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都放不下

2016-09-13 20:48:31
6.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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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老师的事情过去两年多了。 这两年来,种种懒惰的借口,都没能抹去我记下那段经历的愿望。我常固执地想,像我这样一个对一切“呵呵”惯了的人,怎么会这样纠结呢? 于是我对自己说:“如果你还算是个厚道的人,请你安静下来,给那个马老师写一段真实的文字吧!”

7月2日那天下午,又一年的高考成绩揭晓了。

我所带的高三复读班的三个学生,经过又一年的煎熬,终于上了一本线。他们到我的办公室里,先是高兴地与我了分享他们的快乐和复读一年的体会,然后又郑重地约我同他们一起到灵武市东南边的那片山坡去。

他们要把喜悦汇报给静睡在那里的马老师。马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周年了。

由于还要上课,我没能跟他们成行。听说,那天学生们费尽周折找到了那片山坡,一路上还说说笑笑的几个女孩子,个个泣不成声。

这件事,给了我不小的震动,我从教二十五年来,学生云云,没想到这几个曾让我 “按住葫芦起来了瓢”的头痛学生,竟然有如此细腻的情感。

况且,那天特意从西安赶回银川的蒋安东,还个性地染着几缕红头发。

1

我从教二十五年,只担任过三届班主任。

第一届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接了初一年级的一个班,陪了他们五年,带他们到高二。那时候,我的工作热情无比高涨,和教数学的魏老师组织学生郊游、踢球、练书法,开展学科竞赛辅导,定期组织班级之间的学生辩论赛;我们还创办了一本叫《囡囡》的学生刊物,在那个没有电脑排版的年代,常与学生一起编排刻印。

1998年,这届学生参加了高考,本校毕业的金欢欢考取了自治区的文科状元;高二因各科竞赛成绩突出被银川二中挖走的张赫,摘得了自治区理科状元。

同事戏称,“你养了五年的花,最后开到别人家的院子里。”

第二届是2000年,学校安排我带高二文科班的班主任,但2001年劳动节,我的纵膈上长了一个大瘤子,我的毕业班班主任生涯,终结在了高考前40天。

我的教育人生,总是巧妙地回避着这样一个让人忧愁让人喜的“毕业班班主任”角色。我成了一个班主任“备胎”。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13年10月,我担任了高三6班班主任,陪着这班孩子走完了高考前的最后10个月。

而这个班主任的职务,原来是马老师的。

2

2013年的10月之前,马老师带班主任,教化学。我跟他一起搭班。

我对这个时间如此确定,是因为在2013年9月24日的学校秋季运动会上,马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天,高三6班正步走过主席台,走在方队前列的不是学生领队,而是马老师。他个头不高,也穿着一件印有“V6”的T恤,正步踢得不是很标准,喊的口号是“高三高三,看我6班”。马老师声音很大,脖子挺直,右侧两个突起的肉疙瘩分外明显。

广播操比赛,他也站在了第一排领操,动作虽然不是很标准,但很认真。“6班6班,就是不一般”他笑着说,嘴角感觉有点歪。

十一收假后,马老师的嘴角歪得好像更加明显了,我们老师们戏称,“这家伙,运动会上,喊口号把嘴都喊歪了。”

他说,“可能是有点中风了吧。”

有天他上完课,6班的几个学生围住他,七嘴八舌地问:“马老师,你的嘴怎么歪了?”我们大家一向敬重的徐大姐(数学老师徐燕)一脸严肃,“海海(马老师名叫马英海),来我看看,哎呀,确实歪了,怎么脖子上还有两个疙瘩呢?”

“是啊,脖子上真有两个疙瘩啊!”学生也有些惊讶。

“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吧。”徐老师叮嘱说。

“是啊,你还是到医院看看吧,免得歪着嘴把题给学生讲歪了。”大家依然开着玩笑。

“没事,孩子们,没事,身正不怕嘴歪,身正不怕嘴歪。”他还是继续和我们打趣。

“我的高三6班,你可要给我盯紧点。”(网络图)学校运动会上,举着奖状的马老师。

第二天,马老师依然早早到学校来了,他歪着嘴招呼学生们打扫卫生;歪着嘴查了学生到校的情况,给没到的两个学生家里打了电话;歪着嘴落实了学校传染病晨检;歪着嘴帮我检查学生的背诵情况;歪着嘴上完了两个班的课。然后就到医院去了。

我不知道他去了哪家医院,看了什么大夫,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脖子上印了三个大红印,他说,“大夫说要拔火罐,排排毒,调理调理。”

那几天,高三又进行了一轮月考,整体成绩不够理想,特别是尖子生的成绩,比上届同期的月考要低三四十分。学校要老师认真分析学情,为即将召开的备考研讨会做准备。

马老师依然歪着嘴,把学生自高二以来的各次考试成绩制成了表格,细细地做了对比,标出了学生们进步退步的班级名次、年级名次;分类归纳了学生各学科的情况,还把相关数据发到了代课老师手中。

他又歪着嘴,分类找学生谈了一轮话;歪着嘴,开了一次家长会,详细介绍了高三6班的备考复习计划。他说:“我对我的高三6班,充满信心!”

一忙又是好几天,马老师的歪嘴依然没有好转,脖子上的那几个疙瘩,似乎被折腾得越来越大了。

那天开完家长会,在医院工作的学生家长劝他到医院进行彻底检查,校长也特意叮嘱他,“请几天假到医院看看,无论如何先把嘴正过来!”

两天后,我接到了学校通知,马老师因病请假一周,让我代理高三6班的班主任。

“我的高三6班,你可要给我盯紧点。”马老师这样叮嘱我,一副不大放心的样子。

3

说是请假一周,其实他每天早晨,还是会到学校来。他会按例检查班里的卫生、检查学生早读、检查各科作业的上交情况。直到第一节课正式开始,他才会离开学校。

“你不放心我,怕我把你的高三6班放了羊?” 我跟他开玩笑。

他歪着嘴,笑着拍拍我的肩,“怎么会呢,长期习惯了。早上六点起床,给丫头准备早餐,然后就和她一起到学校来,天天如此。”

作为代理班主任,早读前的班级管理,我几乎是插不上手的。等我7点赶到班里的时候,歪着嘴,背着手的马老师已经欣赏完自己的作品了——楼道拖得干干净净,学生们也已经认认真真地开始早读了。

我要做的,就是等马老师走了以后,代他检查一下课间操的出勤情况,观察学生的上课状态,代他签一下学生的假条。班里的一些违纪现象,我也不做批评教育,只是等马老师来了,汇报给他。

学生有事常问我:“保老师,马老师下午来学校不?”那时候我只觉得,这不是我的高三6班,这是马老师的,我不能喧宾夺主。

就这样,一周后校长找我谈话,要我做好正式接任班主任的准备,并且暂时不要对外公开——马老师的身体出了问题。

4

原来,马老师在他妻哥的陪同下,到医院给脖子上的疙瘩做了穿刺,筛检了鼻腔。他妻哥瞒着他拿到了病理检查,结果显示:疑似鼻咽癌。

学校和他家人协商,不要告知本人,带他到天津大医院再确诊。

不知情的马老师依然经常到学校来,“在家等待检查结果闲着也无聊,心里常乱糟糟的,还不如到学校来。”他的嘴角比以前歪得更加明显了,头也微微歪向了一边,脖子上的疙瘩被一方白沙布罩上了,格外显眼。

那一周,学校正在召开高三备考专题动员会,下达了各班高考指标,给高三6班确定的指标是:“二本以上必须达到38人(占比68%),其中一本上线必须达到23人(占比41%),力争在清华北大有突破。”我代马老师与学校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我觉得,这个目标还是给马老师带来了压力。那段日子,他常到学校来,拿着几次月考的成绩勾勾画画,下午还歪着嘴找学生谈话。我在他的座位上看到了三个名单,笑他,“连班级倒数几名都列入了二本临界生行列,这也太乐观了吧?”

“一个都放不下,万一梦想实现了呢?”他歪着嘴笑。

在他分批找学生谈话的这几天里,马校长、刘组长和我们几个人也在私下安排他去天津检查治疗的事。这一切安排妥当,我们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劝他到天津大医院去彻底查一查,他也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临走的那天下午,他组织开了一次班会。

针对月考之后部分学生出现的信心不足、思想波动的苗头做了一次专题动员。他正式宣布,在他外出治病的期间,由我代理班主任工作,希望大家积极配合服从。他希望我严格大胆管理,不要放松对学生遵章守纪的要求。

“希望我回来的时候,能看到一个更加充满希望的高三6班。”

那天晚上,我和刘组长送马老师夫妇到火车站去,他还歪着嘴跟我们说着,高三6班各学生的家庭情况,心理情况。

“班级的备考计划和学生的各次成绩分析材料也整理好了,如果有必要,在我座位左边的资料盒里可以找到;6班实现高考目标的关键是抓好“临界生”的帮扶和激励工作,按经验,本学期的中后半段是学生的分化阶段,要防止学生在复习‘高原期’产生放弃的念头……”

他媳妇默不作声,刘组长说:“海海,你放心,少驰是个认真的人,况且还有我呢,徐大姐、海英我们会一起把你6班的事办好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他。当年我因为阑尾炎被几个同事连夜送上手术台的时候,也叮嘱他们要把学生的课调好,结果,医院的护士都嘲笑我崇高得有些矫情……

5

马老师去了天津之后,我算是正式接任了高三6班的班主任。虽然在学生的意识里,我依旧只是代理。

实话说,班主任工作我已经扔掉得太久了。十多年,上完课就离开学生的习惯,导致我甚至连6班部分学生的名姓都对不上号。

新的角色,新的节奏让我很不适应。

早晨,我到校晚,没几天,马老师原来定的早读提前5分钟到校的规定就形同虚设了;班里的卫生情况也不如以前,原来那种进班让人舒服的感受渐渐淡化了;连体育老师都说,“高三6班两操的质量明显下滑,旷操现象越来越突出。”

刘组长安慰我:“不必大惊小怪,毕竟刚接手,需要有个逐步适应的过程。”而这几天,校长到班里检查的次数也明显多了,他常背着手,严肃地站在教室门口两三分钟,不说话。

有一天,他站了几分钟后,突然走上讲台,向学生正式宣布:“马英海老师因身体原因,不能再担任班主任,学校研究决定,高三6班班主任正式由保少驰老师接任。”学生一片默然。

校长说,这样做是要打消学生依然把我看做是代理班主任的想法,让我从此名正言顺地开展管理工作。在高考备考的关键阶段,要坚决遏制班级各项工作出现的滑坡势头。

一股压力,压到了我的头上。

我在尚没有充分了解班级的情况下,紧急召开了班会,就防止班级管理工作滑坡约法三章,大意是:在马老师治病和班级备考的非常时期,不遵守班级纪律,视为人品问题;对那些在纪律、卫生、两操等方面放松要求,钻管理空子的学生将加大力度严肃处理;对自己不想学又严重影响他人学习的学生,坚决予以劝退。

现在看来,这三板斧挥得多么的不理智,它没给我留下应有的迂回空间。

我的杀威棒果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威力。

周帅、拜国圣打架了,而且周帅还顶撞调解矛盾的英语祝老师。祝老师气的发抖,我自然也气的抖起来了。这分明是对我的要求置若罔闻,分明是对我的威严的挑战!处理很简单,杀鸡儆猴,停课。

旧矛盾还没有解决,新矛盾又产生了。两个学生跟我发生了严重的对立,拜国圣的家长虽然毫不客气地揍了孩子一顿,但非常不理解我的处理方式,说原来的马老师就不会轻易停学生的课。

“现在我是高三6班的班主任。” 我强硬地说。

我不但坚持这样的处理,还要将这次严重违纪记录在案。那天,我气冲冲地从抽屉里拿出马老师的班务记录本,正准备记录,却看到了这样几段文字:

周帅,原9班,因与老师严重冲突,高一下半学期到6班上课,单亲家庭,随爷爷奶奶住银川石油城7区,父亲在吴旗油田上班,20天休息一次,因嫌7区吵闹,搬6区一人住。

刘影,内向,不爱说话,初中升高中时考试失误,留下阴影,害怕失败,遇到大小考试就紧张失眠。

刘伟,年级前三,语文不稳,数学优势,学习踏实,有冲击清华北大潜力。患严重鼻炎,对身心影响较大。

蒋安东,三四岁时父母离异,随爷爷奶奶住,由姑姑照理上学,本质不错习惯不良,爱玩游戏,抓好希望很大。

……

学生家长走后,我抱着马老师的班务记录本呆坐了半晌。

刘组长肯定了我的处理方式和工作力度,说我真正进入了班主任的角色,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高三6班的班主任。

周帅被我停了三天的课,他没有告诉他的爷爷奶奶,一个人在房子里睡了三天。

6

班里有个叫吕娜的女学生,身体很胖,马老师原先把她安排在讲台旁边的座位上。我感觉这个孩子过于懒惰,出操不积极,课堂老爱睡觉,我要找个机会对她进行严肃处理,以正班风。

一天,吕娜在我的课堂上睡起觉来,两次提醒没有效果,居然打起了呼噜,惹得学生们大笑。我果断把她的座位调到了最后一排,让她单独坐在教室后边的拐角处。

没多久,学生家长就几次打电话说,孩子这几天在家老是哭,是不是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我给家长做了详细的解释,讲了座位调整的必要性,他们也表示理解。

但吕娜的抵触情绪很大,她拒绝执行我的决定,常常到办公室来,站在我面前一句话也不说。我依然坚持不妥协。没想到,这事让在天津治病的马老师知道了。一天,我收到了他的短信:“班里的事让你费心了,吕娜情况特殊,万望妥善处理。”

我召集班干部了解吕娜的情况,才知道,吕娜身体有病,长期服用含有激素的药物,导致身体发胖,嗜睡。更严重的是,她因此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

马老师之所以把她的座位安排在讲桌旁边,就是想让她觉得,班级没有孤立她。马老师也曾向同学们解释过,希望大家能宽容对待吕娜的课堂表现,真诚帮助吕娜。

我向吕娜和她的家长道了歉。自己也渐渐朦胧地意识到,在“我的高三6班”,还有比提高分数重要的工作要做。

7

自此,我开始学着像马老师那样,了解每个学生的基本情况。两周里,我利用下午放学和晚自习的时间,分批与学生交流谈话,问他们的家庭,问他们的目标和打算,问他们当前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同事们开玩笑,说我开始“软硬兼施”了。

我的改变并没有赢得学生的信任,刚开始,他们的防备心很重,仿佛是我要绕着圈子批评他们。问一句说一句,没有多余的话,有几个学生谈完话,甚至高兴得像安全“过了堂”一样。

再到后来,我的套路似乎完全被学生掌握了,谈话就像是集体背了课一般,常有“一腔热血洒在冰凉石头上”的感觉。

几个搭班老师也开始帮我做学生的工作了,我坚持与学生谈心,有一天,班里的李楚君同学告诉我,她母亲得了重病,家里没人顾得上关心她的备考了,她觉得周围的人都不在乎她的未来,实际上她已经放弃了。

我翻开马老师的一段班务记录让她看,那上面写着:

9月20日:

李楚君,成绩波动巨大,高二尚好,高三后滑坡明显,由年级194名降至288名,试卷反映简单题丢分突出。母病。心事重。

“你甘心放弃吗?你怎么知道别人不在乎你,马老师只是没有来得及找你谈。” 我说。

那天,她咬着下嘴唇,眼泪不停地往下流。反复说:“老师,我也不甘心啊,我也不甘心啊!我对不起马老师,我没有想到……”

那天,我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我莫名地预感到,我的高三6班要“解冻”了。

8

高考报名工作即将拉开帷幕,新一轮月考也将如期而至,班里的常规管理质量下滑的势头虽然有所遏制,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部分学生的那种拼搏进取的劲头明显有所松动,信心动摇,复习出现了畏难情绪。

刘组长说,这就是复习的“高原期”。也是马老师在走天津时反复提醒我的,“一定要防止学生在复习高原期产生放弃的念头。”

然而,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认真准备了“不拼不搏,我要高三做什么”的主题班会,就现阶段班里的基本情况作了分析,罗列了学生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及产生的原因,提出了春节前三个月的具体目标任务,要求全班同学排除杂念、坚定信心,静下心来扎扎实实落实好各学科基本知识、基本考点的梳理和训练。

马校长评价我,虽然思路还是清晰的,但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仅靠这种泛泛说理的方式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果不其然,学生把我的分析、安排视为人云亦云的套话了。而我自己面对学生的这种状态也越来越心急。

就在月考前的一天下午,马老师突然出现在了办公室,他脖子上的疙瘩依然还在,嘴角依然有些歪斜,人却明显消瘦了许多。他脸色微黄,头发也剃光了,没了往日的精干,声息也有些羸弱了。

同事们都围上来握手问候,说这些日子忙得不可开交,连马老师回来都不知道。大家开玩笑说,让他先不要急着到学校来,好好养一养再说。马老师只是歪着嘴角,微微笑了笑。

感谢了我们大家对他的关心和牵挂,他说,“这段时间,我们6班让老保受累了,真是不好意思啊。”听他这么说,我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高三6班的学生听说马老师回来了,都跑到办公室来,几个女生拉着马老师的手高兴地跳起来了,小小的办公室挤满了人。

我说,“要不我们还是到教室去,跟大家见见面?”

那天,马老师的光头形象让班里的学生们大吃一惊。他说,“我身体确实出了问题,在天津肿瘤医院确诊为鼻咽癌,但医生说这是一种比较轻的癌症,配合治疗是可以控制好病情的。”

“我已经做了一期化疗,休息一段时间,再去做第二次。” 他说话的声音,显然没有原来那样铿锵有力了。

他说,在高三备考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自己却离开了集体,确实有些难舍。过去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有点累,有点烦,而现在“健康地跟大家在一起”却成了一种盼望。

他说,离高考还有210天,这210天对他和大家都很重要,都值得珍惜。他相信陪伴了他两年多的高三6班,他了解他的高三6班的每个孩子,他相信未来。

他说,已退休的徐燕老师,依然选择了坚守岗位,陪伴大家到高三毕业;患有严重咽炎的祝老师带着扩音器给大家上课,我们高三6班应该是幸运的。

他说,临危受命的保老师会全力以赴带领大家,用这210天改变大家的命运……

那天,他不停得擦着光头上渗出的汗,声音低沉,讲台底下好几个女孩子都默默地擦拭着泪水……

后来,我在月考后的家长会上再次回顾了马老师进班讲话的情景,那天,我不能自已,竟然当着全班学生家长的面,哽咽落泪。

9

没过几天,马老师又到天津去了,他没有告诉我,也没有告诉高三6班的孩子们。

可自从他来过之后,班里忽然安静了下来,学生们像是突然长大了一般,几个孩子相约早晨提前到校,在操场上跑步;下午放学也有几拨学生不回家,安静地在教室上自习;代课老师也说,主动问问题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

我也养成了下午不回家的习惯,在办公室备备课,或者到教室里看看他们安静地写作业,陪学生上晚自习。其实,我们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本小区里的孩子,离家很近,家长也常常送些饭来,虽然有些麻烦,但心里很高兴,常对我说,感到孩子有了一股拼劲。

我与孩子们也越来越亲近了,他们吃了晚饭到学校来,也常常会带来一份吃的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有一次,李楚君的母亲打电话对我说,孩子回家特意让她多做了一份凉拌面,说要带到学校来,“孩子给我说,我们老师肯定没有回家,没有吃晚饭。”

我们高三6班渐渐进入了佳境!

年级组的小丁,利用周末的时间在学校无偿给学生补课,他说,石油孩子的父母大多不在身边,这样会让那些在外工作的家长放心些。他没有整体要求,结果班里的大部分学生都自发到学校来了。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的高三6班也该给学生提供这样的服务。我学丁老师的做法,愿意来的就来,不愿来的可以不来。而班里也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有了搏一把的劲头。

不久,这样的努力就有了回报,新的一次月考,班里30多人的年级排名有了不同程度的上升。

歪着嘴的马老师和他的高三6班

玉娟老师说,马老师在天津做了第二次放化疗,听说这次的反应比较大,马老师的心情很不好。这是在我预料之内的,那天,他在班里说鼻咽癌是一种比较轻的癌症,我就知道他还没有完全知道自己的病情。这是一种低分化癌。

几个家长也联系我,说马老师在天津治病,吃住花费很大,家中也没有兄弟姐妹帮助,一次一次放化疗的费用也很高,能不能让我组织班里的学生给马老师捐点款。当时,我以不能乱收费为由,拒绝了。

然而,没几天,几个班干部拿来六千多块钱,要我转交给马老师家里。他们说,“这是我们自发自愿的,没有跟老师您商量。”

学校的爱心助学会也启动了对马老师的救助,知情的老师学生纷纷捐款,众筹到了三万四千多元。

学校委派工会王主席和教师代表前往天津看望马老师。据说那天,分外消瘦的马老师泪流满面。

10

马老师再到我们高三六班来,已是临近春节的时候了。

那两个月,高考报名、户口审查,每月一次的分学科分班级的学情分析会……各种活动密集着,我们似乎都渐渐淡忘了马老师。

学生们的心态起起伏伏,班里弥漫着浓浓的疲惫情绪。

寒假补课的时候,马老师又到学校来了,他说,主要是想来当着学生的面亲口说声谢谢,在他放化疗最难受最孤独的时候,收到了那么多孩子的爱心捐款,他很感动。

他说,“可惜不能陪伴这些孩子们,渡过人生最艰难的高三了。”

那天,马老师在班里没有讲多少话,除了感谢,除了提醒大家坚持以外,就是一个劲地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流下来。

他说他最近不知怎么了,站得时间长了腿痛,我俩就在办公室里将近坐了一节课。他叮嘱我,“高三班主任要有耐心,不要指望一副药就解决问题,要反复抓,抓反复。”

“高三的学生就像是一个在慢慢漏气的气球,扎给他一针,就不要指望他再飞动起来了,要时刻带上一个打气筒,不停地给他们补补气。”

“班里有几个学籍在外班的学生,虽然每次考试班里的成绩单中没有他们,未来也不算作我们高三6班的成绩,但也要多盯一盯,不要让他们感觉受到了冷落。”

过完年,新学期,各学科相继进入了高考复习的第二轮。做卷子、批卷子、讲卷子,一次又一次的联考,一遍又一遍的模拟成为了备考的主旋律。

百日冲刺动员大会之后,高三在教学楼醒目标语地激励下,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马老师渐渐淡出了高三6班,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只听说,他到天津呆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银川了,先是在附属医院治了两个疗程,后来转到社区医院了,办了个住院的床位,但不在医院常住。

听说,除了腿痛,他还常常感冒发烧;听说,他的嘴不怎么歪了,脖子上的疙瘩也不明显了;听说,他在天津看病的费用报销时遇到了麻烦……

我们再次提到马老师,是在5月28号,因为第二天,学校要搞2014届学生的毕业典礼。学生们说,一定要把马老师叫来,班里的集体合影不能少了马老师。

第二天,他到学校里来了,人很清瘦,那副墨色眼镜戴着有些松松垮垮了。他刮了胡子,穿了一件新衬衣,精精神神的。原来的光头上,也长出了一层头发。

“我的高三6班,你可要给我盯紧点。”(网络图)2014年5月28号,马老师与高三6班的毕业合影。(作者供图)

那天的毕业典礼,举办得很隆重,校园里铺了长长的红地毯,高二年级的学生站在两旁为我们鼓掌加油,我们十个班主任分别站在班级的最前面,带着学生走过红地毯,走向毕业典礼的会场。

那天,我带着高三6班走过了红地毯,感受到了一个高三班主任的荣耀。马老师因病站在旁边,为我们高三6班鼓掌。那天,我们一起把忸怩的马老师安排在前排的最中间,照了高三6班的毕业合影,大家都高兴地喊着“茄子”。照完合影,学生们都争相找老师照相留念,我被几个学生拉着到网球场边,摆出各种姿势合影。

等我们疯过了一阵,却找不到马老师了。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腿痛,还有点咳嗽,先走了……”

11

六月,对于一个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来说,是期待和享受的。伴随着高三6班的毕业,我渐渐走近了一个教师最享受的时刻,而马老师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高考后,学校按照惯例组织我们高三班主任去张家界旅游,面对这样的优待,我们喜悦得像凯旋的将士一般。然而,要不要带上马老师呢?

有人说,这么远的旅途,跋山涉水的,他的身体怎么能受得了;有人说,会不会好心办成坏事,带上他一旦有什么闪失,谁负这个责任呢?最终我们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没有告知他这次活动。

出发的那天,我背着包到学校后门去坐车,远远看见了马老师过来了,我不知如何面对他,假装没看见,绕道过去了。

两年来,那天的情景却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

6月19号晚上,简直就是高三班主任的狂欢节。第二天早晨,校门口鞭炮齐鸣,“热烈祝贺我校2014年高考取得辉煌成绩”的横幅鲜艳夺目。

教学楼前的电子屏上滚动着红色的高考喜讯:热烈祝贺我校2014年高考再次取得优异成绩:1、高考600分以上达到8人,2、一本上线140人,达到29.5%;二本以上285人,达到60%。3、艺术生40人,上线率100%。

我们的高三6班,600分以上4人,二本以上上线46人,上线率80.7%,超学校原定指标8人。其中一本完成32人,上线率56.1% ,超校定指标9人。

然而,我却忘记及时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告知马老师。

中午,我们去参加马玉娟老师的婚宴,我们九个班主任被专门安排在贵宾间,接受一拨一拨的同事前来敬酒祝贺。马老师不在我们中间。

等到我们几个班主任去回敬校领导,回敬各部门领导的时候,我看到马老师就坐在领导旁边的那桌上。他的精神很不好,极疲惫的样子,形容憔悴,脸色灰黄。

我这才把高三6班的高考成绩告知了他,“我完成了你交给我的任务,你的高三6班成绩辉煌。”

他微微笑了笑,说:“那是你的高三6班。”

12

接下来,学校要求我们班主任按照“参谋不做主”的原则,帮助学生填好高考志愿。那几天,我在学生家长的感激声里忙的不可开交,几天后才知道,马老师又一次住院了。

他媳妇说,最近本来就虚弱,爱感冒,19号那天晚上,又熬了一夜,等到20号参加完玉娟的婚礼,就支撑不住了,在家熬了几天,不但没有好转,反而烧得越来越重了。

他躺在靠窗户的一张病床上,不停地示意家人把身上的被子拿掉,但身上什么也没有盖,他媳妇一遍一遍用湿毛巾给他擦腿。他气喘得厉害,见了我们没说话,只是眼角留下了两行泪。

他妻哥私下告诉我们,第二次到天津时,就发现他的癌症已经扩散了,天津的大夫建议他们在天津花费太大,应回银川再想办法。后来在附属医院看了几次,大夫说意义不大,无奈又转到小区医院。

发展得这样快……

2014年7月5日,马老师在等回了上大学的大女儿后,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享年48岁。

学校租了两台车,拉着一些老师和他的高三6班的学生,从银川赶到吴忠去,参加他的回族习俗的葬礼。

拥挤的小区占满了人,许多路人诧异,去世的是个什么人,怎么这么多的孩子在默默流泪?学生们回忆说,高考的那两天,马老师也到考场外去送考了,像众多家长一样,远远站在警戒线外……

今年7月2日下午,几个孩子约我同他们一起到灵武市东南边的那片山坡上去。我忽然觉得,马老师的高三6班还在;我知道,马老师也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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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