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我闯入东莞男工宿舍

2016-07-05 20:44:49
2016.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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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 时间会把一切磨损侵蚀殆尽,任何东西都不能永远延续。一切都会消失——人、动物、风景、记忆、齿轮自动运转的社会、蜂巢般的城市。 我试图把在电子厂目睹到的一切写下来的念头,多么虚妄;然而,我却止不住要这么做。 每日凌晨,我都用手指敲打键盘,试图用文字挽留下那些我曾见过的鲜活之人。他们举手投足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蛛网中的一个结,都互相说明,互相依赖,而与二十一世纪的某些重大事件相互关联。

深夜九点半进入男工宿舍,对我不啻为一种挑战。

男工宿舍的窗户正对着工厂路。这栋楼的正面,看起来和这条欣欣向荣的街上的其他房子一模一样:乳白色瓷砖、铁艺阳台护栏、长方形玻璃窗。若不是阳台上晒着密麻麻的长裤长衫白袜,外人根本不知那是宿舍楼。

我是随机推开这些宿舍门的,事先并无任何安排。直愣愣地站在门口,感觉屋里的人脸廓极深,肤色暗沉,各个机警多疑,目光深邃抽象。

我就这样闯进这种原生态生活。

他们的父母曾从家族照片中漂流脱离,当他们结束留守少年时期进入城市,却又和父辈们一样是离群孤雁,荒凉伏据,身心空荡。

现在,面对我,他们不偏不倚,只陈述事实,也不作任何结论。我不敢多问,怕伤害了他们敏感而疼痛的神经。事实上,他们偶尔会流露出不快——像被硬生生撬开的扇贝,内部的柔韧被撕裂,被裸裎时,整个身体似乎都会发疼。

我慢慢发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有另一个隐秘世界,他们随时可以退缩进去,外人很难进入。但当时在宿舍,我并没有明显地察觉,沟通似乎无比顺畅。

然而,退缩、排据、躲闪、隐瞒——这些字眼在90后男工身上都得到了验证。他们只选他们说得出口的,更多的事实,埋藏在冰山之下。

“北京,那不是人待得地方”

A326是间没有桌子的宿舍,甚至没有纸箱或椅子。五张高低床靠墙摆开,吊扇下的地带空空荡荡。

“东西怎么放?”“塞到柜子里呗。”

零碎的小件就摊在床上。所幸,男工的东西比女工少。

十七岁的王杰来自河南,一张蜡白脸,女孩般标致,帅气长袖衫,目光焦距涣散,神情阴郁,一股韩国味。当发现我在注目他时,这个赤艳妖厉的少年立马翻出个白眼。他进电子厂才一周,在制造部当作业员,干打螺丝和组装的活。但其实,他去年已在这里干过半年。他知道这里要“站立干活”,不想来,可又没找到别的活。上个月再来时,他带来了同学邵新磊。

仅此而已,他懒得多说其他。十七岁的面孔上叠印了太多绝望,仿佛是其他所有人的复制品,无一例外,都有双冷漠的眼。

邵新磊和王杰是“黑白配”——个子矮小,头发浓密,脸庞黝黑,五官刚硬,十指粗短。邵新磊是第一次进厂,同样十七岁,却显得拘谨忸怩。来电子厂之前的一年多,他在北京朝阳门卖糖葫芦。

“北京。朝阳门。”

我以为听错了:“什么?”

他满面绯红,简短地重复了那两个词。

邵新磊干巴巴的语调中呈现出来的北京,和升国旗的北京没什么关系。那是个遥远而陌生的“成人世界”。那六个和他一起卖糖葫芦的,都是他的亲戚,舅舅、小姨、大姨等等。女人们制作,男人们叫卖,每天工作十二小时。

他说,卖糖葫芦的人是北京最忙的人。每天早出晚归,不厌其烦地叫卖,不厌其烦地找零钱。在朝阳门,他也看到了很多古怪男女,但那些顾客对他如过眼烟云,他在伟大首都体验到的,只是煎熬、煎熬、再煎熬。

他仇恨北京,更仇恨糖葫芦:“那地方不是人待的。”(网络图)他仇恨北京,更仇恨糖葫芦:“那地方不是人待的。”(网络图)

父亲四十二,母亲四十一,父母总是吵架。他完全不能理解成年男人对自己女人的躁烦不耐,亦不能理解男人可以将女人长时间丢在家中不管不问。最初,父母是一起出门打工。现在,父亲在县城跑车,母亲在村里种地,照顾八岁的弟弟。

他初二时便辍学,但并不遗憾,“村里和我一起玩的男孩到了初一初二就都不上了。”“老师讲的听不懂。”“父母想让我上,但我自己不上了。”

于是,他选择了去北京卖糖葫芦。熬了一年多,他向母亲悄悄抱怨,“太累了。”

电子厂站着上班是累,可卖糖葫芦更累。都是早出晚归干活,可是卖糖葫芦“还要喊!”直到喊得口干舌燥。忙碌一天,捏着零碎毛票回到小屋,舅舅姨姨们直通通射来的目光,像铁杵利剑,能把五脏六腑捣烂,令他咽不下米粒。有时卖得不好,他索性不回来吃饭。饥一顿饱一顿,让他不仅仇恨糖葫芦,还有北京——“那地方不是人待的”。

对于现下的生活,邵新磊的评价是“身累心不累”,只需把分配的活做好即可,下班后可完全放松。相比阴暗的北京,电子厂明快得像台球桌上的碰撞声。他知道干多少活拿多少钱(底薪多少,加班多少,都有明确规定),他能控制这个局面,吃饭更无需看别人脸色。

邵新磊的手机是“小霸王”,六百元。

他羞涩低头:“哎,一个杂牌子哦。”他每天吃饭要花十五元,有时会喝瓶冰红茶。在北京,他学会了抽烟,也学会了抽烟时如何点火和骂粗口。在那个干冷的北方城市,到处都起粉起屑,他一个冬天都在咳嗽,持续地咳嗽。到了春天,他变成了个小老头。

他没有女朋友,王杰也没有。不是不想找,是“还没找到”。

“慢慢找,总能找到的。”邵新磊觉得女人就像木头,摸着摸着,“木头舒服了,人也舒服了。”尽管这种爱太缺乏诗意,太过生物化,但这个十七岁男孩渴望抚摸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烟头明灭中,他的脑额叶里充满各种情色可能。

除了女人,他们其实什么都不缺

朱小文十九岁,湖南湘西人,中等个,敦实,油嘴滑舌,一个“老江湖”。两个月前来到电子厂,之前在塘厦(东莞的另一个镇)做焊锡。

他父亲在佛山工厂,母亲在老家种地。父母曾在他五岁时离家打工。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后,母亲回了老家。他是独生子,小学毕业后就到外面闯,年纪轻轻就认识了“外面的世界”。现在如果有事,他会给母亲打电话,“上个月还寄去了一千元”。

卢开元十七岁,四川达州人,长相周正,性情温和。看我进来,他把吊在床沿边的袜子收起,又让赤着上身的朱小文披上衣服。此前,他在深圳一家五金厂干数控,也是站着上班,所以到了这儿也没有不习惯,只是这里是大厂,“小厂轻松,大厂好玩”。

初中毕后,卢开元想上高中,但分数不高,只能去一般的高中,技校又不想读,于是便放弃求学。“出来混一下也好,认识一下社会”。但合同期满后,他“不想再做工厂了,想回家学个手艺”。

A326的四个男孩虽长相各异,来自不同地区,但共性是明显的——皆为90后,父母皆四十上下(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皆未能上高中(初中或小学毕业);皆抽烟;皆有手机。

这些90后男孩是第二代打工者的主力。他们的命运和父母辈不同,甚至和他们的弟弟妹妹们也不同。

他们出门,喜欢到有老乡或熟人的厂里,像一串螃蟹,一个带一个,互相勾连。王杰和邵新磊是老乡;朱小文有老乡在电子厂;卢开元的叔叔在电子厂旁的工业园做事,是叔叔叫他来的。“让我自己找,我是找不到这里的。”电子厂三千人之间,皆是老乡、亲戚、熟人等关系的重合。

夜里,工厂路的网吧、台球、小餐厅里,总是攒聚着一个个男孩。他们崇尚《古惑仔》里的义气,有自己的“江湖”。躺在宿舍的床上,他们用聊女人来打发时间。他们聊女人的小腿弧线,狐媚眼神,裙底风光,还聊她们的性欲指数。

邵新磊的床上放着两个廉价小音箱。他喜欢听伍佰的《挪威的森林》,罗百吉的《黄昏》,蒙面哥的《一亿个伤心的理由》;朱小文喜欢DJ音乐,他打开一曲《为爱痴狂》,节奏强劲,又禁不住从床上跳下,在地上旋舞;卢开元钟情慢节奏,他喜欢的歌手叫庄心妍,听我说自己“从没听过”,他瞪大眼睛,“这个明星出来一年多了哦!”又补充,“我和我老乡都喜欢。”

他们无需按月给家里寄钱——因没有生计负累,对机器的忍耐力也比父母辈低。朱小文给母亲寄去一千元,并非家里急用,而是觉得多余的钱放在身边不安全。他们更不用为房子费心——每个人的老家,父母都倾其所有盖起楼房,为他们娶亲考虑。

虽都在外打工,但他们都觉这是临时行为,总在不断地寻找出路,也并不排斥重返老家。如果老家发展了,工作机会多,工资也不低的话,返乡并不可耻。

追姑娘,追潮流——可苹果是真的追不上哦

“追时代”频频出现在他们口中。好像这个现成的时代,需要用“追”才能赶得上。而他们确实是在努力地“追”。

先从外型上“追”——衣着、发型、说话的腔调,都从电影、电视、周围的人那里模仿;还从态度上“追”——他们很少紧张、愤慨、焦虑,更崇尚自由、轻松、愉快。“挣钱当然重要,可太受气了也不行。”好男孩卢开元说。

他们最最紧要去“追”的,当然是马子(女孩)

朱小文是“四人帮”中的老江湖。老江湖总是滴水不漏,绝不会把失望、担忧、疑惑露给你看。老江湖给你看的,都是他最得意的东西。他坦言,瞄一眼女孩,便能报出75C或80D的罩杯尺码,还能看出里面有无加海绵衬垫,并能根据大小判断其性欲高低。他坦言自己的“马子”是在惠州打工时认识的——他和她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她就坐在他身旁,他便展开追求攻势。

“泡妞谁不会啊!”他的嗓音磁性放电,一派如鱼得水的模样。

为了追马子,他说他一个月花了七千多。

“那你总共有多少钱?”

“两万!”他毫不讳言。

他说他十二三岁就知道“泡妞的事”,懂得对女孩怎样低下腰身极尽讨好之能事,爱抚、哄诱、拍马屁。他会讲笑话和小故事,具有男工中鲜见的喜剧天分。

“追马子的那一月”,他带女孩去KTV唱歌,爬山算命,酒吧蹦迪,洗脚按摩,又买衣服买花买玩具。“溜冰场的啤酒贵死了,要八九块一瓶!”但溜冰却不贵,一个人才八元,而“往吧台上一坐就要花钱”。

他最讨厌逛服装店,“每一次都花五六百”,“一共去了四次”,他像受到枪击的老虎般发出呻吟,“再多去几次,老子就破产了啊!”

两万元是他在老家当粉刷工攒的。

“粉刷工这么挣钱?”

他瞥了我一眼:“干工地很挣钱的。”2011年在工地上干活,小工一天一百八,大工两百八,粉刷工按平方计算,一平米三元。手脚快的工人一天能刷一百二十平方米,稳挣三百六。再多干点,四百没问题。

当然,两万元只是诱饵,在“追马子”的工程里,能说会道才是真正的利器。他在情场上练就的这套功夫使他屡战屡胜。

换辆新款摩托车不叫换车,对于他们来说,叫“追时代”(网络图)换辆新款摩托车不叫换车,对于他们来说,叫“追时代”(网络图)

另一个要“追”的,是时尚、潮流。

“我朋友挣钱很容易,三个月就换一辆摩托车,新款一出来就换。”

“啊?摩托车不便宜啊!”

他解释:“追时代哦。90后的想法我知道。”朱小文知道,骑上新款摩托车,载上长发长腿美女,在暗夜的街上疾驰而过,那种快乐并不虚妄,而是能用掌心实实在在捏住的。

他们要的是大鸣大放,他们要把更多的爱留给自己。这些男孩大多是留守儿童——是父母健全的孤儿。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貌似有亲人存在,实则举目无亲。所以,他们更依赖的是自己。现在,青春就是他们的资本。他们吃自己的资本,就像吃冰淇淋一样顺嘴。

所以,换辆新款摩托车不叫换车,叫“追时代”。

而朱小文自己并不喜欢摩托车,他喜欢手机。现在,他正在为怎么“追”而苦恼:“有钱的用苹果,没钱的用垃圾。”“垃圾男人用垃圾手机。”“5S不贵,颜色好。”“6S贵啊,但款型我不喜欢。”“唉,我朋友都拿5S。”……

他终于卸下老江湖面具,露出难得一见的软弱:“追苹果是追不上的哦!”

什么都吓不倒90后,除了“苹果”。新款苹果一上市,90后就像在城里亲戚家做客被怠慢了,只能忍耐着,不敢发一丝丝小火。他们生怕自己成为潮流之外的那个人,那个被咬了一口的小苹果,让他们晚上睡觉时,肌肉像拉满的弓,心窝子里戳了一千把箭。

能在河南饼摊前认识个河南女孩,再一起回老家,就是完美人生

当我称A211为“驻马店宿舍”时,三个男孩都笑了。

这个尘螨密布的隐遁密宅里共有十张床,住了八个人,六个来自驻马店。

赖高强说他二十几岁时,我反问:“二十几?”他略显尴尬。顿了顿,坦言:“我不记得身份证是哪一年的。”看我瞪大眼,他承认:“我拿的是别人的身份证。”

他只有十六岁,根本不像成年人。一米六的个头,巴掌大的小脸上一双细长眼。若穿上校服,也只能坐在教室第一排。一个半月前来到电子厂,发工资时只拿到一千多,还没舍得花。他哥哥二十二岁,也住这间宿舍,他和哥哥现在“手上都没钱”,所以,要老老实实呆在厂里,攒点钱再说。

和邵新磊一样,赖高强也精瘦如小老头,但赖高强身上有股要搅得生活惶惶不安的戾气。他眨巴眼睛说女人时,有种难掩的污浊感。邵新磊却没他那样厚颜,目光怯怯低垂。

和赖高强不同,刘文闯确实如他所说的,是“二十三岁”——身高一米八,黑衬衫,黑长裤,黑短发,算得上“黑马王子”。他习惯性地绞扭双手,两撇眉毛浓得不近人情,眼睛像蓬乱草檐下的灯,再亮都显得昏暗。他曾在深圳公明电子厂干过半年,后又回驻马店两年,一个半月前来到这家电子厂。

在老家,他干的是打零工的活,现在想来,那个活既“自由”又“工资高”。他干搬运,一天挣三四百是常事。但他又嘿嘿一笑,“有的重活干不了。”像扛大包,他怎么都不会干。他主要在火车站卸啤酒。“四川女人和云南女人有劲,河南男人和河南女人都没劲。”他不隶属哪个公司,只要卸货单位有需要,就打电话,活多时再召集同伙。他叹气,“打工不是长活,在厂里不能干一辈子”,所以他想去“学点技术”。而他所谓的技术,就是开车。他喜欢开车,但苦于没驾照。

李京洲大脑袋大肚腩,像个松皱胖大孩童。他们都是通过一家劳务公司进厂,在“新人培训”时认识,又分配到同一间宿舍。李京洲此前从未进过厂,刚满十八岁。初中毕业后,曾在上海“玩过一段时间”——和父亲一起做大理石装修。他选择进厂,是为了“出来玩一下”,“看看大世界”。可是,工厂生活让他发现,“还没跟着老爸自由”。那时,他们“有活就干,没活就玩”。进厂后发现,“这里规矩太多”,“不好玩”。

赖高强锐声大笑:“他说的不好玩就是还没找到女朋友啊。”

似乎,“进过厂”就是不一样。一旦懂了工厂的秘密,便有了另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便会撇嘴嘲讽,觉得自己“醒”,别人“蠢”。

李京洲只是讪笑,并不否认。他感慨这里“河南人太多了”。街边那些小摊贩,“一说话就是河南口音”,于是,他总是买饼吃,不仅因为快餐没油水,还因为能听到家乡话,“有种亲切感”。

他一天不吃饼就像犯毒瘾,睡不好觉。他说自己是“犯饼瘾”。“饼”这个字在充盈的口水里浸泡得湿漉漉,再被舌尖恶狠狠弹出,在空中爆炸得余音袅袅。

李京洲回忆起某次寿宴上吃到的肉饼——那肉,那饼!他断言自己还可再吃下三五个。而到了岭南,他发现这里的人对面食一窍不通,一派含混。

他也不喜欢“外地女孩”,他更倾心“老家的”。他希望在饼摊前碰到个来自驻马店的女孩,四目相对,从初恋到热恋,回老家结婚,再一起返回来打工——这就是他的“完美人生”。

“找个南方人,她要天天吃米怎么办?” 而且,“春节为回谁家还要吵架”。李京洲的思虑是实际的。

所以,他天天去吃饼,希望碰到口味一致的家乡女孩。

从目送女友离去到现在,他一直是一个病人

“在厂里也能找到女朋友,但没合适的结婚对象。”三个人中,最成熟的当属刘文闯。他认为女孩最好二十岁出头,“更靠谱”,如果十七八,“找她也只是玩玩”。

“十七八和二十出头有什么差别?”

刘文闯用锐利眼锋把我一刮:“差别大了!”

当他定下主攻人群的年龄阶段后,却发现,厂里虽熙熙攘攘有上千女工,但每一个都和自己“离得那么远”。如果冒然搭讪,效果不好,自己也会没面子。现在,他最不喜欢过的就是星期天。“除了睡觉还是睡觉”,要不就是“几个大老爷们出去玩”。

我被这种戏剧性的自我描述感染着,不禁说,“你可以主动一点啊”,而他却说,“我对爱情害怕了。”

突然,刘文闯一脸正色,坦率承认:“其实,我算是已经结过婚的人。”

原来,刘文闯曾在二十一岁时和一个十九岁女孩相爱,育有一子,但没领结婚证。之后,那女孩离家出走,原因是“每天都吵架”。他抱怨那“恶女”:总会为一些生活琐事生闷气,“怎么哄都哄不好”。

“我们吵架时我天天盼着她走,她真走了,我两天没吃没睡。”他实在不懂女人,不懂女孩那如苔藓植物复叶般细碎的心思。她总是忽喜忽忧,时而微笑,时而蹙眉。

“你还爱她?”

“问题不在这儿。”他露出惊惶之色,“你也知道的,娃娃总是哭着找妈。而且……”他开始字斟句酌,“那个人,总是打她……”

即便这样,那傻女人也不回头。

刘文闯狠狠的眼神仿佛正盯着女友离开的背影。只要她不走,他就有指望。他从来没像那一刻那样充满恶毒祈愿——愿这个女人离开自己后倒霉得落花流水。可听说她挨打,他又万箭穿心。

其实,后来她打过电话,但他接听后对方便不再讲话。他熬不过她,说,“好啦这是长途电话,可以啦。”

他的意思是——“你可以回家啦。”

而她却可恶地挂断了电话,冲突毫无和解。

后来他才明白,她打电话是为了告别。

那个已两岁的小男孩,被母亲遗弃后,在村子里晃荡,是父亲额头的红字。做父亲的在老家呆不住,更别提找对象。媒人为他抱屈,说“真的不好再找啦”。

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被刘文闯归结为:“她太爱玩。”

他想南下打工,在厂里找个女友带回家,可进厂后才发现,二十岁以上的女人很难找。可是跟小女生——“她们什么都不懂”,“不成熟”,“不是过日子的人”。在他看来,成人世界和少女世界之间有条古老裂痕,小女生爱幻想好夸张,根本不具备妻子素质,而他已没有耐心,一点点等待,一点点培养。

他想找适合结婚的女子,却又悲惨发现,人家早已名花有主。

刘文闯是个奇怪的人,和A326的朱小文完全不同——朱小文是个彻底的老江湖,而刘文闯总喜欢使用轻浮字词,可他说出它们时,表情一点也不油滑,语调甚至苍凉。从本性上来讲,他是个认真而刻板的人。或许,从目送女友离去到现在,他一直是个偃旗息鼓的病人。

他们和工厂之间的那些碎片,怎么都粘合不起来

晚餐时的饭堂人潮涌动,沸腾着一种不知要发生什么事的欢闹。像揭开蒸笼大盖,一切都在腴软白烟中变形。据说此前,第一第二饭堂最高峰时,能容纳一万人就餐。现在人少了,但一日三餐算下来,也有五六千。

我夹在队伍里向前漫游时。一回头,身后脸庞甚为熟悉,居然是邵新磊。

穿了工装的他显得比在宿舍还单薄,简直就是一片薄木板。问他:“宿舍的人是不是都下班了?”他摇头,紧绷的脸庞躲藏进暗影,岔开话题不愿多谈,“我们不在一条线上”。他一个人下班后就来到了饭堂。

我说我请客,他摇头,抢在我付现金前,把饭卡往卡机上一刷。等我端着餐盘逡巡时,他已倏然不见。显然,他不愿和我坐在一起。

六元快餐是黄豆炖猪蹄、青菜豆干、煎鸡蛋、蛋花汤。菜量虽不少,但匮乏油水,也没有滋味。若仔细品咂,倒像是有股铁铲味。送回餐盘时,看到饭堂内的桌上摆着一片圆鼓鼓的凸起物,斗胆询问:“多少钱一个?”

“五毛!”

在这个冬天不下雪的地方,居然能吃到馒头。我四处张望,希望能看到李京洲。然而并没有。或许他还是固执地去厂门外买饼了。

此刻,饭堂里的六台电视同时打开,有人看新闻,有人看环球地理,有人看韩剧,更多的人在看武打片:提棍的提棍,舞刀的舞刀。偶尔,中国人和外国人各据一方对峙,剑道高手般蓄着内功好大张力,瞬间爆发后,擦身而过,又各就各位,再一回合,观众们时而,时而癫狂嘶喊,肾上腺素高涨:“打他!”“揍他!”“扁他!”

在屏幕不断变化的青光中,我又看到了邵新磊。

那男孩脆薄如饼干,坐在拐角,手握冰红茶,餐盘里塞满烟蒂。灯光下他的形体线条柔和,显得和这世界格格不入。在这个松弛的片刻,他的眼睛大睁,嘴角下弯,扯出一丝微笑。

离开热烘烘的饭菜味,离开众人身体辐射出的热度,我梦游般走出饭堂。

青灰色天空被大王椰切割成一块一块。我突然感觉,这锯齿般四分五裂的天空,无论怎样细致拼合,那些碎片都粘合不起来;那些碎片和碎片之间的空隙处,都埋藏着一股诡异的死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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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 / 网易插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