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事为什么要等老了再去做呢？

回忆录的英文为Memoir，是从法语来的，发音很柔和、很优美，意思是写下来的回忆。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写回忆录呢？通常不是老年人才会写回忆录吗？他们退休了，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回顾往事，打发时光。如果我们不是老年人，干吗要写回忆录？当然，名人也写回忆录，可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名人，谁会想读我们写的回忆录呢？

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同样神圣的，而且只要我们用心去寻求，就一定能发现我们生命中的重量级故事。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是名人还是普通人，在写作自己的回忆录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尊重的是生命本身，而不是生命的长度或是别人的肯定。当我们在读朋友们写的回忆录时，真正感动我们的是他们生命本身的力量，而不是他们的名声，往往越是平常人的故事越让我们感动。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故事写出来？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也是为了每一个人的益处，包括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需要尽早从过去的伤痛中得到医治，我们需要尽早告诉人们我们心里依然有爱，而且，我们爱的能力已经不再是过去那颗小嫩芽的光景了，我们经过痛苦、忍耐、怀疑，终于长成了一棵成年的树，可以为人们遮挡风雨，送去安慰。

这样美好的事，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老了再去做呢？再说，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活到某个岁数，而且到了那个岁数还一定思路清楚。如果你现在已经退休并且身体健康、思维活跃，那么写回忆录就更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既然写回忆录是一件好事，那么现在就开始做吧！

我想和你分享我在2001年写的一篇回忆录，题目是《签证》。

签 证

如果地球上所有人都有犯罪的倾向，你怎么证明你就没有犯罪的倾向？一个对地球人了如指掌的审判官会来审判你，通常你只有两分钟的时间来证明这个完全不可能被证实的命题。

地球上没有一个人能证明这一点。

但是，为了去美国，无论是访友、留学，我都必须向美国签证官证明我在美国短暂停留后，一定会马上回国。我知道自己是在撒谎，谁不是呢？确实有不少申请非移民签证去美国的中国人都希望在美国停留的时间更长些，最好是永久居留，以便尽享美国生活，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但是我必须学会理直气壮地撒谎，这样我才有可能说服签证官，拿到通向美国的钥匙——签证。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

我在青岛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上大三时，碰到了一位非常棒的写作老师——来自美国加州的兰达夫人。她自己就是一个写剧本的作家。她非常喜欢我写的故事，鼓励我去美国学习创意写作。我兴奋极了，我的美国梦要成真啦！兰达夫人会做我的经济担保人，一年支持我一万美金——我觉得我就是天下最幸运的孩子！

兰达夫人去上海美领馆打听，得知三个月的访友签证是最简单、最好办的，就办好了所有的文件寄给我。我们的计划是，等我到了美国后，再申请将我的访友签证转成学生签证，只要到了美国，转身份应该不会太难。

1993年7月，刚从大学毕业的我，马上就奔赴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去申请访友签证。正赶上北京闷热的夏天，我从早上五点钟就开始排队，队伍越来越长，星条旗在风中飘扬，一个年轻的中国战士持枪肃穆地站在使馆门前，我等啊等，六个小时过去了，我终于进入了使馆。

我又开始排队，然后我领到了一个窗口的号码，就等在这个窗口后的队伍里。这时我开始紧张了，我早就听说要拿到签证是一件非常玄的事，可是我总是那个幸运儿呀，也许我流利的英语和充分的自信会让签证官大笔一挥就签了呢！如果我们都是在撒谎，那么，作为一个英语专业毕业的优等生，我撒谎的能力一定比别人强。

我已经靠近窗口了，听见前面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正在向签证官解释他为什么想去美国学农学：“第一……第二……”——他的英语笨拙，手势也笨拙。我正替他感到难受呢，就听到自己的名字“Hua Li”从扩音器里传出来——姓和名都倒了个，而且都是一个奇怪的、上扬的音调，连我自己都觉得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我努力使自己更勇敢、更自信。我对防弹玻璃窗后的签证官说了下午好，他是一个中年的白人，脑门光光的，几乎全秃了，他冷冷地回答了我，冷漠的眼睛审视着我和我的申请材料。

“谁是兰达夫人?”

“她是我在青岛大学的老师。我们是好朋友。”

“你这次访友回来，工作能挣多少钱？”

“一千人民币。英语专业很好找工作。”

“为什么兰达夫人在邀请信里写了三个月，却在经济担保书做了一年的担保？”

当然兰达夫人希望我在美国待得更久，可以在美国学习，可是我不能这么说啊。“也许她认为这是一种更好的担保？”

签证官摇了摇头：“不是。你就是想拿到去美国的签证。对不起，我不能给你签证。”说着，他就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个章，把我的所有文件都推出了窗口。

“谢谢你。”我很快地收好了所有的材料，甚至还对他微笑了一下。我不能在这个时刻愤怒，更不能歇斯底里大发作，让我的祖国蒙羞。或许到了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力气发作了，从半夜起床来使馆排队到现在，我饿得都有些头晕眼花了。

我给兰达夫人打电话，告诉她我被拒签了，因为我不能解释三个月和一年之间的差别。兰达夫人打电话到使馆试图解释这个问题，但使馆说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我必须向签证官证明我没有移民倾向。

兰达夫人很困惑：为什么她的政府不允许我去看她？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不会对她的国家有任何危害。我自己则觉得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是的，签证官说得没错，我的确计划在美国待得更久——但是那就意味着我永远去不了美国吗？可是那些拿到签证的幸运儿又如何呢？他们也不打算按签证日期回来，可为什么他们还是拿到了签证？！

我必须等六个月才能签第二次。这次，我来到了上海美领馆碰运气。

1994年1月，领馆里只有十几个申请人。签证官微笑着坐在桌子后面，没有防弹玻璃窗隔在我们中间。他甚至用中文问我:“你为什么要去美国？”

“去看朋友。”我尽量自然地说着，就像和朋友对话一样。

于是他在我的护照上写了些什么，微笑着还给了我。我又一次被拒了，被一个友善的签证官微笑着拒了。

这下我终于确信运气在签证这件事上跟我是无缘的。我的同胞告诉我，年轻人要拿到访友的签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何况，对北京那位签证官来说，我的英语说得那么好，他估计我去了美国后肯定不会回中国——不知怎的，这个解释让我心里得了些安慰，我可不想拿宝贵的青春和流利的英语去换一张签证。好吧，那就让我在中国好好生活吧！

1994年秋天，我南下去了深圳闯荡。兰达夫人在1995年发现自己已是癌症晚期。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安慰她，但是渐渐地，我们失去了联系。我忙着工作和恋爱，但是我心里有一块地方总是空落落的：我忘不了我的美国梦。最后，我下定决心，趁着自己还年轻，抓住机会再试一回，这样我就算失败了也无怨无悔，也对得起兰达夫人了。

1998年夏天，我离开深圳，来到北京新东方学GRE，这是被美国签证官拒签若干次后立志帮助广大中国学生实现梦想的俞敏洪老师创建的名牌学校——看吧，拒签大军浩浩荡荡，我绝对不是孤军奋战。

忙完自己的申请后，1999年1月，我开始在新东方教GRE和托福。

1999年4月，我被亚利桑那大学英语语言学硕士项目录取了，并且免了学费。与此同时，我也被天普大学的创意写作硕士项目录取了，但没有任何奖学金，再说，去学创意写作，如何排除自己的移民倾向？所以，我很清楚，我必须先去亚利桑那大学，到了美国后再“曲线救国”。

1999年7月，我又一次等在北京美国大使馆门外。六年过去了，美国星条旗和中国战士都依然如故，但是我已经不是六年前的那个我了，我做了充分准备，我知道我要去美国学习英语语言学是因为我要回国，要回到新东方做一个与众不同的好老师——这个逻辑无懈可击吧？我已经是新东方的老师，又有俞敏洪老师为我写的推荐信，去美国学一个对口的专业，为了回国后在中国更好地发展，看哪个签证官还能拒我？

上午九点，我前面的那位来自东北的女孩子和那位韩裔的签证官争执起来，被两位保安架走，窗口关闭了五分钟。我就是下一位。我知道自己是凶多吉少了。

“你怎么支付你在美国的生活费？”

“我在北京新东方教书，一堂课就能挣一千块，一万美金的生活费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你的I20表格有效期是多长？”

“三年。”

“那你就需要三万美金来支付你的生活费。你怎么付得起？”

问这个问题就是要拒我，因为一般签证官不会问你第二年、第三年的费用——我还没来得及回话，他已经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把所有的材料推了出来。我又一次被拒了：六年过去了，我用尽一切努力和热情申请的学生签证，就这样迅速而无情地被拒了。

没有眼泪。已经走了这么远，我必须继续签。我又一次决定去上海碰运气。六年过去了，美国的签证申请制度也改革了：我不用再等六个月就能签第二次，我还可以打电话预约签证时间，不需要半夜起来排队等到第二天中午饿得头晕眼花才能签——美国人在保护中国人权这方面真是有了进步！

一周之后，我在上海美领馆第二次申请签证。面试我的是一个笑眯眯的美国妹妹。她挺热情地回应了我的“早上好”，然后问道：“你怎么挣到这一万美金的？”

“我毕业后工作了五年。”

“这就是你能提供的所有文件吗？”

“是。”——我还能说什么别的呢？

“对不起，我不能给你签证。”她笑眯眯地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又把我给拒了。

我真是要崩溃了。看来钱是个关键问题，尽管我有银行存款证明，但是因为所有的申请人都有银行存款证明，所以签证官并不信这个。那位韩裔签证官问及我三年的生活费，是有些故意刁难我，可是这位美国妹妹还是挺友善的，我怎么才能让签证官相信我有这笔钱呢？

我给北京新东方打电话，他们给我寄了学校的退税证明，还有校长俞敏洪老师的一封信——其实，学校的退税证明只能证明学校挣了多少钱，并不能证明我就一定有钱——但是，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必须提供一切我能提供的文件！

8月4号是我的第三次面试。前一晚的失眠让我感觉虚弱、头晕，但是我穿上了藏青色的旗袍和白色的高跟鞋，盘起了头发，我要让自己成熟、富有、自信。这次我在使馆里面等待的时候，觉得相对平静些。我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在胸前拼命划着十字。真有意思，我心想，签证这个经历可是够我拍一部电影的。

一个表情傲慢的白人小伙子面试我。他正在看我的拒签记录。我感觉自己已经是一个罪犯了。

“你是怎么挣到这一万美金的？”

“我在北京新东方教书一个月就能挣两千美金，我当然能够负担这个学费。”

他正在仔细地看学校的退税表和校长的信，我想帮他点忙，就说：“这是我学校寄来的材料。”

“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这是什么材料。”

完了，我心想，又该拒我了，要拒就拒吧，我不会惊讶的，但他说了什么呢？——

“李小姐，你的签证申请批准了。”

奇迹终于发生在了我身上！

当然，在亚利桑那大学读完语言学硕士后我没有马上回国。我到美国是来实现我的美国梦的：我想创作！学习那些枯燥乏味的语言学课程对我的大脑来说真是一种折磨，但是我挺过来了。我终于顺利地毕业，并且来到著名的南加州大学学习创意写作，讲这个签证的故事——想当初，我曾经被逼着用尽浑身解数来撒谎，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讲真话！

现在，当我坐在桌前写作，回忆起当年一幕幕的签证申请场景时，还是难以相信自己曾经真的经历过这么多挫折，才实现了我的美国梦，最终还平安地回到了我的祖国，在大学里开设了创意写作课程！

如果能选择，我也希望我的故事不要那么戏剧性——毕竟，六年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再加上签证面试时的高度紧张和一再被拒的羞辱，谁能担当得起呢？可是，这就是我经历的真实故事，我相信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2001年，在南加州大学学习创意写作时，我写了这个故事的英文版，并且在班上读给大家听。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说这个故事让他们大开眼界：他们被我那些年的努力和我的写作风格吸引住了。当我读到这一段：

……六年过去了，美国的签证申请制度也改革了：我不用再等六个月就能签第二次，我还可以打电话预约签证时间，不需要半夜起来排队等到第二天中午饿得头晕眼花才能签——美国人在保护中国人权这方面真是有了进步！

同学们都笑了，有一位同学说我真有幽默感。

我的老师肯尼思·杜兰（Kenneth Turan）是洛杉矶一位著名的影评作家，他在这篇故事的很多地方都加了下划线，说我写得非常棒，在结尾的评语中他写道，他“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其中有一种“很艺术的纯朴”，在整体上我对故事的“处理和写法是非常出色的”。他说这个故事是“一扇看另一个文化的精彩窗口”。

我有时也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最后那位签证官看着那么傲慢，可还是给了我签证呢？而且时至今日，我还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学生就一定要在美国签证官面前撒谎才能拿到签证？如果不能确定毕业后的去向，为什么我们不能说真话？

对我来说，回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信守我在签证官面前的承诺，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向美国政府做出的承诺。

可是我之所以能信守这份承诺，是因为我在美国学习创意写作时，真正地找到了我的中国根。对一个学习创意写作的人来说，发现自己独特的根基太重要了，只有找到能扎根的土壤，才能开花结果，所以我选择回到中国工作。

回首往事，我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幸运儿，在困难重重的签证历险中我不仅拿到了签证，学到了我梦想的专业，而且甘心乐意地信守了我的承诺，回到中国安居乐业。

我希望我的回忆录对你是一个鼓励。也许你因此有了灵感。你看，写回忆录是多有意思的事情！我曾经在那样艰难甚至绝望的场景中挣扎，而现在，我可以在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写作，和所有的朋友分享我的得胜。写作给我力量，我相信写作也会给你力量！

本文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写出心灵深处的故事》，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转载请联系出版方。
关于“人间”（the Livings）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写作计划、题目设想、合作意向、费用协商等等，请致信：thelivings@163.com
题图：ANNIE SPRA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