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枫叶红

2016-09-18 13: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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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老屋,在浏阳永和(浏阳下属镇)的一个小山冲里,老屋后头坡上,立着一棵大枫树,树干笔直,枝叶葳蕤,有数百年历史,是祖上某位先人种下的。

据说,我们这一族的祖先,在清康熙年间从广东梅州迁到湖南浏阳,择地而居,在小山冲里开枝散叶。一村的邻里,彼此间或多或少或远或近,都有些许亲戚关系,不知几时起,小山冲也开始被唤作张家冲。

对于张家冲的印象,是从我记事起的。

1

三十多年前夏天,母亲正出差在外,祖父捎信来,让父亲回乡“双抢”(抢收早稻,种晚稻),父亲便带我一同去了永和。

运送矿石、兼做客运的绿皮小火车停停走走,行了半日,我们在晚间到达。表亲华叔来接我们,一根扁担挑着父亲的旅行包,将我们送到了家。

祖父家本是宗族老祠堂,早已荒废,祭祀的正厅空着,余下的房间自东向西分成三户,东边住的是祖父未出五服的叔叔,我叫他太叔公,居中住着一户五保户李奶奶,我家在最西头,屋旁有一棵柿子树。

老祠堂后面是坡,屋前是坪,坪沿一溜矮墙,墙后是一条一臂宽的土路,再往后,是大片的水田。下老坝(屋前的一条小河,当地以坝称河,大溪河支流)从水田中弯弯绕绕,往东流去。小山冲里还未接上电,夜里,鸡进笼时,祖母会点上两盏油灯,一盏有罩,放在堂屋,另一盏是个小瓷碟,灯油装得堪堪满,插一根灯芯,供在灶上,给灶王爷打亮。

晚上熄灯睡下,漆黑一片。茅房在屋外,要起夜,须得摇醒父亲,请他打着手电,陪我去。父亲疲惫地起身,嘴里嘟嘟咙咙地说着听不清的话,一手牵着我,手电筒的光圈照亮着脚前的地面。

走出屋,我们站在檐下,对面的山墙黑乎乎的,夜空中传来各种声响,风声、虫鸣,偶尔还有“咕咕”的声音,我问父亲那是什么?

“猫头鹰,在树上。”父亲说。

“在哪棵树上?”

“不知道诶。”父亲说。

2

早上,一声接一声的鸡鸣,山冲里的公鸡彼此应和,把天叫亮,天光透过窗子照进来,我在晨光中苏醒,屋外土路上农人的谈笑声传进屋里。攀上窗沿推开窗,水田中弥散着蒸腾的水汽,远处的村舍和零星的树木披着朝晖,不知名的鸟儿掠过天空,留下几声脆啼,下老坝汩汩的流水声从远处传来,像乐声一般喜人。

一会儿,祖母推门进来,轻声唤道,“伢崽呀,吃面吧。”

祖母头一天去镇街上肉铺买肉,不多,拿盐腌着,够做浇头。早上切成丝,和着姜丝一起炒,撒几粒豆豉,加水焖,便是上好的汤底,煮好了的筒子面起了锅,分碗盛着,面下边藏一个荷包蛋,吃时舀上小半勺干椒,格外地香。

祖父与父亲早已下地了,祖母带着我,我央求她讲故事,她不会,便讲她自己,东一句、西一句,有一搭、没一搭。

“我要是识字,也能做点事。”祖母说。

“我嫁给你爷爷作童养媳,没读书,只认得钱,不认得字。”祖母说,“你爷爷读过书,背着衣箱(行李)到外头求过学。”

“你爸吃了苦,八岁就去石灰坳(地名)担柴,人还没有扁担高,”祖母脸上显出一丝愧疚,“上家屋里(指东边的邻居)婆婆劝我,‘崽细莫做工咧,正长身体,背着柴一佝起,几步一歇。’”

“我也没办法咧,你爷爷躲饥荒出去了,家里没劳力了。”祖母叹道。

祖母去河边洗衣服,会带上我。衣服装在篮子里,还有黄澄澄的肥皂与捣衣锤,路边的农田收得早的已重新注水,阳光下闪着粼粼的光。祖母与田间的农人们打着招呼,一些人直起腰回应,看到我了,便恭维几句,“孙子长得好啊。”“你啷家(浏阳方言,敬称)有福咧。”祖母喜滋滋地答谢,腰板挺得笔直。

有时候,我们会走过下老坝上的木桥,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那边也是田,农舍与树在田间孤独地点缀,忙碌的农人们,在刺目的阳光和水的反映中,幻化成一个个虚边的剪影。

回家时,提篮里装着湿衣服,更重了一些,祖母的身形佝偻起来,走得慢了一些,我跟在后头,东张西望。远处家后面的坡上,一棵巨大的树枝叶繁茂,撑起了半片天的绿意。

“奶奶,那棵树是什么树啊?”

“哪一棵?”祖母微微喘着气。

“就是那棵!”我抓着她的衣角,踮起脚尖指给她看。

祖母撂了篮子,眯着眼打望。

“那是枫树,祖上种的。”她擦着汗说。

3

中午歇了工,祖父与父亲回家吃饭,他们挽着裤脚,腿肚子上都是泥,草帽进门就摘了,撂在椅上。每每父亲去水缸舀水洗脸,祖母会劝,“收了汗再洗,莫汲了寒气。”

饭罢,他们在堂屋下棋,我在竹床上午睡,一觉醒来,他们已经走了。

有一天,我午睡醒来,祖母也不见了。堂屋里空无一人,我反复地呼唤,没人回应。

天地间很安静,屋外的土路没有行人,柿子树在阳光里投下斜斜的影子,随风飘动,张牙舞爪,我在竹床上站起身来,踮脚张望,门外坪里,风吹草曳,更远处,农田里忙碌的小小人影们无声地劳作着。

角落里的矮柜“嗒”地一声响,转身望去,什么都没有。我的心中没来由地一紧,忽然不敢下床了。

屋外的蝉鸣再度响起,声音尖利,和在那些杂乱无章又包含恐吓的天籁里,一声紧一声急,叫得人心慌。我忽然觉得,头顶、身后、还有那些看不见的阴暗角落,仿佛潜伏着一些东西,在等我放松警惕。

一个粗壮的妇人从土墙外走过,朝里望了一眼。

我“欸!欸!”地喊她。

她绕过土墙走了进来,两步跨上台阶,进了屋。

“你家大人呢?”她嗡声嗡气地说,肩上,一根扁担搭着箕筲斜斜地背着。

“我不知道。”我小声说着。

她应了一声,转身走了出去。

我又独自一人了,蝉声仍在咶噪,穿堂风吹进屋来,带入了屋外的炎热,树的影子随着光线的倾斜越来越近,耳边隐约响起了呢喃的声音,又细又急,像是在跟我倾诉,也不管我愿不愿听。

眼前的土墙前,再次经过一个身影,我不及呼唤,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屋里聚了不少人,他们的眼神关切又惊喜,竹床边支了个小炉,火上架着个铁饭盒,盒里煮着针具(老式针具反复使用,水煮消毒),一个留山羊胡子的中年男人坐在我身旁,得意地炫耀着:“打一针就行了,我说的没错吧。”

我翻身坐起,祖父站在一旁,此时近前来,摸了摸我的头,表情严肃,没有作声。

“我就去菜地里看了看。”祖母分辩着。

“我就说是受了惊吓,睡得太沉了,摇都摇不醒。”旁边有人说。

听老班子说,有人晚上路过,听到树上有人讲话,念着谁家有福,谁家积了业。(网络图)听老班子说,有人晚上路过,听到树上有人讲话,念着谁家有福,谁家积了业。(网络图)

那天下午祖父没有再去上工,而是守在我身边,反复询问我那场惊吓的经过和细节。他笃定地相信,是祖宗回来歇脚,顺便看了看我。

他让祖母备了三碗供品,领着我去了祠堂正厅,那里只剩漆色斑驳的柱子与一张腐朽的供桌。祖父摆上供品,在盛米的碗里插上三根香,拉着我跪下,向供桌后空旷处虔诚地磕头,香烟扶摇直上,祖父趴低着身子喃喃细语。

我立起身子扭身四望,傍晚的天光从天井上方斜斜投入,照亮檐侧的走道,祠堂的大门早已拆掉,门里望出去,远处的天际,晚霞在山与田的尽头铺陈,水田间挺立的大树仿佛着火了一般闪着红光。近处,土墙外走过三三两两的农人,带着一天的疲惫与收工的松乏,大声地聊天。

祖父搭着我的肩,站起身来,“他们收到了,一定的。”他的表情随即轻松起来,仿佛确信自己刚刚完成了一件大事。

“祖宗看顾你,是你的福分。”祖父喜滋滋地,拉着我从祠堂正门走出去,我们在坪中站定,祖父转身,指向后头,我抬眼望去,飞檐的上方,大枫树绿叶蓬勃。祖父说,“如今祖宗传下来的,只剩两件,一是这个祠堂,二是这棵枫树,听老班子(长辈)说,有人晚上路过,听到树上有人讲话,念着谁家有福,谁家积了业。那就是祖宗显灵呢。”

祖父告诉我,大枫树是一位老祖宗种下的,是位秀才,某次读到梅州乡贤的诗句,种下这棵树,取感怀故乡之意。

我问是什么诗,祖父吱唔了半天,“‘盘山红叶祠东西。’秋天时,枫叶红了,红在祠堂上头,就好看了。”他解释道。

4

时间缓缓地走过,就像下老坝里漫不经心的流水,流过了一年。

到了天寒地冻的时节,年节也近了。父母亲都忙了起来,要准备年节的物资了,平日里的奢侈品变成年节里的必须品,撑起一个家的脸面。

母亲托副食品商店的朋友去买灯芯糕、清凉糕、玉兰片,去肉店买来鲜肉与香肠,鲜肉要送去大舅家,一半孝敬外公、外婆,一半请大舅熏成腊肉,鱼是外婆家送来的,已熏成腊鱼。

母亲还要给我弄一些烟花和鞭炮,在假日里玩。

晚上,是父亲劳作的时间,父亲对食物的整饬远胜母亲,过年时才大显身手。他会做冻米糖、箬叶粑粑(大竹叶包裹的糯米粑粑),炸猪皮(炸好后,浏阳叫平肚),炸红薯片和肉丸子,肉丸子一定要掺上碾碎了的茴饼末,炸出来才格外地香甜。

年节前的许多个夜晚,父亲穿着淘换来的蓝色工装,在滚烫的油锅前劳作,我一过去,他就大声呵斥,恶狠狠地赶我,“走开,等下被油溅到!”

而休息时,父亲踱到客厅坐下,挨着火缸取暖,点上一根烟,疲惫又略显惬意地看着我,吐出的烟气在无风的房间里缓缓地消散,“现在年景好了,过年有个样子了。”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对我说。

“你要好好学习啊。”父亲的话总绕到这上头。

忙上几个晚上,猪皮炸好了、红薯片也炸好了、冻米糖趁热切好了盖上纱布摊凉,香喷喷的肉丸子出了锅,大盆盛着,摆在桌罩下,我偷偷拈来吃,不小心吃多了,嘴里立刻起了燎泡,不敢说,就忍着。

母亲织的毛衣我和父亲早已穿上了身,她仍在忙碌着,年节将至,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托人买孝敬祖父的补药和酒,新打问的一个治祖母哮喘的偏方也得想法子弄来;一家人过年的新衣裳置办好了,给祖父、祖母做衣的布票就不够了,还得找找门路;副食品商店新到了一种水果糖,想法子买两斤,带回乡给老人尝尝鲜;老姑(祖父的表妹)家捎信来要的的确良衣服,是给未过门儿媳的,老姑说了“不论好歹弄一件。”,还得托托人,碰碰运气,回乡拜年也有个交待。

在我看来,母亲的年节更像是一场游戏,就像尼尔斯骑上莫顿的肩膀(漫画《尼尔斯骑鹅历险记》的主人公)开始的漫长旅行,那些不知在何处的朋友们,总会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

待到了临近除夕的某一天,一家人扛着大包小包,坐上了东去的绿皮小火车。

5

浏阳的醴浏铁路连接醴陵与浏阳,运送着磷矿与硫铁矿的矿石,客运只是它兼营的一部分,可有可无。这架绿皮小火车因此显出它的任性与调皮,走与歇全凭运气,晚点是常态,正点是体恤。

然而,在年节将至时,它很少晚点,汽笛拉得足足的,声声催促,每一个站点,都像整装待发的兵士,一秒都不得延误。

早已捎信回乡了,还是华叔来接,连同东臣哥一道。一人一根扁担,挑上我们的行李。华叔尚未结婚,白白净净,略显腼腆,阔阔的嘴巴,嘴角上一颗痣。东臣哥黑黑瘦瘦,笑容憨厚,年纪只比父亲小数月,与我平辈,一见面就叫我“老弟”。

过了大溪河(浏阳河支流)上的桥,我们从磷矿旁拐上回村的路,傍晚是阴沉的天色,路旁蒿草枯黄。开敞的天地间,田野裸露着黑土,稻茬支支棱棱地布在地里,裹挟着湿气的冷风匆匆地漫过田野、扑上土路,田间零星的大树枯了枝杈,在没有边际的水墨色中无奈地挺立,一切仿若静止,唯有田舍的炊烟袅袅升腾,年饭前的鞭炮声次第响起,使人惊觉:这就过年了……

祖父在下老坝的木桥边等着,烟头散了一地,见到我们,古板的脸上泛起一丝微笑,俯身一把抱住我,大步地走过桥去。

我的视野瞬间开阔,阴暗的天光中,光秃秃的大枫树在祠堂后的坡上立着,粗壮的树枝仿佛撑住了天空。身下,下老坝墨绿的流水缓缓在视野里转弯,流入被枯草遮蔽的土坎后面。

我家年节的鞭炮响起来了,在此之前,祖父在祠堂正厅祭了祖,不多的乡邻一道摆上祭品,对着早已没了牌位的空墙磕头。祖母在家门前摆了个小供桌,点上香,开始她的仪式——“关财门”——今年的财就关在屋里,一分也跑不出去了。子时再做一次,“开财门”,迎新纳财,寓示着新年大发。

吃过团年饭,一家人围坐守岁,桌上油灯燃着,火缸里炭火亮着,祖父、父亲摆开棋盘下象棋,母亲帮祖母剪鞭炮,一挂长鞭剪成数个几十响的短鞭,备着明天迎客用。我掏出书来看,被母亲制止了,“灯光太暗,坏眼睛咧。”她轻声说。

大年初一,乞丐是不能赶的。他们走家串户,说着吉利话,换得一杯米,几个箬叶粑粑,或者一把零食。那时节,并不作兴给钱,他们背着的布口袋,本就是为了方便装食物。还有一类送财神的,多是景况实在不好的人,即使衣上补丁加补丁,却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也背着布袋,进得门来,包里掏出一张巴掌大、印着财神的红纸,诚恳地说上几句喜庆的话,换得主家的回赠。

更有一些小孩,细竹竿挑着两捆小小的青柴,斜挎着小布包,走村串户,进得门来,柴担撂下,脆生生地念:“大年初一送柴来,一招喜事二招财,青青吉吉送进屋,恭喜主家发大财!送财咯!”

送财的小孩年岁与我相仿,多是六、七岁的年纪,他们是最招人喜欢的一群,母亲看到了,水果糖都忍不住拿几颗给他们,“我砍担柴,你也去拜年好不好啊?”母亲笑眯眯地问我。

初一那天,无论谁来家里,都要放挂鞭炮,以示隆重。那是祖父的职责,一个人来拜年,放挂几十响,一群人来拜年,也是一挂几十响。若是耍狮灯(舞狮,一般二人)的来,要放长鞭,打发一筒挂面或几个鸡蛋。

村上或别村的龙灯队来,鞭炮得放个不停,龙身进屋穿一圈,旺家旺福,是莫大的荣耀,走时,祖父会开心地塞给敲锣的一个红包(龙灯队自带乐器班子,一般敲锣的收钱)

父亲是一大早出去的,他负责外出拜年,提着礼品塞得满满的大提袋子,村里相近、相熟、有来往的亲戚逐户分发,一上午能走完,回家赶得上午饭。

去时满满一袋,回时也是满满一袋。拜年的礼品,亲戚们不会全接,譬如送太叔公家两筒挂面,一包鸡蛋,太叔公只留下一筒面,几个鸡蛋,余下原复奉还,再包一块腊肉,权当回礼。

家家如此,许多时候,带回家的,比带着去的还丰厚些。那时节,送礼更像是仪式,礼品更像是道具,维系着乡土间奉行的礼仪:脚步为亲。

天色仍是阴着的,拜年的人一拔接着一拔,迎来送往,鞭炮不时响起,小山冲里,此时格外地热闹。祖母升灶做饭了,我在灶下烧火陪她,灶膛里柴火渐渐烧旺,暖意扑在脸上。

来拜年的妇人到厨下与祖母聊天,她们说起“区委”遭人追债,初一被人提着灯笼找人的事,祖母倒是来了兴致,嘀嘀咕咕地说了一气,讲的客家话,我听不懂。

“区委”是村上的一个破落户,四十多岁仍打着光棍,农闲时,到各家串串,打发时光,顶爱吹牛,又好管闲事,谁家的事都能说出个丁丁卯卯,乡人谓他管得宽,所以取了个“区委委员”的名号,简称“区委”。

近中午了,拜年的消停些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走出门去,檐上挂下的大冰棱子滴着水,乡人打院前的土路上经过,高声地谈笑着,鞭炮声远远近近地传来。远处,田间的农舍升起了炊烟,被寒风吹散,零星的大树萧索地守望,下老坝的流水缓缓流淌,滋润两岸,不知几时起,水流渐渐显出浑黄色。

身后远远传来几声老鸦叫,转头望去,大枫树从屋后伸出头来,光秃秃的枝杈杂乱地伸展,在阴沉的天光下,略显狰狞。

(注:乡俗初一不讨债,打着灯笼讨债,是债主表示仍在除夕,债不讨回,过不了年。)

6

很小时开始,我就知道我们家有许多的乡邻与亲戚,他们来城里,会在我家歇脚,吃顿饭,或者宿上一夜,外婆家在城里,来的都是父亲那边的亲戚。

待客是母亲最费脑筋的事情,饭桌上,总得有一两个荤菜才不失礼。母亲想尽办法经营:冬天留下来的腊肉片成薄片,盖在泡好的黄豆上,加碎辣椒蒸,极香;外婆家送来的小鱼,在煤火灶上焙干,客人来了抓出一小碗,洗净,加豆豉、辣椒蒸,出锅时点几滴白醋,鱼肉能嚼出甘甜;鸡蛋和着红薯粉加水搅拌,放葱末煎,一个蛋能煎出一盘,有糯糯的口感。

可就这样,也经不住吃,肉票用完了,母亲得去与相熟的好友商借,拆东墙补西墙。到后来,她结识了一个冷库的朋友,认了干姐妹,经冷冻的猪下水卖得贱,不需凭票,却很紧俏,得找关系、走后门才买得到。有了这条门路,终于缓解了待客的压力。

那时节,家里来的客人形形色色,我们没回时,他们便坐在走廊口的玉兰树下等,偶有人带些土产,宝贝样的抱在怀里。看到父亲,他们的脸上由衷地显出喜色。

他们执拗地纠结于辈份:有佝偻着腰,牙都没剩几颗的老人,绽着一脸老橘皮般的笑,恭顺地叫父亲“叔叔”;也有神色倨傲的半大小子,对着父亲直呼其名。

进得门来,多数人会像回家一般随性,他们这里摸摸、那里瞧瞧,随意地打开柜子察看,沾着唾沫翻我的书,又随看随抛。他们大声地咳嗽,随地吐痰,扔烟蒂,献宝一般将邻里故事说给我们听。

有一回,同村一个老奶奶,寻到家来,央着父亲带他去找县长,嚷嚷说:“征了我两担谷,一直没还。”问她什么时候的事,她默了默,回答得认真又笃定:“47年!”

又见枫叶红

父亲逐渐显出不耐,来客人的日子,他就去办公室加班,留下母亲应对,母亲并不觉得麻烦,好像这本就是她的日常,她爱笑,见人就笑得眼弯弯。

“来我家做客,那是他们看得起呀。”母亲说。她费尽心力地整饬好菜,丝毫不显不耐地陪客人聊天,吃过晚饭,她指挥客人提上凳子,领着他们去机关大厅看电视。若是恰巧有电影上映,她想方设法搞到票子,带他们去看电影。夜深了,她在客厅铺开行军床,安顿他们休息。客人多得几个,就开地铺,再多得几个,得早早跟邻居家商量借宿。

晚上,我们睡在里间,客人睡在外头,睡时声响隔着门板传进来,有人磨牙,有人讲梦话,更多的是鼾声,鼾声大了,一家人都没有好觉睡。

7

不知何时起,父亲开始劝祖父、祖母:“进城吧,做了一世,歇一歇,在我们近旁,有个照应。”

祖父始终不肯:“屋谁看,地谁看?”

村里已经接上了电,每天早上被村里的广播唤醒,广播里一个女声诵声激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家的鸡已经叫过了,又跟着广播声叫了起来。

时间进入了九十年代,下老坝的水因开矿污染,终于不能用了。父亲请人在家门口打了口井,方便了自家与周边几户邻居。

1991年,门前的柿子树开始挂上青果时,祖父突然病倒了,被邻居萍婶两口子送到了镇医院,父亲连夜将祖父接到县里,举债为他连做两台大手术,终于拾回一条命。

可离了乡,终是不惯,两个月后,祖父刚刚康复,便不顾父亲劝阻,回去了。

又过了一个月,我们回乡看祖父,正是深秋时节,踏上下老坝的木桥,就望见祠堂后半爿艳红天,大枫树红了叶子,棕黑色的枝干掩藏在密密的红叶中,仿佛一只大手在半空中擎举着一片火烧云,青暗的老祠堂在云下静默,岿然又肃穆。

走近了,听见“咩咩”的羊叫声,老屋前坪拴了好几只黑山羊羔,含着草细细嚼,看到来人,摇晃着浅浅的小角,无辜的黑瞳不畏地打望。

“你爷爷买来养的。”祖母说,“以后有羊肉吃。”

母亲悄悄告诉我:祖父是怕时日无多,晓得家里背着债,不忍再添负担,养几只羊,以备不时之需。

此后,父亲与祖父约定,不下地了,田间的事请人做,每年缴我家一担谷。

祖父戒了酒、烟,一日三餐,祖母做最清淡的饮食。他成了一个闲人,除了看书,每日在村里逛,寻人下棋。

下老坝的水逐年变幻着颜色,浑黄到暗红。大枫树的叶子红了又落,几年光景,邻村的打井工头成了这一片最先富起来的人。

心思活泛起来的乡人们,开始在农闲时拉帮结队外出打工,尝到甜头的,索性撂荒了田,整年在外头,省省抠抠几年下来,回家置彩电、修房,这一趟就没白忙。

祠堂日益破败,我家的老屋翻新了,买了电视,我第一次在除夕这一天的晚上,看到了春晚。

邻居五保户奶奶在某一年春上过世了,她结过两次婚,一生无后,丧事是继女(二婚丈夫的女儿)办的,村上出面,承担了丧礼的大部分事宜。

另一位邻居太叔公掏出多年积蓄,给孙儿盖了新房,娶了媳妇,一家人搬到了坡上。搬出去第二年,原来住的老屋便垮塌了。从屋前弄堂望进去,穿过断壁残垣,能看见山墙旁的一棵老柚子树。

宗族老祠堂的住户,仅剩下我们一家。

8

屋前的柿子树依旧每年挂果,摇井里打出的水依旧冷冽甘甜,院前的矮墙,清晨冒着水气的稻田,乡野间回荡的广播,下老坝的木桥,仍是老样子。河里的流水反而清了一些,听说矿源快枯竭了。

1997年,祖父、祖母终于禁不住父亲的劝说,搬进了城。

或许是因为已经妥协,祖父终于对住所感到满意,“没事的时候,我可以到河边走走,浏阳河比下老坝宽好多。”祖父说,“可是,找不到人下棋呢。”

多数家什都留在老屋了,一把铁锁锁上,钥匙交给了邻居萍婶,请她帮忙看。祖母打了许多包,又拆开留下了。祖父整了一个小包袄,里面有他的军装和勋章,还有一本日记。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祖父将军装穿上,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绿色军装上的五星与军衔早已缴回,左胸前挂着一枚军功章和两枚纪念章。

祖父端正地坐着,双手摆在膝上,聚精会神,一会儿,电视里国歌响起,士兵们迈着正步进行交接,飞扬的五星红旗占了整个屏幕,遥远的维多利亚港上空响起的义勇军进行曲,窗外也有人在唱,浏阳河上空绽放的烟花,比电视里的更漂亮,远近的鞭炮也响起来了。

仪式结束后,祖父站起身,听着窗外的鞭炮声,愣怔了半晌,回身看到我,轻声说:“当年,我们在镇上集合,行军到长沙,再坐火车去的朝鲜。”

9

祖父、祖母渐渐地适应了城里的生活,也记挂着小山冲里的亲戚朋友们,偶尔他们打电话来,祖母接了总是问:“几时下县里来玩啊?”他们管东边叫上方,浏阳已经县改市了,仍旧叫县里。

那时,我家已经不再是乡党的据点,成了中转站,出外打过工,见过世面的乡党们,早已经知道,“下长沙”比浏阳好玩,看病县医院远不比省城,省城的商场与公园,才能与他们见识过的那些大城市相比。偶尔来我家歇脚,他们说着省城的见闻:

“公共汽车要转几路,一不小心就迷路了。”

“商场也大,也会迷路,问人又听不懂,要讲普通话。”

“东西就贵啦!”大家众口一词。

千禧年过后,回乡拜年成了我的活,我会在节前去拜年,请朋友开车,装着一后备厢的礼品,像一年出现一次的圣诞老人,准时给张家冲的亲戚们送上节礼。

老屋借给远亲华叔住了。回乡拜年,亲戚们会留饭,饭点时走到谁家,就在谁家吃。

饭菜仍都是从前的味道,乡野间的鞭炮声响得零碎,远不如从前热闹,拜年的人群稀稀疏疏,狮灯与龙灯一齐不见了踪影。

几年以后,我家的老屋成了危房,借住的华初叔特意来了趟城里,找父亲解释,直说房子太老,他有年年修的。借住时,他曾与父亲商定,不收租金,帮忙看房及修葺。

华初叔跟父亲商量,想买下老屋那块地,父亲拒绝了。“那是祖业,卖不得。实在修不了,就推倒吧,种点树,以后得闲了,我再起栋屋。”父亲说。

华初叔傍着老屋买了块地,筹备建新屋。“这里风水好,我要沾点祖宗的福气。”华初叔对人说。

那年年末,摇摇欲坠的老屋在机械的轰鸣声中被推倒。隔年春上,父亲请人在那片地上种上了梨树与桃树。

2014年夏天,华初叔的新屋竣工,请亲戚、乡邻吃进屋酒,我驾车陪父亲回乡。车停在屋后大枫树下,枫树上钉了铁牌,是政府给它上的户口。

下了坡,华初叔家的席面摆在从前老屋的前坪,搭了棚,请来村里的酒席班子办席。一众乡邻帮工,帮忙的人中,我竟瞥见了“区委”,这个打了一世光棍的男人,在人群中穿梭,做着摆桌、送水的零碎事,岁月早已爬上了他的额头,抚平了他的戾气,换得一脸的恭顺。听说他住进了敬老院,时时溜号回村,各家办大事,他都去帮忙。

吃完席,父亲拉着我去河边散步,山里的矿停产多年,小火车也在本世纪初关停了,下老坝流水返清,一弯碧水在阳光下慢慢地流着,站在水泥桥上,能看到河里墨绿的水草与游动的小鱼。

父亲细碎地说起老屋与过往,不胜唏嘘。

我望着他,默不作声,父亲清瘦的脸上早已漫上皱纹,染过的头发发底一线白。

“等哪天我来重修一栋屋啊,传到我的孙,又是祖屋了。”半晌,我拍了拍他,笑着说。

他也笑了起来。

回身望去,华初叔的屋前仍旧热闹着,鞭炮又放过一轮,流水的席面重开了。隔壁我家的老屋场里,桃树、梨树一片妖娆。而更高处,大枫树张开臂膀,像过往百年,甚至更久远的时空一样,给树下生息的人们带来荫凉与庇佑。

阳光刺眼,一恍神间,我忽然无比清晰地忆起了三十年前的那场惊吓。它犹如一场深远的梦境,在悠长岁月里持续发酵,逐渐成为某种情绪的唯一参照。少年时懵懂与冲动,青年时的倔犟与孤勇,到如今,依然粗壮的神经,支撑我在生活的羁绊与时时萌生的挫败感中顽强地行走。

凡此种种,岁月淘沥后的隐忍及坦然,或许都是因为我早已明白,真正能使人恐惧的,是无所依凭,没有边际的寂静。而在漫长的岁月中,却再不曾遇见过那样的情景。

老屋已经拆了,那些看顾过我的先人们,又在何处栖身呢?

10

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寻到了祖父所念那句诗的出处,它出自清代诗人宋湘的《不易居斋集》,原句为:“枨触旧游秋又老,盘山红叶寺东西。”

又入秋了,大枫树的叶子想必已经红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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