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知青，逃港者

1979年，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宝安县正在酝酿与港贸易的开放政策。

这里的大多数群众都无法想象将要发生的变化，他们仍习惯于偷偷泅渡到对面的香港打工，包括一些无法返城的知青。

从60年代开始，有很多人不断逃港，到彼时，逃港已成为一种潮流。

但这种潮流并没有影响到蛇口公社的知青欧阳东。

1

1978年，欧阳东周围的朋友开始走了。

这些朋友大多在船上作业，这无形中为他们提供了便利。

开船出去，人就走了。有时候，他们出海作业，作业完了，晚上才回来，等回来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把船撑回来，其他人都走掉了。也有人是在海上作业时，直接下水游走的。更多的是，回来的时候，一条机船拖了十几条空帆船，那些船上的人都已经走了。

海对面就是香港的流浮山，这一边是内地的后海湾，他们就住在后海湾边，这样一段距离，有人游水就过去了。

欧阳东（左一）在香港打工时

到了1979年，每隔几天，就有朋友到香港了。周围的人坐在一起，一打听，某某又到香港喝咖啡去了。欧阳东感觉，身边的朋友要走空了。

虽然宝安县的人并不知道咖啡是什么滋味，但大家还是充分想象着每个到了香港的人喝咖啡的幸福时刻。

欧阳东也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喝上香港的咖啡。这距离1965年欧阳东从广州来到宝安县，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

2

1965年，欧阳东怀着对蓝天和大海的无限憧憬，从广州主动来到宝安县，成为养殖场的知青。

作为一名养殖场工人，欧阳东在船上的工作是养蚝，把石头、水泥板投到水里面，等蚝苗。5月份，蚝苗就会粘在石头上面，然后再把它捞上来收割。

这份工作很辛苦。夏天，太阳把泥巴都晒干晒裂了，他们还在太阳底下晒。冬天，蚝在水里面，到了收割时，人要跳到水里，只露头在水面上。冬天的海水，踩下去刺骨地疼，开始以为是脚踩到蚝壳上了，事实上，只是冰冷的海水像一根根针扎在大腿小腿上。那时的欧阳东，实实在在体会到了文学作品里面形容的那种“针扎般的寒冷。”

来到宝安蛇口海水养殖场最初的五年，也是最苦的五年。

在养殖场，因为要下海作业，工人都有下海工作证——那些老百姓去不了的禁区，正是他们工作的环境。因此，工人也是很好走的，靠海，经常在海上工作，个个水性又不错，要走对他们来说很容易。

初到养殖场，曾经有一段时间，深圳宝安县发大水，他们整个船队都开到深圳湾里。水流太急，想抢救一些物资都进不去，欧阳东他们就都站在香港的那一边岸上来推船。

人已经踏在香港的土地上了，要是把船一扔，走也就走了。但是，三百多个知青，没有一个人走。在他们的观念中，走的人都是一些表现不好、思想不好、劳动不积极的。

当时欧阳东正在申请入团，向团组织靠拢，要做一个进步青年，他觉得自己是有一定政治觉悟的，且对自己在养殖场的条件比较满意。唯一的想法就是分到其他岗位，工作轻松一点就满足了，不一定非到香港去。

然而，现实的艰苦令很多知青都纷纷想办法回城或逃港了。五年后的1970年，三百多名知青只剩下五十多个人。

可欧阳东选择继续留下。

3

他参加了当时的文艺宣传队，经常带领大家排演节目，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劝大家不要逃港。宣传队是在1967年的时候自发组织的，欧阳东是其中的主力，他从省歌舞团带回来一些节目，组织队员们在晒谷场上面排练。

比如他们编了个歌舞剧叫《收租院》，批判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排了以后，就到远海的一些部队去演出，到农村去演出，很受欢迎。卖儿卖女的那一段很悲，唱到地主抢人、逼债这些情节，台下群众哭，解放军也哭，喊着口号：“打倒刘文彩！”台上演的时候，演员也哭，有时候台后的听得入了戏，后台也哭。

除了这个，还有一些宣传香港怎么样不好的戏。他们用快板形式说唱，都是些跳楼、卖儿卖女、抢劫的内容，并做些情景出来。一边跳，一边说，把那个情景摆出来。

因为表现的都是一些悲惨的情景，真的让欧阳东相信香港是悲惨黑暗的——香港那一边如此黑暗，还是祖国社会主义好。

因为文艺特长，欧阳东在海水养殖场养蚝五年后，如愿调到了宝安县蛇口公社，成为一名专职文艺宣传员。

火红的年代里，政治立场坚定的他博得了宣传队另一位女队员的好感，她成为欧阳东后来的妻子陈笑莲。

当年，欧阳东选择对象的条件之一就是——不逃港。

1975年，欧阳东和妻子在蛇口安家了。两年之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当时的夫妻俩，有七十多块钱的工资。在周围环境里，条件已经算是很好的了。虽然结婚的家具都是在船厂买些木头自己来做，但柜子、床之类的基本家具都有，还有一些小电器，电视机、录音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

这时候，欧阳东已经是宝安县小有名气的“名人”。因辅导别人跳舞，还有些人会送礼。1978年，就有人送他电视机了，十四英寸的。

4

这么好的家庭条件，欧阳东怎么会有了逃港的念头呢？

1978年，从香港回来的人多了。在去广州的火车上，欧阳东也经常碰到一些香港来的人。有的打扮挺好，有的也像农民一样，但都挑着好多东西，大多是吃的。

当时内地——包括广州，物资很紧张。计划经济时代，油要油票，粮要粮票，肉要肉票，布要布票——什么东西都要票，饼干也要票。

但是从香港回来的那些人物资却很多，什么东西都有，经常带回来饼干、粮食、油，还有很多内地没见过的东西。

宝安县的人看在眼中，吃在嘴里，记在心头。

因为靠近香港，宝安县人的生活条件已远远好于内地，他们可以买到香港人淘汰下来的家用电器，可以吃到内地人无从想象的食品。可正因为这种接近，也使得香港和宝安县的差距凸显得如此具体——那些计划经济下紧缺的东西，宝安县人看得到，却得不到。

在欧阳东看来，钱，可以慢慢存，也可以慢点赚到。但是物资，就不一定了。

比如，赶个时髦的话，想有一个折叠伞，夏天打着伞，遮遮太阳，下雨也方便，小巧玲珑，放到包里就行了。但宝安没有这种产品。

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如面包、饼干——尤其小孩爱喝的名叫“益力多”的饮料，都没有。

这时候，一件小事深深触动了欧阳东。

一些香港渔民到码头卖鱼时，会带一些香港食品过来。这一天，欧阳东的儿子在码头上玩，一些渔民随手给了孩子一瓶“益力多”，像豆奶一样的小瓶饮料，孩子迫不及待打开，喝完以后，还对那个瓶子用力吸，意犹未尽，好像要把里面的东西，全部的味道，连空气都吸光。这让欧阳东看着好心酸。

“我只觉得，其实我也不是没有能力，这些东西如果可以买得到，我也可以买，但是没有啊。

内地没有而香港有的东西，还多着呢。比如，想学习英语，如果有个录音机，就可以反复听，但没有。物资就是这么缺乏，什么东西都要证，什么东西都没有，有钱也买不到。

儿子吸空瓶子的画面一直在欧阳东的脑子里，给欧阳东刺激也很大。

“我觉得我帮不了他，只有别人能够这样带过来，又没有亲戚说帮我买回来，会带回来。”欧阳东觉得，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别人帮助自己可以，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一次半次可以，但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欧阳东知道，要靠自己改变家庭状况。要给儿子提供他爱喝的“益力多”，要给孩子提供丰富的食品，就得到香港去打工，要赚到足够消费的钱，也必须到香港去。他下定决心，要偷渡。

5

当时，欧阳东的工资收入是每月三十八块，他认真地算了一笔账：

夫妻俩七八十块钱的工资，在当地来说，算是很好的了。但是，如果还想要更好，那是不可能了；只要有五万块钱放银行，存一个月，利息就有三十八块钱。

“我的梦想，就是赚够五万块，就可以一辈子靠这个钱了。有了利息，自己还有钱可以做其他事。”

1978年，有过一个调查数据，香港和宝安两地的农民收入差距比例是三十比一。香港一天的最低工资是三十元港币，三天就有一百元港币了。按当时牌价，一百元港币折合人民币三十多块钱，黑市价还更高一点。在香港三天的工作赚到的，等于内地这边一个月的工资。这诱惑对很多人都是很大的。

欧阳东设想，自己还可以加班，别人工作八小时，自己可以工作十六小时，这样工资就翻了倍。用最短的时间赚够钱，然后再回来。

当然，年轻的他没有想到，会有不断的通货膨胀，工资也会不断地涨。

然而，当欧阳东去意已决时，他的爱人并不想让他走。

“你游水，要是淹死了怎么办？我们班有一个青蛙王子，‘蛙式’ 游得特好，长得又帅。他的老婆和两个小孩都在家里，有一天晚上，他也偷渡了，结果就死掉啦，一直到现在都没回来。你看，青蛙王子都死掉啦，你又不是青蛙王子。”

“（就算）有这样的死亡率，不是还有很多人会逃？”

“天冷了嘛，到冬天你下去游泳的话，在半夜就会在海里面冻死。”

妻子又说又哭，欧阳东也觉得丢下老婆孩子好残忍，想想也就算了，决定不走了。本来夫妻俩的关系很好，他也不想让妻子太难过。

事实上，偷渡的过程，的确是很令人害怕的。

有不少逃港者都冻死了。女的不会游泳，男女就用绳子绑着，绑到我手上，绑到你手上，这样一起走。但由于生理结构的原因，女的皮下脂肪比男的多，好多时候，女的还没冻死，男的就冻死了。

有些女的水性不好，体力也不好，也随之一起淹死。

那时候死者不断，还滋生出一个行业，叫“拉尸行”——就是专门来收尸的，二十块钱埋一个尸体——就地挖一个坑把尸体推下去埋了。然后在上面插几个仙人掌，代替做墓碑。因为带刺，可以防止一些动物把尸体刨出来。

偷渡的危险和妻子的反对令欧阳东放弃了逃港的念头。

6

然而，1979年11月，妻子带着儿子回广州探亲后，机会再次来了，一男一女两个朋友找到欧阳东。“反正，不一定什么时候你还是会走，走就走吧，反正你老婆她不在。”

朋友又说：“那个女的水性不怎么好，你可不可以帮帮忙？你在后面，我们在前面游。”

欧阳东说：“可以，没关系。”

没人再拦他了。于是，欧阳东跟着这两个朋友走了。

1980年欧阳东一家

1979年11月16日，欧阳东背着回广州探亲的妻子和儿子，开始他的逃港泅渡。

这天傍晚，欧阳东和两个朋友来到了位于蛇口公社的大冲。从这里横渡到香港大概十几公里，他们游过去需要七八个小时。

下水的时候，天刚刚黑，已经接近冬天了，但海水还不太冷。他们各携带了一个吹气枕头。偷渡都会带些救生用品，比如救生圈，因为海上距离很远，而且，不能像在游泳池里那样游，只能保持头在外面，轻轻划。

在游到半路的时候，海面中间出现一艘巡逻艇，他们分不清是内地的边防巡逻艇，还是香港的巡逻艇，只看到那个探照灯一晃一晃。

他们把自己的衣服、鞋还有通信地址，全部用胶袋封好，带在身边，这些物品不会沉水，都浮在水面。看见探照灯晃过来，他们就放开东西，人潜到水下去。等没光了，再浮起来。每次看见船，就绕远点再游。

他们只认准一个方向，就是香港流浮山——那边灯火比较亮。

距离对岸五六米的时候，他们可以踩到陆地了。欧阳东的两个同伴先上岸，他们整理身上的东西，准备换衣服。两个人又是拿东西，又是说话，声响太大，那边岗亭里有人跑出来，朝他们开始喊话——香港边境的警察发现他们了。

此时，香港对偷渡者实行递补递解政策，只有到达九龙市区才能获得留在香港的合法身份，那些在边境被逮到的偷渡者仍将被遣返原籍。

还在水里的欧阳东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有一点，他不能回去，马上上岸也不行，游过去正好碰到查岗的。他决定往回游一段，但能游多远呢？还是会被发现抓到。于是，他决定放弃所有东西，屏了一口气，沉到水底。

7

当欧阳东再冒出头来的时候，他发现已经没人了，警察往前面追去。他回头看，后面也没有人，正好往山上走。他加快游了几步，冲到沙滩上，穿过沙滩五六米，就是一个山坡，欧阳东一口气爬到斜坡上。

事后，欧阳东还奇怪，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爬上去的。

以前他们在海上作业时，帆船走“之”字形，小伙子们就跳下水，自己游回去，等游到岸边，一个个都累得撑不起来，一离开水就倒在沙滩上。但此刻，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一下子就冲到半山腰去了，而且还特别有劲——真是逃命啊。

欧阳东抓住树根和草根，怕把沙踩下去，小心翼翼躲到松树后面，看下面有没有人。刚刚爬上这座光秃秃的山，他便看到之前追赶另外两个同伴的巡警又回到了海边，用电筒不断在海面、山坡上扫描照射。

巡警从海上打捞着他们丢下的那些东西，借着电筒还有月光，欧阳东发现和他一起来的两个朋友都不在沙滩上。英国军警还不时用电筒朝山上扫来扫去，欧阳东这才意识到在半山坡上自己还是很危险，如果对方在山顶上一封山，他就走不了了。

于是，他抓住树，像打仗匍匐前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山很陡，树也不多，他艰难地爬到山顶。欧阳东喊他的同伴，没有人回应，光秃秃的山上也没有人走，他担心又把巡警引过来，决定自己一个人下山。

后来，欧阳东有机会重新来到这里，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当初是如何爬上这山的。

当他在山顶喊同伴的时候，边喊边看，发现香港那边灯火通亮通亮的，非常繁华，整个天空都是红色。而回头看内地这边，黑麻麻的一片，只有几颗星星似的灯火。

他心里生出一些感慨，终于到香港了，终于到另外一个世界了，终于看到香港的灯火了。

8

来时的激动很快被现实的问题打住。喜悦、害怕、对未来的茫然，欧阳东的心情很复杂。

灯火通明中的香港，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在欧阳东的心里，茫然中夹杂着不安。随身携带的衣物、联系电话都在慌乱中留在了大海里，去哪里落脚呢？

在香港这边，以后的工作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能不能够找到自己的同伴？在宝安那边，家庭怎么样，老婆孩子发现他不见了会怎么样？一切都是未知数。欧阳东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抓回去。

但既然到了，就只有往前走了。

黑夜里，他向着灯光一步步走去。翻过公路以后，大概是一些橘子树，还有秸麻那些东西，欧阳东没穿衣服，只穿着条短裤，身上被树枝划得都是血渍。

他继续往前走，听到了狗叫，就想：“有人了，会不会是那些边防军、英军巡逻来了？”后来一看，对方穿的是睡衣睡裤，才知道是老百姓。

欧阳东请求对方收留自己，于是，对方就把他带到自己住的房子的楼下。过后知道，这是个花农。房子离地面一米多，大概也就是四平方米左右，不大，全部是木头钉的，中间都隔着很宽一条缝，住得很简陋。床上的蚊帐好像还有个大洞，被子上也有个大洞，柜子、五斗柜、抽屉也推不动，电视机都开不开，录音机还没有录音功能，只能收音。

欧阳东想不到，香港怎么会有这么穷的人。

欧阳东、陈笑莲夫妇

其实，这是个广州人，和欧阳东一样的偷渡客。

不过，这花农刚结婚，老婆在广州，他急着要回广州。于是，欧阳东给老婆写了封信，叫他帮带回去。这个人把欧阳东留在房子里面，然后通知他先前收留的广州知青，叫他们把欧阳东带到社区去。

来的两个广州知青，其实是蛇头，他们一面给偷渡者介绍工作，一面找偷渡者的家属收取介绍费。欧阳东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蛇头以两千港币的介绍费，把欧阳东带到了九龙市区。

70年代的香港，加工业正在迅猛发展，欧阳东很快有了第一份工作。

蛇头把欧阳东送到柴湾工业区的一个制衣厂，到厂的第一晚，老板给了欧阳东一百块钱，第二天，他就去喝了咖啡。

偷渡之前，欧阳东听到过，每个人到了香港以后，都会说自己喝上了咖啡。于是，他就去了餐厅，也要了一杯咖啡，很得意地拿起来就喝，喝到嘴里，却发现好苦。

他有点搞不懂，本来闻起来很香，应该是好、很美的东西，怎么会这么苦？第一次喝咖啡的欧阳东不知道，没有放糖的咖啡，味道就是苦。

香港的生活就从这一杯苦苦的咖啡开始了。

9

家中的妻子收到了欧阳东的信。陈笑莲不敢相信欧阳东真的会偷渡，她跟他们单位的领导说起，领导还说：“不可能啦，个个偷渡， 欧阳东都不会偷渡啦。他的思想那么正派，你们两个那么恩爱，怎么会撇下你就走了？”

政治立场这样坚定的一个人，怎么会走？大家都不相信，在大家眼里，欧阳东是很老实的，而且思想也要求进步。

再说，家里有这样一个偷渡的人，更会连累到家庭。

欧阳东到香港半个多月后，始终不见他来上班的蛇口公社，终于相信了陈笑莲的话，欧阳东的确逃港了。作为逃港者的家属，陈笑莲也受到牵连。夫妻俩各自开始经受了一番生活的磨砺。

欧阳东逃亡以后，原来居住的房子被没收，妻子和孩子被赶到一个很简陋的小房子里，没有洗手间，也没有厨房。陈笑莲和孩子想，干脆搬到农村去，买一块地自己建房子。

一块地五百块，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字。陈笑莲把电视机这些东西全部卖了，买了一块地皮。1980年，欧阳东回到内地，跟妻子商量建房子要多少钱，先问别人借一点，然后自己赚了钱再寄回来，还给别人。

寄钱也基本是通过渔民带回来，换成人民币，再买材料，妻子一边买材料，一边自己建房子，一边上班，还要带小孩。

后来陈笑莲说：“每天晚上睡觉都哭。很想他，很不习惯，这个生活就剩下我自己一个人。睡觉都在哭。”

10

为了能给家里寄钱造房子，欧阳东拼命打工。一开始，他所在的制衣厂是做布娃娃服装的，比如布公仔一类。厂房里有裁床，他们就在上面拉布、裁剪。白天八小时，晚上下班后继续工作到夜里12点。

第一天工作，欧阳东就加班到晚上9点，第二天到11点，第三天就到凌晨1点。一天工资三十块钱，加班一个小时五块钱，他拼命做，甚至把第二天的活都干完，然后等老板安排其他工作。

对欧阳东来说，甚至可以不用租房子，这样还能省点钱。写字楼里有一些管理人员和老板，中午有个阿姨给他们煮饭，欧阳东就叫阿姨不要倒掉剩饭，留给他们晚上吃，第二天，他们把晚上剩下的饭再混在一起煮泡饭吃，又可以节省一笔饭费。

睡觉盖的是工厂的布匹，垫的、穿的都是别人送的衣服、鞋子，什么东西都是别人的。

不剪头发，太长了就自己用剪刀稍微剪一下，个个长头发。最大的花销就是寄信的邮票——身在异乡的孤独和艰苦，让欧阳东倍加想念妻儿，这种思念通过每天一封家信来相互传递。

为了多挣钱，欧阳东又找了三份工，一份在造船厂，一份在电镀厂，一份在护卫公司。他白天在制衣厂做，6点钟下班后，就去造船厂，造船厂晚上做，一百块钱一天，有时候会干到天亮。

比起白天一天三十块的工钱，欧阳东对造船厂的工作更满意。有时候，他6点下班就去电镀厂，做到凌晨1点收工，再去护卫公司做保安，做到早上8点多钟。就这么连轴转。

厂子里，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时间，他们吃了饭就睡一会儿；晚上，等船干的时候，有两个小时可以休息。其他时间都在干活。

这样，一天睡眠时间不到三个小时，还得见缝插针。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就白天请假——因为白天工资低，躲到裁床下睡觉，工人们在上面照常工作。等晚上再去船厂上班。下班以后，就在公园的凳子上休息一下，然后9点钟再到工厂去。

为了建房子、还债，欧阳东这样艰苦了两三年。他们的房子，前前后后花了一万多块钱，欧阳东说：“到1982年、1983年，我就已经完成任务了，把那钱还掉了。”

11

在两地分居的日子里，欧阳东用在香港打工的钱帮家里的妻子造起了楼房。而此时，特区深圳已在大兴土木，虽然，深圳的楼还远没香港那么多，街道远没香港那么繁华，欧阳东还是选择了回来。

到1986年，欧阳东在香港已打工六年多，前后换了六家工厂，自主学习制衣技术和服装设计，他从一个拉布学徒工，成长为一个熟练技术工，一个服装设计绘图师。工资也从最初的三十块一天，涨到了三千二百元一个月。

他对香港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

记者：当时您在香港，对香港是什么印象呢？

欧阳东：我觉得香港，还是很好。

记者：怎么好法？

欧阳东：不像我们当时宣传的那样（笑），就是受压迫，受剥削，不是这样。其实香港呢，我觉得香港很文明，最少是不乱丢垃圾。当时我们也被感染了，果皮都抓在手上，看见垃圾桶才丢进去。我们也不随地吐痰。在巴士站，不会一窝蜂地上去。

记者：要排队。

欧阳东：都是排队的，就是一百多人，都要排队的。

记者：您觉得那里的素质很好。

欧阳东：素质很好，很有礼貌。而且我们这边呢，是讲为了社会主义工作，为了共产主义，我们有理想的。但是他们在那边，我们在裁床、拉布的工作，那些人动作很快。

记者：工作的效率比内地强，对吗？

欧阳东：强，其实我们的工资是固定的，五十块钱一个小时。

记者：也不是计件的。

欧阳东：不是计件的，是固定的，有些厂是固定，有些是计件，我们当时都是固定的工资，一天多少钱。当时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快，动作很快，跑步的，跑来跑去，在裁床那里，跑过来跑过去。

记者：没有人磨洋工吗？

欧阳东：有，很少很少。磨洋工，比如说拿了报纸到洗手间坐在那里看报纸，看了半个小时才出来的，我只发现有一个人。大部分的人，都很快……我就问，我们在家，是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共产主义，所以要积极工作。他们都是给资本家干活，要那么快干什么？人家说我现在不快，等到我计件的时候，我就快不了了，所以我一直保持这样的速度。

夫妻感情很好的欧阳东，不愿意再和妻子分居两地。

此时，深圳特区建立，香港的服装老板也到深圳来办厂，他随厂回到深圳工作，每天都可以回家了。就这样一边帮老板开服装厂，一边照顾家人。

后来，欧阳东把家里的围墙拆掉，在前面搭了个铁皮房，利用自己学的服装设计技术，自己做时装；也从香港的服装厂进货，开时装店，销售服装。

很快，他们家那一条街，家家都把围墙拆掉，也都开起店来，做时装生意，一条街变成了时装街。

回来后的欧阳东和妻子陈笑莲一道做着服装生意。

他们继续造房子——把自家的房屋不断地拆建，加建，越扩越大，越建越高，从两层变成三层，三层这边要加到四层，到2001年的时候，又把它拆掉，重新建到了七层。他们充分分享到了特区带来的经济富足。

2000年，欧阳东退休了，除在广东一些地方做一做服装技术顾问、质量总监之外，他又拾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爱好——搞文艺活动。

直到今天，回顾自己的这一段逃港生涯，欧阳东说：

香港真的很漂亮，全部是高楼，马路上也很漂亮，那些人也穿得很好。但是再好也不是我们能够待的地方，我想我还是一定要回来。

当时没想到，如果想到现在改革开放这个样，我看就没人逃了嘛。现在就没人逃了。

讲述人： 欧阳东、陈笑莲 编导：谭悦；文稿统筹：张丹翔 荣挺进

本文选自河南文艺出版社《31人说：我们的中国式人生》，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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