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果金到底有多少福建人?

2016-08-04 16:08:46
2016.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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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 过去四年,我曾深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诸多角落:赞比亚的卢布韦平原、乌干达托罗罗的乡村,让人一刻也不能放松的约翰内斯堡,湿热的达累斯萨拉姆,凉爽怡人的基加利……我在那里追逐中国工人和投资者的踪迹。但我一直在寻觅去刚果金的机会。 去刚果金!这国名就让人感觉高深莫测。这片雨林同样提供了非洲历史上最丰饶的苦难,至今依然在暴力和无序中挣扎。但是,这并没有挡住中国人全球化的步伐。 我所见的每个中国人,无论是在叛军出没的丛林里淘金的湖南人,还是在金沙萨贫民窟里卖小商品的福清农民,或者在战争中适应全球化生意规则的甘肃老板,无一不是全球化时代最大胆的中国人。连一向形象保守的中国国有企业也不能免俗。 此文为《刚果金的红与黑》连载第一篇。

1

旱季临近尾声,我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Dar es Salaam)弃船登岸, 像突然被扣到冒着热气的蒸笼里,赤道阳光令人眩晕,我心情败坏,顾此失彼。

如果不是偶然撞到了这个城市最隐秘的一面——这也正是我2015年在非洲大陆奔波捕捉的对象——我宁愿在凉爽的印度洋上游荡,永远忽略达累斯萨拉姆港。

那是两周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卢旺达西部山地,我坐在舒适的旅行大巴里休息,大巴在群山间七弯八拐,窗外苍绿的咖啡种植园和茶园赏心悦目,火山不时掠过,在绿色的尽头冒着白烟。

大巴终点是吉塞尼(Gisenyi)——这是卢旺达即首都基加利(Kigali)之后的第二大城市,我在此过境,是准备去它对面的糟糕邻居——100万人口的刚果金城市勾马。

越接近吉塞尼,我越紧张。我并非担心那被战地记者渲染过的混乱——因为我对安全并没太高期许,反而,不确定性才是焦虑的源头。此行甚至能否到达勾马,我也不能确定——我揣着一张过期的签证。两天前,在基加利的刚果金使馆,我还没来得及行贿,护照就被签证官从窗口扔出去了。

我试图向大巴乘客打听边境的情况,发现卢旺达人依旧在语言的缝隙里挣扎——卢旺达官方正在学校里推广英语,三年前,因与法国不睦,英语取代法语成为教学语言,但普通民众仍继续使用着法语。

谢天谢地,塞巴斯蒂安救了我。他是大巴里唯一能听懂我的人。

“我叫塞巴斯蒂安,坦桑尼亚人。”他介绍自己。

“太棒了,我刚去过达累斯萨拉姆。”

“真的吗?我也是三天之前过来的。”

塞巴斯蒂安25岁,拥有本科学历,身高175厘米,有着长跑运动员一般的身材,他的故乡在坦桑尼亚第二大城市阿鲁沙(Arusha)——在那里可眺望到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一切让人羡慕,除了他的职业。

“没签证能去勾马吗?”我问他。

“没事的。我也没有签证,20美元就能搞定。”他满不在乎,“你来自哪里?”

“中国,我生活在北京。”

“为什么要去勾马?”

我拍了拍自己的登山包,“去看火山。你呢,你们坦桑尼亚人为什么来这里?”

他没有回答我。几分钟后,他挪到我左手边的座椅上,没有征兆地从裤兜里摸索出一团皱巴巴的卫生纸,揭开,十几颗红色、绿色、紫色的石头露出来。仿佛一个瞬间建成的宝石国际交易市场。

塞巴斯蒂安正在兜售宝石(作者供图)塞巴斯蒂安正在兜售宝石(作者供图)

他给我细数颜色各异宝石的名称和价格。“一克原石,在吉塞尼,一般以15美金出售。经过加工后,可以打造成项链和戒指。在北京,听说可以卖到100美元。”

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对“北京”如此着迷。“我们的顾客都在北京和曼谷,”他自信地判断,“没有谁来勾马旅行过。我见到的中国人都是过来做生意的。你愿意出多少钱?”

我再次提醒他我的登山包。他不为所动,劝说这可是天上掉馅饼。

可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他的故事,谁愿意带着一堆宝石前往全世界风险最高的地区呢?他叹了口气,很惋惜,“你对宝石真的什么都不懂啊。”

不知道是想继续劝我,还是打发旅行的无聊,他讲述了这些宝石的来历。那有我熟悉的北京,去过的达累斯萨拉姆,将去的勾马。这简直就是为我这样的背包客——不——记者量身定制的。

我一直在此地搜寻的,就是能将北京和非洲联系在一起的线索。

2

塞巴斯蒂安是位标准的“血钻”走私商。依照联合国的定义,被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的非合法政府组织出产的钻石,被称为“血钻”,而刚果金东部则是“血钻”的传统产区。

塞巴斯蒂安是“血钻”行业新手,一年前才入行,不过,他显得非常老练。最初的两个月,他一直待在勾马的矿山里,两次被AK47顶着胸口。“都是M23(刚果金政府叛军)的人。”他说,“他们比刚果金政府恐怖多了。”

为了保障宝石安全,塞巴斯蒂安招募的矿工均来自坦桑尼亚。在“血钻”利益链上,矿工远比走私商人危险。宝石藏在地下,而刚果金雨林没有道路,现代挖掘设备无法进入——为遮人耳目,矿老板也避免使用这些设备——宝石只能让矿工一铲一铲去挖。

塞巴斯蒂安已不记得自己曾多少次目睹过死亡,“挖着挖着就塌方了。”

现在,新兴经济体的繁荣进一步拉动了北京和曼谷对炫耀性消费的需求。因此,塞巴斯蒂安比以往更忙,每月,他要乘大巴往来勾马和达累斯萨拉姆三次。“血钻”在达累斯萨拉姆“洗白”,然后出口北京和曼谷,堂而皇之出现在奢侈品商场,等待亚洲新富阶层。

“你没有坐巴士是对的,需要三天。非常难熬。”他说。

我专注和塞巴斯蒂安聊天。突然,隔着全封闭的车窗,震耳的歌声传了进来,吉塞尼到了。在车站对面的商铺门口,五个彩色纹身的彪形大汉人热情地和塞巴斯蒂安拥抱。

“这是我的中国朋友。”塞巴斯蒂安向他们介绍。此前,我们已经交换了Facebook账号。

卢旺达和刚果金边境(作者供图)卢旺达和刚果金边境(作者供图)

我们在夕阳里告别,他这才告诉我,去勾马为什么不需要签证,“从旁边的一座山里绕过去,给刚果金警察20美金。”那是条走私者的通道。

不过,连这二十美元我都省下了。

我微笑着走向海关。 三分钟后,成功抵达勾马。我选择的方法是——用圆珠笔给自己的签证擅自延长了三十天。造假水平实在拙劣,堪称非洲完美的“中国制造”,不过,“中国制造”这次没让我丢脸。

当然,我还得感谢刚果金官员专业的敷衍塞责。

3

2015年春节后,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Kinshasa)一家闹哄哄的华人旅馆里,我遇到采金者蔡今生和他的同事们。他们刚度过悲喜交加的2014年。

“挡风玻璃的碎片,‘嘭’的一下。”蔡今生咕哝着一口湖南浏阳方言,向我讲述2013年9月,他和四名同事在刚果金东部边境布尼亚(Bunia)的丛林里遭到叛军伏击的经历。枪击后挡风玻璃的碎片在他额骨撞出一角硬币大小的凹洞,“这里中了一枪。”他指向自己的右手,踝骨上的枪痕,很像烫伤的伤疤。维和部队的印度医生医治了蔡的外伤,但是,坐在他身边的福建同事却中枪去世。

尽管“幸运”的是,在过去的2014年,蔡和中国采金工并没有被枪击。但由于涉嫌非法采金、向反政府军提供资金,2015年除夕前一天,蔡和其他39名中国人在东方省首府基桑加尼(Kisangani)被扣押了。

当日,刚果金中央政府调动一架军用飞机,将其遣送至金沙萨的刚果金安全部。

红色建筑为刚果金安全部,湖南浏阳和广西上林采金者被羁押于此。(作者供图)红色建筑为刚果金安全部,湖南浏阳和广西上林采金者被羁押于此。(作者供图)

蔡今生已在刚果金东北部城市布尼亚工作四年。据联合国估计,自1998年以来,由于赫马人与冷杜人之间的种族冲突,这片地区已有六万多人丧生,其中而且还伴随着有组织的强奸、谋杀以及“当面嗜食人肉”。

至今,这片区域还在暴力和恐怖中挣扎。“叛军多如牛毛,拿两把菜刀就是叛军了。”中国大使馆官员陈燕彬如此介绍。

而另一方面,布尼亚黄金储量诱人,滋养着各路叛军。大胆的中国采金者也被吸引,他们多来自湖南浏阳和广西上林,据陈燕彬估计,这个群体已发展到300人左右。

4

两天后,在金沙萨南部优落(Yolo)区,我在马路上看不到头的垃圾中迂回,终于找到张二妹的杂货店。

春节前,她家也遭遇不幸。那天是2015年1月19日,贫民窟里的邻居在她家杂货店打了两个洞,价值10多万的电器、五金等一抢而空,连厕所里的马桶也被撬走。

而这爿杂货店,原本是寄托着一家四口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当时,刚果金选举丑闻引发街头抗议(编者注:自2015年1月19日起,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市接连多日发生骚乱及示威活动,抗议现任总统卡比拉通过选举法修正案,使其在明年12月19日任期届满后能够继续执政),众多中国商店都成了牺牲品。

金沙萨50多家福清(福建省福州市辖的一个县级市)商店被洗劫一空。它们多位于不通水电、垃圾塞路的贫民窟。在刚果金,据称有6000多福清人,他们不仅在贫民窟开商店,在雨林里,也能见到他们不分昼夜销售“中国制造”的身影。那些地方,只有坐船或者骑摩托车才能抵达。

针对中国商店的骚乱让中国官方不安,这是中国与刚果金建交65年来遇到的首次骚乱;四天之前,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还在金沙萨访问。

寻找张二妹的家时,我费了好些功夫,不得不在垃圾塞路的贫民窟里左躲右闪。

他们一家四口经营的Muhua商店位于一个人流密集的路口。骚乱过去一个月,依然没有恢复营业,大门紧闭。

在这间80平米的屋子里,货架上空空荡荡,没有电,窗户都被封死,只剩下货架立在四周的墙壁上。刺耳的摩托车声不时从街边传来。

我和她聊天时,张二妹站在房子中央,这位福建女性身材矮小,单薄,她说起骚乱的情景,并不忧伤。她以一种与己无关的口吻来讲述那天的遭遇,却更加让我感受到她的无助。

张二妹的商店(作者供图)张二妹的商店(作者供图)

和她说话,我不得不依靠一名她的福清同乡。我不懂法语,在金沙萨的采访大多依赖翻译。然而我却没料到,在和中国人说话的场合,有个翻译也是如此必要——这位农村女性不会普通话,刚果()是她第一次走出福清。

“我们也知道前一天有人上街了,但是货都在这里,就把门关了,货还留在这里。”她说。中国产的水壶、电风扇、拖鞋,几乎是这个家庭所有的家当。

但是,第二天早晨,1月20日11点,游行的人试图打开商店的铁门。他和丈夫姚木华、媳妇一起堵住了门。两小后,墙上却被挖了个洞。所有囤货被一抢而空。幸运的是,姚家三口撤到二楼,被及时赶到的福建同乡营救了出去。

这时,陈燕彬在大使馆内也接到不少求救电话,“好多人用福清话说的法语地名,我实在是不知道。”

一星期后,张二妹一家不得不重返Muhua商店。这是一家四口所有的家当。“不甘心回去(福清)。”她解释。

她的丈夫在老家开摩托车,一年只能挣两三万人民币。 她家去年才搬到这个被抢的商店,房子是他们帮助黑人房东盖的,花了十几万。如果返乡,就意味着前功尽弃。

5

刚果金到底有多少福建人?中国大使馆也不清楚。福建商会估算,大概在六千人左右,均来自福清的江阴和新厝两镇。这意味着,刚果金的华人其实一半来自两个中国沿海乡镇的农民。

金沙萨贫民窟里的中国商店(作者供图)金沙萨贫民窟里的中国商店(作者供图)

福建自古就有出洋闯世界的传统。和其他中国地区相比,不少福建人信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中国哲学。他们并不强调教育,相反,父母灌输的观念,让很多还在学校就读的孩子都迫不及待地去海外闯荡,在全世界开小卖部。

但是,经济压力也不得不让年轻一代去海外寻找出路。严延平34岁,2008年来刚果金。他24岁结婚。那时,江阴农村彩礼6.8万。“现在,聘礼涨到56.8万。如果在国内工厂打工,去哪挣这么多钱娶媳妇?” 他问我。

不过,这也客观上造就了一批中国全球化的功臣,他们为廉价的中国制造在全世界开疆拓土。我不仅在刚果金的贫民窟里遇见过福建人,2008年6月,在丹麦西部一个偏僻海港城市,我也见过他们的同乡。

听严延平讲他自己2008年在赤道省开小卖部的经历,让我想起《大河湾》,那是奈保尔的作品,讲述殖民地时期基桑加尼发生的故事。一百年前,在基桑加尼开小卖部的希腊人,也从金沙萨进货,依靠刚果河的船运,贩卖到基桑加尼。货物足足要在刚果河上待一个月。

历史在这里停滞了一个世纪。

2008年,严延平打算在赤道省省会姆班达卡开商店。他坐先从金沙萨飞过去,在姆班达卡也足等了一个月,直到把市中心商店建好,货这才到。他告诉我,在刚果金,福清人从发货到收货,最长纪录达6个月。

交通足以反映刚果金的失败程度。那时,“上飞机前,我们每个人领了一件雨衣。我们不知道这是干嘛?到了空中,不得不穿雨衣,因为外面下大雨,机舱里下起小雨。”严说。

飞机都是50年代在俄罗斯使用过的机型,驾驶员也来自那里。俄罗斯人很享受飞行的过程。有次,起飞前,严看见他们在驾驶舱里吸烟。有时,飞机降落在雨林里的小城,刚果金农民牵着羊一起进了飞机。

我对这些故事有些半信半疑。

不过,英国报纸的两则报道让我相信了中国人的遭遇。2014年,一架飞机在勾马坠毁。调查发现,事故起因是有名乘客把藏在袋子里的鳄鱼带上飞机,在空中,鳄鱼挣脱束缚,受惊吓的乘客在机舱四处逃避,飞机最终失去平衡;2012年,刚果金的飞行员被发现使用谷歌地图导航。

福建人似乎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一边品着福建功夫茶,一边讲述着惊心的故事。越来越多的江阴人来到刚果金开商店。竞争日趋激烈,后来者只能把商店开到贫民窟,或者雨林里的小镇。从最近的城市过去,只能骑摩托,一周后可达。

不过,这场骚乱却让他们感觉到不祥。

游行示威在金沙萨很常见,但这是第一次针对中国商户的骚乱。在同一个街区的印度人商店,距离中国商店“Henghua”仅仅四百米,“他们没有被抢,一点事()没有。”

在骚乱的前一天晚上,一则关于“48名刚果人在广州被打死”的谣言在金沙萨被广泛传播。以至于“大使馆最后还到电视台上正式辟谣了。”陈燕彬透露。

而在此之前的两党电视辩论里,福建人经营的商店,已成为辩论的议题之一。根据刚果金的法律,外国人不准从事零售业。而福建人则再次打了擦边球。

多年前,在福建人大规模进入之前,大部分中国商店挂靠在一位名叫“徐军杰”的宁波人名下,据说徐军杰的刚果金妻子,是位级别很高的官员。他经营了一家代理公司,专门帮助中国商店处理税务和法律问题。

后来,由于中国人一再打擦边球,导致金沙萨20多家福建人商店被查封。徐退出“代理”行业,这块“灰色业务”也很快被其他中国人接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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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