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911

前言 1995年，美国调查局反恐部门负责“转移” 拉米兹·优素福（Ramzi Yousef）——1993年世贸中心汽车爆炸案的主要策划者。 在巴基斯坦落网后，优素福被飞机送到纽约州纽堡市的斯图尔特机场，然后改乘联邦调查局的一架直升机前往纽约市下曼哈顿联邦广场附近的都会惩戒中心。 直升机从世贸中心旁边飞过。特警队的人员捅了他一下，说道：“‘你瞧，大楼还立着呢。’优素福说，‘要是我们的钱再多一点，这楼就不会是立着的了。’” 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在恐怖袭击中倒塌。2749人身亡，其中大多数为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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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来到阿富汗受训的人，并不是一无所有的社会失败者。

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反映的是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曾在80年代早期研究过的、组成恐怖主义群体的“模范埃及青年”。大部分可能被基地组织招募的人都来自中产或上层阶级 ，而且几乎所有人出身的家庭都是完整的。他们大多接受过大学教育，而且非常偏爱自然科学和工程学。

他们之中没有多少人出自宗教学校；实际上，许多人曾在欧洲或美国接受教育，甚至能说多达五六门语言。他们没有任何精神不正常的迹象 。在加入圣战之前，许多人甚至都不是特别笃信宗教。

比起抗击苏联的圣战者前辈，他们的历史更为复杂，也更多样化。

上一代圣战者之中有许多中产阶级的职业人士——医生、教师、会计、伊玛目——他们携家带口来到了阿富汗 ；新一代圣战者则多是年轻的单身男子 ，但也有精通造假、信用卡欺诈和毒品走私的罪犯，这些人的技巧以后派上了大用场。

上一代人绝大多数来自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新的应征者中则有许多来自欧洲和阿尔及利亚，没有任何人来自苏丹、印度、土耳其、孟加拉国，甚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他们的直接目标是为波斯尼亚和车臣的战争做好准备，然后再回到本国建立伊斯兰政府。从1996年到2001年营地被摧毁，阿富汗的训练营共接纳过1万到2万名受训者 。

应征者在面试中会被问及自己的背景和特别技能。收集这些信息有助于确定给各人委派何种任务；例如，一个名叫哈尼·哈居尔的年轻沙特人就提到他曾在美国学习飞行。他将成为“9·11”密谋的一部分。

除了艰苦的体能训练，新的应征者还要接受基地组织世界观的灌输。有些受训者在听课笔记中明确写下了该组织的乌托邦式目标。

1．在世上建立真主的统治。

2．为了真主的事业以身殉教。

3．清除伊斯兰各阶层中的堕落分子，实现净化。

这三个目标表述精确，界定了基地组织的吸引力和局限性。它们召唤的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这些人根本不会停下来问一问：在以净化宗教为惟一政治宗旨的人手中，真主的统治将会是什么样子？而“死亡”这种个人目标，仍然是吸引许多应征者前来的主要原因。

他们对以前的行动进行研究；既有使馆爆炸案之类的成功范例，也有谋刺穆巴拉克这样的失败。

他们的教材是一本180页的手册《反暴君圣战中的军事研究》。“我们号召与叛教政权进行的抗争，从来就不知道什么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柏拉图式的理想……或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外交，”手册一开头写道。“但它却了解子弹的对话，刺杀、爆炸与毁坏的理想，以及大炮与机枪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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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中有三个主要阶段。

新到的应征者要在新兵训练营里待15天，他们在这儿会被训得筋疲力尽，有时候晚上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到了为期45天的第二阶段，应征者将接受地图判读、堑壕修筑、天文导航方面的训练，并学习使用五花八门的武器：轻机枪、克莱莫杀伤地雷、迫击炮、肩射火箭，还有防空导弹。

演练的目标始终是美国人，不是美国兵就是美国的交通工具；不过根据一名基地组织学员在意识形态课堂上的笔记，“伊斯兰的敌人”还有：

1．离经叛道者（穆巴拉克之流）

2．什叶派教徒

3．美国

4．以色列

敌人种类太多，将始终是一个令基地组织头痛的问题，尤其是碰到斗争舞台上出现新的角色、重要程度又各不相同的时候。

完成第二阶段训练的人可以选择加入游击战学校，培训期同样是45天。

学校里设有培训劫持和谍报技术的专门营地，以及一门为期10天的暗杀课程。一名基地组织受训者在日记中写到，他有一天学的是“从摩托车上向刺杀对象及其保镖开枪”，另一天学的则是“从上方、前方和后方朝车里的两个目标射击” 。另一个营地专门培训炸弹制作技术，还有一个名为“神风队”的营地仅向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开放。他们身穿特制的白色或灰色服装，单独居住，不和任何人交谈。

学校里有一座藏书颇丰的军事图书馆，其中就有以色列恐怖主义者、最终成为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的自传《反叛》。

另一本书说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建立快速部署部队的情况，书中假想了这样一个场景：一艘装载液化天然气的轮船被炸毁在波斯湾咽喉部的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导致石油价格大幅上涨。

受训者对这个想法很着迷，花了许多时间来策划如何实施这样的行动。晚上他们常会看好莱坞的惊险片，从中寻找灵感。他们尤其爱看阿诺德·施瓦辛格主演的电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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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瓦希里（艾曼·穆罕默德·拉比耶·扎瓦希里，目前是“基地”组织的首脑，该组织的重大恐怖攻击事件（如911事件）皆是扎瓦希里一手策划，是“基地”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在奥萨马·本·拉登2011年5月2日遭美军击毙后，2011年6月16日，“基地”组织宣布扎瓦希里接替本·拉登成为领袖。）对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特别感兴趣，“这些武器的毁灭性效果不亚于核武器。”

他建立了一个名为“扎巴迪”——意思是“凝乳”——的项目，研究造成大规模杀伤的非常规手段，而且还潜心钻研医学杂志，了解各种各样的药剂。

“尽管这些武器极其危险，我们却正是因为敌人才认识它们的；敌人一再强调制作这些武器的成本很低廉，所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写道。

扎瓦希里手下一个名叫阿布·哈巴卜的人还建起一个实验室，用狗来实验自制的神经毒气，并把它们痛苦死去的过程拍摄下来。做实验的狗往往拖到5个多小时之后才死。

阿布·哈巴卜向受训者解释说，人类对这种毒气的反应更大，因为他们没有狗身上那么强的抗体。

扎瓦希里还在坎大哈附近建立了另一座实验室，一个名叫耶齐德·苏法特的马来西亚商人在实验室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试图培育生物武器，特别是炭疽杆菌。苏法特本人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获得过化学和实验科学的学位。

应征者之间的共同点——除了他们的城市习气、见多识广的背景、教育程度、运用语言的能力和电脑技术之外——往往都是客居异乡。

大多数人加入圣战的时候，所处的国家并不是养育他们的祖国。他们之中有生活在法国流亡者聚居区的阿尔及利亚人，生活在西班牙的摩洛哥人，或是生活在沙特阿拉伯的也门人。

他们虽然取得了成就，但在自己客居的社会之中却几乎没有地位可言。和赛义德·库特卜（埃及作家，教育家，逊尼派伊斯兰理论家。曾被穆斯林形容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伊斯兰的殉道者，但西方世界普遍认为他塑造了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观点。）一样，他们也是在西方生活期间把自己定义为激进的穆斯林。

一个住在伦敦的巴基斯坦人觉得自己既不是真正的英国人，也不是真正的巴基斯坦人；身处科威特的一个黎巴嫩人，或是客居布鲁克林的一个埃及人，也同样会有这种身在边缘的感觉。孤身一人、备受疏远，亲人往往又远在天边，离乡背井的人只有转向清真寺；他在那里可以找到同伴，还有宗教的安慰。伊斯兰教提供了共性的要素。

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它成了一种身份认同。

清真寺的伊玛目们自然会响应促使这些人寻求精神家园的疏离感与愤怒。移民国家中新建的清真寺绝大多数由沙特阿拉伯资助，寺中的神职人员也是瓦哈比派的宗教激进分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在宣扬圣战的光荣。受到这些豪言壮语和反苏圣战胜利传奇的激励，青年男子常常成群结伙地作出决定，奔赴阿富汗。

汉堡的4个年轻人就是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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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是德国最繁荣的城市，居民中百万富翁的比例在欧洲都市之中高居榜首。1999年的汉堡是小资产阶级和自由意志论者的堡垒。这座城市总是认为自己更具英国而非德国的特点——既高贵，又不失礼貌；既有贵族气派，又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它吸引了大批外国学生和政治难民，其中大约有20万人是穆斯林 。1992年秋天，穆罕默德·阿塔来到这座城市，报名攻读汉堡-哈堡工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研究生。德国的外国学生想在这里呆多久都没问题，他们无需支付学费，还可以到欧盟各国任意旅行。

历史留下的伤痕很容易就能发现：它们不仅表露在旧城区重建的部分，也体现在国家法律与德国人的性格之中。

新德国小心翼翼地把容忍奉为宪法中的原则，该国的政治避难政策在全世界也是最为开放的。公认的恐怖主义组织在德国可以合法地活动，募集资金和人员——但这仅限于国外的恐怖主义者，国内的可不行。策划恐怖行动不会触犯法律，只要恐怖袭击发生在国外。自然，许多极端分子充分利用了这个避风港。

除了妨碍对激进群体进行调查的宪法屏障，还有德国国内的戒备之心。以前，德国曾遭受过仇外情绪、种族主义和警察滥用权力的伤害；任何可能唤起这些阴魂的行动都被视为禁忌。联邦警察宁愿把力量集中在本土的右翼分子身上，对外国的组织却很少关注。德国害怕的是它自己，而不是别人。德国人与国内的外国激进势力之间达成了默契：只要德国人自己不遭到袭击，就不会有人去打扰他们。出于对本国极端主义历史的恐惧，德国无意间成为了一种新极权主义运动的寄居地。

伊斯兰激进分子与纳粹党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虽然伊斯兰激进分子常被斥为法西斯式派别，圣城清真寺（阿塔和朋友们聚集的地方）之中埋藏的憎恨还没有发展为一种迫切的政治企图。但是，和在失败的耻辱中诞生的纳粹党一样，伊斯兰激进分子同样有一种狂热的决心：世世代代都被人踩在脚下的他们，一定要做历史的主宰。

虽说阿塔只有一点模糊的社会主义政治概念，他和他的圈子却填充了纳粹垮台后无人做主的政治空间。阿塔的一个朋友穆尼尔·穆塔萨迪克称希特勒“是个好人”。

阿塔自己也常说，犹太人从他们在纽约市的全球总部控制着媒体、银行、报纸和政治。另外，他还坚信犹太人策划了波斯尼亚、科索沃和车臣的战争，以此来遏制伊斯兰。

所有人都觉得阿塔的性格极度僵化，这一点正是纳粹的特征。毫无疑问，由于需要抵御这个慷慨城市中的诱惑，他的性格特点被愈发强化了。

汉堡的整洁与效率想必让年轻的城市规划师阿塔赞叹不已，这与他成长的开罗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赛义德·库特卜在美国察觉到的恶劣特征——物质主义、淫乱放荡，以及精神上的虚伪——在汉堡也是昭然若揭：这儿有喧闹的赌场、在橱窗里搔首弄姿的妓女，还有那些雄伟而又空洞的大教堂。

阿塔是个完美主义者；本行的制图工作他做得很熟练，但没有什么创意。从身体上看，他的举止带着一丝女性特征：他既“文雅”又“纤弱”，因此他的性取向（无论多么秘而不宣）让人很难判断。他黑色的眼睛机警而聪慧，但极少流露出情绪。“有段时间我很难分辨出他眼黑和瞳孔的区别，这一点本身就让他显得非常、非常的吓人，”他的一位女同事回忆道。“他有个不同寻常的习惯：每当他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听你作答，他都会把嘴唇紧紧抿起来。”

1996年4月11日，27岁的阿塔签署了一份从圣城清真寺拿来的标准遗嘱。就在那天，以色列发起“愤怒的葡萄”的行动，袭击了黎巴嫩。

据一个朋友说阿塔勃然大怒，并在袭击当天填写了临终遗言，以此表明自己会用生命来进行报复。

穆罕默德·阿塔、拉米兹·本·希布赫、马尔万·谢希和齐亚德·贾拉这4位汉堡朋友于1999年11月抵达哈尔丹营地，参加基础训练课程。他们来得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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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1996年），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在托拉博拉的一个山洞中向本·拉登提出了“飞机行动”的建议。

这三年来，基地组织一直在研究对美国本土发动袭击的计划。穆罕默德设想发起两波行动，从美国东海岸和亚洲各劫持5架飞机。其中9架飞机将撞向选定的目标，如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与核电厂。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本人将驾驶最后一架飞机。他将杀死机上所有的男人，继而发表一份谴责美国中东政策的宣言；最后他将驾机着陆，并释放机上的妇女和儿童。

本·拉登当时拒绝了这个别出心裁的想法。但1999年春天，本·拉登又把穆罕默德召回坎大哈，准许他将这一行动付诸实施 。

几个月之后，本·拉登、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和阿布·哈夫斯在坎大哈碰头，选择可能的袭击目标。

参与此事的只有这三个人，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造成极具象征意义的破坏。本·拉登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是有可能被摧毁的。“美国是一个军事力量强大无比、经济范畴极为广泛的超级大国，”他后来承认。“但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并不稳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这个基础作为目标，并对其明显的薄弱点予以特别关注。如果有100个薄弱点遭到打击，真主保佑，美国就会衰落、就会垮台，就会放弃世界的领导权。”他认为，组成美国的各州联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

因此，本·拉登自然想对白宫和美国国会发起袭击。他也把五角大楼列入了名单。如果他能成功摧毁美国政府所在地及其军事总部，整个美国的解体似乎就并不是痴人说梦了。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提出的目标是世界贸易中心；他侄子拉米兹·优素福6年前发动的炸弹袭击未能摧毁这一建筑。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 和洛杉矶的图书馆大楼（现在叫联邦银行大厦）也被讨论过。本·拉登决定，对美国西海岸城市的袭击先等一等再说。

能用于行动的钱很少，但甘愿殉教牺牲的人却所在多有。如果袭击计划仅限于在半空中炸毁飞机，就没有必要去培训飞行员；但是，随着这个设想逐渐发展为最终的高明方案，“飞机行动”显然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人员，而他们掌握飞行技巧可能需要多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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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拉登委派他最信赖的4个人参加此次行动。但是，他们几个谁都不会开飞机，而且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英语能力是获得飞行员执照的必备条件。他们没有在西方生活的经验。穆罕默德试着辅导这几个人。他教他们学习英语短语，还收集来美国飞行学校的小册子。他们在电脑上玩飞行模拟游戏，观看描述劫机事件的好莱坞电影。但是，这几名参与者的能力与任务宏伟目标之间的巨大差距一定很令人泄气。

纳瓦夫·哈兹米是上述4人之一。1993年，17岁的他来到阿富汗。他体格强壮，脸上常闪现出帅气的笑容，父亲是一位富有的麦加杂货商。哈兹米儿时的朋友哈立德·米达尔也出身于麦加的一个显赫家庭。这两个有钱人家的沙特少年以本·拉登为榜样，他们曾在波斯尼亚并肩战斗，后来又和塔利班一起抗击北方联盟——该联盟由分散的圣战者组织和阿富汗前政府支持者组成，领导者是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

米达尔虽然有沙特的公民身份，但他的原籍是也门。他娶了一位也门战友的妹妹哈达·胡达，和她生了两个女儿。事实上，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使馆爆炸案时发现了胡达家里的电话号码，而这个号码对于了解基地组织的规模至关重要。美国情报机构如果想破获“9·11”的阴谋，哈兹米和米达尔两人的行动就是最为切近的希望。

因为哈兹米和米达尔都是沙特公民，他们俩很容易就获得了赴美签证。他们甚至都不需要亲身去使馆申请。但另两名未来的劫机者都是也门人，对于他们来说情况就不同了。

移民部门认为也门人一旦进入美国，就很有可能在非法的地下社会之中消失无踪。因此，他们俩申请签证时也被例行公事地驳回了。面对无法将所有人手送进美国的困境，本·拉登转而把他们送往东南亚，研究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另一方案的可能性——直接在空中炸毁美国班机。那时，袭击美国本土的宏伟计划似乎被搁置了起来。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穆罕默德·阿塔和他的朋友们首次现身阿富汗。他们几个人错开了时间，在11月末的两个星期内相继抵达，当时树叶已在飘落，斋月即将开始 。阿布·哈夫斯立刻就注意到了他们：受过教育，懂技术，具备基本乃至熟练的英语能力。这几个人用不着别人告诉他们应怎样在西方生活。签证不会有问题。他们只需要学会飞行、而且甘愿赴死就行了。

等本·希布赫到了阿富汗，阿塔、贾拉和谢希告诉他，他们被选中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具体内容尚不清楚。

一天晚上，4个人受邀和本·拉登共进斋月盛宴。他们谈到塔利班的问题，本·拉登还询问了欧洲穆斯林的情况。接下来他告诉这四个人他们将成为殉教烈士。

他们得到的指示是返回德国，然后报名参加美国的飞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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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没有变化快的飞机行动现在有了两个独立的小组，每一组都将负责发动一起大规模的袭击。汉堡分支机构的人有的报称自己把护照弄丢了，有的则说护照被窃，以掩盖他们的阿富汗之行。

与此同时，原本被选中执行飞机行动的4个人去了吉隆坡。除了哈立德·米达尔和纳瓦夫·哈兹米之外，这一组还有两个也门人阿布·巴拉和陶菲克·阿塔什，后者又名陶菲克·阿塔什·哈拉德。

哈拉德是基地组织之中又一个难以捉摸却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与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北方联盟作战时失去了右腿，现在装着一个金属假肢。虽然生于也门，他却是在沙特阿拉伯长大的，自小就认识本·拉登。他参与了使馆爆炸案，以及针对停泊在亚丁港的美国海军“沙利文”号舰的未遂袭击。他还将成为10个月之后美海军“科尔”号舰爆炸案的主谋。

1999年底，哈拉德致电米达尔，要他到吉隆坡参加一次会议。这是两个小组惟一的一次会面。美国国家安全局从米达尔的也门岳父艾哈迈德·哈达的电话上（基地组织利用这个电话通告信息）监听到一次交谈，其中提到了即将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会议、哈立德·米达尔的全名，以及另两个与会者的名字：纳瓦夫和萨利姆。国家安全局以前从同一部电话上获悉纳瓦夫的姓是哈兹米，但这次该局却并未搜寻自己的数据库。“他们可能是在图谋不轨，” 国家安全局报告说。但它并没有进一步追查此事。

但是，中央情报局已经掌握了米达尔和哈兹米这两个名字。

沙特情报部门图尔基王子的首席分析师赛义德·巴兹卜此前曾在利雅得的每月例会上警告美国同行，称这两个人是基地组织的成员。凭借这一信息，中情局在米达尔去马来西亚途中暂住迪拜的时候，派人进入了他的旅馆房间。

美国特工拍下了他的护照，然后把照片传真到亚力克站。护照所含的关键信息是米达尔持有可多次入境的赴美签证，有效期到2000年3月底。亚力克站向世界各国的多家情报机构发出通知，称“我们需要进一步确认这两名旅行者的身份及其活动……以判定他们是否构成了任何真正的威胁。”

这份通报中还称米达尔旅行证件的副本已被交给联邦调查局。实情并非如此。

中情局请求马来西亚方面对吉隆坡的会议进行监控。1月5日，会议在地处风景点的一个僻静公寓套间之中举行，从那里望下去就是杰克·尼克劳斯设计的高尔夫球场。公寓套间的主人是耶齐德·苏法特，那个与扎瓦希里合作培育炭疽杆菌的马来西亚商人。由于没有对会议进行窃听，发现基地组织密谋的机会也丧失了——这一密谋将最终导致美“科尔”号舰爆炸案和“9·11”袭击。

会议当天，利雅得情报站给亚力克站发去电传，提到了米达尔赴美签证的情况。派驻亚力克站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道格·米勒看过电传之后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请求中情局批准向联邦调查局通报两个情况：一是马来西亚的会议，二是近期可能有一名或多名恐怖分子前往美国。

在从一个机构向另一个机构传递情报之前，必须征得这样的批准。米勒被告知，“这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事。”

一个星期之后，米勒就此事再次征询派驻调查局总部的中情局副局长汤姆·威尔希尔的意见。威尔希尔名义上的职责是为中情局向调查局传递信息提供便利。米勒把自己草拟的备忘录交给他，还问道：“这个备忘是否可行，还需要我重新做一遍吗？”

威尔希尔始终没有答复。那以后，米勒就把这回事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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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秘密情报部门的特别分部用相机拍下了十来个进入公寓套间和去网吧上网的基地组织人员。1月8日，特别分部通告中情局驻泰国的负责人，称参加过会议的三个人——米达尔、哈兹米和哈拉德——即将飞往曼谷。凑巧的是，哈拉德将在曼谷与美“科尔”号舰的炸弹袭击者会面。

但是，中情局却没有警告任何特工应对这几个人进行跟踪。中情局也没有通知国务院将米达尔的名字列入恐怖分子监控名单；如果名单上有米达尔，那么他在美国入境时就会被截住，或被置于监视之下。

三个月之后，中情局获悉哈兹米已于2000年1月15日飞抵洛杉矶。中情局当时如果检查了乘客名单，就会注意到与他同行的还有米达尔。至少有一名已知的基地组织人员身在美国，但中情局既没有通知联邦调查局，也没有通知国务院。

既然明知米达尔和哈兹米是基地组织的人、知道他们拥有赴美签证，而且至少已有一人来到美国本土，中情局为什么不向其他政府机构通报这些信息？

和往常一样，中情局担心基于特定情报的指控可能会损害自己与国外情报机构的关系；不过，美国设有保护此类机密信息的安全措施，而联邦调查局碰到类似行动时照例会与中情局合作。

中情局把理应传递给调查局的信息保护起来，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I-49小组的一些成员后来认为，中情局掩盖米达尔和哈兹米的情况是由于他们想把这两个人发展过来。

中情局急欲获得基地组织内部的情报来源。它根本就未能打入该组织的核心圈子，甚至无法在基本上来者不拒的训练营中安插一个愿意和美方配合的内线。米达尔和哈兹米在他们眼中想必是很有吸引力的机会。但这两个人一旦进入美国，也就进入了联邦调查局的管辖范围。

中情局没有在国内行动的法律权威，虽说事实上调查局常常发现中情局在美国国内从事秘密活动。联邦调查局有些调查员还怀疑，中情局可能是在和沙特情报部门进行一项联合行动，以绕过上述法律限制。当然，国外情报机构在美国开展行动也属非法，不过这种行动对它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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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究竟为什么没有将至关重要的信息传递给调查局，以上的几种说法仅仅是猜测。

也许有一个原因能够更好地解释这一问题：中情局当时已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威胁和警告之中。亚力克站1996年建立之初只有12名雇员，马来西亚会议举行的时候增长到了约25人。

负责应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恐怖活动的反恐中心还有30来个情报分析师，但基地组织并不是他们的首要责任。

亚力克站的分析师资历都很浅，平均的工作经验只有三年左右。分析师大多是女性，这在中情局近东分部男性主宰的环境中对她们很不利。年轻女分析师们的主要职责，就是防止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这份担子的压力沉重之极，以至于她们在局里人眼中都成了工作狂——有人比照被判刑的疯狂杀手查尔斯·曼森，戏称她们是“曼森家族”。

但是，中情局老一辈公务员对她们拉响的警报根本就不屑一顾。

米达尔和哈兹米1月15日抵达洛杉矶后，本应报名参加飞行学校。如此重大的任务想必让他们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两个人都不会说英语，连找个住处都成了极大的挑战。不过，他们到达后不久就结识了奥马尔·巴尤米。他是个极少去上课的42岁老学生，靠一位沙特政府承包商提供的津贴过活。

1998年，由于巴尤米所住的公寓楼经理涉嫌犯罪，他也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当地办事处的注意。调查局在圣地亚哥的一个消息来源确认巴尤米是沙特政府的特工，但由于沙特阿拉伯被视为美国的忠诚盟友，这个信息对调查局特工们来说没什么意义。

巴尤米后来对调查员说，2000年2月1日他驾车从圣地亚哥来洛杉矶，到沙特领事馆处理签证方面的事情。出了领事馆他就去附近的一家伊斯兰餐厅吃午饭，无意间听到有人在说海湾地区的阿拉伯语。他跟米达尔和哈兹米简单聊了几句。他俩抱怨说洛杉矶的日子很难熬，于是他就邀请他们去圣地亚哥。

三天之后他们出现了。他让两人在自己的公寓留宿，然后在街对面帮他们找了另一个住处，还借给他们头两个月的房租钱。他举行了一个聚会，把他们介绍给当地穆斯林群体的其他成员。

如果巴尤米是被派去监督这两个人的，那么派遣他的人是谁？也许他是米达尔和哈兹米的基地组织联络员。显然他们需要有个人来照顾。但是，由于巴尤米从沙特领事馆出来就直接去了餐厅，有些调查员认为这两个未来的劫机者可能已处在沙特政府官员的监控之下，而且沙特方面也知道他们是基地组织成员。

中情局是惟一了解哈兹米和米达尔身份，并且知道他们身在美国的政府机构。从吉隆坡到曼谷，再到洛杉矶，中情局一路跟踪着米达尔和哈兹米。也许中情局认为与美国人相比，沙特情报机构发展这两个人的可能性更大。另外，这样一来中情局在行动中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上述观点来自一些满怀怨恨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员；他们觉得很奇怪，中情局为什么始终没有告知他们基地组织人员身在美国的情况？

米达尔和哈兹米来到美国时距“9·11”还有11个月。联邦调查局具有对这两个人进行调查、了解他们企图所需的一切权限，但由于中情局没有透露基地组织两名活跃成员身在美国的情况，劫机者就得以放手执行计划，直到再想阻止他们已为时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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