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点亲手帮父亲“安乐死”

在肺癌转移差不多一年后的2014年5月，我陪父亲去北京玩，那时他的身体状况还非常好。

去年农历九月初三（2015年10月15日）夜，父亲还是走了。

在癌症晚期确诊后的两年里，父亲经历着人生的终极拷问——如何直面自己的死亡。但父亲人豁达、乐观，他以较高的生活质量活过了两年——像个正常人那样生活了大概14个月，又像个病人那般，入院3次，最后一次住院30天。

在放弃治疗后，再次忍受了十二天折磨，最终离去。

那十二天，是他一直希望回避或尽量缩短的人生。从得知癌症的那一刻，父子俩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绝对不能为了所谓的活着，而去忍受各种折磨，让自己浑身插满管子，“毫无尊严毫无希望”地活下去。

“保证不能为了活着而让你去受折磨”，为了让抗拒治疗的父亲去住院，我一度轻率地做出承诺。

而为了兑现这个承诺，在他弥留前的折磨期，我也差点亲手实施了“安乐死”。

1

2015年10月3日，在整整住了一个月的院后，一家人做了决定，把父亲送回华容老家。这时，距离父亲在湘雅医院确诊肺癌骨转移，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是父亲最后的日子。然而，父亲还要受多久的折磨，谁也说不清。

彼时，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脑部，父亲的头脑不是很清晰。有时和他聊天，他描述乡邻印象，神情像个儿童，语气平缓。但我感觉，那只是他脑子记忆的复述。

我在老家待到10月8日，眼见着父亲在生死线上徘徊，我选择了逃离，只留下了80多岁的奶奶和母亲。

离家那天，父亲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缩坐床头，逃避着我的眼神，和他打招呼也不吭声。我勉强笑了笑，还是走出了房间。

“必须等我走了以后你才能走。”在前一天晚上，我告诉他我要去上班写篇稿，然后很快回来的消息后，父亲说。

但我走得似乎理直气壮，在家人和邻居们的观念里，也觉得理所应当，“不知道还会耗多久，你千万不要耽误了自己的工作”。

回到长沙，我打电话询问母亲，得到的答案也是一成不变：“还是老样子”。我似乎放了心，心安理得地继续留在长沙。

到了10月15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初三，鬼使神差的，我决定回家陪伴父亲。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会有多长，当时只感觉可能还会是一个月，或者更久。

回到家，父亲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像是遭遇了一场炼狱。

“还认得我不？”我说。

仰面躺在床上的父亲，眼神散漫，似乎无法向我聚焦，然后摇头。我凑上去，仍然没有眼神交流，父亲只是大口喘息，巨大的胸膛上下起伏。

我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嚷着。大哭过后，突然感觉极度饥饿，撑不下去了一般。

我开始询问母亲，父亲身体到底痛不痛？母亲转述有经验的邻居们的话，应该是不痛，否则额头会冒汗。

我用棉签沾了水，润湿后送到父亲嘴边，他允吸着，似乎很干渴，“你这辈子受了苦，下辈子就不会受苦了”，我在父亲的耳边不时叮咛，父亲仍旧不理会，大口喘息着。

而我也忍不住回过了头，望着角落里的母亲，大声说，“这样下去不行，我得给他灌点毒药”，“不能再受折磨了，要尽快走”。想起以往的承诺，我大声说着。

母亲缩在80年代的那面土墙的阴影里，没有吭声，而我再回头时，父亲似乎听到了，朝我看了一眼，带着某种期待，那是父亲和我最后一次交流。

2

父亲身体一直很好，1米78，身材魁梧，虎背熊腰。在2013年年初，帮人盖房子时，似乎闪了腰，右腿开始有点疼。

父亲看上去并没太理会，也未曾告知我，私下里，他开始四处求医。以为是骨质增生，打针，拉牵引，吃中药，吃完后还按照医生的叮嘱，把药渣倒到马路上。

回家看到这个场景，我还笑了他。

2013年7月份，父亲疼得受不了，给姐姐打电话。当时母亲身体也不太好， 我们决定一起去岳阳一医院看病，我陪父亲，姐姐陪母亲，分别去看骨科和妇科。

母亲的检查结果很乐观，我和姐姐喜笑颜开。而父亲在做了核磁共振检查后，得到的答复是问题不大，可能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的疼痛。

当时有一个方案是做手术，但我觉得位置在脊柱，太危险，没有同意。而父亲却希望“拿掉身上的痛”，期待着手术，我制止了。

国庆放假回家，父亲虽然右腿有点疼，但饮食、情绪等方面一切正常。邻居们坐在堂屋里一起聊天，我突然发现，父亲挽起了裤脚的右腿，似乎要比左腿细一些。说出来后，父亲大笑，“可能是吧”。

这时我才意识到，父亲可能不像表面上看去那么乐观，确实很疼。我开始打听手术的危险程度。假期快完了，我提议父亲去岳阳二医院再做个检查，如果确实可以动手术“拿掉疼痛”的话，我们就去长沙做手术。

在我心里，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只是个小毛病，老年人都会得的。

国庆结束后，姐姐领着父亲去做检查，而我一如既往地去了昆明出差做报道。

在肺癌转移差不多一年后的2014年5月，我陪父亲去北京玩，那时他的身体状况还非常好。（作者供图）

我只在昆明待了几天，在酒店里，姐姐打来电话失声痛哭，“可能是癌症”。我一时被惊得口齿不清，哆嗦了半响才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岳阳二医院，父亲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医生看了片子之后，望着父亲离开病房后才告诉姐姐，“片子上有阴影，怀疑是癌症”。

心思细密的父亲从医生让他离开的眼神读懂了一切。他对此很生气，觉得医生愚弄了他，他希望知道答案。

3

当晚，我给当时的潇湘晨报深度部主任肖世峰请假。

刚一开口，就在电话里哭了起来。肖一时不知所措，果断批了假，“中断调查，赶紧回长沙”。

当天夜里，我在酒店放声大哭，悔恨的情绪不断涌上来，觉得自己太不努力，让父亲享过什么福。

而父子俩的感情，在我成年后，似乎也有了某种隔膜，这更让我伤心。

父亲1954年出生，24岁有了我。小的时候，父子俩感情很深，在田间劳作，父亲会给我讲讲故事。和姐姐相比，他似乎更喜欢我一些，但他更含蓄。察觉出这种微妙的感情，是三个人玩的一次游戏开始的。

有一天吃完午饭，我们决定通过抽签确定谁洗碗。父亲写了两张签，姐弟俩一人拿了一张后，父亲催我姐姐快打开看，结果是“洗碗”。我得意大笑，父亲跟着笑，姐姐察觉了异常，望着父亲，打开了另一张，果然也是“洗碗”。

但在成年后，父子关系似乎变得疏远了。

大学毕业后，我在社会上一直混得并不如意：刚毕业在浙江《嘉兴日报》，那批大学生第一年的工资每个月只有699.3；一年后去新创办的宁波《现代金报》，报纸还没印却天天要报题、开会，生性散漫的我很自然地选择了逃会，结果第十三天就按照“杀鸡骇猴”的逻辑被开除了。

然后，我去了宁波一家环保企业给老总做秘书，干了两年，但性格明显不合适，老板有一次终于忍不住说：“刘洁，我感觉你才是老板，我倒像是在给你做秘书呢。”我没忍住，竟笑了起来。

这些“不成功”，给曾经急切“望子成龙”的父亲留下了足够的负面印象。而我的价值观里，任何成功学都是毒药，干嘛要成功？

父子俩都有了心里隔膜，再也没有了什么交流。

如今，父亲突然“得癌”了，多年的疏离，让我更加感到悔恨。

4

当天夜里，我注册了一个ID“悲伤的昆明”，在网上搜索一切关于癌症的资讯，但茫然无措。父亲身体一切正常，怎么也想不出，到底那个部位出了毛病，得了癌症为何没有一丝征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从昆明飞回长沙，姐姐带着父亲坐高铁到长沙南站。我在出站口见到父亲时，他满头白发，神情倒是镇定，姐姐有点慌乱跟在后面，我的表情应该是严肃的，没有做声，只说打车去湘雅二医院。

慌乱无措的心境下，二医院就像一座巨大的迷宫，我们像迷途的羔羊，等待着最后的裁决。人来人往，任何一项检查，都需要费力打听。

第一天，没有什么结果，检查在继续。但我们还有一丝幻想，希望只是岳阳的医生搞错了，给我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而我也一再幻想着，如果发现诊断错了后就放肆大笑，一如周星驰在电影里那样，无厘头地大笑。

这场景，在脑子里出现了无数遍，像是给自己做着精神按摩。

中午，三个人缩在拥挤、昏暗的走廊里，等待着脊柱科专家到来。排的是第一个号，老人家颤颤巍巍地走进来，似乎中午还没休息好，脸色也不好看。接过资料，也不吭声，埋头在病历本上抄着以往在华容人民医院和岳阳医院的病历单，头也不抬地就说，去照个X光。

我提出了质疑，意思是X光是不是多余的，核磁共振都做了，还要什么最没技术含量的X光？

老人家没理会，姐姐也在一旁悄悄抱怨，感觉这个专家是个糊涂虫。但我们还是依照医嘱，带着父亲绕着迷宫般的医院，去做了检查。

片子出来后，老人家很简洁，“肺癌，骨转移”。我问还能做什么治疗，老人家用见惯不怪地语气说，肯定要治疗了，多活一天也是活啊。

而我们仍旧以“糊涂虫”的态度看这个所谓的脊柱科专家，总觉得还不是最后的定论。期待的诊断错误没有出现，我们不得不从脊柱转到了肿瘤科，去做最后的裁决。还是各种检查，在骨扫描中，父亲全身不少地方都有了黑点，右腿臀部位置最集中。肿瘤科的女医生语气冰冷地做出了最后的裁决。

姐姐悄声问了一句，还能活多久，“大概9个月吧”，女医生大声说，似乎完全没有留意病房里的父亲。

父亲离开病房，喊着“不看了，回家”，姐姐跟出来，泪眼涟涟，父亲和我同声责怪，“哭什么咯！”

“我忍不住嘛。”姐姐边擦眼泪边说。

三个人站在病房的走廊中央，周围人来人往，没人在乎或者留意，一个家庭遭遇了它的厄运，要共同面对一个亲人的死亡了。

5

在湘雅四处奔走看病的那几天里，父亲表情虽然严肃但还算淡定。只有一次我撞见了他的伤心，在等检查结果的间隙，他一个人蹲在了湘雅二医院的马路边，右手撑着下巴，看车来车往。走近时，才发现他在流泪。我没有吭声，递了一张纸巾过去。

拿到最终的结果后，父亲再也不肯在医院待着了，他觉得一切都没有了任何意义，命运已经无情地做出了它的裁决，不想再徒劳无功地做任何反抗。

当天回到出租屋，父亲开始交代他的后事——坚决不土葬，要火化。然后还说起了他的一生。

父亲出生只有7个月，爷爷就走了。他小时候遭遇了各种心酸往事，饿得发昏……他还说起了二爷爷，当年为了报答地主的恩情，不忍心卷入政治斗争，而丧失自己的政治前途，日后成为一个木料工人，一生任性使气等等。

父亲大概也是想告诉我他的人生理念，但求活得心安，自己活得开心就行。而我和姐姐则答应了他火化的要求。我亲口承诺坚决不会为了让他活着，而去忍受各种折磨，该放弃就放弃。

那一次，似乎是很多年以后，我们父子俩第一次亲密的谈话。

湘雅治疗的经历给三个人都留下了心理阴影，父亲要回岳阳。

临去长沙南站前，我不顾父亲的腿疼，提出一起去看看我前两年买的房子，似乎是想向父亲证明什么，又似乎是想让他能够有一点心安。在小区楼下扫了一眼，父亲随口聊了几句，说是当西晒也好，“你五行缺金，西方主金”。

父女俩先回了岳阳，第二天我再跟了过去。住在姐姐家，父亲的腿一阵阵疼，但仍然不肯去医院治疗。有个老家的邻居知道消息后，时不时过来看看他，陪他聊天，父亲很开心，我们也很高兴。

母亲对发生的这一切却一无所知，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劳作。我们都觉得母亲气量小，知道消息后怕她受不了，决定先由我回去做个沟通，打打预防针。

那一年，家里种了十多亩棉花田，母亲一个人忙，她疲惫不堪。晚上两人聊到半夜，我试图去引导她，处理事情不要急，遇到事要想开一些。我依旧没有透露父亲的病情，只说还是腿疼，可能需要去住院。

安稳了母亲后回到岳阳，父亲已经痛过几轮，似乎想硬抗，却又力不从心，晚上还会叫出声来。而我第一次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几乎推着他往外走，去岳阳二医院住院。

我期望的诊疗方案是，如何尽量缓解父亲的疼痛，而不要去考虑如何尽量延缓他的生命。最后的方案是针对疼痛部位做放疗。

放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做了几次之后，父亲的腿就不那么疼了，很快就恢复了他乐观的天性。

那段时间，我天天在医院陪着他，也有了更多的交流，偶尔还开开玩笑。

有一次，父亲望着镜子里的“肥头大耳”，笑一笑说，“实在是个有福气的相，怎么会得这个怪病呢”，然后骂了一句脏话解恨。有一次我摸着他的耳朵说，“你这耳朵真的好大，应该是三国演义里的刘备吧。”然后他笑一笑说，“耳朵那么大，你割去当下酒菜啦。”

生命似乎迎来了转机。

6

第一次放疗住院的日子，正是2013年金秋十月，天气好，治疗效果也好，父子俩都感觉很轻松。

在某个夜晚，我们甚至聊到了死亡，我很认真地说：“说实话，你到底怕不怕死。”

“不怕，我真的不怕，死有什么好怕的，但我怕疼，怕受折磨。”父亲认真地说。

这一次住院放疗的同时，父亲也开始接受靶向药物治疗，效果还不错，病情基本稳定后，我们把母亲接到医院。住院一段时间后，母亲也知道了实情，但父亲的状态已经很正常了，大家都不再太把癌症当回事，生活似乎回到了正常的轨道。随后，父亲就出院了。

2014年5月，我陪父亲去北京玩了一趟。

那时候他精力、精神状态都超乎想象得好。每天凌晨4点，他就把我叫醒了，喊着天亮了，要到外面玩。

在故宫太和殿，他挤进人群看龙椅，出来时大惊失色，裤兜里的1300元不翼而飞了。脸色很不好，我故意用轻松的语气开着玩笑，安慰他丢就丢了吧。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打趣说：“皇帝不愧是剥削阶级，看下龙椅就被剥了个精光”。父子俩大笑。

在北京那几天，我尽力陪着他玩，最想不到的是在颐和园，我已经实在走不动道了，停在了在佛香阁的走廊上。父亲回头怪我太没用，一个人居然爬到了最顶层，然后下来得意地笑。

最初，父亲要住到表叔家里去，而我对人的理解，是城市里那种保持某种距离和隐私的人际关系，没有同意，父亲有些不高兴。

父亲沉默了一下，然后叹口气，“我们这代人的感情，你根本不懂”。表叔、表婶为了让父亲住到家里去，一度让一个临时住在家里的亲戚搬了出去。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夜，我对表叔、表婶的尽力陪同总是感到有些愧疚，提出第二天的飞机太早，就不用送了，反正也预约了出租车。

但表叔没有同意，凌晨3点多，天已经微微亮了，夫妻俩开着车，一路把我们送到了北京机场，然后开车去上班。

后来父亲告诉我，表兄弟分别时，相互眼里都含着泪，引而未发。他以此再次证明，我根本不懂他们那代人的感情。

7

父亲的好状态一直持续着，在华容乡下，他忙着打牌，不时到外面去散散步，走上好几公里，保持着正常人的生活节奏。

到了2015年年初，父亲的状态突然变坏了，左腿又开始疼。那一次，他比较相信医疗的效果了，主动提出来，再次住到了医院，方案仍然是放疗。

事后想来，这时父亲的心里应该蒙上了一层灰影，而我也被他之前的好状态蒙蔽了，并没有过多留意。

父子俩住了一段时间院，缓解疼痛后又出院。

有一次，父亲来长沙做过一次骨扫描检查，那天，我不小心在他口袋里摸到了两支打棉花的“助状素”，据说村里患癌的老人，都曾靠这个很快得到了解脱。

我丢掉后，父亲很生气，“不能丢，有这个我才安心治疗”，但我未加理会。

按照母亲的说法，父亲恶化应该是2015年农历5月26日，那天是奶奶的生日，父亲去了东山镇二叔家，还到山上看了看自己的“坟地”。

那天异常热，回家坐的客车上是冷空调，父亲感冒了，还发了高烧，之后的状态大不如从前。

而奶奶也突然知道了父亲的病情。过了没几天，父亲出现中风状况，奶奶去看他，父亲躺在床上，满头白发的奶奶，迟疑着站在房间门口：“波清，你怎么样了？”声音细微如小猫，母子俩忍不住同时失声痛哭。

第二天，父亲再次去住院，邻居去看望他，希望他早点回来，“只怕是回不来了”，父亲说。

这一次，按照中风的方式治理后，父亲很快恢复了语言功能，似乎又正常了。出院，再次回家，没过多久，父亲的饭量下降了，出现了呕吐症状。

到2015年9月，父亲再次住院，也就是最后一次了。

而我，渐渐也麻木起来了，从未想到父亲这次住院治疗，到底有多辛苦。

8

这一次住院，父亲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头部，考虑到以前放疗的效果，我们决定再次接受放疗。

在医院，有位杨老师，是父亲的病友，父亲很信服他。杨老师开导父亲，“人要守终命”，父亲似乎听了进去，在解脱与坚持治疗间徘徊。

到了十月份，父亲不同意再做放疗了，“实在受不了了”。我期待他做完疗程，他又坚持做了两次，最后还是放弃了。

父亲的病情慢慢加重了，不再那么清醒，有时甚至想不起母亲的名字，告诉他后，他一遍遍小声念着，生怕忘记了。

有一天早上，我去看他，他哭了起来，要我去给医生下个跪，打一针解脱算了。之后，他又责问我：“你说不会让我受折磨的啦！”我讪笑，嗫嚅半响。

10月3日，父亲最终回到了华容老家，邻居们陆续来看他，他有时清醒有时又有点糊涂。但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如何尽快结束这一切，早点获得解脱。

他埋怨身上不痛了，不知道要拖多久；要我拿出纸笔，他签名同意做“医药解谱”（他可能以为只要签字同意器官捐献，医生就可以帮他打针“安乐死”了）；还不时询问邻居，手电筒的电压是怎么回事，不知内情的邻居一本正经地解答，完全不知道他探听不过是为了早日解脱。

等到10月15日，我回家那天，舅舅等亲戚也凑巧包车过来看望他。

到晚上快10点，突然听说人不行了，我赶到房间一看，父亲的眼神已经暗淡下来，慢慢闭上了。那时是10点过3分。

“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什么和他有关系呢？”看着仰面躺在床上的父亲，我脑子里的疑问不断闪现。随后我给远在北京的表婶发了条微信，表叔的电话随后过来了，满是悲伤。

农村的葬礼按照古老的习俗启动，而在致词答谢时，我感谢了亲友来参加父亲的葬礼，也传达了父亲的人生理念，“做一个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的人。”

后记

父亲治疗两年，最幸运的可能是，没有穿刺做病理分析，盲试靶向药却效果不错；最欣慰的可能是，以较高的生活质量活着，没有遭受太多的痛苦；最遗憾的可能是，没想到后期恶化那么快，以致一心扑在治疗上，而忘记了更多的交流。

父亲下葬时，我突然明白了“入土为安”的真实含义——那一刻，我突然没有了悲伤，而只感到了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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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