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变性人实录

前言 俄罗斯可能是世界上对LGBT群体最恶狠狠的一个国家了。在这里，人们因为传统的固执和本能的歹意，让那些身份焦虑者、社会边缘人面临生存危机。 本文通过记录普通的跨性别者的生活，向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社会环境，和无处不在的痛点。我们尽可能以中立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对受难者报以同情，也对残酷的人性表示无奈。因为残酷是无处不在的。

前一段时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出台了一项“厕所法案”，规定人们需要根据他们出生证件上的性别来使用卫生间。此项法案一经出台就引起了全美热议，很多公司站出来公开反对，包括Google、Twitter、Apple、Facebook等商业巨头。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66%的居民表示他们不喜欢跨性别者。在这样一个著名的“恐同”国家里，跨性别者的处境可不怎么好，公民权屡屡遭到破坏：公司不雇佣他们，医院不给他们看病，就连火车也不让他们坐，甚至有时候还会遭到殴打。

在俄罗斯，修改身份证上的性别通常需要一年多，而且还很有可能闹上法庭。

Meduza杂志特别记者对这些人的处境做了深度报道。这些“不辨男女”的俄罗斯跨性别者，需要付出多少勇气，才能面对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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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的一天晚上，Denis和他的女朋友Ekaterina想喝点小酒，一喝就喝大了。酒醉之下，Denis向女友坦白，他想变成女人。

Ekaterina没有回答，事后她和记者说：“当时我就被吓得醒酒了”。

第二天早晨，Ekaterina一觉醒来，希望昨天晚上男友只是在耍酒疯，不过她心里已有了答案，“我就知道他有点不对劲，只是我从来没想到是这种不对劲。我不想跟他说话，这对我来说太突然了。这可不是我想要的未来，我从没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就在这一天，世界上再也没有Denis了，Diana诞生了。

出柜之前，Denis花了三年时间认真思考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件事儿。

这个想法第一次出现的时候，Denis只有12岁。他成长于一个俄罗斯典型的恐同家庭，父母经常拿同性恋明星Boris Moiseev(一个出生在监狱里的苏联歌星)开玩笑。那时候Denis还不知道世界上有改变性别这回事，在他所受的教育中，“性越轨”是邪恶的。由于不喜欢参加体育活动，性格也有点孤僻，他总是遭到同学的嘲笑，大家管他叫“娘娘腔”。在父母的建议下，中学毕业后Denis进入了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数理学院学习，一年后转系去学了管理，毕业后在一家连锁超市做管理工作。

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中，Denis觉得他的生活已经一眼望到头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只是为别人活着。他开始在网上看其他变性者的心路历程，并慎重地考虑变性这件事。

向女友公开出柜以后，Denis开始服用荷尔蒙。这些药都是通过网络购买的，一个月要花4000卢布（60美元）。同时，Denis开始对外宣称自己是女人，已经不再是Denis，而是Diana了。这一切进行得没有那么顺利，此后的四个月中，Diana和Ekaterina争执不断，并且试图搬出他们一起住的家。最后一次争吵中，Ekaterina甚至打了Diana一个耳光。

“我明白了，这既不是病，也治不好，只有接受现实。”Ekaterina后来说。

搞定女友之后就是父母，这个过程要难得多。Diana和Ekaterina分别向各自的父母坦白了事实。Ekaterina的父母接受起来容易些,“凡事都要往好的方向看，瞧瞧那些吸毒的，你看你们还不算是最差了。”

但Diana的母亲就没那么平静了，她坚信这是一种疾病，需要找心理医生帮忙。

朋友们很快就都不搭理Diana了，开始，他们嘲笑Diana的长相，还抓她的胸。由于荷尔蒙的作用，Diana的胸已经开始起了变化。

一个朋友说：“你知道你永远也变不成一个真正的女人，对吧？”

2013年11月，在开始服用荷尔蒙5个月后，Diana的脸和胸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她有了腰身和乳房。

“你变胖了！”Ekaterina开玩笑说，“以前你瘦得皮包骨头，一阵风就能把你吹散架。”

“是的，我的脸也不像死人那么惨白了。” Diana对自己的变化挺满意的。

2013年末，身体有了变化的同时，Diana开始积极地进行心理方面的准备。他找到了圣彼得堡国立儿科医学院的Dmitry Isaev教授，医学院针对跨性别者设立了委员会，有精神病专家提供全面的心理评估。

2015年9月中旬，Diana终于拿到了自己的评估报告，根据国际疾病伤害及死因分类标准第十版（ICD-10），他的等级是F64.0。在即将出台的ICD第十一版中，“跨性别”将被更名为“性别错乱”，并且不再被归为“精神疾病”——美国在这方面再一次走在了世界前列。2013年，美国就在精神疾病类别中移除了“性别错乱”，现在用“性别焦虑症”来描述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不一样的状况，并且肯定这种状况是与生俱来的。在LGBT高歌猛进的年代，这种用词显然是更加“政治正确”的，可是目前来看，这种改变毫无可能在俄罗斯发生。

2

有了医生开出的报告，Diana就可以准备改出生证明和护照了。她又去看了内科医生，医生给她开了一份证明——身体激素内分泌已经改变。

Diana带着所有文件去当地政府修改自己的档案文件，可是被拒绝了，理由是想改文件就必须做变性手术。“裤裆里的东西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在乎的只是别人怎么和我说话，还有我在镜子里的样子。如果我做了这个手术，要是有一天我突然想要孩子了怎么办呢？”Diana说。

带着这个已经发生巨变的身体，和没有任何改变的身份证，Diana很快就感受到了生活中满满的恶意。在购物时她从不刷信用卡，因为收银员可能会要求她出示身份证；她不能再坐火车和飞机了，因为这些交通工具也会查证——不男不女的人会被踢下车去。

“现在，只有通过起诉才能最终改掉你的身份证。首先你必须去当地政府的办公室，他们会根据你的文件做出决定，通常会拒绝你的要求。然后你就起诉他们，如果法院的判决如你所愿，就可以回到政府办公室让他们改文件了。”一家名为“出路”的俄罗斯LGBT平权组织员工如此解释。

“至于这套复杂的流程要多长时间能走，完全因人而异。但是我能给出一个大概的时间表：政府审核并拒绝你的请求通常要花一个月；准备材料去法院起诉政府需要一个月；法院受理你的起诉并安排庭审需要两个月；庭审过程需要一个月；法院最终下达判决书需要两个月；法院执行判决需要一个月；最终政府机关修改你的文件还要花一个月时间，这些时间共计9个月，当然这是在一切顺利、没人找茬的情况下。”

俄罗斯大众针对LGBT群体的暴力行动（图：Meduza杂志）

在“出路”的帮助下，Diana起诉了政府，理由是拒绝为其修改性别。法院判决政府相关机构败诉，并且责令修改Diana出生证明上的性别和姓名。Diana终于从“他”变成了“她”，并于2016年5月收到了修改后的护照。

仅仅拿到新护照是远远不够的，Diana接下来要去修改她的就业记录、大学毕业文凭和税卡，这又是个充满艰辛的过程。不过Diana仍对生活充满希望，她计划去罗马尼亚旅行，看看吸血鬼德古拉的城堡。

3

Diana不是第一个从Isaev教授那里得到性别问题方面帮助的人。在这个小圈子里Isaev教授小有名气，他在圣彼得堡国立儿科医学院临床心理学系任系主任已经12年了，主要研究方向为性别和性倾向。在Isaev教授已发表的120篇学术文章中，大部分和同性恋相关，比如《有同性恋趋势的年轻人中的自杀倾向研究》。

同时他也成立了一个给性别错乱者提供帮助的医学研究会，帮他们进行心理测试和评估，然后针对心理状态对他们的变性手术和性别治疗提供专业意见。

前圣彼得堡国立儿科医学院临床心理学系主任 Dmitry Isaev教授，帮助过很多俄罗斯变性人（图：Meduza杂志）

在LGBT平权组织“孩子-404”的会议上做出了一次关于性错乱者的专题演讲后，Isaev教授就被一个名为“LGBT猎手”的组织盯上了。该反同性恋组织是“人民圣殿”运动(注：人民圣殿是俄罗斯的一个社会运动组织，它建立在爱国主义和东正教思想之上，宣扬保护传统的道德观和家庭观，主要成员包括科学家、历史学家、政客、律师、商人、文化精英和东正教教会)的一部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表了以下言论：

在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选择了一条尊重家庭价值观的、传统而光荣的道路，而 Dmitry Isaev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散布宣扬同性恋和娈童的言论。这是一个无比邪恶的人，他利用公职为这些乌合之众提供证书，任由这些变态狂在我们的祖国横行，帮助他们切掉自然器官，换上那些邪恶的人造性器官，他们还将这种恶心下流的行为称作“变性”。医生们不能帮你变性，他们只会残害你的肉体。这些可怜的灵魂在自残的同时也丧失了拯救自己最后的机会。

“人民圣殿”召集恐同群众给圣彼得堡国立儿科医学院写了联名信，很快，当地检察官就拜访了这所大学，劝告校领导们“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2015年7月，校长责令Isaev教授辞职，“否则我们会用其他方式让你离职”。他甚至威胁Isaev教授要把他搞垮搞臭。教授的小诊所在他离开学校后很快关闭了。“人民圣殿”组织对Meduza杂志说，他们会继续自己的工作，确保这些家伙们在我们的城市没有立足之地。

当Isaev教授还在职的时候，全俄的人都来找他帮忙。他的诊所价格公道，仅为同行的1/3-1/7（约合10000卢布，150美元左右。而行业平均标准是30000-70000卢布）。教授的患者们都说他的诊所体贴又周到，这里没有人嘲笑他们，也没有人难为他们。

跟同行们相比，Isaev教授更倾向于建议患者们去做变性手术和相关治疗，平均每年有30人可以从这里拿到建议变性的诊断，而其他诊所一般只有10名患者可以如愿以偿。有传言说Isaev教授会开私人诊所继续他的事业，不过教授本人没有回应，他拒绝向Meduza谈论此事。

4

根据Levada中心做出的一项名为《看不见的少数派：俄罗斯恐同问题》的调查发现，66%的俄罗斯人恐同。

在2015年LGBT平权组织“出路”做出的一项关于“圣彼得堡变性人遭暴力袭击”的报告中显示，俄联邦政府对于变性手术和治疗缺乏相关法律指导。根据俄联邦民法第70条：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政府机关所提供的形式和过程发文，政府机关方可对公民身份证件做出更改。

但问题是政府机关根本没有针对变性问题提供过官方的“形式和过程”，所以在操作层面上，这是不可能的。俄联邦健康部2005年曾宣布即将完善相关法律条文，但是两年后立法小组却在没有任何公开原因的情况下被关闭了，此事再无下文。到目前为止，更改身份文件性别的方式还是只有上法庭一条路。

“出路”组织说，许多变性人只是在文件上改名而不去管文件上的性别以避免法律上的繁文缛节。但是很多情况下连这也是困难的。2015年2月出现过一个案例，一个变性女性要求在身份文件上将其姓名改为Anna，当地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男性性别的人是不能叫Anna的。

更严重的是，在俄罗斯身为变性人很难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想找工作就更难了。

一名抗议迫害变性人的群众。牌子上写着「停止变形恐惧！不要暴力」（图：Meduza杂志）

Egor是一名男性跨性别者，2015年考入圣彼得堡大学物理系，入学的时候他已经服用荷尔蒙药物将近10个月了，身体已明显显现出男性特征。在学校注册时Egor使用的身份证上性别还是女性，他向校方承诺将在六个月内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同时要求学校用他现在的名字Egor注册，但校方拒绝了他的请求。

上课期间，教授注意到他外表和文件上的性别差异，坚持要求他使用女性姓名。2015年3月，由于Egor没能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他遭到了副校长开除学籍的威胁。学校教务处以没有交学费为名取消了他的期末考试资格，但是学校财务处却显示他实际上早已交齐了学费。系主任告诉Egor，是副校长个人下令取消他考试资格的。

最后，事情一直闹到了校长那里，校长的答复是“这个国家不承认变性人”。随后校长传唤了副校长，强令Egor在退学声明上签字。

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跨性别者依然觉得他们是幸运的，因为在俄罗斯其他城市，跨性别者群体根本连家门都不敢出。

2014年秋天，俄罗斯中部城市乌法，当地交警拦下了Angela Likina驾驶的汽车，不过她驾驶证上的名字是Oleg Vorobyev。交警以未系安全带为由扣了她的驾照，并把她关进了警车。当Angela从警车里出来后，两个交警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车里的摄像头拍下了整个事件，这段录像流到了互联网上，目前在Youtube的点击率已经超过84000次。

2016年2月，Angela被残忍杀害。有报道称，这起谋杀跟Angela做变性手术的钱有关。Angela是从他前妻那里借到了这笔钱。Angela前妻的一个朋友因涉嫌谋杀被逮捕。

有时候变性人也会嘲弄一下政府机关。2016年3月，一对变性人夫妇Reid Lynn和Sophia Grozovsky在朋友们的见证下于莫斯科成功登记结婚。不过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两人均已在身份文件上更改了性别。登记的前一天，官方要求Sophia亲自穿成一个得体的异性恋男装，来现场证明自己的性别。

结婚当天，结婚注册办公室旁边聚集了大批警察，现场还有一辆警车，如果现场有任何骚动，就马上执行大规模逮捕。警方害怕这两名变性人登记结婚的照片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去，做有损传统性别关系的宣传。不过什么乱子也没有出，注册办公室大门紧闭，两人顺利地完成了注册结婚。

在俄罗斯，性别错乱者通常和抑郁症相伴，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因为长期的孤独；有人因为憎恨自己的身体；有人则是因为社会压力。

“我完全不能接受我的身体，我不喜欢我的胸（还真挺大的），不喜欢我的腰、屁股和脸，所有的一切都让我坐立不安。我希望能变得强壮苗条，我想穿男人的衣服，我想做一切男人做的事儿。”

一位14岁的匿名性错乱者在网上写到，这个BBS由“孩子-404”LGBT平权组织运营，在这里LGBT交流思想，互相帮助。

“我感觉身体里有一团火。周围的人都在一天天长大，男孩们长得更高，声音变粗，我嫉妒他们。我也想要低沉的嗓音，想要粗糙的脸和胡须。”—— 16岁的会员M。

“当父母发现我剪了短发，穿上男孩的衣服时他们吓傻了，威胁我要把这些东西扔掉，一遍又一遍的跟我说‘可是你是个女孩啊！我们去逛街吧，你想要什么我们都给你买，我们买花裙子，给你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就像公主一样。’可是我根本不想听。他们总是想拉我去商店，我对所有人说不。我既不喜欢我的身体也不想出门。没人理解我我，跟父母也总是吵架。”—— 17岁的会员Mroi

5

Alexandra总是在微笑，甚至当我们谈到自杀的时候，她也保持着微笑。“这是多年压力下养成的习惯。”她向我们解释说，“经历了那么多，我明白我再也受不了了，一天都不想过了。现在我正在尝试找到继续生活的理由。”

Alexandera服用抗抑郁药物已经有些年头了。她独自和猫一起生活，每个晚上睡觉之前她都希望永远睡去不再醒来。她希望找到一名同为跨性别者的灵魂伴侣。

“我希望找到一个能理解我的人，一个就好。他也有和我相似的困惑和经历，这样他就不会对我说，‘你这个变态，我要找个正常人！’”

Alexandera把她悲惨的生活处境归罪于社会体制，她常常这样说：“我们的社会体制就是个大蒸汽轮机，不断把像我一样的社会边缘人压碎。即使我们被杀了，这个社会里的人也不会停下来帮助我们。他们所有人都相信我们是邪恶的，我们是敌人。”

Alexandera也饱尝了生活的恶意。仅仅因为不喜欢她的长相，Alexandera在街道上被攻击了至少10次。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11年，当时她和朋友在圣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大街附近散步，周围人山人海，可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群人公然袭击了她们俩。Alexandra的朋友飞快地跑开了，她却留下来垫后。

那帮人管她叫“变态”，然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Alexandr的胳膊被打折了，满脸鲜血。这次袭击以后Alexandra报案了，但是警察拒绝受理案件。“我看这帮人做的对啊，我应该给你丫关监狱里！”警察说。

2013年在一次袭击以后，医护人员把Alexandera送进了圣彼得堡的一家医院。急诊室医生对他的同事很不满：“你们为什么把这个家伙给弄来了？”另一个医生直接对Alexandera说，“我们不会帮你，如果我们收治你，就得把你送到男病房去。”医院保安甚至尝试强行把她扔出医院。最后医院还是收治了她，不过第二天她就自己出院了。

还有一次Alexandra去邮局取社保金，当她把身份证出示给工作人员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你为什么长成这样？为什么穿女人衣服！这里是邮局！我们什么也不给你。”

和很多性别错乱者一样，Alexandra在学生时代就发现了自己性别认同方面的问题。像Diana一样，她受到了同龄人的排挤。但是最主要的障碍还是来母亲，当她告诉母亲这个事实以后，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回家，不过最后母亲还是接纳了她。

25岁时，Alexandra找到Isaev教授寻求帮助。她开始很害怕，以为会以前一样，除了一番羞辱以外一无所获。不过在进行了一番测试后，她得到了一份教授开具的证明：建议变性，非常严重。Isaev的证明为她的变性手术扫清了障碍。

但当她带着这份证明去了圣彼得堡的相关机构修改身份文件时，政府的人却说：“去死吧，死了这儿才欢迎你。”

然后，Alexandra去做了变性手术，完全变成了女人。之后的事情还算顺利，在27岁的时候她身份文件上的性别终于改成了女性。

不过这并不是说她的麻烦就此终结。首先Alexandra需要在兵役部门取消服役登记。她绞尽脑汁说服武装部，她的情况是真的，既不是想逃兵也不是想来个恶作剧，可是军队就是不信。“我们遇到了一个声称自己是娘们的基佬。”一个军医说。最后军队安排她去做体检，虽然过程曲折，Alexandra最终还是避免了去军队服役的命运。

在修改了身份证以后，Alexandra花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工作。在这期间差不多有100家公司拒绝了她的工作申请。Alexandra是圣彼得堡国立电力大学毕业的，主修电气工程。一开始她尝试在她的专业领域找一份工作，但这实在是太难了，她开始降低要求，尝试申请一些类似快递员、收银员、搬砖工的工作，最后“来者不拒，什么都行”。

Alexandra并没能更改所有的身份文件。她的大学毕业证、就业信息卡、税卡上的性别还是男性。每次有雇主同意雇佣她以后，一看到这些文件就会改变主意。有的雇主不看这些文件，但体检时也会出问题，那些伤疤总会暴露她的真实情况。

有一次Alexandra去面试一份汽车轮毂销售员的工作，她坦诚地说自己就业信息卡上的性别是男性。经理在短暂的沉默后大发雷霆，“我怎么会遇上这种事儿！”

这还不是最糟的。在另一次面试被拒之后，雇主打过来一个电话，问她碰过办公室的门把手没有。还有一次，Alexandera去申请一个市政建设项目电力工程负责人职位，面试结束半个小时后公司打电话来，说“你怎么不去死啊！”不久以后还有一次，也是同一个电话打来的“听着，基佬，赶紧自杀吧！」”最后，Alexandera只得换了SIM卡了事。

Alexandera最终在一家工厂找到了电工工作，公司里只有人力部门知道她是变性人。现在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一年多了，老板在一次体检中得知了她变性人的身份。老板对她说：“我们应该向你这样的人扔手榴弹！”Alexandera很肯定她很快就会被辞退。

“我希望有一百万卢布（10万多人民币）。”她在公寓楼梯间里憧憬着，不到一个小时的采访中她点燃了第四支烟。“这样我就能忘记这些年受到的羞辱。我要花20万卢布来做手术，然后去海边生活。我每天都要向周围的人证明我是人，不是畜生。我这样的人在俄罗斯是不存在的，可不幸的是总是会有像我一样的人的。我用‘不幸’这个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可是谁会同情我们呢？”

原文刊载于Maduza杂志；翻译：疯狂的伊万；编改：吴鞑靼。

转自公众号“苏俄转播”，网易人间已获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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