四五六不懂，一个德行！”

那时候的晚上，父亲睡在炕头，母亲搂着小菊睡中间，我就一个人面朝墙壁，蜷缩在炕尾。我睡觉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导致肩膀变得一高一低，可从来没人注意到这些小事，包括我自己。

等我上了小学，母亲也会让我带着小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夏天的晚上，厂区里会放露天电影，我和小菊拎着铝壶和棍子去锅炉房里抬热水，一路上遇到的，全是那些手里拿着小板凳，赶去占地方的人。前面的王叔回头对我喊：“别打水了，看完电影回家再顺道打吧，我跟你妈说！”

我可不敢，只能一打完水就催小菊快往回跑。天黑看不清路，小菊被一块石头绊倒了，铝壶摔在地上，洒出来的开水顺着地势，迅速流向趴在地上的她。

小菊的肚子被烫了，她号啕大哭，我吓得魂飞魄散。路过的大人把我们送回家，一路上我只听得到哭声，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晚，我被母亲按在屋外的墙上：“小菊小不懂事，你当姐的这点儿事儿都不懂？抬着热水跑，你急着托生啊？还有脸哭？烫的怎么不是你，冤家！”

2

贫贱夫妻百事哀，那时候，父母经常为琐事吵架。

每次他们大吵后，我就会连带着被骂，而乖巧的小菊总能躲过风波。她安慰生气的母亲：“妈妈别生气，我给你捶捶腰，今天我又背会了两首古诗……”而我，望着满脸怨怼的母亲，惶恐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父母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看法总是一致的。他们不甘心孩子在农村读书，于是，仅仅是在小学的时候，我和小菊就换了三所学校。频繁的转学让内向的我很不适应，小菊表面看起来还好，可学习成绩却也是一路下滑。

上了中学，小菊愈发学业不精，看她学习退步得厉害，我实在担心：“这道题都不会做？拿张纸来，我给你画图……”可小菊并不想弄明白，她更想听广播、看杂志、出去玩：“你讲的是什么呀，一点儿也听不懂，我问同学去！”

后来我上了大学，经常给读高中的小菊写信：“小菊，每天一定把不会的题都弄会，不要拖到明天”，“每周背三篇古文，考前你就背完所有的古文了”，“学英语得背单词，背课文，多做题，不能偷懒……”可每次小菊都回信：“姐，我知道了，我会努力的。”

黑色的七月终于来了，我在学校心神不定，放假的第一时间就跳上了回家的火车，想陪小菊走过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可小菊的高考成绩只够上大专，她出分数的那天我没吃晚饭，借口看同学，独自离开了家。

“姐，你们都看些什么电影？舞会都跳什么舞？体育课还有滑冰啊？冰球比赛好看吗……”留在老家念大专的小菊，总希望通过我了解大学的生活。而我，越来越无法欣赏她的品味了：我开始抱怨她听的歌幼稚，磁带质量差；无法理解她不好好读书，而只对星座感兴趣；甚至会嫌她的衣服太夸张，不够素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连耳朵也不愿意“贡献”给小菊了。她趴在床上看电视剧，乐得手舞足蹈，我在另一个房间看书。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

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吵了一辈子的父母离婚了。父亲和我搬走，母亲和小菊留下，我们一家四口，至此分崩离析。

3

后来，我进入国企上班，小菊却在不停地换工作。

她做过园艺公司的前台、纯净水销售员、饭店大堂经理、公司出纳……她还在新加坡做过两年幼稚园老师，并在那里认识了妹夫光明。光明祖上是广东籍，在大马定居已经是第四代人了。

小菊从新加坡回国后，就改行学习美容。她在外市开了一家美容院，生意正红火时，光明追了过来，很快，小菊又跟随爱人远走马来西亚。

他们的婚礼是在大马办的，娘家人并没有出席。举行婚礼的那天，新郎新娘身穿中式传统服装，被亲友们簇拥着，光彩照人。我和母亲翻看那些照片的时候，又笑，又哭。

婚后，小菊和个性温和的公婆住在一起，不再外出工作了。家婆的厨房里一年到头都是汤水不断，几年下来，小菊被养得又白又胖，过去苗条的身型完全消失了。

大家都觉得，小菊真是好福气。

4

十二月，北方寒冬的肃杀就再也藏不住了。相比之下，室内的暖气，让人觉得分外幸福。

妹夫光明打来电话，他先是用广味普通话跟我寒暄了几句，接着就告诉我，小菊前段时间生病了，住院治疗后，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他说完，就把电话交给了妻子：“Hello，我是小菊呀……”

我一时愣在那里。这是小菊惯用的打招呼方式，只是变得吐字不清。她得了脑血栓，这病是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

母亲病发时是六十岁，她躺在地板上不能动的样子，至今还历历在目。可小菊的孩子才刚满七岁，她怎么会得这种老年病呢？想想小菊养尊处优不运动的样子，我对她的“恨”又升腾起来。为什么她对自己的人生如此不负责，竟然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时光又好似回到小菊没考上大学的时候。

可我又时时都在心里祈祷：“小菊还年轻，病发现得及时，她一定会好起来的。”我开始时常打电话询问小菊的恢复情况，光明总安慰我，说小菊正在慢慢地好转。

我无法在她身边照顾她，想汇些钱过去，小菊拒绝了我。

和往年一样，小菊和光明在年三十的晚上，给母亲打来了祝福的电话，幸好，母亲没有发现异样。可年还没过完，小菊就再次住院，情况变得更糟，她很快就病危昏迷了。

小菊还是走了。

尽管我极力表现得正常，但时间却将问题一点点地放大。“小菊老长时间没来电话了，家里不会出啥事儿吧？”母亲的话吓得我差点把手里的碗掉到地上。

绝对不能让母亲知道小菊的事，这会要了她的命。

小菊生前从来都不会忘记给母亲送上节日的问候，而母亲也只有听到她的声音，才会安心。我拖延、焦虑，最终决定赌一把。

我把车开到远离市区的地方，避开熟悉的城市噪音，还特地办了个电信的号码（只有电信能做到不显示来电号码，只需在要拨打的号码前加上*76）。我静坐了一会儿，调整好情绪，就掏出了手机。

电话接通时，我的心在狂跳，抢在母亲开口前，我说道：“Hello，我是小菊呀……”

母亲太渴望听到小菊的声音了，她相信了：“小菊，你咋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电话啊？妈都想你了……”可我的模仿能力太差，母亲渐渐发觉声音有些不对，“小菊，你说话咋变了？怎么和你姐说话一样了？”

紧张让我的声音显得愈发地古怪，眼看就要暴露了，情急之下，我找到了借口：“最近孩子病了，家婆也住院了，我着急上火嗓子坏了，医生说长了息肉，声音就变成这样了……”

打完这通电话，我瘫坐在车里，等待汗湿的T恤慢慢变干。

在城郊，我代替小菊活在母亲那个日渐缩小、萎顿的世界里。我惊恐、惶惑，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让小菊在这个世界上，保持另一种存在。

小菊，姐姐做得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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