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点亲手帮父亲“安乐死”

2016-08-14 20:39:15
2016.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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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肺癌转移差不多一年后的2014年5月,我陪父亲去北京玩,那时他的身体状况还非常好。

去年农历九月初三(2015年10月15日)夜,父亲还是走了。

在癌症晚期确诊后的两年里,父亲经历着人生的终极拷问——如何直面自己的死亡。但父亲人豁达、乐观,他以较高的生活质量活过了两年——像个正常人那样生活了大概14个月,又像个病人那般,入院3次,最后一次住院30天。

在放弃治疗后,再次忍受了十二天折磨,最终离去。

那十二天,是他一直希望回避或尽量缩短的人生。从得知癌症的那一刻,父子俩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绝对不能为了所谓的活着,而去忍受各种折磨,让自己浑身插满管子,“毫无尊严毫无希望”地活下去。

“保证不能为了活着而让你去受折磨”,为了让抗拒治疗的父亲去住院,我一度轻率地做出承诺。

而为了兑现这个承诺,在他弥留前的折磨期,我也差点亲手实施了“安乐死”。

1

2015年10月3日,在整整住了一个月的院后,一家人做了决定,把父亲送回华容老家。这时,距离父亲在湘雅医院确诊肺癌骨转移,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是父亲最后的日子。然而,父亲还要受多久的折磨,谁也说不清。

彼时,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脑部,父亲的头脑不是很清晰。有时和他聊天,他描述乡邻印象,神情像个儿童,语气平缓。但我感觉,那只是他脑子记忆的复述。

我在老家待到10月8日,眼见着父亲在生死线上徘徊,我选择了逃离,只留下了80多岁的奶奶和母亲。

离家那天,父亲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缩坐床头,逃避着我的眼神,和他打招呼也不吭声。我勉强笑了笑,还是走出了房间。

“必须等我走了以后你才能走。”在前一天晚上,我告诉他我要去上班写篇稿,然后很快回来的消息后,父亲说。

但我走得似乎理直气壮,在家人和邻居们的观念里,也觉得理所应当,“不知道还会耗多久,你千万不要耽误了自己的工作”。

回到长沙,我打电话询问母亲,得到的答案也是一成不变:“还是老样子”。我似乎放了心,心安理得地继续留在长沙。

到了10月15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初三,鬼使神差的,我决定回家陪伴父亲。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会有多长,当时只感觉可能还会是一个月,或者更久。

回到家,父亲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像是遭遇了一场炼狱。

“还认得我不?”我说。

仰面躺在床上的父亲,眼神散漫,似乎无法向我聚焦,然后摇头。我凑上去,仍然没有眼神交流,父亲只是大口喘息,巨大的胸膛上下起伏。

我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嚷着。大哭过后,突然感觉极度饥饿,撑不下去了一般。

我开始询问母亲,父亲身体到底痛不痛?母亲转述有经验的邻居们的话,应该是不痛,否则额头会冒汗。

我用棉签沾了水,润湿后送到父亲嘴边,他允吸着,似乎很干渴,“你这辈子受了苦,下辈子就不会受苦了”,我在父亲的耳边不时叮咛,父亲仍旧不理会,大口喘息着。

而我也忍不住回过了头,望着角落里的母亲,大声说,“这样下去不行,我得给他灌点毒药”,“不能再受折磨了,要尽快走”。想起以往的承诺,我大声说着。

母亲缩在80年代的那面土墙的阴影里,没有吭声,而我再回头时,父亲似乎听到了,朝我看了一眼,带着某种期待,那是父亲和我最后一次交流。

2

父亲身体一直很好,1米78,身材魁梧,虎背熊腰。在2013年年初,帮人盖房子时,似乎闪了腰,右腿开始有点疼。

父亲看上去并没太理会,也未曾告知我,私下里,他开始四处求医。以为是骨质增生,打针,拉牵引,吃中药,吃完后还按照医生的叮嘱,把药渣倒到马路上。

回家看到这个场景,我还笑了他。

2013年7月份,父亲疼得受不了,给姐姐打电话。当时母亲身体也不太好, 我们决定一起去岳阳一医院看病,我陪父亲,姐姐陪母亲,分别去看骨科和妇科。

母亲的检查结果很乐观,我和姐姐喜笑颜开。而父亲在做了核磁共振检查后,得到的答复是问题不大,可能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的疼痛。

当时有一个方案是做手术,但我觉得位置在脊柱,太危险,没有同意。而父亲却希望“拿掉身上的痛”,期待着手术,我制止了。

国庆放假回家,父亲虽然右腿有点疼,但饮食、情绪等方面一切正常。邻居们坐在堂屋里一起聊天,我突然发现,父亲挽起了裤脚的右腿,似乎要比左腿细一些。说出来后,父亲大笑,“可能是吧”。

这时我才意识到,父亲可能不像表面上看去那么乐观,确实很疼。我开始打听手术的危险程度。假期快完了,我提议父亲去岳阳二医院再做个检查,如果确实可以动手术“拿掉疼痛”的话,我们就去长沙做手术。

在我心里,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只是个小毛病,老年人都会得的。

国庆结束后,姐姐领着父亲去做检查,而我一如既往地去了昆明出差做报道。

在肺癌转移差不多一年后的2014年5月,我陪父亲去北京玩,那时他的身体状况还非常好。(作者供图)在肺癌转移差不多一年后的2014年5月,我陪父亲去北京玩,那时他的身体状况还非常好。(作者供图)

我只在昆明待了几天,在酒店里,姐姐打来电话失声痛哭,“可能是癌症”。我一时被惊得口齿不清,哆嗦了半响才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岳阳二医院,父亲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医生看了片子之后,望着父亲离开病房后才告诉姐姐,“片子上有阴影,怀疑是癌症”。

心思细密的父亲从医生让他离开的眼神读懂了一切。他对此很生气,觉得医生愚弄了他,他希望知道答案。

3

当晚,我给当时的潇湘晨报深度部主任肖世峰请假。

刚一开口,就在电话里哭了起来。肖一时不知所措,果断批了假,“中断调查,赶紧回长沙”。

当天夜里,我在酒店放声大哭,悔恨的情绪不断涌上来,觉得自己太不努力,让父亲享过什么福。

而父子俩的感情,在我成年后,似乎也有了某种隔膜,这更让我伤心。

父亲1954年出生,24岁有了我。小的时候,父子俩感情很深,在田间劳作,父亲会给我讲讲故事。和姐姐相比,他似乎更喜欢我一些,但他更含蓄。察觉出这种微妙的感情,是三个人玩的一次游戏开始的。

有一天吃完午饭,我们决定通过抽签确定谁洗碗。父亲写了两张签,姐弟俩一人拿了一张后,父亲催我姐姐快打开看,结果是“洗碗”。我得意大笑,父亲跟着笑,姐姐察觉了异常,望着父亲,打开了另一张,果然也是“洗碗”。

但在成年后,父子关系似乎变得疏远了。

大学毕业后,我在社会上一直混得并不如意:刚毕业在浙江《嘉兴日报》,那批大学生第一年的工资每个月只有699.3;一年后去新创办的宁波《现代金报》,报纸还没印却天天要报题、开会,生性散漫的我很自然地选择了逃会,结果第十三天就按照“杀鸡骇猴”的逻辑被开除了。

然后,我去了宁波一家环保企业给老总做秘书,干了两年,但性格明显不合适,老板有一次终于忍不住说:“刘洁,我感觉你才是老板,我倒像是在给你做秘书呢。”我没忍住,竟笑了起来。

这些“不成功”,给曾经急切“望子成龙”的父亲留下了足够的负面印象。而我的价值观里,任何成功学都是毒药,干嘛要成功?

父子俩都有了心里隔膜,再也没有了什么交流。

如今,父亲突然“得癌”了,多年的疏离,让我更加感到悔恨。

4

当天夜里,我注册了一个ID“悲伤的昆明”,在网上搜索一切关于癌症的资讯,但茫然无措。父亲身体一切正常,怎么也想不出,到底那个部位出了毛病,得了癌症为何没有一丝征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从昆明飞回长沙,姐姐带着父亲坐高铁到长沙南站。我在出站口见到父亲时,他满头白发,神情倒是镇定,姐姐有点慌乱跟在后面,我的表情应该是严肃的,没有做声,只说打车去湘雅二医院。

慌乱无措的心境下,二医院就像一座巨大的迷宫,我们像迷途的羔羊,等待着最后的裁决。人来人往,任何一项检查,都需要费力打听。

第一天,没有什么结果,检查在继续。但我们还有一丝幻想,希望只是岳阳的医生搞错了,给我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而我也一再幻想着,如果发现诊断错了后就放肆大笑,一如周星驰在电影里那样,无厘头地大笑。

这场景,在脑子里出现了无数遍,像是给自己做着精神按摩。

中午,三个人缩在拥挤、昏暗的走廊里,等待着脊柱科专家到来。排的是第一个号,老人家颤颤巍巍地走进来,似乎中午还没休息好,脸色也不好看。接过资料,也不吭声,埋头在病历本上抄着以往在华容人民医院和岳阳医院的病历单,头也不抬地就说,去照个X光。

我提出了质疑,意思是X光是不是多余的,核磁共振都做了,还要什么最没技术含量的X光?

老人家没理会,姐姐也在一旁悄悄抱怨,感觉这个专家是个糊涂虫。但我们还是依照医嘱,带着父亲绕着迷宫般的医院,去做了检查。

片子出来后,老人家很简洁,“肺癌,骨转移”。我问还能做什么治疗,老人家用见惯不怪地语气说,肯定要治疗了,多活一天也是活啊。

而我们仍旧以“糊涂虫”的态度看这个所谓的脊柱科专家,总觉得还不是最后的定论。期待的诊断错误没有出现,我们不得不从脊柱转到了肿瘤科,去做最后的裁决。还是各种检查,在骨扫描中,父亲全身不少地方都有了黑点,右腿臀部位置最集中。肿瘤科的女医生语气冰冷地做出了最后的裁决。

姐姐悄声问了一句,还能活多久,“大概9个月吧”,女医生大声说,似乎完全没有留意病房里的父亲。

父亲离开病房,喊着“不看了,回家”,姐姐跟出来,泪眼涟涟,父亲和我同声责怪,“哭什么咯!”

“我忍不住嘛。”姐姐边擦眼泪边说。

三个人站在病房的走廊中央,周围人来人往,没人在乎或者留意,一个家庭遭遇了它的厄运,要共同面对一个亲人的死亡了。

5

在湘雅四处奔走看病的那几天里,父亲表情虽然严肃但还算淡定。只有一次我撞见了他的伤心,在等检查结果的间隙,他一个人蹲在了湘雅二医院的马路边,右手撑着下巴,看车来车往。走近时,才发现他在流泪。我没有吭声,递了一张纸巾过去。

拿到最终的结果后,父亲再也不肯在医院待着了,他觉得一切都没有了任何意义,命运已经无情地做出了它的裁决,不想再徒劳无功地做任何反抗。

当天回到出租屋,父亲开始交代他的后事——坚决不土葬,要火化。然后还说起了他的一生。

父亲出生只有7个月,爷爷就走了。他小时候遭遇了各种心酸往事,饿得发昏……他还说起了二爷爷,当年为了报答地主的恩情,不忍心卷入政治斗争,而丧失自己的政治前途,日后成为一个木料工人,一生任性使气等等。

父亲大概也是想告诉我他的人生理念,但求活得心安,自己活得开心就行。而我和姐姐则答应了他火化的要求。我亲口承诺坚决不会为了让他活着,而去忍受各种折磨,该放弃就放弃。

那一次,似乎是很多年以后,我们父子俩第一次亲密的谈话。

湘雅治疗的经历给三个人都留下了心理阴影,父亲要回岳阳。

临去长沙南站前,我不顾父亲的腿疼,提出一起去看看我前两年买的房子,似乎是想向父亲证明什么,又似乎是想让他能够有一点心安。在小区楼下扫了一眼,父亲随口聊了几句,说是当西晒也好,“你五行缺金,西方主金”。

父女俩先回了岳阳,第二天我再跟了过去。住在姐姐家,父亲的腿一阵阵疼,但仍然不肯去医院治疗。有个老家的邻居知道消息后,时不时过来看看他,陪他聊天,父亲很开心,我们也很高兴。

母亲对发生的这一切却一无所知,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劳作。我们都觉得母亲气量小,知道消息后怕她受不了,决定先由我回去做个沟通,打打预防针。

那一年,家里种了十多亩棉花田,母亲一个人忙,她疲惫不堪。晚上两人聊到半夜,我试图去引导她,处理事情不要急,遇到事要想开一些。我依旧没有透露父亲的病情,只说还是腿疼,可能需要去住院。

安稳了母亲后回到岳阳,父亲已经痛过几轮,似乎想硬抗,却又力不从心,晚上还会叫出声来。而我第一次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几乎推着他往外走,去岳阳二医院住院。

我期望的诊疗方案是,如何尽量缓解父亲的疼痛,而不要去考虑如何尽量延缓他的生命。最后的方案是针对疼痛部位做放疗。

放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做了几次之后,父亲的腿就不那么疼了,很快就恢复了他乐观的天性。

那段时间,我天天在医院陪着他,也有了更多的交流,偶尔还开开玩笑。

有一次,父亲望着镜子里的“肥头大耳”,笑一笑说,“实在是个有福气的相,怎么会得这个怪病呢”,然后骂了一句脏话解恨。有一次我摸着他的耳朵说,“你这耳朵真的好大,应该是三国演义里的刘备吧。”然后他笑一笑说,“耳朵那么大,你割去当下酒菜啦。”

生命似乎迎来了转机。

6

第一次放疗住院的日子,正是2013年金秋十月,天气好,治疗效果也好,父子俩都感觉很轻松。

在某个夜晚,我们甚至聊到了死亡,我很认真地说:“说实话,你到底怕不怕死。”

“不怕,我真的不怕,死有什么好怕的,但我怕疼,怕受折磨。”父亲认真地说。

这一次住院放疗的同时,父亲也开始接受靶向药物治疗,效果还不错,病情基本稳定后,我们把母亲接到医院。住院一段时间后,母亲也知道了实情,但父亲的状态已经很正常了,大家都不再太把癌症当回事,生活似乎回到了正常的轨道。随后,父亲就出院了。

2014年5月,我陪父亲去北京玩了一趟。

那时候他精力、精神状态都超乎想象得好。每天凌晨4点,他就把我叫醒了,喊着天亮了,要到外面玩。

在故宫太和殿,他挤进人群看龙椅,出来时大惊失色,裤兜里的1300元不翼而飞了。脸色很不好,我故意用轻松的语气开着玩笑,安慰他丢就丢了吧。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打趣说:“皇帝不愧是剥削阶级,看下龙椅就被剥了个精光”。父子俩大笑。

在北京那几天,我尽力陪着他玩,最想不到的是在颐和园,我已经实在走不动道了,停在了在佛香阁的走廊上。父亲回头怪我太没用,一个人居然爬到了最顶层,然后下来得意地笑。

为了兑现承诺,我差点亲手帮父亲“安乐死”

最初,父亲要住到表叔家里去,而我对人的理解,是城市里那种保持某种距离和隐私的人际关系,没有同意,父亲有些不高兴。

父亲沉默了一下,然后叹口气,“我们这代人的感情,你根本不懂”。表叔、表婶为了让父亲住到家里去,一度让一个临时住在家里的亲戚搬了出去。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夜,我对表叔、表婶的尽力陪同总是感到有些愧疚,提出第二天的飞机太早,就不用送了,反正也预约了出租车。

但表叔没有同意,凌晨3点多,天已经微微亮了,夫妻俩开着车,一路把我们送到了北京机场,然后开车去上班。

后来父亲告诉我,表兄弟分别时,相互眼里都含着泪,引而未发。他以此再次证明,我根本不懂他们那代人的感情。

7

父亲的好状态一直持续着,在华容乡下,他忙着打牌,不时到外面去散散步,走上好几公里,保持着正常人的生活节奏。

到了2015年年初,父亲的状态突然变坏了,左腿又开始疼。那一次,他比较相信医疗的效果了,主动提出来,再次住到了医院,方案仍然是放疗。

事后想来,这时父亲的心里应该蒙上了一层灰影,而我也被他之前的好状态蒙蔽了,并没有过多留意。

父子俩住了一段时间院,缓解疼痛后又出院。

有一次,父亲来长沙做过一次骨扫描检查,那天,我不小心在他口袋里摸到了两支打棉花的“助状素”,据说村里患癌的老人,都曾靠这个很快得到了解脱。

我丢掉后,父亲很生气,“不能丢,有这个我才安心治疗”,但我未加理会。

按照母亲的说法,父亲恶化应该是2015年农历5月26日,那天是奶奶的生日,父亲去了东山镇二叔家,还到山上看了看自己的“坟地”。

那天异常热,回家坐的客车上是冷空调,父亲感冒了,还发了高烧,之后的状态大不如从前。

而奶奶也突然知道了父亲的病情。过了没几天,父亲出现中风状况,奶奶去看他,父亲躺在床上,满头白发的奶奶,迟疑着站在房间门口:“波清,你怎么样了?”声音细微如小猫,母子俩忍不住同时失声痛哭。

第二天,父亲再次去住院,邻居去看望他,希望他早点回来,“只怕是回不来了”,父亲说。

这一次,按照中风的方式治理后,父亲很快恢复了语言功能,似乎又正常了。出院,再次回家,没过多久,父亲的饭量下降了,出现了呕吐症状。

到2015年9月,父亲再次住院,也就是最后一次了。

而我,渐渐也麻木起来了,从未想到父亲这次住院治疗,到底有多辛苦。

8

这一次住院,父亲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头部,考虑到以前放疗的效果,我们决定再次接受放疗。

在医院,有位杨老师,是父亲的病友,父亲很信服他。杨老师开导父亲,“人要守终命”,父亲似乎听了进去,在解脱与坚持治疗间徘徊。

到了十月份,父亲不同意再做放疗了,“实在受不了了”。我期待他做完疗程,他又坚持做了两次,最后还是放弃了。

父亲的病情慢慢加重了,不再那么清醒,有时甚至想不起母亲的名字,告诉他后,他一遍遍小声念着,生怕忘记了。

有一天早上,我去看他,他哭了起来,要我去给医生下个跪,打一针解脱算了。之后,他又责问我:“你说不会让我受折磨的啦!”我讪笑,嗫嚅半响。

10月3日,父亲最终回到了华容老家,邻居们陆续来看他,他有时清醒有时又有点糊涂。但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如何尽快结束这一切,早点获得解脱。

他埋怨身上不痛了,不知道要拖多久;要我拿出纸笔,他签名同意做“医药解谱”(他可能以为只要签字同意器官捐献,医生就可以帮他打针“安乐死”了);还不时询问邻居,手电筒的电压是怎么回事,不知内情的邻居一本正经地解答,完全不知道他探听不过是为了早日解脱。

等到10月15日,我回家那天,舅舅等亲戚也凑巧包车过来看望他。

到晚上快10点,突然听说人不行了,我赶到房间一看,父亲的眼神已经暗淡下来,慢慢闭上了。那时是10点过3分。

“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什么和他有关系呢?”看着仰面躺在床上的父亲,我脑子里的疑问不断闪现。随后我给远在北京的表婶发了条微信,表叔的电话随后过来了,满是悲伤。

农村的葬礼按照古老的习俗启动,而在致词答谢时,我感谢了亲友来参加父亲的葬礼,也传达了父亲的人生理念,“做一个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的人。”

后记

父亲治疗两年,最幸运的可能是,没有穿刺做病理分析,盲试靶向药却效果不错;最欣慰的可能是,以较高的生活质量活着,没有遭受太多的痛苦;最遗憾的可能是,没想到后期恶化那么快,以致一心扑在治疗上,而忘记了更多的交流。

父亲下葬时,我突然明白了“入土为安”的真实含义——那一刻,我突然没有了悲伤,而只感到了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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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小民,写老百姓自己的事
题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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