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200亿，来非洲挖矿的中国人们

自述 过去四年，我曾深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诸多角落：赞比亚的卢布韦平原、乌干达托罗罗的乡村，让人一刻也不能放松的约翰内斯堡，湿热的达累斯萨拉姆，凉爽怡人的基加利……我在那里追逐中国工人和投资者的踪迹。 我所见的每个中国人，无论是在叛军出没的丛林里淘金的湖南人，还是在金沙萨贫民窟里卖小商品的福清农民，或者在战争中适应全球化生意规则的甘肃老板，无一不是全球化时代最大胆的中国人。连一向形象保守的中国国有企业也不能免俗。 此文为连载的最后一篇。

2015年3月5日，我飞往刚果金南部城市卢本巴希。从空中看过去，热带雨林就像无边无际的黑色沼泽，刚果河则像条银色巨蟒，缠绕着盆地底部的金沙萨。

落地前三十分钟，我看到加丹加高原迥异的地貌——那是一副巨大的旅游广告：雨季刚开始，禾草依然枯黄，合欢树孤独的撑开树冠。但是，没有奔腾的河马，也看不见咆哮的狮子。某位男主持低沉的声线嗡嗡来袭，我将注意力转向草原深处，褐色坑洞出现在乌蒙蒙的天空下，像是猎人精心布置的陷阱。

这些丑陋的矿坑完美阐释了刚果金的经济没有崩溃的唯一原因——矿产行业的输血。以2014年为例，刚果金出口总额129.82亿美元，铜、钴和黄金占到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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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本巴希位于加丹加高原的北沿，是新老卡比拉总统的故乡，也是刚果金矿业的心脏。

它处在一条穿越赞比亚和刚果金、长达500公里的香蕉状铜矿带上，拥有全世界70％的钴储量，铜矿品味高达5－10%。在中国，铜矿平均品味只有0.8%，卢本巴希的尾矿渣也比这高。

所以，两家中国国有企业和刚果金国企合作，花费65亿美元，下注在一个铜钴项目。迄今为止，这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一笔投资。

这200亿人民币的项目更为不少中国人创造了机遇，前往机场接我的广州人琨哥就是其中之一。三年之前，他受朋友邀请“过来看看”，随后就留下来开了旅馆。他的“时代宾馆”开在连接机场与市区坑坑洼洼的公路边。约十五间客房，每天晚上，旅馆天井都会停满日本皮卡和越野车——这足以证明琨哥的眼光，200亿的项目哪会让他为客源操心。

“时代宾馆”有着中国人在给自己事业命名时一贯的虚张声势，但放在卢本巴希，却是再适当不过的。只是，我不太确定，这是暗示——世界矿业心脏已经属于中国人的新时代？还是一种西方批评者的惯用口气，认为中国利用自己的经济影响力，毫无节制地在海外获取资源。

不管怎样，毫无疑问的，“时代宾馆”里人来人往，就像美国的淘金时代。

时代宾馆的天井

“我这是小本买卖。”琨哥很谦逊。不过，他也有副业。

第二天早饭后，我看见他给妻子交代完当天要办的事情后，转身就把一台仪器搬到了皮卡车的驾驶室。

我问他去哪。

“山里，去收矿。”

后来，我们几次闲聊，问起他的新事业时，他都很沮丧，“才搞了几个月，太晚了。去年搞的，这会儿都发大财了。”

自2014年8月后到年底，在卢本巴希的中国人中诞生一名百万（美元）富翁的平均周期，只需16天半。“一车平均就有3万美元的利润，每天两车，每月净利润180万，持续到年底。最后，所有收矿的工厂资金链都断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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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宾馆，我的室友靠在床头上说，他在利卡西开冶炼厂。

他解释，“去年8月，发现一个新的钴矿带，品味达到20%。因为位于民居下，导致收矿市场一下超热。”

也是在去年，因为中国人挣钱太多，卢本巴希的赌场不够用了。这里原本有4家赌场，俄罗斯人瞅准时机，在2014年又新开一家，名叫“国王与王后”（Kings and Queens），距离时代宾馆不到10分钟车程。

刚果金的赌场多由俄罗斯人控制。他们垄断了中国男人的夜生活。晚上7点刚过，旅店天井里的汽车就集体转移到了赌场门口。中国客人最喜欢玩21点。我在赌桌上看到一名在旅店相识的浙江桐乡人。一小时内，他赢下两千多美金。

第二天早晨我碰到他，问起战况，“全输回去了。”

在吴少鑫看来，在卢本巴希收矿，和赌博很像。“十年一遇，遇到这个商机。没发现这个矿之前，快要回完中国。做不下去了，因为产量少啦。”

俄罗斯人新开的赌场

吴少鑫在当地颇有威望，他是最早的一批中国投资者。“我2003年在赞比亚，买这边（卢本巴希）的矿石。那个时候，刚果来的中国人很少，都是在赞比亚，接这边的原矿。” 在卢本巴希郊外的冶炼工厂里，他对我说。

2004年，卢本巴希只有两家中资企业，那时候内战还没有平息，吴少鑫冒险来到这里，“因为刚果金可以民采。”他解释，“民采就是农民拿个铁铲啊，拿个镐啊，打个洞，在地下挖矿。”

赞比亚和刚果金虽处在一条铜矿带，资源却差异极大。“赞比亚储存量要比这边大，但那边都是井下，比较深。这边都是露天，所以民采量很大。2004年过来的时候，民采就可以采出6万吨金属。”吴少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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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刚果金人失业问题，政府创造了“民采”这项特殊政策。卢本巴希的市民均可申请手工采矿，只要你能负担少量手续费，买得起一把铁锹。不少家庭就可以赖此生存，在向印度人和黎巴嫩人卖出矿石后，在超市里换取口粮。

不过，在过去十年里，中国人很快取代了印度人和黎巴嫩人，占据了卢本巴希的收矿市场。我想这是得益于中国巨大的需求。

但我在探访了陈浠钒的收矿点后，才更深刻理解了这种变化。

他的收矿点挨着“时代宾馆”，没有任何标识。我推门进去，一夜暴雨后，院子里到处积水，我只好蹦蹦跳跳地走到陈浠钒面前。

陈浠钒的收矿点

那时大概是上午10点，正是一天最忙碌的时刻。两位工人搬着矿石到磅秤上；在他们边上，一砣砣铜绿色的石头散在地上，赤身工人挥舞榔头砸向它们；四名衣着鲜丽的本地女性，蹲在地上，从砸开花的矿里挑出碎石；两名矿工把碎矿拢到编织袋上，抬进墙角。我跟了进去，那是一个洗矿池，工人扯着编织袋的角，将矿石在浑水里来回筛了八趟，直到冲掉矿石上的泥。

不知道什么原因，陈浠钒和卖矿的人吵起来，似乎对方不同意他给出的矿的品味。他神情很不耐烦。 后来，他告诉我，“一般肉眼就能分辨品味，如果农民不同意，则要砸矿，然后进入分析仪检测。”

砸矿

但两分钟后，我又看见陈浠钒有说有笑，还把手搭在一人肩膀上。在这不到一百平的空间里，尽管忙碌，却井然有序，仿佛一切都在陈浠钒的掌控。

我在人群里窜来窜去，数清有三十名本地人在工作。但我也意识到，只有一名中国人——也就是陈浠钒——在管理他们。

这个发现令我吃惊，也让我不得不把陈和我在卢本巴希见到的中国人重新审视一番 。陈浠钒会法语，那些人不用说法语，普通话也勉勉强强；陈浠钒的白色POLO衫熨得平整，其他人不太注重着装，经常穿着拖鞋出门；陈浠钒看上去真年轻，甚至透着一些稚气，不过，“国际范”十足。尽管，这个第三世界角落里破破烂烂的收矿点，很难说有什么国际化，唯一能和现代世界沾边的，也就一台分析仪，价值一千美元左右吧。

和旅店老板琨哥一样，他也沮丧，“现在收不到矿，因为大的矿封了，不让进。”在卢本巴希在控制民采后，新钴矿引发的狂热嘎然而止。

我夸他法语很流利。他只笑笑，不置可否。

“你多大？”

他还是笑笑，“你猜？”

“26？27？”

“我1993年出生，2011年到这边来的。”

在中国，18岁的孩子通常在高中就读，或刚进大学。这说明，陈浠钒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是否读完高中也很可疑。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陈浠钒的朋友后来告诉我，陈浠钒是广东潮汕人，由亲戚带到卢本巴希，直到2013年前，他一直在一家中资玻璃厂打工，那之后才开始收矿。

一个没有大学学历、来卢本巴希之后才开始学法语的23岁小伙子，现在每天指挥着三十号本地的工人，入侵印度人和黎巴嫩人盘踞的市场，唯一能解释的，或许只有野心。

不过，我在卢本巴希遇到的中国人，不管是流连赌场的收矿者，还是“国际陈”，他们对刚果金的变化都没有兴趣，也对当地普通人所知无几。我问陈浠钒，他的农民卖家一个月能赚到多少钱，“好的能有大好几千。”不过，他没给出准确数据。

卢本巴希被称为原料仓库，但普通人却承担着“资源诅咒”的恶果。我的司机阿曼达(Armanda)告诉我，“教师工资一个月不到100美元， 士兵的工资不到70美金，买食物都不够。”他们似乎活在与中国人隔绝的空间里。

当然，这貌似并未妨碍中国人的事业。

某种意义上，50岁出头的吴少鑫就是陈浠钒的榜样，十三年前，吴少鑫还在赞比亚边境收购产自卢本巴希的矿石，可现在已是卢本巴希最受尊敬的的中国企业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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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少鑫的冶炼厂在卢本巴希郊区，这里是片新开发的工业园区，看上去像是从某个欠发达的中国县城匆忙移植来的。周围荒草丛生，装载碎钴和粗铜的重卡压得马路软绵绵的。

吴少鑫的工厂一年营业额有7000万美元，但他觉得不值得称道，“我们中国的这个鼓风炉炼铜技术，是毛泽东时代炼铁的嘛。炼铁的改成炼铜。”

厂区确实有“大炼钢铁”时代的景象。

四层楼高的鼓风矗立在厂区南端，不停吐着白烟，炼出的铜钿还有磨碎的钴矿就散落在厂区里，没有流水线，也没有封闭的产房。

华鑫工厂里的冶炼炉

这种火法炼铜技术遵循着古老的化学公式：石灰石加焦炭加铜矿，很像中国普通家庭在烹饪，“每样三分之一”。带领我参观厂区时，负责技术的副总黄东海很自信。不过，“火法冶炼，一般至少需要20%的品味，铜矿低于这个品味的，只能湿法冶炼。炼出来95%的粗铜，运到国内，卖给国内的冶炼厂，提炼出99.99的精铜。”他透露。

冶炼车间里的工人

这决定了火法炼铜技术在中国国内没有市场。首先，中国没有20%品味的铜矿石；其次，“环保通不过。”吴少鑫说。

但在2004年，中国被淘汰的技术在卢本巴希找到生机，因为省钱。“那时候，就是先进来，一看改革开放，资源那么丰富，就投个小工厂先试一下。投了400万美金。”至今，他仍觉得当时“比较冒险”，那时，非洲多个国家的军队仍在刚果金东部丛林里激战，卢本巴希也只有两家中国企业，国有企业万宝矿业和一家民营企业。

吴少鑫身上有着闽南人天然的冒险基因。他原籍福建晋江，18岁移居香港，与哥哥吴少康批发电器给远在南非的贸易商。

香港回归前，吴氏兄弟将事业转到南非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现在，吴少康依然在那做贸易，还担任着南非警民合作中心主任。而吴少鑫则北上赞比亚，进入刚果金。“不是国内对矿啥的也需要嘛，就说你们在非洲熟，帮我们找一些资源，是这样来的刚果。”

冶炼厂于2005年10月投产，2005的铜价已经到3000多，2006年铜价涨到5000多，很快他就收回投资。“不是我们冶炼成功，而是碰到机遇。”

“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在刚果金“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奏效。“那我们就有了一个平台嘛。进入刚果，了解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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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少鑫相信，自己青年期在香港的生活经历在卢本巴希回报了他。

“我在香港长大，对这种欧洲殖民地，这些法律，我们处的比较早。（所以）我们在海外做生意比较适应。”在这里，“整个制度、管理，乃至整个国家，都不是很健全。他们这些人想要腐败，要从这里得到钱。”

而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认，“他再这么烂，（毕竟）还是一个国家，还是有这些执行部门的。没有，这些国家都废了。”

这种貌似自我冲突的观点，正体现了他独特的平衡技巧——“两种经营方法，一种是用很正规的方式；一种就是用势力、用关系的方式。两种同时做。哪里有国家不收税的？所以你到哪里都得正规，再加上关系。”

吴少鑫不是没付过学费。“我刚来的时候，也是到处找法院院长啥的，敲人家门，请人家吃饭。”

卢本巴希官员对中国人的社交方式很不适应。“他们说，他妈的，跟你吃饭，你又不会讲话，叫翻译，然后我们干杯吴吴吴干杯。”吴少鑫讲起这些往事，止不住大笑。“他们还说，你醉我也醉，两个人傻乎乎坐在那里，不知道在干啥。你给我钱就行了。”

“我做习惯了，觉得比中国还简单。讲清楚，他要多少钱，你也正正规规，拿了给他就行。”他忍不住抱怨，“我们中国，吃完饭，还要卡拉ok，喝醉酒还带女人给你。”

在卢本巴希，吴少鑫每年给的“小费”达100万。他解释，“这个100万，不仅只有小费，还包括罚款。”

在刚果金，罚款弹性巨大。

华盛顿的非洲问题专家理查德•吉特曼（Richard Gittleman）曾在卢本巴希在一家美国矿业公司工作。有一年，税务局上门，告知要补交2000万美金税款。他花了一年时间处理，最后，“一分钱没交。”

中国企业同样如此，“包括所有中国企业，我赚1000万，报告1000万，他还是要罚我。那我干脆报600万，那400万，百分之三十的税，这120万就留给你好啦。”

对于这种独特的腐败文化，吴少鑫感慨，“（只有）你懂得这个，你才会在这里做得好。”然而，“像我们中国国营（企业）进到刚果，刚开始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

“今年赚了一百万，他就派人来查，审计完，说你不是赚了100万，而是赚了130万，你该交30%所得税，还有罚款。 一共六十万，十万进中央银行。剩下的你给我五十万？”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吴少鑫问，“就是去协调。我私营就能，国营的他咋协调？”

他又举了个例子。“一家国有企业，上次给他总经理在聊天，聊他为什么做得这么不好？总经理在这里，超过500块的小费，要报北京。”

“500块来这里有啥用？你送个官员500块，他肯定不要。他要600块。”官员告诉他，不等北京批完，我咋给你？但是，北京又不知道这里在干啥事。“你明白吗？（这样的情况）你国营的行不行？我私营的就行。”

很显然，中国国企在这里遇到了制度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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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20日，中国国有企业与华鑫公司签署“股东协议”，合资成立中色华鑫马本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此前，中国有色三度进入卢本巴希，均告失败。

“中色为什么一定要和我合作？为什么来了，还要和我合作啊？”吴少鑫自问。

“中色也可以没有我啊，没有我，他真的一样都还没出来。”他又自答，“ 因为（工厂）都他在管嘛，外围我们协调，该付多少钱你去付。就说中色过来投资这几年，有谁去找他们麻烦？但钱肯定是要付的。”

我告别吴少鑫时，他说晚上有一个饭局，云南铜业的人过来考察。

挑碎石的卢本巴希妇女

中国企业在卢本巴希不断地买进矿山，这很像刚度过计划经济物质匮乏期的人，初次来到琳瑯满目的超市，管理购买欲变成了自我施虐。

2011年7月，甘肃省地方国企金川集团击退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公司，获得卢本巴希的多处铜矿和钴矿，交易额11亿美元；2011年8月，国有企业中国五矿通过收购一家澳大利亚公司，以81.8亿人民币获得卢本巴希一个铜矿。

中国的民营企业不甘落后。2015年5月，紫金矿业收购卡莫阿（Kamoa）铜矿项目49.5%的股份，成本为4.12亿美元。

这些隔段时间就冒出的天文数字，似乎支持了长期以来西方评论家对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批评：中国只顾攫取非洲的自然资源，对当地社会发展没有表现出责任。更尖锐的批评者则认为中国在非洲实施“新殖民主义”。

2013年3月，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Lamido Sanusi）在《金融时报》中谈到，中国“是非洲去工业化和欠发达的主要贡献者”。

无论在赞比亚、刚果金，还是乌干达，所有和我聊过的中国人，上至国有企业的高管，下至普通员工，无一不认为，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或者说，都是戴着有色眼睛在审视中国企业。

“我们现在是在嚼别人吃剩的渣。”2013年11月，在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中国有色一位高管说。他还举例，赞比亚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来自加拿大——国际矿业巨头第一量子公司(First Quantum Minerals)。连印度公司也走在中国人前面，该国最大的私有矿业集团韦丹塔资源公司(Vedanta Resources)拥有赞比亚储量最大的孔科拉铜矿(Konkola Copper Mines)。

“他们是宗主国，对这里的资源状况，一百年前就搞得一清二楚。我们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来这里也只有十几年时间，这么晚进来，哪还有什么好矿留给我们？”他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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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通过竞标，中国有色公司获得已停产的赞比亚卢安夏铜矿。

2013年12月，李云生热情地带着我走访了矿区，他是卢安夏铜矿的党委书记。在他的办公室，我看到英国女王肖像画仍挂在墙壁上。这座矿山最初所有者为英国人，从上世纪初便开始生产，后来转给荷兰人，铜价低迷时，他们认为不值得开采，便一度废弃，中国有色这才有机会接手，重新提炼被英国人和荷兰人利用过的尾矿渣。

刚果金也差不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比利时的的矿业巨头，他们掌握的资源储量远胜中国企业。

不过，论争议性，似乎没有谁能胜过华刚矿业(Sicomines Sarl)。这家公司由中国国有企业中国铁建和中国电建投资65亿美元，与刚果金国有矿业公司合资成立，开发加丹加省科卢韦齐（Kolwezi）的铜钴矿。这是迄今中国企业在非洲最大的一笔投资。

根据交易，中国财团会获得1千万吨铜和六十万吨钴。作为回报，他们将为刚果金建设许多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几千公里的铁路和公路。还计划帮助其修建两所新的大学、176个保健中心和医院，以及两个水电大坝。

2008年5月27日下午，这个项目还在等待中国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审批时，在北京三里河的总部大楼里，我和范集湘交谈了四十五分钟。那时，他担任着中国电建的总经理。

我对一家建筑企业为什么要涉足矿业市场很感兴趣，毕竟，这并非他们的主业，也没有人才储备，而且，刚果金国内外的反对者众多。在当时，这笔交易看起来非常激进、草率，前景也很暗淡，似乎只是准备着为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再增添一个失败案例而已。

范集湘很有耐心，他给出了答案，“多元化是建筑公司的必然选择。”他说，“从国外承销商、建筑商的发展经验来看，建筑业务占公司的比例一般会降至40%-60%以下。”

华刚矿业如期获得中国国资委的背书。但我猜测，中国国企舍得砸钱的动力之一，也来自刚果金新总统卡比拉的鼎力支持。

和中国官员擅长打造的“形象工程”很类似，彼时，卡比拉也宣布了“五大工程”，分别是基础设施、就业、住房、水电、改善医疗保健和教育。全球见证认为，卡比拉将这些要素看作是再一次总统选举时接受评判的试金石。

但是，考虑到刚果金的财政状况，总统的政绩工程只能靠中国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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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耗尽刚果金的财政收入，项目首先就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诉。

作为重债穷国，刚果金高度依赖国际援助。他们不得不听从这这两家机构的建议。随后，交易削减至65亿美元，而在2009年，刚果金的国家预算只有50亿美元。

但在当时，这依然是中国在非洲的最大的“资源换基建”交易。这种模式，被中国人在非洲广泛采用，也常常因为透明性不足受质疑、指责。但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教授在《龙的礼物》一书中提到，日本、韩国和台湾才是这一模式的开创者，只不过在国有银行的支持下，中国人走得更远。

譬如“全球见证”这样的国际组织，对类似项目的批评最为激烈，同时也指向透明程度问题。他们的报告认为，“有关这笔交易的基本财务方面，公开的信息很少。矿物销售价格的信息也无从得知。要建什么基础设施，成本是多少，这些信息都没被披露。所承诺的19%的‘内部回报率’的计算方法也不清楚。”

2016年5月，在华盛顿一家智库组织的刚果金局势研讨会上，理查德•吉特曼也批评这项交易，“没有任何透明性，比如说税收，比如说刚果金人民到底会从这个项目中获益多少。没有任何信息。”

“全球见证”还指出，“此笔交易本身的谈判受到了一位总统顾问的重大影响。这名顾问既未经选举，也没有官方职位。预算部、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谈判中的参与也很少。”该机构引用匿名信源称，中国公司支付的3.5亿入门费，部分被用于行贿。

而信息不透明也也意味着，一些利益关联者恐惧公开某些信息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现在，中国人正裹挟到一场决定刚果金未来的政治急流中——卡比拉的第二个任期将在2016年11月结束，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他没有资格连任。但是，“卡比拉正在玩弄政治手段，试图推迟11月的总统大选。”2016年5月15日，皮埃尔(Pierre Englebert)教授在美国华盛顿的一场关于刚果金局势的研讨会表示。他在位于加州洛杉矶附近的波纳莫学院研究非洲政治，在刚果金生活多年。

2015年1月，在我抵达刚果金的前夕，卡比拉内阁公布，为核实选民数量，将在2016年大选前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在刚果金，由于财力不足，行政系统效率低下，人口普查可能要耗时数年。他对选举的操弄，让刚果人对他恶劣政绩愈发不满。

“十年间，卡比拉让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变成了一个日渐独裁的专制政权。”皮埃尔说，“往坏里说，他就是依靠流血手段操纵政治系统。”他对不断走下坡路的刚果金非常悲观，“没有人还能对那里抱任何乐观。”

中国人对动荡的局势焦虑不已。2015年2月25日，我在金沙萨上海酒楼参加金沙萨侨领的饭局。主人是刚果金江浙商会，宾客则是福建商会的两位侨领。

福建商会，左边是刚果金总统卡比拉的头像，右边是毛泽东

2014年6至9月,华人商户频繁地遭到持枪，由荣誉会长徐健牵头，成立华人安全保障互助会。他们装备两辆警车、向金沙萨警察局雇佣十几名警察，每夜在华人密集区巡逻。

在宴席上，江浙商会试图说服福建商会，将福建人商店也纳入巡逻范围，这样可以扩大安保费的征收对象。但宴会不欢而散，福建商会不同意，他们也成立了自己的巡逻队。

这些举措，被陈燕彬称为“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利用他们的力量保护我们的侨民。”还有，“增强侨民的自保能力。”

保障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这种诉求对中国人已经非常普遍。对此，中国政府也变得更加主动。2011年，中国首次动用军队，从利比亚撤离中国公民。现在，为保护非洲、中东的中国公民和经济利益，中国政府正在吉布提建设首个海外军事基地。

但是，2015年，中国出境公民达1.2亿人次，海外劳务人员超过100万，留学生近200万。这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压力。“我们资源有限，手段不足，能力建设亟待加强。”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一次发布会上坦承。

“真的很难，我这里就一个人，光金沙萨零散侨民就有六七千人，一个人要光顾他们几千人。想要扩编、增加人员不太现实。”作为负责领事的官员，陈燕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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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刚果金的处境，同样映射着中国在崛起时更深刻的困境。

在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中国走向全球：局部力量》一书中，他批驳了西方世界流行的论调——中国人将统治全球。他认为，中国还只是“局部力量”，而非美国这样的“全球力量”，而且，中国人在全球的存在仍然非常“肤浅”。

西方媒体只关注中国对刚果金滚雪球般的投资，却对劣势一字不提，比如说外交和政治。在这些领域，中国的影响力甚至比毛时代更孱弱。而且，中国似乎也不具备这样的野心。

2013年3月，习近平上任后首次非洲访问，中国选择了与金沙萨对岸的布拉柴维尔，而非外界认为与中国关系密切、投资巨大的刚果金。

当卡比拉得知中国主席的行程后，“非常生气，认为中国在故意羞辱他。”刚果金大使馆一位退休官员告诉我。

上任两年后，2015年1月，中国外交部长才出访刚果金。而他离开中国四天后，刚果人就抢劫了中国商店。金沙萨的华人流传，王毅受到刚果金无理怠慢，在酒店等待了三四天，卡比拉总统才抽出时间接见他。

刚果金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告诉我，王毅到访之前，他们要想和卡比拉“套上话”，也不容易。他对中国关注程度并不是很高。

参与过会见的一位外交官说，“并非如此。只是等了个把小时。”

“那王毅有谈到刚果金大选吗？”

“那不是我们的政策选项。我们一贯执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他坚定表示， “一句话都没有提到刚果金的大选，刚果金这个国家的政治怎么样，一句话都没有提。”他说，主要是进一步推动两国在经济、文化各领域加强合作。

“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外交遗训，如今，中国对刚果金的战略仍着眼于经济实用主义。

这种做法与美国、法国和比利时形成鲜明对比。2014年5月，卡比拉接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后者表示，美国打算提供3000万美元，帮助刚果金进行一次“透明和可信”的总统选举。此外，美国希望，确保卡比拉总统在本届总统届满后离任。法国和比利时也不断警告卡比拉破坏选举的行为。

但是，自2016年在刚果金蔓延开的示威，让刚果金的未来更加晦暗不明。卡比拉不断逮捕和骚扰反对派，也让美国失去耐心。

不过，美国在对刚果金连续发出警告时，中国人又在刚果金做了两笔买卖。4月初，刚果金国家电力公司与中国三峡集团签署合作议定书，双方将合作开发水电项目。2016年5月8日，河南省国有企业洛阳钼业以26.5亿美元受让TFM铜钴矿56%股权,这是刚果金最大的矿山之一。卖方的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是家美国公司。

这让不少刚果金人纠结、不解。

同样，也让中国人听到了历史断裂的声音。

烈日炎炎，我去金沙萨餐馆人民宫。在广场上，我闻到某种熟悉的社会主义味道——个体在公共空间里的微弱的存在感。金沙萨人民宫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孪生儿，外观如出一辙，规模同样创纪录——共计5000名中国专家曾在此工作，乃中共援助非洲的单项建筑工程之最。

中国人援建的金沙萨人民宫

离开人民宫时，一名持枪士兵突然现身。因为我对着人民宫拍了几张照片。在刚果金，公共场所未经申请，拍照这种“间谍活动”是被严格禁止的。

我解释，“我是中国人，就是来看看中国人修的房子。”我徒劳地重复着。刚果金士兵一手扶枪，一手伸进我口袋。

（文中蔡今生、朱清夫、曾彬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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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