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毛主席,他是报纸上唯一的好人

2016-08-15 14:42:23
2016.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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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好吧,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故事——由白羊毛和黑羊毛织成的、有好也有坏的故事。”仁青桑珠说。 2005年,我第一次去藏区采访,被那里的人们极大地震撼。回京几个月后,我向《南方周末》打了辞职报告,一头扎入藏区。 和大部分汉族人一样,我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否定一切宗教,以为用科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包括心灵方面。但我发现,这些受“迷信”的宗教影响的藏族人,心胸宽广,无私快乐。我想写出那些人们神奇的人生,探究他们的心灵,或者说通过他们,探究自己的心灵。 由于环保组织“山水”的帮助,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最棒的采访对象,他们做着相似的事业,保护青藏高原的环境与传统文化,但他们之间并不雷同:他们来自不同的藏区——西藏、青海、四川和云南,也有不同的成长背景,分别是商人、官员、农民、还俗的喇嘛、居士和大学生。我就是要找这样的人——他们是普通人,身上体现着藏民族最宝贵的文化价值,同时在彷徨中寻找着未来的路。他们身上有深深的历史烙印,同时在创造历史。 此文为《藏人传奇》连载第一篇。

1

1976年9月17日,一位汉人干部来到孜荣部落,要求每家出两个人,第二天到乡上开会。“非常重要的会,必须去!”他非常严肃地说。

当人民公社终于在这个部落建立的时候,已是七十年代。有些汉人干部随着公社的建立而进驻,包括三个汉族女人。嘎玛不知道那三个女人是干部,还是干部的家属,他只记得那些女人脸白白的,漂亮得很。

汉人喜欢练枪,嘎玛最怕打枪,枪声一响,他就钻进牦牛圈与牦牛挤在一起,虽然捂着耳朵,仍听到枪声“啪啪啪”地响着,心惊肉跳。

文革给藏人留下极深的记忆,虽然全中国都陷入灾难,不独藏人,但许多藏人认为灾难是汉人带来的。有的藏人称呼汉人为“加”,当孩子哭个不停时,大人会吓唬说:“再哭,加就要来了!”孩子们不知道“加”是什么,但知道“加”会带来恐惧。

他们在山坡草地上盘腿打坐,满心欢喜,微合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尽量装得像莲花生大师一般庄严。(网络图)他们在山坡草地上盘腿打坐,满心欢喜,微合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尽量装得像莲花生大师一般庄严。(网络图)

多年以后,仁青桑珠终于走出大山,碰到真正的汉人时,他对“加”的偏见才慢慢纠正。他喜欢的第一个汉人是北大教授吕植,“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负责人。吕植教授对他在家乡进行环境保护很感兴趣,出资支持他。与他深谈的第二个汉人是我,一个记者。在四川康定,我与他谈完之后,他兴奋地告诉扎西多杰:“原来‘加’也有好人。”

除了这些不愉快的事偶尔发生,嘎玛快乐地长大。他最喜欢的游戏是和小朋友们扮佛。他们在山坡草地上盘腿打坐,满心欢喜,微合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尽量装得像莲花生大师一般庄严。面前摆着一块块小石头,那是“供物”,几个小孩子轮流跪在“佛”面前,双手合什。孩子们念叨的经文一丝不差,是大人悄悄教的莲花生度母经。

嘎玛还常常到草地上捉鼠兔,鼠兔是草原上最多的动物,样子很像兔子,但个头儿很小,有点像田鼠,所以称为鼠兔。鼠兔一般有几个洞口,嘎玛脱下鞋子,将鞋口对着一个洞口,嘴巴对着另一个洞口“呼”地一吹。鼠兔怕风,一有风吹进洞口就没命逃窜,从另一个洞口跑出。嘎玛觉得手里的鞋子一动,欢声大叫:“抓到了!抓到了!”他从鞋子里抓到鼠兔,穿上鞋子,“啊啊”叫着往村里跑去,几个孩子紧紧跟着他。

他来到一户人家门前,高声喊:“给点青稞吃吧,可怜的鼠兔要饿死了。”

一位老者出门,笑呵呵地说:“这鼠兔是不是死的呀?”

嘎玛说:“活的呢。”如果鼠兔死了,就没人给青稞了,他生怕老人不信,伸出手说:“你摸摸。”老人伸手来摸,小鼠兔拼命挣扎,弄得嘎玛手心痒痒的,很刺激,他无比快乐。

“嗯,活的。”老人笑着,拿过嘎玛的麻袋,狠狠往里装了十来碗青稞。嘎玛背着麻袋,又快快活活跑向别的人家。

2

这个游戏起源于藏区一个习俗。在有些农区或半农半牧区,牛羊被狼吃掉是藏民的巨大损失,如果哪个人把狼打死了,就是为大家立了功,但他杀了生,又添了自己的罪孽,所以他拿着狼皮跑到附近的村子里,挨家挨户讨要奖励与同情:“我把狼打死了,你给点粮食嘛。”

如此讨来的可不是残羹冷炙,而是粮食、酥油和盐巴,猎人要牵着马去讨饭,否则背不动那些战利品。讨饭者气派大,要是一户人家吝啬,猎人就将狼鼻子触到他家门上,这家人就要倒霉了,因为狼鼻子会带来坏运气。所以讨饭者从不点头哈腰,而是大摇大摆,理直气壮。

在东巴村,虽然宗教活动已被禁止,但佛教不杀生观念还是根深蒂固传承下来。孩子们几乎每天都听大人们唠叨:不要伤害小鸟、青蛙、鼠兔和虫子。如凯家的孩子受到的训诫最严厉,嘎玛生性善良,很少伤害动物,即使喜欢草原上的野花,也只摘一朵插在头发上,从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大把采来。他心疼那些生命,即便只摘一朵,也尽量不让爷爷奶奶看到,否则爷爷会说:“啊,不能摘花草啊,摘了花草,你会活不大的。”藏族人的鲜花只供在佛前,不会献给人,即使他是头人。

与温顺憨厚的嘎玛不同,哥哥仁青桑珠特别调皮,老人们说,一百年也出不了像他那么调皮的。他的手脚永远都在搞破坏,一年夏末,青稞快要成熟,他站在山上,望着下面满山坡的庄稼,雄心陡起,领着一群孩子滚下去,看谁先滚到坡底。兴奋的尖叫声中,一群孩子像小小的雪崩一样滚下来,毁了一大片青稞。

爷爷告诫仁青桑珠:“千万不要学别人钓鱼,要不你会长豁嘴的。”仁青桑珠想:“哎,我的嘴豁掉的话,多难看啊。”但他难以拒绝钓鱼的乐趣,于是做个小鱼塘,把钓来的鱼放进去。妈妈看见了,哭着说:“做这种坏事会带来灾难啊,我的儿子怎么这样!”

见妈妈哭了,仁青桑珠很不安,“我再也不杀生了!”他暗下决心。

但他的手永远比脑筋快。这一天他手拿着棍子赶牦牛,一只小鸟停在旁边一堆肥料上,他想也没想,棍子一甩,“啪”地一声,正中小鸟,一下就打死了。仁青吓了一跳,匆匆扒开肥料把小鸟埋进去,手忙脚乱间,背后“哎”地一声,声音不大,却让他魂飞魄散。回头一看,弟弟嘎玛站着楼顶上,笑嘻嘻地说:“我要告诉妈妈。”

仁青桑珠慌慌张张跑回家央求弟弟,嘎玛只是拿眼看着他,不置可否。在以后的许多天里,仁青桑珠忍辱负重,使劲拍马屁,就怕嘎玛告密。孩子们杀生,会受到大人严厉的惩罚。

现在孩子们聪明地模仿大人,抓来鼠兔,以“杀生”要挟大人。嘎玛又跑到一户人家前,这时他的麻袋快装满了,几个孩子一起抬着。嘎玛将鼠兔伸到这家人面前说:“给鼠兔点青稞吃吧。”

大人说:“没有没有,走吧走吧。”

嘎玛不怕,伸着手说:“你要不给,鼠兔就要饿死了。”然后轻轻捏弄小鼠兔,那意思是,你要不给,鼠兔就要死在我手里,不,死在你手里!鼠兔用力挣扎,似乎在向大人求救。

这公然的敲诈是孩子们屡试不爽的绝招儿,大人立即投降,“千万别伤害它。”然后用大碗大碗的青稞,将嘎玛的麻袋装满。

嘎玛将鼠兔放地下,鼠兔“刷”地跑掉,孩子们高声欢叫着,抬起麻袋,来到村头路口,那里来了一个货郞。这个十几户人家的村子没有商店,每年秋收后,小商贩赶着牛马驮着货物来到村里。孩子们将青稞抬过来,换些风干牛肉和糖果,几个孩子见者有份,怀揣肉和糖果,各自欢天喜地回家。

大人们心里明白,那青稞不是给鼠兔的,而是给孩子们的零花钱。每年秋天,孩子们可得到丰收后的犒赏。

3

9月17日,一个“加”来到孜荣部落的这一天,嘎玛舅舅家14岁的表哥多登在山上放牛,碰到以前当尼姑的索南拉姆,索南拉姆神神秘秘地叫他:“多登你过来,我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多登凑上去。

索南拉姆悄悄说:“毛主席死了。”

“你不要胡说!” 多登吓坏了。

“我父亲听收音机说的。”索南拉姆的父亲洛嘎是孜荣部落唯一有收音机的人。

多登揣着大秘密回到家,这消息把每个人吓坏,想到那个严肃的干部让大家明天去开会,消息的真实性似乎得到了印证,大家都压低声音说:“不要乱说!不要告诉别人!”但消息像风一样,立即刮进全部落人家的窗子里。

嘎玛这天在山上为公社看护牛犊和羊羔,天黑回到家,奶奶告诉他,明天他要和仁青代表全家到乡上开会,“听说毛主席死了。”她压低声音说。

嘎玛吓了一跳:毛主席?他怎么会死?

嘎玛对毛主席的认识来自一份藏文《西藏日报》。过去当喇嘛的才仁达杰用佛经教孩子们藏文,那时政策一会儿紧,一会儿松。干部不下乡了,小孩子们就集中起来读书,听说干部下乡了,立即作鸟兽散。课本除了佛经,只有村里订的一份《西藏日报》。送报纸的乡邮员酷爱报纸,他一条条地撕下卷烟抽。他没有香烟,藏区有一种白花,枯萎后变成红色,人们将它晒干当烟草抽。比烟草更匮乏的是纸,只有乡邮员掌握这一资源,有时候他没有抽完——或者说他的红花烟草断粮了,就把残破的报纸送到办公室,这是孩子们认识汉地的唯一途径。

老师让孩子们轮流读报,藏文是拼音文字,只要会30个字母,即使不认识生字,也能根据字母组合读出音来。嘎玛慢慢知道了几个汉人名字,比如刘少奇,邓小平和孔老二,这些人在报纸上被一次次打倒。报纸上只有一个好人,就是毛主席,这位叫毛主席的不该是人,而是菩萨,没有人能活一万年,他却天天“万岁”,应该是菩萨吧?

毛主席去世了,这并不影响奶奶做晚饭施舍讨饭的人。在如凯家的后院里,经常有讨饭的人过夜,最多时有30个,如果有老人,奶奶还会请他们住到二楼上。第二天,旧的走了,新的再来。周围的村民贫困至极,好在东巴村的土地多一些,平均每人三亩,土地肥沃,能吃饱饭。奶奶从不拒绝乞讨者,尽管给别人一份,自己家里就要挨饿。她往热腾腾的大铜锅里放面粉,做成面糊糊,加上肉和圆根片(一种类似萝卜的蔬菜),一碗碗地分给讨饭的人。

如凯家的大铜锅救了很多人的命,嘎玛长大后说:“邓小平的改革要是晚两三年,那里的人会饿死一半。”

4

毛主席去世,嘎玛立即想到了一位老喇嘛,人称“毛主席喇嘛”,他一直感谢毛主席给他带来了新生。

这位老喇嘛次成巴登来自昌都地区西部的洛隆县,本不是出家人,50年代中期去金沙江东岸的四川德格朝拜德格印经院,路过贡觉歇宿时,梦见一位大活佛牵着一只白山羊,令他仰慕。当地人说,那是大成就者娘拉?香曲多杰,就在娘拉寺里。次成巴登找到娘拉寺,果然看到了梦中的香曲多杰。

他向香曲多杰求法,香曲多杰安排他进厨房,做些杂七杂八的事。五十年代末贡觉发生叛乱后,香曲多杰80多岁了,病得很重,仍然被抬上担架抓走。许多百姓哭喊着追他,香曲多杰说:“这不是别人害我,不是毛主席,而是我们以前种下的因。大山要倒下来,谁也拦不住,就是佛祖也没办法。你们不必痛苦,祝愿我们在莲花生的道场相聚。”

次成巴登握着香曲多杰的手哭道:“我跟随你五、六年了,你也没教我佛法,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

香曲多杰躺在担架上安详地说:“我们并不只是五、六年的缘分,在我们以前的五个转世中,你我都有缘。以后你不用管寺院的事了,不用念经,也不用拜佛。你这辈子会很顺,会幸福地活下去。”

香曲多杰慢慢将手抬起,放到次成巴登头上,给他摸顶传法。

次成巴登回到家,其实那不是家,只是娘拉寺旁边一个山洞。他不再管寺院的事,也不念经,每日枯坐冥想。他从一个杂役变成不念经的修行者。

感谢毛主席,他是报纸上唯一的好人

文革来了,人们在他旁边热火朝天地拆毁娘拉寺,他视若不见。这一天,县上的女干部果嘎书记带人冲进山洞,她因去过北京而闻名乡里。果嘎书记喝斥道:“你不是寺院的管家吗?把佛像和经书交出来!”

次成巴登说:“我没有。我不知道。”

果嘎书记命令红卫兵小将挖开山洞地面,并呵斥次成巴登:“站起来!”次成巴登没有衣服,只是赤身围着一块牦牛毯,他说:“不好意思,我没穿衣服啊。”但还是顺从地站起来。果嘎书记找不到杂役的一点罪证——他听从上师的话,没有佛像,没有经书,没有袈裟,连一件衣服也没有。他一无所有。

看着那些人徒劳地挖着坚硬的地面,忽然,他悟了,心中一片空明。一切无常。一切是空。

他心中升起对毛主席和果嘎书记的感激。是他们让他知道什么叫无常,让他一无所有,也让他彻底摆脱我执之心。佛教修行,要摆脱的就是“我”——我的寺院,我的土地,我的一切。现在“我”没有了,是毛主席让他在全无之中,思索,觉悟。

从此后次成巴登常对人说:“谢谢毛主席,如果不是毛主席,果嘎书记不进来。” 因为口口声声感谢毛主席,人们称呼他为“毛主席喇嘛”。

文革期间,他生活得幸福平安。文革结束后,十几岁的嘎玛经常去看他,给他送大白菜和野蒜,他给嘎玛讲故事听。在别人看来,他的遭遇悲惨:上师进监狱,寺院塌了,他无处栖身,住到岩洞里,一无所有。但他觉得幸福,受到迫害并不愤怒,不埋怨,而是真心感谢,冷静平和。这位一句六字真言也不念的老杂役,第一个向嘎玛展示了宗教的力量。

5

毛主席的确于9月9日逝世了,直到七八天后,这里的藏民才得到消息。公社组织哀悼,但“毛主席喇嘛”没有参加。第二天中午,嘎玛和仁青逆热曲河走了十公里山路,来到一个叫扎嘎的地方开追悼会。公社曾计划在这里修建聚居地,将孜荣部落十一个村全部搬来,集中食宿与管理。那里修了个巨大的房子,分成十一部分,一村一个。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大人们不停上山砍木头,就是为了修建这个大房子。

这个建筑本计划修两层,可直到1976年秋天只修了一层,还有许多土墙立在空地上,没有搭上房顶。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开了这次毛主席追悼会。

扎嘎村在南北两山夹峙下的一片平地上,热曲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过。这是嘎玛与仁青此生走得最远的地方,他们站在河边,好奇地到处观看。河的南岸是一座高山,上面有一片白桦林,当地人称“卓娃”,叶绿皮白。方圆几十里内,这种树只在这座山上落脚,是孜荣部落头人家族的神树,人们不敢砍伐。但文革期间百无禁忌,人们砍了很多来盖那个半截子聚居地。乳白色树皮软而结实,一层层剥下来,可以用来写字。上有黑色的印记,像是指甲印,当地人传说,释迦牟尼为了用树皮写佛经,种下此树,他一个堂兄不喜欢佛教,老给释迦牟尼捣乱,用力掐树皮,留下了他的指甲印。

兄弟俩听到有人大喊大叫,回头一看,在河边的空地上,藏族干部思加大声嚷嚷着,“站好,站好!别乱说话!”他一会儿又哭起来,眼睛红肿。

思加是县干部,老家是贡觉以西的察雅县,身子矮胖,黑脸,大嘴巴,塌鼻子,脾气暴躁,动不动骂人打人,孜荣部落的孩子都怕他,仁青和嘎玛要是远远见他来了,就像鸟儿见到鹰一样没命逃窜。

这次追悼会之后,人们许多年没见到思加。几个孜荣人在八年后的1984年到拉萨朝圣,忽见一面熟的老者围着大昭寺虔诚地磕长头,不是思加是谁?他们将这个大新闻带回家,很多乡人不敢相信:干部思加居然去朝圣,干部思加居然去磕头!他可是个干部!

当时人们排好队,30来岁的乡秘书阿琼两脚分踩一块石头,高出人群一截,挥舞树枝领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是藏文,人们整齐地跟唱。人们在文革中唱熟了这首歌,它往往回荡在群众集会上,伴随着对林彪、刘少奇、邓小平和喇嘛们的批判。嘎玛盯着阿琼,觉得他好神气。

唱完歌,追悼会正式开始,嘎玛看到大家特别严肃。主持追悼会的思加一边讲一边痛哭流涕。他旁边站着公社副书记达孜那加,达孜那加没有哭,只是很严肃地低着头。“达孜”是“养马人”之意,因为他小时候在娘拉寺养马。

几位女村民手里拿着竹筒,捧在嘴上吹得“嗡嗡”响,那是一种女人玩的传统游戏。思加在哭泣中听到声音不对,扭头大骂副书记“养马人”那加:“她们居然在玩!他妈的,给我找出来!”

“养马人”那加说:“是蚊子‘嗡嗡’飞,你听错了。”

“不是,绝对不是!”思加咬牙切齿地喊。

“养马人”那加副书记更加坚决地说:“是蚊子,我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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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