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肖申克

前言 徐洪慈，曾是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医学院的高才生。1957年，他的命运突变，成为右派。为了洗刷清白，徐洪慈四次越狱，亡命天涯。 一个人，十四年，逃跑四次，亡命三万里。当年大红大紫的大学生是怎么沦落为逃犯的？

一张大字报收获“极右”

1958年冬，在安徽白茅岭农场，一年前还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的徐洪慈，此刻已经接受了大半年的劳动改造。寒夜中，想起临行时学校说过的话，他偷偷给在上海的母亲写了一封信。

徐洪慈写信给母亲，要她到学校里找李书记，看是不是可以由学校出面把他要回来。因为当年学校说过，去改造的话，如果表现好，可以把他要回来，这话让徐洪慈听起来觉得很有理。所以，徐洪慈一直抱有期待，有一天自己还能回到校园。

然而，学校拒绝了他。

被拒绝以后，徐洪慈的母亲质问对方：“我们在国民党时代，把儿子培养成共产党员，为什么在你们手里又倒退成右派？是你的责任还是我们的责任？”

1933年，徐洪慈出生在上海一个买办的家庭，十五岁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十八岁成为华东局青年干部，二十岁参加全国“青代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二十一岁，他考入上海医学院。如果不是1957年的那场变化，他将成为一名医生，成为新中国急需的专业人才。

在同学们眼里，徐洪慈当年红得发紫，很多人都叫他“老前辈”。1957年，命运突然一个大转折。就像很多人感到突然一样，徐洪慈也觉得莫名其妙。

1957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向党交心提意见。但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气氛并不热烈，没有人贴大字报。到了6月，医学院的副院长主持召开全体党、团干部大会，动员大家“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并说第二天就要看到成效。

动员会后，徐洪慈回到宿舍，由十四个同学草拟了一份大字报，一共五十一条意见，第二天就贴出去了。

这五十一条意见，有的是对党的意见，有的是对学校和专业设置的意见。例如，希望大学多派一些其他国家的专家，不要仅仅派苏联专家，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学术精英；是不是不必只学俄语，可不可以选择学日语、英语、德语；文中也谈及，党内民主不够，党代会总是报喜不报忧。

1957年的6月6日，五十一条贴出来后，在学校内形成了一股贴大字报的热潮。6月6日，对徐洪慈来说是漫长的一天，也永远记在徐洪慈心里，五十一条变成了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

苦闷的徐洪慈只有向女友倾诉。他告诉女友，自己已经被批判了，但是，他多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到底是我正确还是毛泽东正确，三百年以后见分晓。”他说这句话时，指的是对苏联的态度，对苏联盲目崇拜。

他说的第二句话是：“如果我在这儿待不下去，我就想出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当时的出国就相当于叛国。

给他致命一击的，恰恰是他的女朋友把这两句话揭发了出来。当时右派分右倾、右、中右、极右。徐洪慈被定为极右中的极右，被开除党籍、学籍，也成为少数的被送进监狱的学生右派。

三次越狱，获刑六年：一把勺子挖通了土墙

1957年的经历常常会复现在徐洪慈的头脑中。一年之后，向学校求助的一线希望破灭了，徐洪慈动起了另外一个念头。他要自己回到五百公里外的家——上海。

1958年12月14日凌晨，徐洪慈和同伴从白茅岭逃了出来。

逃离监狱以后，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然后坐长途汽车回到了上海。到上海后，徐洪慈给家里打电话，结果暴露了自己。在发现他们逃走以后，监狱马上行动，上海方面立刻对徐洪慈的家实施了监控。抓获以后，他被送回了白茅岭。

徐洪慈觉得自己被冤，心中积郁难平。多年后，他回忆说：

我就想不通，明明是他们号召我们写大字报的，还说不写是对党没感情，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

不甘心的徐洪慈，从白茅岭第二次出逃。

这一次，徐洪慈逃向了昆明，从昆明到泸水，他计划通过泸水越境到缅甸。泸水其实已经到了边境，但是根据原先老地图的记载，这里离边境还有很长的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地图改版了，他不知道，居然大模大样到食堂去吃咸肉菜饭，大吃一顿后还大摇大摆到理发店去理发。

徐洪慈的头发又乱又长，穿的衣服又脏又破，眼神也有点异样，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地方，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带着外地口音的陌生人，特别引人注目。于是，他在泸水落网，关押在泸水看守所。

尽管已经有过一次逃跑被抓回的经历，但此时的徐洪慈，依然不相信自己会在泸水看守所这个地方束手就擒。他有一种急切想证明自己的强烈冲动，强烈的自尊被激发起来：“我一定要用行动证明自己。”他想到国外继续参加革命，用行动来重新证明自己。

徐洪慈立即开始实施他的第三次逃跑计划。

泸水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看守所的墙虽然厚，却是并不坚固的土墙。徐洪慈决心在上面挖洞。他搞来了一把不锈钢勺子，上海人叫调羹，不断地挖，土挖不动，他就向墙上撒点小便，让它松软一下再挖，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挖出来的土就堆到床底下。

多次下来，他庆幸居然没人发现。粗糙却并不坚固的土墙，经不起勺子日复一日的刨挖，挖通的那一刹那到来了。

下面的一幕，是真实的，却极富戏剧性。当徐洪慈挖通了土墙，把手伸出去，正在兴奋之时，外面的一把叉子叉住了他的虎口。伸出的手被外面早已潜候多时的人牢牢地抓住。他所做的这一切，早已被发现，人家就等这一刻了。

一年之中三次越狱，辗转七千公里。徐洪慈不但没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一错再错”。

1959年，美丽的中缅边境小城——云南泸水，逃跑的大学生右派徐洪慈正在接受着一场审判。法官宣判说：

你是非法越境。如果没有这次，第三次逃跑的话，可能会判得轻一点，更可能就是判得很轻。轻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要用你，因为你是医生。

像我们边境落后的地方，太缺少你这样的人才了。你看，你懂多国外语，英语、德语、俄语，是不是？在我们这里是奇缺人才，你还学的是医疗专业，比我们这里所有医生强多了。你看看，你自己毁了自己，你想越狱，罪加一等。

就这样，徐洪慈被判六年。

“你不就是逃跑吗？”

云南，遥望上海三千公里，逃，使徐洪慈离家越来越远，六年刑期宣判之后，他先后辗转到几个关押地，其中有丽江大盐农场和拉马古铜矿。

逃，也使他在别人的眼中越来越坏。“看看，就知识分子才有这种坏心思”，“多次逃跑，越狱成性”，“不服管教”……管教对他也没好话。而此时，徐洪慈遇到了王金如，这是在大盐农场。

徐洪慈没有想到，自己被“调”到王金如手下，居然是王金如把他“要”过去的。王金如说：“这个大学生脑子活，聪明，很多东西都懂。特别是他有医学的专长，为什么不能到我们医务室来工作呢？”就这样，暗地把他要了过去。

王金如个子不高，见面第一句话就打着哈哈：“好你个逃跑大学生，人家都说你是逃跑专家，我看你还可以啊，你罪不算大，你不就是逃跑吗？现在你跑不了了，在这里好好工作吧。”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是我把你要过来的”，并甩下几句话，“你到我们这医务室工作吧，发挥你的长处，我们缺的就是医生。”

在王金如手里，徐洪慈的工作环境很不错，王金如不歧视他，俩人很谈得来。但随着王金如调走，他身处的环境开始恶化。辗转了几个地方后，他被安排到最苦的拉马古铜矿。在这里，他遇到了另外一个管教队长梁满杞。

晚年徐洪慈（右一）和王金如合影。

梁队长和他进行了一次很恳切的谈话。“很多人说你坏话，我看你不是。你只是处处有自己的思想，处处显得与众不同而已，就是这样。但是在别人眼里，你是一个不服管教的人。其实我不认为你是这样的人，我希望你在这里能够好好工作，让我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这一席话对徐洪慈有非常大的触动。

在梁满杞手下，徐洪慈从事的是地质队的工作，这意味着他能在矿区周围自由行动，和一般犯人还有区别。徐洪慈觉得这是一种知遇之恩，重新找回了被信任的感觉。他没有再动一次逃跑的念头。“我在他手里，六年就六年。”徐洪慈回忆说。

在王金如和梁满杞的感召下，徐洪慈安心服刑。六年里，他时常想到父母、同学，还有那个揭发他的女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1965年，徐洪慈刑满了，他急切地想回家。

就你这恶劣的态度，还想回家？

刑满释放，应该可以回家。但当时的政策却不让徐洪慈回家。

监狱领导说：“你不能回家。想回上海？”

徐洪慈说：“我刑满回家是很正常的要求。”

“不行，就你这恶劣的态度，继续留场。”

于是，他变成“留场人员”，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人群，即刑满释放后，继续留在劳改农场从事劳动的人，有一些有限的自由，星期天可以上街去买点东西吃，每个月有为数很少的一点工资。当然，最大的不同，是自己有了一个可以独立睡觉的地方。

留场以后，徐洪慈的处境并不好，他被分到了管教木世勤的手下。木世勤对他很有偏见，徐洪慈也不服软。

一天半夜，木世勤还开着喇叭，吵得徐洪慈没法睡觉。当时，讲究喇叭的轰炸，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徐洪慈忍无可忍，冲到木世勤的楼下，说：“请你把喇叭关上好吗？我们睡不好的话，明天是没法工作的。”木世勤觉得，这不是公然向他叫板吗？所以“文革”一开始，徐洪慈的灾难就来临了。

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被第一批列入运动对象，运动不断升级，再升级。终于，他被判刑二十年。尽管徐洪慈逃跑已经按照他该受到的惩罚服过刑了，但这些经历再次被列入罪状。

这对他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徐洪慈觉得：“我再怎么好好地改造都是无效的，是没用的。”“我再怎么听话也是没用的。”

那时候，公判大会的形式时常被采用，以起到“震慑”作用。在丽江民主广场的万人公判大会上，他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甚至被踢、打、枪托砸。徐洪慈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幕。

徐洪慈开始绝望了。刑满释放三年零七个月后，他接到报信，形势对他非常不利，并且有生命危险。

重刑犯监狱长对他“早有看法”

1969年，徐洪慈被安排在丽江507农机厂。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关押重刑犯的监狱。监狱长叫李光荣，他对徐洪慈三次越狱的经历了如指掌，对这样的人，他早有看法。

云南丽江重刑犯监狱大门。

在李光荣眼里，徐洪慈是个足智多谋的人，有自己的主意，动手能力很强，大家都叫他“智多星”，好像什么事都难不倒他。他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在犯人里享有很高的威信。

例如，犯人的鞋都很臭，怎么办？徐洪慈说：“很简单，拿白酒含一口往跑鞋、球鞋里一喷，臭味就没了。”还有，犯人的毛巾，都硬得像刷子，怎么变软？他也觉得很简单：“在水里烧一下，点几滴醋就好了。”这都是他以前学的生物化学等理科的一些知识，他不但会学，记忆好，还会联想，并且善于活学活用。也正因为有很高的威信，就有人为他通风报信。

在监狱里，犯人是无所不在的，有烧饭的，有在医务室的，还有理发的。这些人都有机会接近监狱首长，知道很多内幕。于是，一天，有人突然冒着风险告诉他——

“关于你的报告在起草中，说你在组织大家越狱，组织暴动。这可是李光荣对你下最后的毒手了，暴动的报告如果送上去的话，就是枪毙，看来这次是要置你于死地了。”

徐洪慈知道，他和李光荣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调解，因为凡是打暴动报告的，没有活着的。这是监狱里最犯忌的。

当徐洪慈再次动起逃跑念头的时候，他想到了之前的两位管教——王金如和梁满杞，他曾对这两位管教发誓，要好好改造，再不逃跑。而此时此地，不走就将是等死。为了能活着走出监狱，徐洪慈开始了准备工作。

他对自己说：“我要证件，得保证在路上经得起任何盘查。必须要单位来说到哪里去，我因为什么事到什么地方去，然后盖个公章。这东西怎么弄呢？”

学生时代，徐洪慈已练就了一手非常漂亮的仿宋体，这时候派上了用场。他想，活字印刷字是活字，笔画为什么不能是活的呢？五六天刻个点，五六天刻个横，他居然成功了。

用这样的办法，他私刻了“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这几个最简单的字。而且他还把“介绍信”三个字都省了，给人感觉这就是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专用信笺。信笺上面有了抬头，下面就是要用的时候他写上：“兹由徐洪慈从某地到某地探亲，特此证明。”

抬头是要红色的，这样，他必须要搞到印泥。

一次，他终于找到了机会，趁没人看见的机会，用他那留得很长的指甲，深深地挑进去满满一指甲，然后把挖去的那一块抹平。这个印泥帮了他大忙。

下一步则是公章。他记得很清楚，监狱里放了几年的肥皂很干，不管什么牌子的肥皂，把头切平，很快就刻好一个图章。这个图章还用“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字样，按好以后，把肥皂洗掉。三张介绍信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