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二二八"事件

2016-07-09 20:59:15
2016.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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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台湾各地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包括民众与政府的冲突、军警镇压平民、当地人对外省人的攻击,以及台湾士绅遭军警捕杀,统称为“二二八事件”。这是台湾现代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之后台湾紧接着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至少数万名民众在白色恐怖时期死亡、失踪、监禁。作为台湾“统左”的代表性人物,将近九十岁高龄的陈明忠,曾在“戒严”期间两度被捕入狱,是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一共坐了二十一年黑牢。他的一生,历经日本殖民统治、“二二八”事件、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和党外民主运动。

讲没有用啦,去警察局

1947年2月28日,我还在农学院读三年级。这天下午去看电影,晚上回学生宿舍,迎面碰到谢桂芳(我在高雄中学的学长):“你还去看电影啊?台北都打起来了!”

接着台北延平大学和台大医学院的两个学生来宿舍通报消息说,3月2日在台中戏院要召开市民大会,问我参不参加,我说:“当然去啊!”

第二天街上有很多人散发号召斗争的传单,整个台中都闹起来了。

3月2日,台中戏院里人满满的。大家推杨克煌出来讲话,他正讲着,谢雪红来了,他就介绍谢雪红,一听是日据时代反抗日本人坐了十几年牢的人,大家就都很敬佩,推举她做大会主席。

很多人跳出来讲,群情激动。有人就喊:“讲没有用啦,去!”去哪里?先去了警察局。警察局长立刻解除全体警察的武装,把武器都交出来。我跟着到警察局,看见台中县长也被捉来,跪在阳台上,好像进行公审一样。

因为贪污,大家都很憎恶台中县长,还有人大喊:“枪毙他!”

谢雪红讲:“他虽然坏,罪不至死。”有人又喊:“耳朵割下来!”谢雪红说:“这也太野蛮了吧。不要吧。”又有人喊:“打他!”她说:“打可以。”就让两边按着的人打他。谢雪红对群众还是很有控制力的,大家都听她的。

很多人从警察局拿枪,我也拿了一杆枪。枪膛里有黄油,这是保存枪的办法,我在中学三年级的军事训练课上就学过,应该拿布伸进枪管里擦,弄干净。但这时忘记了,拿到枪就走了。带着枪和子弹回到农学院宿舍,但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被击中扫射,还捡回一条命

这一天,台中也成立了“台中地区临时处理委员会”,并且把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治安队”。农学院也成立了属于处理委员会的学生治安队,队长是林秀栋,他是农学院仅有的台湾人教授,罗东人(事件后被学校解聘,转到延平学院任教,1950年被捕,判刑十年);副队长是一个林姓学长。

3月3日,大家到市政府广场谈天,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忽然国军一辆卡车开过来,架着一挺机关枪,后面堆着沙包,看到人就扫射。我们赶紧趴下来,躲起来开枪。我专打车轮,打中了,但车没停,稍转一下就开走了。等车都没了,我爬起来,发现跟着我来市政府广场的陈保德(现在是爱之味食品公司的副董事长)不见了。回到宿舍见到陈保德,他说他从排水沟里爬出去,先回宿舍了。

听说国民党的部队集结在教化会馆,下午有武器的人自动去攻,我也参加了。我日据时代受过军事训练,知道卧倒、跳起、进几步。听机关枪的声音,知道什么时候该卧倒、什么时候该前进。

在教化会馆,一个商业高职的学生看着我,我跳起来,他也跳起来,但我卧倒,他没跟着卧倒,结果中了一枪,几个有经验的人把他抬走了。

攻教化会馆的人有从东南亚回来的台籍老兵,有失业的人,多数有战争经验。学生大都没有打仗的经验,死伤很多。

有个人提醒我:“你的枪有点奇怪喔,会发火花。”我也奇怪, 怎么对方的火力都往我这边来。突然意识到,啊,黄油,是我枪里的黄油没有擦掉。算我命大,被集中扫射也没死。我后来才知道,那人是东南亚战场回来的老兵,外号“老虎”。

这天,一直打到晚上,忽然一颗手榴弹落在我身旁三四米远,我赶紧卧倒,它一直滚到我脚边来,却没有爆炸。原来,这是日本留下来的手榴弹,日本的手榴弹和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用的不一样,要先敲一下再扔出去。国军不会用,我捡回一命。

陈明忠,高雄中学二年级,第一次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陈明忠,高雄中学二年级,第一次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

教化会馆外面有围墙,里面二楼走廊上堆着一捆一捆棉花,用来挡火力,我们的枪打不进去。而且我们在平地,他们在高处,火力又强,所以他们损失很少。

守军最后投降了,投降的大概有一百人,几个年纪大的,就带他们到学校集中管理。

我们攻的人,各方面的都有,搞不清楚有多少人,也没有指挥,就乱打一通。但我看见一队穿黑衣的,很勇敢,动作很迅猛,据说是埔里来的少数民族。我后来去了埔里才知道,他们的领导人是黄信卿,以前是台籍日本军官,在东北做军官。

国军来了

台中市和近郊的一些机关都被市民占领了——“二二八”时,整个台湾大概只有台中被市民全面占领。

农学院的学生负责守卫火车站。台北来了通知,要枪和武器。我们的武器也没那么多,就用火车送手榴弹给台北。

后来有个人来报信,才知道高雄很惨,希望我们台中派援军去。我是高雄人,也想带人去援助。

那时总共有三四十个人在火车站,但不太敢跟我去高雄。我就想到黑衣队,决定3月17日去埔里找他们。我到埔里,看到几个人还穿着那身衣服,拿着枪,我就问:“是攻教化会馆的吗?”他们说:“是。”我说:“我想去高雄,要不要去?”他们就说:“可以啊。”我说:“你们多少人?”一算,五六十个人,需要车子。怎么办呢?

第二天,我去找埔里的区长。区长很客气,还拿名片给我,我一看,张文环,不是那个日据时代很有名的小说家吗?我问:“你是不是作家张文环?”他说:“是。”我说:“我看过你的小说啊。”他很高兴。

他当时大约是能高区的区长,区公所在埔里。但他告诉我:“没有车。”

冯守娥,兰阳女中高三毕业照(摄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冯守娥,兰阳女中高三毕业照(摄于一九四九年六月)

我决定回台中去调车,结果在埔里的大街上碰到了谢雪红、杨克煌。他们开着一辆巴士,后面装着袜子、毛毯、蚊帐等很多东西。看见我,我还穿着教化会馆里缴获的日本空军的衣服,他们就说:“哎,学生来,帮忙帮忙。”

原来二七部队要撤退到埔里,他们先来,把教化会馆里的东西运过来卖,当经费。

他们问我在埔里干吗?我说要带少数民族去高雄救援。帮过之后,我就打算回台中,正好带谢雪红来的巴士也要回去,我们就一起走。路过草屯,碰到二七部队的人,说:“国军要来了,我们要撤退,你不要回去了。”我想,昨天出来还没什么事,怎么一天之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我还是要回去。

他们又说:“你回去碰到国军,带着枪就麻烦了,不要拿枪。”我就把枪交给他们。

又有个人说,他们撤退时,火药库没有来得及炸,拿钥匙给我,让我回去后把它炸掉。

死一样寂静的台中

我和巴士司机回到台中,发现整个台中是静的,街上完全没有人了。可能知道国军要来,二七部队又撤离,一般人都不敢出来,台中好像死城一样,感受很不好。

回到宿舍,宿舍也是空的,桌上有林渊源留的一张条子,让我到苗栗县后龙镇一个同学家里,说他先去了,让我也去。可是没有车子,怎么去?我打算先去炸火药库,到那里一看,已经被流氓占领了。

我一过去,他们就喊:“干什么?”我说:“我看看。”他们说:“看什么?回去回去。”国军进来台中之前,流氓先来“保护”。流氓是最快倒戈的,他们一般是无业游民,之前攻教化会馆之后,台中开始有人打外省人,就是一些流氓乱来。我曾见他们打一个孕妇,踩她的肚子。

我说:“打倒贪官污吏,不是打倒外省人。”我有枪,就冲着他们喊:“再打我就开枪了。”他们就不敢打了。

一九八七年四月保外就医后,全家到照相馆拍纪念照,答谢关心的亲友。一九八七年四月保外就医后,全家到照相馆拍纪念照,答谢关心的亲友。

之前和那个巴士司机分手时,和他约定了在一个地方等,要去埔里也得坐他的车子。

我去炸火药库时,看到那些流氓倒戈,就担心那个司机会不会也倒戈。本来也不认识,也不敢去约定的地方,决定走路去。

我带着两个同学,各再拿一支枪和子弹后出发,走到雾峰附近,听到后面有车子来。就担心是不是国军来了?

当时整个台中没有人,气氛很肃杀,认为国军随时会来。但台中到埔里,要走一天。我让他们两个在路边蹲下,我去拦车:如果是国军,我会给打死,你们就快跑;如果不是,我们就可以搭车走了。

我拿枪站在路上拦车,没想到就是那个司机。他等我很久没等到我,所以就开走了。他说:“怎么你没有来?”我说:“我怕你也叛变。”他说:“妈的!”

十八岁,敢死队凭着血气上战场

我回到埔里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三月十九日,二七部队开会。谢雪红宣布,二七部队改为“台湾民主联军”。有个新闻记者蔡铁城(五十年代被枪毙)说:“埔里是台湾的重庆。”大家听了很振奋,埔里是重庆,就是革命的中心啊(就像重庆是抗战的中心一样)。大家朝天鸣枪庆祝。

谢雪红去苏联学习过,有军事知识,她知道埔里守不住。只有乌牛湳桥这个地方可以守。国民党的部队来,一定会经过这个桥,他们如果冲过来,埔里就守不住了。

谢雪红想要把部队带到雾社去,山里面可以打游击。她去雾社联络,雾社的乡长高聪义说:“我们这里的人,经过‘雾社事件’,死了十之七八;活下来的小孩子长大了,参加高砂义勇队,又死了三分之二;如果再参加这个,我们就灭族了,所以我们不希望你们来雾社。如果个别人要参加,我不反对。”

只有十几个人跟着谢雪红下山。

谢雪红因为之前听到我想要带着埔里的少数民族去支援高雄,就把这些雾社的少数民族给我带,我后来跟别人说我们是“突击队”,实际上是敢死队。雾社的少数民族十几个,埔里自愿参加的人(平埔人)一二十个。

我当时只有十八岁,都不了解情况,就是凭着年轻和血气。

一九六八年,快乐的回忆:带长女志民(一九六五年生)与次女志平(一九六七年生)假日游台北植物园。一九六八年,快乐的回忆:带长女志民(一九六五年生)与次女志平(一九六七年生)假日游台北植物园。

我们在埔里占领了能高区署和警察所。国军那时也进驻到二水、集集、水里、日月潭,准备进攻埔里。听说国民党要从日月潭攻来,我们打算先发制人,去攻打日月潭。古瑞云做总指挥,分成三个队行动,一个队大概十几个人。

到了涵碧楼,发现这里已经空了,国民党的部队跑到日月潭的另外一个地方了。 我们就往派出所方向走,当时是晚上,刚一上路不久,忽然他们的探照灯照过来,机关枪也扫射过来。我们赶紧卧倒,距离很近,但互相都不知道多少人。

总指挥古瑞云说:“要马上攻!”

我说,“情况不清楚,对方火力又那么强,不能贸然进攻。”

他说:“现在不攻,等到天亮了,他们的援军来了,我们就死定了。”我有些犹豫,他就说:“你怕死吗?”我被他一激,就决定攻。

我打出手势,全体敢死队员就一起大喊“冲啊”,冲了出去。

没想到,国军听到我们的冲杀声,竟然落荒而逃。他们也搞不清我们多少人,什么情况。原来他们也很害怕。这一仗我们俘虏了三个国军,后来“警备总部”的档案记载是俘虏了二百人, 这也成了我后来被通缉的罪证。

“你把我当好人还是坏人?”

攻完日月潭,我带着我的敢死队连夜赶回埔里,还来不及休息吃饭,早上七点多,国军又攻过来了。不管国军从哪儿来,要进入埔里,都得通过乌牛湳桥。

当时脑筋很简单,也没有真的打过仗,我们就守在那里。乌牛湳桥前后有两块山丘,当时是我带敢死队十二人守着靠埔里镇的一边,黄金岛带人守另外一边。

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多,忽然有颗子弹从另一侧打过来,从我左边腋下擦过胸部,我只觉得一阵灼热。我想怎么子弹从侧面来?回头一看,原来对面的黄金岛已经撤退,国民党的军队从三面上来了,我们被他们包围了,于是就赶紧撤退,身边只剩下敢死队的五个人。我们匍匐前进,溜下山去。

我是最后撤退的,我记得很清楚。我躺在那里都被打了一枪。我们回到武德殿,发现没有人了,谢雪红他们都不见了。

我才知道他们撤退了去小梅基地,有条去东势的山路可以走,但我不是台中人,不知道怎么走。我的队员、雾社的少数民族说:“我们回雾社吧。”

我腋下被打了一枪,受了伤,先在埔里看医生。那个医生给我敷药,手直抖。我给他钱,他也不要。他说:“我是医生,不管好人坏人我都救。”我还想逗他,问他:“那你把我当好人还是坏人?”

后来到雾社,有个张新汉医生继续帮我治疗,他本来是基隆人,得了肺结核,来雾社养病,因为这里空气好,乡长就让他当卫生所所长。白色恐怖时他也被捕了,在监狱里我们正好同一个房间。我问:“你为什么进来?”他还不好意思讲,原来是因为给我治疗,但他没有被判罪。

打了败仗,赛德克人要自杀

快到雾社的时候,路边有片林子,我们之中的一个人,是雾社的赛德克人,拐了进去,我以为他要小便,我也去,结果看见他在林子里,枪抵着下巴,要自杀。我说:“你干什么?” 他说:“打了败仗,没脸见人。”我说:“我们也不是故意打输的。”

到了雾社,我们找到乡长高聪义。高是布农人,有个日本名字叫加藤,是日据时代日本人的养子,算是我农学院的学长(他念书的时候,还叫台湾帝国大学附属农林专门学校,我念书时,改为台中农林专门学校,光复后才改为省立农学院)。

战争时,高聪义参加高砂义勇队,被派到菲律宾小岛上,在那儿居然语言差不多通,他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少数民族和菲律宾土著都是南岛语族的人)。我带着农学院的两个同学,躲在高聪义家,从他那儿才知道谢雪红曾经来找过他,和他讲想撤退到雾社打游击的事。雾社的副乡长是个平地人,叫刘锦焜,想在山上做生意,高聪义不允许,他一直怀恨,现在正好有机会了。

我们那时每天喝酒,“二二八”怎么打也都讲,他都听到了,就去告密,说高聪义通匪,窝藏我们。国军来抓人,我就换下空军军服,逃离雾社,打算回台中去。

走到雾峰时,肚子饿得不得了,看见小吃店,闻着真香。我身上只有一碗面的钱,想,算了,把它吃掉。

一九六五年元旦陈明忠与冯守娥结婚,隔日返家途中在日月潭合影。一九六五年元旦陈明忠与冯守娥结婚,隔日返家途中在日月潭合影。

人一辈子,很可能会不小心无意做了坏事。比如我走的时候,枪弹来不及处理,藏在高聪义家的屋梁上,后来国军搜出来,给他惹了不少麻烦,那是无心做的坏事。

也有明明知道不对,还要做,就成一辈子心病。在雾峰这个面店,一碗面眼看要吃完了,肚子还很饿,我就把腋下的毛拔几根,放进去,叫老板来看:“怎么这样,这么脏?”老板说:“对不起,对不起,再换一碗。”这是明明知道不对,还是做了。这一碗面想起来内疚,一直记到现在。

我第二次坐牢出来,有个日本朋友来,她要去雾社找高聪义, 我说:“你问他认识陈明忠吧?”晚上高就打电话来了。后来我们见面喝酒,他就说:“妈的!你走的时候枪藏到天花板上也不告诉我!”我说:“对不起,太匆忙,来不及啦。”后来他为此受到情治人员的监视和骚扰。

本文选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转载请联系出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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