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的故事：上吊就给绳，喝药不夺瓶

“我来自河南商丘，家里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大学里的第一节课，全系同学轮流自我介绍，我的话还没说完，教室里就变得嘈杂起来。

系主任忍不住打断我：“你们那里没计划生育？”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特例”——到我这一届，同学们不论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大多都是“独苗”，像我家这种有三四个孩子的情况非常少见。

1

其实，我老家也有“计划生育”。

村里那些年代久远的砖瓦房，后墙上粉刷着的白底蓝字的标语还隐约可辨：“一人结扎，全家光荣”、“鼓励一胎，限制二胎，杜绝三胎”，更野蛮的还有：“该流不流，扒屋牵牛”、“宁叫血流成河，不许超生一个”……

1980年9月，中央刚刚颁布计划生育政策时，我们村就开始实施了。七爷告诉我，“计划生育指导站的办事员，比当年的地主老财还要面目可憎。”

那年我六、七岁，在乡里工作的常乐叔骑着自行车回村，通知大伙说，“县里的巡视组要来村里视察，所有超生的小孩和违规的孕妇都要躲起来……”

正巧那天我父母不在家，姐姐去上学，我领着弟弟，跟着邻居家的四奶奶以及其他孩子，朝着村子后面玉米地里跑。还有人牵上了自己家的牛羊，人头攒动，场面颇为壮观。

烈日灼人的七月，玉米已出天樱，又宽又长的叶子长满了密密的毛，划得我们浑身都是血杠杠。跑了好久，我们才终于找到一片适合躲藏的地方，大家忐忑不安地蹲下，谁也不敢出声。

接近晌午，我们估摸着检查的人走了，才准备回去。我瞥见旁边挺着大肚子的枝嫂两只手用力支起身子，可肚子一斜，她又一屁股瘫坐下去，如此反复两三次，她眼里涌出豆大的泪珠，委屈地哭了起来。

2

1984年，中央针对农村现况，又出台了“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如果是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1985年，母亲生下了姐姐，两年后又生下了我。

姐姐出生时，父亲沮丧了好久，在乡里集市上碰见熟人，都远远绕开，觉得自己矮别人半截。（网络图）

父亲虽是高中毕业，思想上却还没“解放”——那时家里穷，爷爷奶奶和大伯身体都不好，能下地劳动劳力只有他、叔叔和三姑，每年挣得公分不少，粮食却怎么都不够吃，父亲一直盼望以后能多几个劳动力，最好都是男孩，还能传宗接代。

姐姐出生时，父亲对上面政策不甚清楚，还沮丧了好久，在乡里集市上碰见熟人，都远远绕开，觉得自己矮别人半截。那时姑姑家恰好有两个儿子，每次她来走亲戚，父亲都半开玩笑地说：“你不是喜欢盈盈（姐姐的乳名）吗？要不你抱走吧！”

我的出生使父亲大喜过望。给我起名字时，他还特意从柜子里翻出一本线装小册子——《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在密密麻麻的人名里找了半天……

3

彼时，爷爷已经去世，家里收入低，养两个孩子已经非常艰难了。母亲生我时，为了省钱，是找隔壁的三奶奶在家接的生，结果差点因为大出血而命丧黄泉。于是，到我两岁那年，突然发现自己又怀孕了的母亲非常恐慌，她背着父亲，一个人骑车到乡卫生院做了人流。

卫生院妇产科的张大夫给母亲检查完身体后，极力劝说她把孩子留下：“你思想怎么那么先进，这段时间政策不是放松了吗？人多力量大，又是个男孩，生下来吧！”但母亲坚持要“拿掉”。

做完人流手术，母亲身体发虚，心里也发虚——她不敢让父亲来医院接她，就一个人坐在卫生院门口，恰好有亲戚路过，才被送回家。

父亲得知母亲流产，还是个男孩，气得和母亲冷战了近一个月。母亲卧床休养，父亲连一个鸡蛋也没给她吃。

4

流产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初，母亲再次怀孕。那时，计划生育政策又开始收紧，常有计划生育指导站的工作人员骑车下乡，发放安全套，顺带摸查超生情况。

母亲已生二孩，多次被动员去结扎，但那次她却躲过追查，因为我父亲已拿到“结扎证明”。

当时，县计生委要求每个乡镇完成一定数额的结扎任务，父亲有个同学正好在乡政府工作，赶忙通知父亲去送点礼“领个证”，免除结扎。于是，父亲在某一天晚饭后提着两盒糕点，去了计生站站长家，领回了一个红本本。

然而，弟弟出生时，我家还是被开了一张400元的罚款单。父亲只得拿着罚单四处借钱。

当时，拒不服从计划生育政策，或者不按时交罚款的人家，会被推屋扒房。村里随处可见贴着春联的两扇门倒在地上，半壁残墙孤零零地立着，而房主人大多都逃窜到了外地，打工、糊口，然后继续生。

村里的庆国大爷，大字不识，就因跟着计生站的人四处强拆超生户的房屋，成为了村子里为数不多吃“商品粮”的人。

后来，父亲终于在姑姑家借到了钱。为了还清欠款，家里还卖掉了惟一的一头母牛，换来500元，剩下的钱还请村里两个计生负责人吃了一顿。

“那牛卖了十天就生了牛犊，赔太多了……一斤猪肉才两块多钱，500多元是笔巨款呀！”如今母亲说起这件事，依旧耿耿于怀。

其实，这笔罚款后来都进了计生人员个人的腰包——他们并未将超生人口向上级汇报，这也导致了一大批超生的孩子迟迟不能落户。

弟弟就和这些没户口的孩子一起，被村民戏谑为“小黑孩”。

5

那时候，不断有亲戚来我家“逃难”。

一天，我家来了个陌生女人：头上顶着绿头巾，蜡黄的脸上眉眼耷拉着，挺着大肚子在院子里晃悠。那是妈妈的远方表媳妇，已经接连生了两个女儿，计划生育指导站的人得知她又一次怀孕，追到她家强令她流产。她是翻了厕所的墙头，才逃出来的。

当时，这位表舅妈已经怀孕六个月，翻过墙，她一瘸一拐跑到后院的婆婆家里。婆婆让她躺在板车上，蒙了床被子，连夜就拉到了我们家。

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天，母亲还包了鸡蛋韭菜馅的饺子，我们几个孩子吃得津津有味。表舅妈坐在母亲旁边，絮絮叨叨地说自己担心家里的女儿，几乎没动筷子。母亲劝她吃，她举起筷子，刚夹了一个饺子，又扭头问母亲：“莲姐，你说如果还是个闺女可咋办？”我偷偷瞄她，她身上土黄色毛衣的下摆已经开了线，被圆滚滚的肚子撑着，有些寒酸。

差不多也就是那一年，母亲又一次怀孕了。这一次，父亲主动领着她去卫生院做了人流。

“哎呀呀，又是个男孩。”张大夫做完手术，无限遗憾地对父亲说。

父亲苦笑了两声，过了几天就去结了扎。这次是真的。

6

在农村，生不出儿子就是“没能耐”。

母亲说，从我一两岁起，每次对门的磨儿奶奶看见我，都会一把抢过去，亲来亲去不撒手。“自己没孙子，只能香人家的”，磨儿奶奶常骂自己儿媳妇秋婶子“没能耐”，一连生了两胎女儿。

秋婶子生二胎时，“一孩半”政策刚被取消，形势十分严峻。

那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乡里忽然来了一辆拖拉机，不由分说，把村里违规怀孕的妇女都抓到了车上，说要“拉走去做人流”。车上车下，男女老少哭爹喊娘，乱作一团。

其中，邻村有个女人两手抓着车帮，一条腿就跨了过去，打算跳车。开拖拉机的正是庆国大爷，回头看了一眼，不屑地说：“跳吧！正好不用流产了，回头再给你申请个断腿医药费。”就这一句话，把车上的女人们都震住了。

虽然事情已过去了二十多年，秋婶子讲起这段往事依然声音颤抖，“那可真是，上吊就给绳，喝药不夺瓶。”

女人们被拉到医院后，挺着肚子排着长队，等着做手术。

秋婶子看着前面的女人一个个出来后哭得撕心裂肺，心都快被绞碎了。快轮到她时，大夫们正好中途休息去吃午饭，秋婶子打算溜走，却见庆国大爷和计生站的同志就端坐在门口，像俩门神。

她急得团团转，忽然想起娘家有个远房表哥在卫生院上班，硬着头皮在卫生院里摸索了半天，才终于找到他。

“你就呆在这个屋里，哪里也不要去”，表哥把秋婶子领到一个堆放药品的小房子里，让她躲在柜子后面的角落。

直到窗外完全变黑，肚子饿得发慌，秋婶子才被带了出去。

7

第二天清晨，天刚擦亮，秋叔和秋婶子就带着二女儿在村头搭车去了商丘，又从那里坐火车去了新疆。

秋叔的一个亲戚在石河子开包子铺，他揣着一张写了地址的纸条和280块钱，抱着两岁的女儿，拖着大肚子的秋婶子，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磨儿奶奶在家带着大孙女，对外谎称秋婶子怀的孩子胎死腹中，两口子伤心，到外地打工去了。

不久，秋叔寄来一封信，说他们也在石河子寻了个早点摊位，卖水煎包，生意还不错，而且没人查“计划生育”。不过，信末“悲哀地宣告”生的又是个女儿。

磨儿奶奶听侄子念完信，悲声大作：“X他八辈儿啊！早知道是个这，还跑那么远造腾！”连带着将秋婶子的母亲、奶奶，全都骂了个遍，不过第二天，她就打发女儿梅玲去新疆待产，四个月后，梅玲姑姑也生了。

1994年春天，秋叔两口子坐车回家。却遇上村里血雨腥风的计生“大扫荡”。

母亲回忆说，大概是因为我们乡在计划生育的工作中组织不得力，县领导非常不满意。

乡长虎着脸从县城一回来，就召集各大队负责人进行计划生育“大决战”。那段时间闹得全村人心惶惶，超生户家中的财物、生产工具都被强行没收，有些拒不结扎的人甚至被拘留。

一天，我奶奶正在门口纳鞋底，见几个干部打扮的男人闯进秋婶家，他们出来时，牵了只羊。紧接着，一个男人朝着我家拴在门口的牛走去，奶奶赶紧起身制止：“这是俺们家的牛……”没等解释完，那男人已经把牛缰绳握在手，“凡是超生，株连四邻！”

秋叔很快就被结了扎，这下，算是彻底断了磨儿奶奶抱孙子的念想。

大概还是好事多磨。2000年的一天，秋婶子那个在卫生院工作的表哥悄悄打来电话，说卫生院昨夜给一个未婚妈妈接生，是个儿子。女人求医院帮她给孩子找户人家，表哥马上就想起秋婶子。

挂了电话，秋叔和秋婶子揣上攒下的两万块钱，急匆匆地就往医院赶。

第二天早上，秋叔早早吃完饭就走出家门，来到大伙儿聊天的空地，喜洋洋地给大伙儿散烟：“我也是有儿子的人了”。

此为超生故事上篇。点击阅读下篇：《当年你一个劲儿要儿子，现在儿子要你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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