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我闯入东莞男工宿舍

自述 时间会把一切磨损侵蚀殆尽，任何东西都不能永远延续。一切都会消失——人、动物、风景、记忆、齿轮自动运转的社会、蜂巢般的城市。 我试图把在电子厂目睹到的一切写下来的念头，多么虚妄；然而，我却止不住要这么做。 每日凌晨，我都用手指敲打键盘，试图用文字挽留下那些我曾见过的鲜活之人。他们举手投足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蛛网中的一个结，都互相说明，互相依赖，而与二十一世纪的某些重大事件相互关联。

深夜九点半进入男工宿舍，对我不啻为一种挑战。

男工宿舍的窗户正对着工厂路。这栋楼的正面，看起来和这条欣欣向荣的街上的其他房子一模一样：乳白色瓷砖、铁艺阳台护栏、长方形玻璃窗。若不是阳台上晒着密麻麻的长裤长衫白袜，外人根本不知那是宿舍楼。

我是随机推开这些宿舍门的，事先并无任何安排。直愣愣地站在门口，感觉屋里的人脸廓极深，肤色暗沉，各个机警多疑，目光深邃抽象。

我就这样闯进这种原生态生活。

他们的父母曾从家族照片中漂流脱离，当他们结束留守少年时期进入城市，却又和父辈们一样是离群孤雁，荒凉伏据，身心空荡。

现在，面对我，他们不偏不倚，只陈述事实，也不作任何结论。我不敢多问，怕伤害了他们敏感而疼痛的神经。事实上，他们偶尔会流露出不快——像被硬生生撬开的扇贝，内部的柔韧被撕裂，被裸裎时，整个身体似乎都会发疼。

我慢慢发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有另一个隐秘世界，他们随时可以退缩进去，外人很难进入。但当时在宿舍，我并没有明显地察觉，沟通似乎无比顺畅。

然而，退缩、排据、躲闪、隐瞒——这些字眼在90后男工身上都得到了验证。他们只选他们说得出口的，更多的事实，埋藏在冰山之下。

“北京，那不是人待得地方”

A326是间没有桌子的宿舍，甚至没有纸箱或椅子。五张高低床靠墙摆开，吊扇下的地带空空荡荡。

“东西怎么放？”“塞到柜子里呗。”

零碎的小件就摊在床上。所幸，男工的东西比女工少。

十七岁的王杰来自河南,一张蜡白脸，女孩般标致，帅气长袖衫，目光焦距涣散，神情阴郁，一股韩国味。当发现我在注目他时，这个赤艳妖厉的少年立马翻出个白眼。他进电子厂才一周，在制造部当作业员，干打螺丝和组装的活。但其实，他去年已在这里干过半年。他知道这里要“站立干活”，不想来，可又没找到别的活。上个月再来时，他带来了同学邵新磊。

仅此而已，他懒得多说其他。十七岁的面孔上叠印了太多绝望，仿佛是其他所有人的复制品，无一例外，都有双冷漠的眼。

邵新磊和王杰是“黑白配”——个子矮小，头发浓密，脸庞黝黑，五官刚硬，十指粗短。邵新磊是第一次进厂，同样十七岁，却显得拘谨忸怩。来电子厂之前的一年多，他在北京朝阳门卖糖葫芦。

“北京。朝阳门。”

我以为听错了：“什么？”

他满面绯红，简短地重复了那两个词。

邵新磊干巴巴的语调中呈现出来的北京，和升国旗的北京没什么关系。那是个遥远而陌生的“成人世界”。那六个和他一起卖糖葫芦的，都是他的亲戚，舅舅、小姨、大姨等等。女人们制作，男人们叫卖，每天工作十二小时。

他说，卖糖葫芦的人是北京最忙的人。每天早出晚归，不厌其烦地叫卖，不厌其烦地找零钱。在朝阳门，他也看到了很多古怪男女，但那些顾客对他如过眼烟云，他在伟大首都体验到的，只是煎熬、煎熬、再煎熬。

他仇恨北京，更仇恨糖葫芦：“那地方不是人待的。”（网络图）

父亲四十二，母亲四十一，父母总是吵架。他完全不能理解成年男人对自己女人的躁烦不耐，亦不能理解男人可以将女人长时间丢在家中不管不问。最初，父母是一起出门打工。现在，父亲在县城跑车，母亲在村里种地，照顾八岁的弟弟。

他初二时便辍学，但并不遗憾，“村里和我一起玩的男孩到了初一初二就都不上了。”“老师讲的听不懂。”“父母想让我上，但我自己不上了。”

于是，他选择了去北京卖糖葫芦。熬了一年多，他向母亲悄悄抱怨，“太累了。”

电子厂站着上班是累，可卖糖葫芦更累。都是早出晚归干活，可是卖糖葫芦“还要喊！”直到喊得口干舌燥。忙碌一天，捏着零碎毛票回到小屋，舅舅姨姨们直通通射来的目光，像铁杵利剑，能把五脏六腑捣烂，令他咽不下米粒。有时卖得不好，他索性不回来吃饭。饥一顿饱一顿，让他不仅仇恨糖葫芦，还有北京——“那地方不是人待的”。

对于现下的生活，邵新磊的评价是“身累心不累”，只需把分配的活做好即可，下班后可完全放松。相比阴暗的北京，电子厂明快得像台球桌上的碰撞声。他知道干多少活拿多少钱（底薪多少，加班多少，都有明确规定），他能控制这个局面，吃饭更无需看别人脸色。

邵新磊的手机是“小霸王”，六百元。

他羞涩低头：“哎，一个杂牌子哦。”他每天吃饭要花十五元，有时会喝瓶冰红茶。在北京，他学会了抽烟，也学会了抽烟时如何点火和骂粗口。在那个干冷的北方城市，到处都起粉起屑，他一个冬天都在咳嗽，持续地咳嗽。到了春天，他变成了个小老头。

他没有女朋友，王杰也没有。不是不想找，是“还没找到”。

“慢慢找，总能找到的。”邵新磊觉得女人就像木头，摸着摸着，“木头舒服了，人也舒服了。”尽管这种爱太缺乏诗意，太过生物化，但这个十七岁男孩渴望抚摸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烟头明灭中，他的脑额叶里充满各种情色可能。

除了女人，他们其实什么都不缺

朱小文十九岁，湖南湘西人，中等个，敦实，油嘴滑舌，一个“老江湖”。两个月前来到电子厂，之前在塘厦（东莞的另一个镇）做焊锡。

他父亲在佛山工厂，母亲在老家种地。父母曾在他五岁时离家打工。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后，母亲回了老家。他是独生子，小学毕业后就到外面闯，年纪轻轻就认识了“外面的世界”。现在如果有事，他会给母亲打电话，“上个月还寄去了一千元”。

卢开元十七岁，四川达州人，长相周正，性情温和。看我进来，他把吊在床沿边的袜子收起，又让赤着上身的朱小文披上衣服。此前，他在深圳一家五金厂干数控，也是站着上班，所以到了这儿也没有不习惯，只是这里是大厂，“小厂轻松，大厂好玩”。

初中毕后，卢开元想上高中，但分数不高，只能去一般的高中，技校又不想读，于是便放弃求学。“出来混一下也好，认识一下社会”。但合同期满后，他“不想再做工厂了，想回家学个手艺”。

A326的四个男孩虽长相各异，来自不同地区，但共性是明显的——皆为90后，父母皆四十上下（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皆未能上高中（初中或小学毕业）；皆抽烟；皆有手机。

这些90后男孩是第二代打工者的主力。他们的命运和父母辈不同，甚至和他们的弟弟妹妹们也不同。

他们出门，喜欢到有老乡或熟人的厂里，像一串螃蟹，一个带一个，互相勾连。王杰和邵新磊是老乡；朱小文有老乡在电子厂；卢开元的叔叔在电子厂旁的工业园做事，是叔叔叫他来的。“让我自己找，我是找不到这里的。”电子厂三千人之间，皆是老乡、亲戚、熟人等关系的重合。

夜里，工厂路的网吧、台球、小餐厅里，总是攒聚着一个个男孩。他们崇尚《古惑仔》里的义气，有自己的“江湖”。躺在宿舍的床上，他们用聊女人来打发时间。他们聊女人的小腿弧线，狐媚眼神，裙底风光，还聊她们的性欲指数。

邵新磊的床上放着两个廉价小音箱。他喜欢听伍佰的《挪威的森林》，罗百吉的《黄昏》，蒙面哥的《一亿个伤心的理由》；朱小文喜欢DJ音乐，他打开一曲《为爱痴狂》，节奏强劲，又禁不住从床上跳下，在地上旋舞；卢开元钟情慢节奏，他喜欢的歌手叫庄心妍，听我说自己“从没听过”，他瞪大眼睛，“这个明星出来一年多了哦！”又补充，“我和我老乡都喜欢。”

他们无需按月给家里寄钱——因没有生计负累，对机器的忍耐力也比父母辈低。朱小文给母亲寄去一千元，并非家里急用，而是觉得多余的钱放在身边不安全。他们更不用为房子费心——每个人的老家，父母都倾其所有盖起楼房，为他们娶亲考虑。

虽都在外打工，但他们都觉这是临时行为，总在不断地寻找出路，也并不排斥重返老家。如果老家发展了，工作机会多，工资也不低的话，返乡并不可耻。

追姑娘，追潮流——可苹果是真的追不上哦

“追时代”频频出现在他们口中。好像这个现成的时代，需要用“追”才能赶得上。而他们确实是在努力地“追”。

先从外型上“追”——衣着、发型、说话的腔调，都从电影、电视、周围的人那里模仿；还从态度上“追”——他们很少紧张、愤慨、焦虑，更崇尚自由、轻松、愉快。“挣钱当然重要，可太受气了也不行。”好男孩卢开元说。

他们最最紧要去“追”的，当然是马子（女孩）。

朱小文是“四人帮”中的老江湖。老江湖总是滴水不漏，绝不会把失望、担忧、疑惑露给你看。老江湖给你看的，都是他最得意的东西。他坦言，瞄一眼女孩，便能报出75C或80D的罩杯尺码，还能看出里面有无加海绵衬垫，并能根据大小判断其性欲高低。他坦言自己的“马子”是在惠州打工时认识的——他和她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她就坐在他身旁，他便展开追求攻势。

“泡妞谁不会啊！”他的嗓音磁性放电，一派如鱼得水的模样。

为了追马子，他说他一个月花了七千多。

“那你总共有多少钱？”

“两万！”他毫不讳言。

他说他十二三岁就知道“泡妞的事”，懂得对女孩怎样低下腰身极尽讨好之能事，爱抚、哄诱、拍马屁。他会讲笑话和小故事，具有男工中鲜见的喜剧天分。

“追马子的那一月”，他带女孩去KTV唱歌，爬山算命，酒吧蹦迪，洗脚按摩，又买衣服买花买玩具。“溜冰场的啤酒贵死了，要八九块一瓶！”但溜冰却不贵，一个人才八元，而“往吧台上一坐就要花钱”。

他最讨厌逛服装店，“每一次都花五六百”，“一共去了四次”，他像受到枪击的老虎般发出呻吟，“再多去几次，老子就破产了啊！”

两万元是他在老家当粉刷工攒的。

“粉刷工这么挣钱？”

他瞥了我一眼：“干工地很挣钱的。”2011年在工地上干活，小工一天一百八，大工两百八，粉刷工按平方计算，一平米三元。手脚快的工人一天能刷一百二十平方米，稳挣三百六。再多干点，四百没问题。

当然，两万元只是诱饵，在“追马子”的工程里，能说会道才是真正的利器。他在情场上练就的这套功夫使他屡战屡胜。

换辆新款摩托车不叫换车，对于他们来说，叫“追时代”（网络图）

另一个要“追”的，是时尚、潮流。

“我朋友挣钱很容易，三个月就换一辆摩托车，新款一出来就换。”

“啊？摩托车不便宜啊！”

他解释：“追时代哦。90后的想法我知道。”朱小文知道，骑上新款摩托车，载上长发长腿美女，在暗夜的街上疾驰而过，那种快乐并不虚妄，而是能用掌心实实在在捏住的。

他们要的是大鸣大放，他们要把更多的爱留给自己。这些男孩大多是留守儿童——是父母健全的孤儿。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貌似有亲人存在，实则举目无亲。所以，他们更依赖的是自己。现在，青春就是他们的资本。他们吃自己的资本，就像吃冰淇淋一样顺嘴。

所以，换辆新款摩托车不叫换车，叫“追时代”。

而朱小文自己并不喜欢摩托车，他喜欢手机。现在，他正在为怎么“追”而苦恼：“有钱的用苹果，没钱的用垃圾。”“垃圾男人用垃圾手机。”“5S不贵，颜色好。”“6S贵啊，但款型我不喜欢。”“唉，我朋友都拿5S。”……

他终于卸下老江湖面具，露出难得一见的软弱：“追苹果是追不上的哦！”

什么都吓不倒90后，除了“苹果”。新款苹果一上市，90后就像在城里亲戚家做客被怠慢了，只能忍耐着，不敢发一丝丝小火。他们生怕自己成为潮流之外的那个人，那个被咬了一口的小苹果，让他们晚上睡觉时，肌肉像拉满的弓，心窝子里戳了一千把箭。

能在河南饼摊前认识个河南女孩，再一起回老家，就是完美人生

当我称A211为“驻马店宿舍”时，三个男孩都笑了。

这个尘螨密布的隐遁密宅里共有十张床，住了八个人，六个来自驻马店。

赖高强说他二十几岁时，我反问：“二十几？”他略显尴尬。顿了顿，坦言：“我不记得身份证是哪一年的。”看我瞪大眼，他承认：“我拿的是别人的身份证。”

他只有十六岁，根本不像成年人。一米六的个头，巴掌大的小脸上一双细长眼。若穿上校服，也只能坐在教室第一排。一个半月前来到电子厂，发工资时只拿到一千多，还没舍得花。他哥哥二十二岁，也住这间宿舍，他和哥哥现在“手上都没钱”，所以，要老老实实呆在厂里，攒点钱再说。

和邵新磊一样，赖高强也精瘦如小老头，但赖高强身上有股要搅得生活惶惶不安的戾气。他眨巴眼睛说女人时，有种难掩的污浊感。邵新磊却没他那样厚颜，目光怯怯低垂。

和赖高强不同，刘文闯确实如他所说的，是“二十三岁”——身高一米八，黑衬衫，黑长裤，黑短发，算得上“黑马王子”。他习惯性地绞扭双手，两撇眉毛浓得不近人情，眼睛像蓬乱草檐下的灯，再亮都显得昏暗。他曾在深圳公明电子厂干过半年，后又回驻马店两年，一个半月前来到这家电子厂。

在老家，他干的是打零工的活，现在想来，那个活既“自由”又“工资高”。他干搬运，一天挣三四百是常事。但他又嘿嘿一笑，“有的重活干不了。”像扛大包，他怎么都不会干。他主要在火车站卸啤酒。“四川女人和云南女人有劲，河南男人和河南女人都没劲。”他不隶属哪个公司，只要卸货单位有需要，就打电话，活多时再召集同伙。他叹气，“打工不是长活，在厂里不能干一辈子”，所以他想去“学点技术”。而他所谓的技术，就是开车。他喜欢开车，但苦于没驾照。

李京洲大脑袋大肚腩，像个松皱胖大孩童。他们都是通过一家劳务公司进厂，在“新人培训”时认识，又分配到同一间宿舍。李京洲此前从未进过厂，刚满十八岁。初中毕业后，曾在上海“玩过一段时间”——和父亲一起做大理石装修。他选择进厂，是为了“出来玩一下”，“看看大世界”。可是，工厂生活让他发现，“还没跟着老爸自由”。那时，他们“有活就干，没活就玩”。进厂后发现，“这里规矩太多”，“不好玩”。

赖高强锐声大笑：“他说的不好玩就是还没找到女朋友啊。”

似乎，“进过厂”就是不一样。一旦懂了工厂的秘密，便有了另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便会撇嘴嘲讽，觉得自己“醒”，别人“蠢”。

李京洲只是讪笑，并不否认。他感慨这里“河南人太多了”。街边那些小摊贩，“一说话就是河南口音”，于是，他总是买饼吃，不仅因为快餐没油水，还因为能听到家乡话，“有种亲切感”。

他一天不吃饼就像犯毒瘾，睡不好觉。他说自己是“犯饼瘾”。“饼”这个字在充盈的口水里浸泡得湿漉漉，再被舌尖恶狠狠弹出，在空中爆炸得余音袅袅。

李京洲回忆起某次寿宴上吃到的肉饼——那肉，那饼！他断言自己还可再吃下三五个。而到了岭南，他发现这里的人对面食一窍不通，一派含混。

他也不喜欢“外地女孩”，他更倾心“老家的”。他希望在饼摊前碰到个来自驻马店的女孩，四目相对，从初恋到热恋，回老家结婚，再一起返回来打工——这就是他的“完美人生”。

“找个南方人，她要天天吃米怎么办？” 而且，“春节为回谁家还要吵架”。李京洲的思虑是实际的。

所以，他天天去吃饼，希望碰到口味一致的家乡女孩。

从目送女友离去到现在，他一直是一个病人

“在厂里也能找到女朋友，但没合适的结婚对象。”三个人中，最成熟的当属刘文闯。他认为女孩最好二十岁出头，“更靠谱”，如果十七八，“找她也只是玩玩”。

“十七八和二十出头有什么差别？”

刘文闯用锐利眼锋把我一刮：“差别大了！”

当他定下主攻人群的年龄阶段后，却发现，厂里虽熙熙攘攘有上千女工，但每一个都和自己“离得那么远”。如果冒然搭讪，效果不好，自己也会没面子。现在，他最不喜欢过的就是星期天。“除了睡觉还是睡觉”，要不就是“几个大老爷们出去玩”。

我被这种戏剧性的自我描述感染着，不禁说，“你可以主动一点啊”，而他却说，“我对爱情害怕了。”

突然，刘文闯一脸正色，坦率承认：“其实，我算是已经结过婚的人。”

原来，刘文闯曾在二十一岁时和一个十九岁女孩相爱，育有一子，但没领结婚证。之后，那女孩离家出走，原因是“每天都吵架”。他抱怨那“恶女”：总会为一些生活琐事生闷气，“怎么哄都哄不好”。

“我们吵架时我天天盼着她走，她真走了，我两天没吃没睡。”他实在不懂女人，不懂女孩那如苔藓植物复叶般细碎的心思。她总是忽喜忽忧，时而微笑，时而蹙眉。

“你还爱她？”

“问题不在这儿。”他露出惊惶之色，“你也知道的，娃娃总是哭着找妈。而且……”他开始字斟句酌，“那个人，总是打她……”

即便这样，那傻女人也不回头。

刘文闯狠狠的眼神仿佛正盯着女友离开的背影。只要她不走，他就有指望。他从来没像那一刻那样充满恶毒祈愿——愿这个女人离开自己后倒霉得落花流水。可听说她挨打，他又万箭穿心。

其实，后来她打过电话，但他接听后对方便不再讲话。他熬不过她，说，“好啦这是长途电话，可以啦。”

他的意思是——“你可以回家啦。”

而她却可恶地挂断了电话，冲突毫无和解。

后来他才明白，她打电话是为了告别。

那个已两岁的小男孩，被母亲遗弃后，在村子里晃荡，是父亲额头的红字。做父亲的在老家呆不住，更别提找对象。媒人为他抱屈，说“真的不好再找啦”。

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被刘文闯归结为：“她太爱玩。”

他想南下打工，在厂里找个女友带回家，可进厂后才发现，二十岁以上的女人很难找。可是跟小女生——“她们什么都不懂”，“不成熟”，“不是过日子的人”。在他看来，成人世界和少女世界之间有条古老裂痕，小女生爱幻想好夸张，根本不具备妻子素质，而他已没有耐心，一点点等待，一点点培养。

他想找适合结婚的女子，却又悲惨发现，人家早已名花有主。

刘文闯是个奇怪的人，和A326的朱小文完全不同——朱小文是个彻底的老江湖，而刘文闯总喜欢使用轻浮字词，可他说出它们时，表情一点也不油滑，语调甚至苍凉。从本性上来讲，他是个认真而刻板的人。或许，从目送女友离去到现在，他一直是个偃旗息鼓的病人。

他们和工厂之间的那些碎片，怎么都粘合不起来

晚餐时的饭堂人潮涌动，沸腾着一种不知要发生什么事的欢闹。像揭开蒸笼大盖，一切都在腴软白烟中变形。据说此前，第一第二饭堂最高峰时，能容纳一万人就餐。现在人少了，但一日三餐算下来，也有五六千。

我夹在队伍里向前漫游时。一回头，身后脸庞甚为熟悉，居然是邵新磊。

穿了工装的他显得比在宿舍还单薄，简直就是一片薄木板。问他：“宿舍的人是不是都下班了？”他摇头，紧绷的脸庞躲藏进暗影，岔开话题不愿多谈，“我们不在一条线上”。他一个人下班后就来到了饭堂。

我说我请客，他摇头，抢在我付现金前，把饭卡往卡机上一刷。等我端着餐盘逡巡时，他已倏然不见。显然，他不愿和我坐在一起。

六元快餐是黄豆炖猪蹄、青菜豆干、煎鸡蛋、蛋花汤。菜量虽不少，但匮乏油水，也没有滋味。若仔细品咂，倒像是有股铁铲味。送回餐盘时，看到饭堂内的桌上摆着一片圆鼓鼓的凸起物，斗胆询问：“多少钱一个？”

“五毛！”

在这个冬天不下雪的地方，居然能吃到馒头。我四处张望，希望能看到李京洲。然而并没有。或许他还是固执地去厂门外买饼了。

此刻，饭堂里的六台电视同时打开，有人看新闻，有人看环球地理，有人看韩剧，更多的人在看武打片：提棍的提棍，舞刀的舞刀。偶尔，中国人和外国人各据一方对峙，剑道高手般蓄着内功好大张力，瞬间爆发后，擦身而过，又各就各位，再一回合，观众们时而，时而癫狂嘶喊，肾上腺素高涨：“打他！”“揍他！”“扁他！”

在屏幕不断变化的青光中，我又看到了邵新磊。

那男孩脆薄如饼干，坐在拐角，手握冰红茶，餐盘里塞满烟蒂。灯光下他的形体线条柔和，显得和这世界格格不入。在这个松弛的片刻，他的眼睛大睁，嘴角下弯，扯出一丝微笑。

离开热烘烘的饭菜味，离开众人身体辐射出的热度，我梦游般走出饭堂。

青灰色天空被大王椰切割成一块一块。我突然感觉，这锯齿般四分五裂的天空，无论怎样细致拼合，那些碎片都粘合不起来；那些碎片和碎片之间的空隙处，都埋藏着一股诡异的死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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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 / 网易插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