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毛主席，他是报纸上唯一的好人

前言 “好吧，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故事——由白羊毛和黑羊毛织成的、有好也有坏的故事。”仁青桑珠说。 2005年，我第一次去藏区采访，被那里的人们极大地震撼。回京几个月后，我向《南方周末》打了辞职报告，一头扎入藏区。 和大部分汉族人一样，我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否定一切宗教，以为用科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包括心灵方面。但我发现，这些受“迷信”的宗教影响的藏族人，心胸宽广，无私快乐。我想写出那些人们神奇的人生，探究他们的心灵，或者说通过他们，探究自己的心灵。 由于环保组织“山水”的帮助，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最棒的采访对象，他们做着相似的事业，保护青藏高原的环境与传统文化，但他们之间并不雷同：他们来自不同的藏区——西藏、青海、四川和云南，也有不同的成长背景，分别是商人、官员、农民、还俗的喇嘛、居士和大学生。我就是要找这样的人——他们是普通人，身上体现着藏民族最宝贵的文化价值，同时在彷徨中寻找着未来的路。他们身上有深深的历史烙印，同时在创造历史。 此文为《藏人传奇》连载第一篇。

1

1976年9月17日，一位汉人干部来到孜荣部落，要求每家出两个人，第二天到乡上开会。“非常重要的会，必须去！”他非常严肃地说。

当人民公社终于在这个部落建立的时候，已是七十年代。有些汉人干部随着公社的建立而进驻，包括三个汉族女人。嘎玛不知道那三个女人是干部，还是干部的家属，他只记得那些女人脸白白的，漂亮得很。

汉人喜欢练枪，嘎玛最怕打枪，枪声一响，他就钻进牦牛圈与牦牛挤在一起，虽然捂着耳朵，仍听到枪声“啪啪啪”地响着，心惊肉跳。

文革给藏人留下极深的记忆，虽然全中国都陷入灾难，不独藏人，但许多藏人认为灾难是汉人带来的。有的藏人称呼汉人为“加”，当孩子哭个不停时，大人会吓唬说：“再哭，加就要来了！”孩子们不知道“加”是什么，但知道“加”会带来恐惧。

他们在山坡草地上盘腿打坐，满心欢喜，微合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尽量装得像莲花生大师一般庄严。（网络图）

多年以后，仁青桑珠终于走出大山，碰到真正的汉人时，他对“加”的偏见才慢慢纠正。他喜欢的第一个汉人是北大教授吕植，“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负责人。吕植教授对他在家乡进行环境保护很感兴趣，出资支持他。与他深谈的第二个汉人是我，一个记者。在四川康定，我与他谈完之后，他兴奋地告诉扎西多杰：“原来‘加’也有好人。”

除了这些不愉快的事偶尔发生，嘎玛快乐地长大。他最喜欢的游戏是和小朋友们扮佛。他们在山坡草地上盘腿打坐，满心欢喜，微合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尽量装得像莲花生大师一般庄严。面前摆着一块块小石头，那是“供物”，几个小孩子轮流跪在“佛”面前，双手合什。孩子们念叨的经文一丝不差，是大人悄悄教的莲花生度母经。

嘎玛还常常到草地上捉鼠兔，鼠兔是草原上最多的动物，样子很像兔子，但个头儿很小，有点像田鼠，所以称为鼠兔。鼠兔一般有几个洞口，嘎玛脱下鞋子，将鞋口对着一个洞口，嘴巴对着另一个洞口“呼”地一吹。鼠兔怕风，一有风吹进洞口就没命逃窜，从另一个洞口跑出。嘎玛觉得手里的鞋子一动，欢声大叫：“抓到了！抓到了！”他从鞋子里抓到鼠兔，穿上鞋子，“啊啊”叫着往村里跑去，几个孩子紧紧跟着他。

他来到一户人家门前，高声喊：“给点青稞吃吧，可怜的鼠兔要饿死了。”

一位老者出门，笑呵呵地说：“这鼠兔是不是死的呀？”

嘎玛说：“活的呢。”如果鼠兔死了，就没人给青稞了，他生怕老人不信，伸出手说：“你摸摸。”老人伸手来摸，小鼠兔拼命挣扎，弄得嘎玛手心痒痒的，很刺激，他无比快乐。

“嗯，活的。”老人笑着，拿过嘎玛的麻袋，狠狠往里装了十来碗青稞。嘎玛背着麻袋，又快快活活跑向别的人家。

2

这个游戏起源于藏区一个习俗。在有些农区或半农半牧区，牛羊被狼吃掉是藏民的巨大损失，如果哪个人把狼打死了，就是为大家立了功，但他杀了生，又添了自己的罪孽，所以他拿着狼皮跑到附近的村子里，挨家挨户讨要奖励与同情：“我把狼打死了，你给点粮食嘛。”

如此讨来的可不是残羹冷炙，而是粮食、酥油和盐巴，猎人要牵着马去讨饭，否则背不动那些战利品。讨饭者气派大，要是一户人家吝啬，猎人就将狼鼻子触到他家门上，这家人就要倒霉了，因为狼鼻子会带来坏运气。所以讨饭者从不点头哈腰，而是大摇大摆，理直气壮。

在东巴村，虽然宗教活动已被禁止，但佛教不杀生观念还是根深蒂固传承下来。孩子们几乎每天都听大人们唠叨：不要伤害小鸟、青蛙、鼠兔和虫子。如凯家的孩子受到的训诫最严厉，嘎玛生性善良，很少伤害动物，即使喜欢草原上的野花，也只摘一朵插在头发上，从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大把采来。他心疼那些生命，即便只摘一朵，也尽量不让爷爷奶奶看到，否则爷爷会说：“啊，不能摘花草啊，摘了花草，你会活不大的。”藏族人的鲜花只供在佛前，不会献给人，即使他是头人。

与温顺憨厚的嘎玛不同，哥哥仁青桑珠特别调皮，老人们说，一百年也出不了像他那么调皮的。他的手脚永远都在搞破坏，一年夏末，青稞快要成熟，他站在山上，望着下面满山坡的庄稼，雄心陡起，领着一群孩子滚下去，看谁先滚到坡底。兴奋的尖叫声中，一群孩子像小小的雪崩一样滚下来，毁了一大片青稞。

爷爷告诫仁青桑珠：“千万不要学别人钓鱼，要不你会长豁嘴的。”仁青桑珠想：“哎，我的嘴豁掉的话，多难看啊。”但他难以拒绝钓鱼的乐趣，于是做个小鱼塘，把钓来的鱼放进去。妈妈看见了，哭着说：“做这种坏事会带来灾难啊，我的儿子怎么这样！”

见妈妈哭了，仁青桑珠很不安，“我再也不杀生了！”他暗下决心。

但他的手永远比脑筋快。这一天他手拿着棍子赶牦牛，一只小鸟停在旁边一堆肥料上，他想也没想，棍子一甩，“啪”地一声，正中小鸟，一下就打死了。仁青吓了一跳，匆匆扒开肥料把小鸟埋进去，手忙脚乱间，背后“哎”地一声，声音不大，却让他魂飞魄散。回头一看，弟弟嘎玛站着楼顶上，笑嘻嘻地说：“我要告诉妈妈。”

仁青桑珠慌慌张张跑回家央求弟弟，嘎玛只是拿眼看着他，不置可否。在以后的许多天里，仁青桑珠忍辱负重，使劲拍马屁，就怕嘎玛告密。孩子们杀生，会受到大人严厉的惩罚。

现在孩子们聪明地模仿大人，抓来鼠兔，以“杀生”要挟大人。嘎玛又跑到一户人家前，这时他的麻袋快装满了，几个孩子一起抬着。嘎玛将鼠兔伸到这家人面前说：“给鼠兔点青稞吃吧。”

大人说：“没有没有，走吧走吧。”

嘎玛不怕，伸着手说：“你要不给，鼠兔就要饿死了。”然后轻轻捏弄小鼠兔，那意思是，你要不给，鼠兔就要死在我手里，不，死在你手里！鼠兔用力挣扎，似乎在向大人求救。

这公然的敲诈是孩子们屡试不爽的绝招儿，大人立即投降，“千万别伤害它。”然后用大碗大碗的青稞，将嘎玛的麻袋装满。

嘎玛将鼠兔放地下，鼠兔“刷”地跑掉，孩子们高声欢叫着，抬起麻袋，来到村头路口，那里来了一个货郞。这个十几户人家的村子没有商店，每年秋收后，小商贩赶着牛马驮着货物来到村里。孩子们将青稞抬过来，换些风干牛肉和糖果，几个孩子见者有份，怀揣肉和糖果，各自欢天喜地回家。

大人们心里明白，那青稞不是给鼠兔的，而是给孩子们的零花钱。每年秋天，孩子们可得到丰收后的犒赏。

3

9月17日，一个“加”来到孜荣部落的这一天，嘎玛舅舅家14岁的表哥多登在山上放牛，碰到以前当尼姑的索南拉姆，索南拉姆神神秘秘地叫他：“多登你过来，我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多登凑上去。

索南拉姆悄悄说：“毛主席死了。”

“你不要胡说！” 多登吓坏了。

“我父亲听收音机说的。”索南拉姆的父亲洛嘎是孜荣部落唯一有收音机的人。

多登揣着大秘密回到家，这消息把每个人吓坏，想到那个严肃的干部让大家明天去开会，消息的真实性似乎得到了印证，大家都压低声音说：“不要乱说！不要告诉别人！”但消息像风一样，立即刮进全部落人家的窗子里。

嘎玛这天在山上为公社看护牛犊和羊羔，天黑回到家，奶奶告诉他，明天他要和仁青代表全家到乡上开会，“听说毛主席死了。”她压低声音说。

嘎玛吓了一跳：毛主席？他怎么会死？

嘎玛对毛主席的认识来自一份藏文《西藏日报》。过去当喇嘛的才仁达杰用佛经教孩子们藏文，那时政策一会儿紧，一会儿松。干部不下乡了，小孩子们就集中起来读书，听说干部下乡了，立即作鸟兽散。课本除了佛经，只有村里订的一份《西藏日报》。送报纸的乡邮员酷爱报纸，他一条条地撕下卷烟抽。他没有香烟，藏区有一种白花，枯萎后变成红色，人们将它晒干当烟草抽。比烟草更匮乏的是纸，只有乡邮员掌握这一资源，有时候他没有抽完——或者说他的红花烟草断粮了，就把残破的报纸送到办公室，这是孩子们认识汉地的唯一途径。

老师让孩子们轮流读报，藏文是拼音文字，只要会30个字母，即使不认识生字，也能根据字母组合读出音来。嘎玛慢慢知道了几个汉人名字，比如刘少奇，邓小平和孔老二，这些人在报纸上被一次次打倒。报纸上只有一个好人，就是毛主席，这位叫毛主席的不该是人，而是菩萨，没有人能活一万年，他却天天“万岁”，应该是菩萨吧？

毛主席去世了，这并不影响奶奶做晚饭施舍讨饭的人。在如凯家的后院里，经常有讨饭的人过夜，最多时有30个，如果有老人，奶奶还会请他们住到二楼上。第二天，旧的走了，新的再来。周围的村民贫困至极，好在东巴村的土地多一些，平均每人三亩，土地肥沃，能吃饱饭。奶奶从不拒绝乞讨者，尽管给别人一份，自己家里就要挨饿。她往热腾腾的大铜锅里放面粉，做成面糊糊，加上肉和圆根片（一种类似萝卜的蔬菜），一碗碗地分给讨饭的人。

如凯家的大铜锅救了很多人的命，嘎玛长大后说：“邓小平的改革要是晚两三年，那里的人会饿死一半。”

4

毛主席去世，嘎玛立即想到了一位老喇嘛，人称“毛主席喇嘛”，他一直感谢毛主席给他带来了新生。

这位老喇嘛次成巴登来自昌都地区西部的洛隆县，本不是出家人，50年代中期去金沙江东岸的四川德格朝拜德格印经院，路过贡觉歇宿时，梦见一位大活佛牵着一只白山羊，令他仰慕。当地人说，那是大成就者娘拉•香曲多杰，就在娘拉寺里。次成巴登找到娘拉寺，果然看到了梦中的香曲多杰。

他向香曲多杰求法，香曲多杰安排他进厨房，做些杂七杂八的事。五十年代末贡觉发生叛乱后，香曲多杰80多岁了，病得很重，仍然被抬上担架抓走。许多百姓哭喊着追他，香曲多杰说：“这不是别人害我，不是毛主席，而是我们以前种下的因。大山要倒下来，谁也拦不住，就是佛祖也没办法。你们不必痛苦，祝愿我们在莲花生的道场相聚。”

次成巴登握着香曲多杰的手哭道：“我跟随你五、六年了，你也没教我佛法，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

香曲多杰躺在担架上安详地说：“我们并不只是五、六年的缘分，在我们以前的五个转世中，你我都有缘。以后你不用管寺院的事了，不用念经，也不用拜佛。你这辈子会很顺，会幸福地活下去。”

香曲多杰慢慢将手抬起，放到次成巴登头上，给他摸顶传法。

次成巴登回到家，其实那不是家，只是娘拉寺旁边一个山洞。他不再管寺院的事，也不念经，每日枯坐冥想。他从一个杂役变成不念经的修行者。

文革来了，人们在他旁边热火朝天地拆毁娘拉寺，他视若不见。这一天，县上的女干部果嘎书记带人冲进山洞，她因去过北京而闻名乡里。果嘎书记喝斥道：“你不是寺院的管家吗？把佛像和经书交出来！”

次成巴登说：“我没有。我不知道。”

果嘎书记命令红卫兵小将挖开山洞地面，并呵斥次成巴登：“站起来！”次成巴登没有衣服，只是赤身围着一块牦牛毯，他说：“不好意思，我没穿衣服啊。”但还是顺从地站起来。果嘎书记找不到杂役的一点罪证——他听从上师的话，没有佛像，没有经书，没有袈裟，连一件衣服也没有。他一无所有。

看着那些人徒劳地挖着坚硬的地面，忽然，他悟了，心中一片空明。一切无常。一切是空。

他心中升起对毛主席和果嘎书记的感激。是他们让他知道什么叫无常，让他一无所有，也让他彻底摆脱我执之心。佛教修行，要摆脱的就是“我”——我的寺院，我的土地，我的一切。现在“我”没有了，是毛主席让他在全无之中，思索，觉悟。

从此后次成巴登常对人说：“谢谢毛主席，如果不是毛主席，果嘎书记不进来。” 因为口口声声感谢毛主席，人们称呼他为“毛主席喇嘛”。

文革期间，他生活得幸福平安。文革结束后，十几岁的嘎玛经常去看他，给他送大白菜和野蒜，他给嘎玛讲故事听。在别人看来，他的遭遇悲惨：上师进监狱，寺院塌了，他无处栖身，住到岩洞里，一无所有。但他觉得幸福，受到迫害并不愤怒，不埋怨，而是真心感谢，冷静平和。这位一句六字真言也不念的老杂役，第一个向嘎玛展示了宗教的力量。

5

毛主席的确于9月9日逝世了，直到七八天后，这里的藏民才得到消息。公社组织哀悼，但“毛主席喇嘛”没有参加。第二天中午，嘎玛和仁青逆热曲河走了十公里山路，来到一个叫扎嘎的地方开追悼会。公社曾计划在这里修建聚居地，将孜荣部落十一个村全部搬来，集中食宿与管理。那里修了个巨大的房子，分成十一部分，一村一个。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大人们不停上山砍木头，就是为了修建这个大房子。

这个建筑本计划修两层，可直到1976年秋天只修了一层，还有许多土墙立在空地上，没有搭上房顶。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开了这次毛主席追悼会。

扎嘎村在南北两山夹峙下的一片平地上，热曲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过。这是嘎玛与仁青此生走得最远的地方，他们站在河边，好奇地到处观看。河的南岸是一座高山，上面有一片白桦林，当地人称“卓娃”，叶绿皮白。方圆几十里内，这种树只在这座山上落脚，是孜荣部落头人家族的神树，人们不敢砍伐。但文革期间百无禁忌，人们砍了很多来盖那个半截子聚居地。乳白色树皮软而结实，一层层剥下来，可以用来写字。上有黑色的印记，像是指甲印，当地人传说，释迦牟尼为了用树皮写佛经，种下此树，他一个堂兄不喜欢佛教，老给释迦牟尼捣乱，用力掐树皮，留下了他的指甲印。

兄弟俩听到有人大喊大叫，回头一看，在河边的空地上，藏族干部思加大声嚷嚷着，“站好，站好！别乱说话！”他一会儿又哭起来，眼睛红肿。

思加是县干部，老家是贡觉以西的察雅县，身子矮胖，黑脸，大嘴巴，塌鼻子，脾气暴躁，动不动骂人打人，孜荣部落的孩子都怕他，仁青和嘎玛要是远远见他来了，就像鸟儿见到鹰一样没命逃窜。

这次追悼会之后，人们许多年没见到思加。几个孜荣人在八年后的1984年到拉萨朝圣，忽见一面熟的老者围着大昭寺虔诚地磕长头，不是思加是谁？他们将这个大新闻带回家，很多乡人不敢相信：干部思加居然去朝圣，干部思加居然去磕头！他可是个干部！

当时人们排好队，30来岁的乡秘书阿琼两脚分踩一块石头，高出人群一截，挥舞树枝领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是藏文，人们整齐地跟唱。人们在文革中唱熟了这首歌，它往往回荡在群众集会上，伴随着对林彪、刘少奇、邓小平和喇嘛们的批判。嘎玛盯着阿琼，觉得他好神气。

唱完歌，追悼会正式开始，嘎玛看到大家特别严肃。主持追悼会的思加一边讲一边痛哭流涕。他旁边站着公社副书记达孜那加，达孜那加没有哭，只是很严肃地低着头。“达孜”是“养马人”之意,因为他小时候在娘拉寺养马。

几位女村民手里拿着竹筒，捧在嘴上吹得“嗡嗡”响，那是一种女人玩的传统游戏。思加在哭泣中听到声音不对，扭头大骂副书记“养马人”那加：“她们居然在玩！他妈的，给我找出来！”

“养马人”那加说：“是蚊子‘嗡嗡’飞，你听错了。”

“不是，绝对不是！”思加咬牙切齿地喊。

“养马人”那加副书记更加坚决地说：“是蚊子，我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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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