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工厂的男工宿舍

2016-06-28 16:10:34
2016.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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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 岭南给人的感觉是十分具有冲击力的:太阳、光线、色彩、楼房、人群,一切都那样强烈,具有极端的美。 我在东莞樟木头镇闲逛了很久,欣赏了花园小区、被绿色植被覆盖的山峦、大型现代化超市、时装店、快餐厅后,却始终看不到工人聚居区。 我知道它们就隐藏在那里——有那么多描述它们的文字——但第一眼见到它们时,仍惊讶万分。 直到我置身其中,穿过一模一样的火柴盒宿舍楼,那涂着号码的封闭小房门,就像一幕幕幻灯片影像。如此众多的人集中地生活在这样的地方,着实令我吃惊。 若你仅仅只来过一次工厂宿舍,或抱着参观者的心态,很难有所发现,因为它们的模样实在太过普通。发生在普通之地的事件,通常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其实,有些事儿并不普通。 正是这些貌似普通的宿舍楼,让打工者有了最初的落脚点。他们从这里开始认识工厂,认识城市,认识另一个世界。对他们来说,这些楼宇是整个现代社会的缩影。在这里,他们穿上工装,通过新人培训,跌跌撞撞地变成工人,进入车间,开始工作;在这里,他们终结了乡村的田埂,而逐渐适应了现代化的流水线。 这些普通的宿舍楼像一面面放大镜,能映照出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1

从东莞市区到樟木头镇中心,像一级级走下台阶;从镇中心到工厂路,又像来到另一块大陆,遭遇另一段漂浮时空。工厂路只有唯一一条主干道,两侧除厂房宿舍,就是形状各异的农民房,天女散花般的招牌,尘土飞扬的货柜车。

那些离开了田野的农民,来到这个岭南小镇,在工厂路走来走去找工作,直到鞋底融化成麦芽糖,才等到进电子厂的机会。通常,他们会因对这个新城市的陌生,而选择住进宿舍。这个时间段大约是两年。

就像进入新兵训练营,从住进宿舍开始,这个人便脱离了乡村生活的轨道。在昏暗氤氲的宿舍开始,开启他的受难之旅。每一个打工者都在努力让自己的颜色、气味、词语更趋近整幅背景,而不要孤零零、古怪怪地凸现出来。

工厂宿舍的“全盛期”,恰是第一代打工者大举南迁的混乱期。那时,人来人往,拥挤在这个陈旧、便宜、粗糙的空间,每个人的气场都像敦煌壁画里的经变图——各有各讨生活的哀伤大历史,各有各一箩筐背井离乡的心酸家族史。

而今,全盛期已过,第二代打工者更敏感多思,和当初像抛洒谷物般散落在东南的老一辈不同,第一代离开家乡跑到异乡,在陌生地仓皇讨生活,赤手空拳,来不及询问或追问,慢慢变成一脸黑斑,皮肤枯干如橘皮的老人。而第二代却不愿在一场封闭的梦里循环做梦,总想睁眼问个明白。

2

宿管阿坚高大帅气,忙得红头涨脑,却总是笑吟吟的,眼神浓黑精纯。

“奇怪得很,从2013年开始,男工比女工多。”他从《宿舍分配表》上获得了这个信息后,吓了一跳。

阿坚的办公室是平房顶头的那间,门口挂着“宿管”牌子。墙上小黑板的表格清晰显现2014年电子厂的男女比例——全厂3200人,住宿舍的2600人中,1600人是男工,900人是女工。阿坚感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工厂的性别比例是可是八女比一男啊。”

城市需要工厂来提升GDP,而工厂运转则需要工人来当帮手,但此刻的电子厂,女工太难招,不得不大量招收男工。

进入宿管办公室的男工,顶着各类时尚发型,而阿坚却是最普通的黑色小平头(尽管他也是80后)。我问他为何发型如此“大众”,他将双手用力一拍,做了个摩擦手势:“管理者要以身作则哦!”

关于男工的发型,阿坚有自己的观察:“95年、96年出生的男工,最喜欢赶潮流,穿时髦衣服,搞新奇发型。”2010年,流行烫小卷;2011年是染黄色,半边长到遮住眼睛;2012年,两个鬓角短平,但剃上字母(ZY等)或各种符号(十字架等);2013年和2014年则是两侧剃平,中间高耸如草堆,脑门处是三角形。

我脱口而出:“莫西干头!”

但阿坚却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他讪讪一笑:“估计男工们也都不知道莫西干,只是看别人理,就跟风。”

从印第安人中的莫西干族,到作家库柏的小说《最后一个莫西干人》,直至贝克汉姆的莫西干发型,“莫西干”背后的意义不间断地转化,直把印第安部落祭典的精髓全部抽离,而只剩下脑袋顶上那几缕小卷毛。称自己为“莫西干”的是一代人,顶着“莫西干”发型的是另一代人,这之间发生了多少星尘往事我们不得而知,传说只是传说,现在只是现在。

就像此刻的这里,发型成了革命,像一股狂潮,席卷了所有青年男工;于是,电子厂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规定:“男工不得染三种以上颜色的发型。”

“怎么会,三种以上?!”

“当然会。”

3

男工宿舍像密室,填塞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地上堆着矿泉水瓶,顶部吊扇脏污生锈,毛巾滴水,运动鞋晒在牙缸旁,被褥揉成团。

“男工意味着麻烦、挑衅、悍勇、冲突和不可控。”(图:CFP)“男工意味着麻烦、挑衅、悍勇、冲突和不可控。”(图:CFP)

在南方,男人们表示不满时,总会说一个字:屌。在北方,说的是:操。但都异曲同工。在最激烈、最难忍、最不堪的时刻,这个字会脱口而出,频繁出现。似乎这个词也预示着男人们的共通性,阿坚总结90后男工的共通性,就是:赌博、喝酒、抽烟、打牌。

我不解:“这是种发泄方式?”

阿坚的两眼像那种装电石的脚踏车前灯,颊肉乱颤地大笑:“男人并非压力大才这样,这是他们的天性。”

男工意味着麻烦、挑衅、悍勇、冲突和不可控。那些到达电子厂的90后男孩(作者注: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抽样调查:出生于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打工总人数的60.9%),其经历大致相仿——留守儿童——父母健在的人间孤儿,初中辍学——九年义务教育的截止点,到父母打工的城市打工——第二代之命运轮回。

在厂里煎熬一两年后,像褪去罩衫般褪去胆怯,男孩们对光怪陆离的城市有所掌控,而来自外界的目光也不再是贬损和轻视,但他们的发展可能性依旧弱于女性——这和家乡重男轻女恰恰相反。

他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在有些工厂,花同样的时间,干同样的活,女工每天比男工多拿十块钱。

在工厂,女工是永远的宝石,年轻女工堪称钻石。然而,女孩们从乡村进入工厂,最多干两三年,等她们熟悉了街道、公交和男人后,便有了更多选择:售货员、洗脚妹、服务员、美容师、二奶——她们的机会一层层一瓣瓣,如蕨草复叶般繁多。

在家乡,那些男工们早已习惯将女性视为弱势群体,而当性别命运被翻转过来后,他们不服气。去质问,得到的回答是:“不想干就走人!”

很简单,厂里要裁员,首先遭殃的定是青年男工。女性的耐心和坚韧恰好适合长时间安静坐在流水线旁,而男性汹涌的荷尔蒙反倒成了不利因素——所谓的“大胆”和“冒险”在工厂都被贴上了负面标签。

工厂当然喜欢要女工,尽管阿坚则更喜欢管理男工——能“吼”住。而女工,不能只靠“吼”——她们更复杂。

4

电子厂的内部世界,并非像电视镜头所呈现得那么整齐划一,一旦进入,则意味着接受了某种准军事化的生活规则。

男孩们掏出身份证,填表,培训,领工衣工鞋,有了宿舍和工牌后,开始进入车间上班。他们要立即融入所处的环境,其速度要比变色龙还快。之后,他们的生活就像扑克牌般拥有了两面完全不同的花色:一面是城市,一面是乡村。

一眼望去,通过深蓝马甲上不同颜色的滚边,便可知你在这工厂帝国身处何级:红边是制造部门,黄边是间接部门,白边是客人。

“注意!”保安用干枯的声音不断提醒:“注意!”像这种类似的提醒接连进行几十次几百次后,服装的差异和人的差异之间,便建立起无法分离的关系。

这种人造关系不是一下子就能拆散的。见到别的车间主管,会敛声屏息;无需向临时工打招呼,那会降低自己的身份;但对那些根本不用穿工装,在车间自由走动的人,最好不要用正眼与之对视,他们也许就是老板——浑身散发着至尊者的懒散;还有一种穿便装的,却无需特别提防,只保持相对松弛便可。

如果把车间生活浓缩成两个字“纪律”,那么宿舍生活可能就是“疲惫”。从车间走出的男男女女类同幽灵,形象模糊,双睛通红,返回宿舍楼,穿过一片满是乱七八糟胳膊和大腿的长廊,推门进入后热气像招摇的洪水,从七八个人身上散发出来。在葡萄藤般错织交缠的高低床的某一张,安放下身躯,努力修复,力图让各零件重新达到均衡,以便能应付第二天的劳作。

此时此刻,床格外重要,它预示着休息不再只是自然行为,更裹挟着某种强迫。必须睡觉,也必须睡着。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传统完全背离:睡觉在电子厂是一种具有轻伤害的可怕行为。如果没睡好,第二天也许会被腐烂发酵的空气搞得昏天黑地,继而会装错货,会被拉长臭训,会被机器吃掉手指,会被重锤砸掉脚趾甲盖。

5

“日本人的管理……嗯……还是很细致的!”阿坚拿出叠打印纸,轻声说道。

他又即刻补充:“不过中国和日本。”他抬眼看我:“你知道的。”那叠打印纸有十几页,内容从宿管员的姓名和照片开始,清晰地指出各项业务:管理宿舍空床位卫生,值日表作成,清洁工具确认,维修跟踪确认,员工是否乱扔垃圾,不洗澡,私拉电线,私自煮饭等,细致琐碎。

这些规定沿用这个日资厂的一贯风格:图片和文字互补。一张白纸被分为左右两边——左边是文字,右边是图片——似乎制定政策的人像是拿不准阅读者的文字能力,不得不再费心配上彩色图片。

有张图非常简单,床板上放着个吹风机,其文字是:“确认宿舍是否使用大功率电器及私拉乱接现象。若发现,对正在使用的大功率电器,没收并罚款五十元,不予退还。”

我清晰记得有个90后男孩郑重宣告:“人在,发型在!”这些十八九岁的孩子,背着双肩包,拖着拉杆箱,蹲在大榕树下等公交车,或在工厂区四处找工作时,一定不会忘了带上吹风机。每天冲凉后,搞头发是最耗时的大工程,可每个男孩都乐此不疲。发型像宫殿那金碧辉煌的屋顶,不能有一丝一毫差池。而用吹风机将丝丝缕缕的头发吹干,再秘密地让它们组合成各种形状,那样的魔术时刻,则被男孩们视为“贵族享受”。

而现在,吹风机赫然出现在图片中——要被没收,要被罚款。虽然其余不能使用的电器类还有电饭锅、电磁炉、热得快……然而,吹风机被禁用的痛,是最大的痛。

除此以外,日本人的思维精确得像仪器:每周用湿抹布擦拭床板一次;每周用手敲打床板十下;每两个月用鸡毛掸清扫一次天花板;每天检查门、灯、水龙头、风扇、电源、电线、插头等是否安全;甚至鞋子要摆放成一条线,不可超越地面上的标准线……

白纸上的每一个字,都体现出独属于日式的专注、偏执和天真。我不知有多少人能“每周用手敲打床板十下”,这些训诫如老妈的絮叨一样,希望你能千依百顺地服从。而那些画面上的扫把、刷子、鞋子,并不让我感觉好笑,反而有种古怪的难受。无论新入职的人会做多少,能做多少,管理者都拿出最大耐心,循循善诱,视他们为幼儿园孩童。

但这也是事实:有男工将橘子皮从窗口丢下,有女工将瓜子皮吐到满地,有山区男人不习惯每天冲凉,大热天臭烘烘进来,臭烘烘躺下,在深夜臭烘烘地打呼噜,而早晨漱口时从喉咙中发出同样臭烘烘、吓死人的巨响。故而,“每天都冲凉”也成为一则条款。

6

“真有动刀血拼的?”我对男孩们那种灵魂出窍后的行为完全没有把握。而“手册”上,对于“管制刀具清查标准”是如此规定的:每周保安和宿管员对宿舍进行清查,发现有员工私藏刀具,一律没收并交行政处理。对私藏刀具的员工要予以解雇。

阿坚虽然笑,却显出蔑视。宿舍这头动物他日日孵养,身上的每一根汗毛,他都清清楚楚。

用工荒导致缺工,缺工便不得不大量招收男工,男工多必然促使厂内频发各类案件。

春节后刚开工那段时间,电子厂几乎每天都发生丢手机事件。一连串恶性连锁事件的最下游,出现了银光闪闪的刀具。从男工宿舍的角落,常能搜罗出各类长短刀具。各种械斗皆一样血腥暴力,但却各有各的目的。

东莞工厂的男工宿舍"发型像宫殿那金碧辉煌的屋顶,不能有一丝一毫差池。"(网络图)

原来,工厂里的男人和工厂外的完全不同,主要的区别是:工厂里有一个“群”——这些年龄相仿的人,同吃同住同玩,故能一呼百应,同享暴力。

械斗时的男人们都变成了部落人,变成了快刀手、短刀王和飞刀人。他们出洞,把风,搜索,警告,攻击,流窜,在榕树的阴影下抚摸流血的伤口,闻着皮肤上的焦燎味,鼓突的喉头咽下口唾沫,慢慢地回忆刚才——就在刚才——他们踩破同类的身体时,像踩破一粒紫红葡萄,随着“噗”的声音,汁液肆意迸出。

直到穿上工装准备上班的那一刻,像一部地狱景观的录像片被按了暂停,男孩们从空荒之景中回过神来,急匆匆在交班时间赶到车间。进入大门的那瞬,满头大汗被空调冷风收杀,整个人变得格外清醒,对此前发生的冲动不免后悔。

几乎所有的男孩都带着暴躁、语焉不详和跃动的孩子气,都有着永不驯服的野性活力;而几乎所有的女孩,既是婴儿又是妈妈,既习惯悲屈又擅长隐忍。男孩们总是身处极端——把自己推向断崖而无后路可转,总是那样不可自控,潜藏在血管和骨髓中的怨憎,总让他们要找茬大干一场。事毕,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一种被重力拉扯的疼痛。而歇息一段时日,那可怕的冲动因子又会再度聚集,剧烈演变,直至第二次爆发。而女孩们却总能以柔克刚,以太极拳步伐战胜一切阻塞。

所以,工厂主对青年男工的态度极为冷淡。一旦有了女工,即刻将这些任性的不驯服因子辞退掉。所以,男工地位远低于女工,这更让他们像困在暗黑地窖中,找不到逃脱路线的困兽。

7

十九岁的石依曲部是跟着姐夫来的,做的是“学生代表”:专门协助工厂管理和他一起来的近百名四川工,他对车间并不熟悉,“只进去过两次”。

这位男孩在解释自己的名字时,说“石头的石,一二三四的一”,随即便被阿坚纠正为“单人旁,衣服的衣”。

石依曲部一米六八,精瘦黧黑,脸庞窄细,五官精致。若他个子再高一点,脸盘再大一点,皮肤再白一点,完全可以演电影,因那五官凸凹得着实绝妙,双眼如藏在大山深处的黑泉,让看到它的人不好意思。然而,一张嘴,却泄露出弱项:每一个汉字都像被舌尖咬碎,破烂得不忍卒听。

进入电子厂对这个四川大山里的彝族男孩来说,不仅是进入了工业时代,还进入了一个被汉语命名的世界。他熟悉电子厂的过程,便是熟悉汉语的过程。每一个汉字对他,都是一次颠覆。

那群四川工到来后的两个月,不仅麻烦不断,且惊险连连。两个男工在厂外小店偷东西,被扭送到附近派出所。看我惊诧,阿坚老练地微微一笑:“这种事儿,不能着急。”他举例说,“之前厂里来过很多河南工,也是浑身毛病,但后来都变好了。”

“驯化需要一个过程。”阿坚随口道出。

“驯化?”我瞪大眼。

男工对电子厂出现的各类事物,皆充满好奇,如婴儿般无知。他们没见过灭火器,拿起来便乱捣鼓;没见过电脑,便用手在键盘上乱敲;每层宿舍楼内都有个管电的闸门,他们随便地把闸门拉下,令整栋楼全部漆黑。

“为什么这样干?”

“想看看拉下闸门后会发生什么。”黑暗中,我听到阿坚牙齿错位的咯吱声。

他们也许有“偷”的概念,但却认为偷盗算不得严重的事。有男工把食堂旁停放的自行车撬开,骑上就走。

“为什么?”

“自行车放在那里反正没人骑,我骑一下再放回去就好了。”

似乎在他们看来,“东西是可以共用的,而且用的时候无需给对方打招呼”。

有三个男工去鞋柜偷手机:两个望风,一个作案。抓住后集体抵赖,异口同声地说:“啥都没干”。阿坚瞪大眼睛:“监控上都有啊。”他们面面相觑,不知啥叫“监控”。把录像调出来后,看自己如男主角在电视剧里,大惊:“怎么把我们弄到电视上的?”问他们为什么偷,他们不承认那是“偷”——“柜子一拉就开了,手机自己掉了下来。”

“监控”这个词这才流传开来。

各种措施应有尽有,然而,小规模遭遇战还是防不胜防。阿坚的声调趋向绝望:“还有人放火!”

有个工人进入宿舍后,看到床上残留着纸张床单,便聚拢成堆,在地上点燃。等阿坚急匆匆赶来制止纵火犯时,他无辜辩解:“反正那些东西也没用了!”

一股巨大的愤怒让阿坚触电般吼了起来:“问题不是有用和无用,而是,怎么能在宿舍点火?”

对方的眼神无辜如羔羊:“我真的不想烧房子啊。”

阿坚只能无语。从骇得想暴跳到突然——突然,丢盔弃甲般地笑起来。

8

工厂里,各式各样的广告语铺天盖地,像一张蜘蛛网牢牢黏住视线,无法如水龙头说关就关。

到处都是汉字,到处都贴着严厉训诫:“不站立、躺卧在椅子上”,“不在非吸烟区及禁烟区抽烟”,可依旧随处能见顶金黄卷发、身形瘦削的男子,在耳侧夹着根香烟,随手将烟头丢在地上,却不踩灭火星。

到处的垃圾桶都标明“不可回收垃圾”“可回收垃圾”,但依然能看到地上狼藉的易拉罐、吸管、塑料袋、瓜子皮。

从车间出来的门口通道上挂着:“严禁携带任何火源及易燃易爆品进入厂房”;在“员工明白卡”中,诸多词语提示员工掌握基本的“疏散逃生技巧”;在“手机电池充电处”,用的是繁体字,但“急救箱保管人联系方法”,又是简化字。

来自各偏僻乡村的打工者,要从这些词语中学习各种技能,把身上那些惹祸的触须尽皆藏起,让自己重生为一个簇新人。

洗手池是个长条铝合金凹槽,并排三组,每组五个水龙头。墙上的话语激亢平庸:“生命来源于水,请节约用水”。另一处则温柔解释:“手帕利用流程” 1:洗手时将手放在洗手盆内,水龙头开小水,防止水溅出;2:洗手后,用手帕将手擦干,避免水滴到地面;3:洗手后用手帕擦干,不要将水甩到地面。

东莞工厂的男工宿舍

从进入电子厂的那刻起,这个封闭空间所形成的场所,一直都在强调纪律、规矩、制度。可这里,到处晃悠着求偶期的男女,到处是嘴角抿着骄傲或谦逊弧线的年轻个体。这些注定要相爱的男女,像脑中被置放了卫星定位系统的候鸟,毫无困难地在大迁徙的过程中找到另一个,然后,四目相对,被爱火闪电击中,上演一出出大红大绿的感情戏。

但恋爱,却是被严令禁止的。

从墙报上可知,这个厂有各类社团:“羽毛球社、器乐社、乒乓球社、篮球社、舞蹈社、骑行社”。90后男工喜欢进大厂,觉得“人多好玩”,“容易找对象”。但我还是看到了那句威严训诫——“不得勾肩搭背”。

还有手机。这几乎成了流水线以外生活的全部。

把两三个月的工资攒下来,买一款时髦手机,已是年轻人的头等大事。电子厂不是“以衣相人”,而是“以机相人”。手机在桌面上吱吱叫得蠢蠢欲动,短信微信QQ留言,让大甲虫总是吱吱挣扎想翻身。手机和它的主人一同挣扎着。即便每个人都捏着款救命手机,但那难掩的孤独还是四处飘荡。从手机屏幕上抬起的眼睛,像被挖去了瞳仁,空白地瞪视。

女工们的手机经过精心装扮,贴上小挂件假钻石,手机替这些寒酸女人先珠光宝气起来。女人们的脸泼染着各自面前那方形画框里的蓝紫炫光,两腮瘦削,眼神安静,到处是一箩筐一箩筐的工厂版章子怡,而男工们却只能拈酸咧嘴——“她们不好追的哦”,“她们都有男友的哦”。

宿舍鱼龙混杂,人员流动性大,所以,新工人进厂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学会和众多陌生人相处。相处的第一要义,是要时时提防他人。厂门口贴着《宿舍防盗宣传十五条》:手机在充电时,一定要确认门已经关好、反锁;睡觉时,手机、现金不能放在枕边;不要当众数钱,钱财不露眼;不要取太多现金放在宿舍。

厂区小店内的货架格档上,贴着一行行手写纸条:“你已进入录像区”“偷一罚百,并送公安局,请自觉!”“本店已装有录像监控,请自觉!”“小本生意,请不要对我下手!”

家和宿舍的区别绝不仅仅止于一张床。

躺在宿舍的第一天晚上,所有的人都会顿悟——这就是电子厂,这就是你要面对的生活。

夜晚,你醒来,瞪大眼睛,在黑暗中辨认出天花板,耳边是不同睡姿的人发出的不同频率的喘息,如蚕吃桑叶。

喘息和喘息交汇,构成一个巨大的梦境。

本文曾发表于《天涯》杂志,网易人间已获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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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 / 网易插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