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教授

前言今年8月，我去德国待了一周，然后去了瑞典，回来是从莫斯科转机。三座城市，三段故事，这是此行我最大的收获。此文为《从祖国离开的孤岛》连载第三篇。

“中国和瑞典。有时候你觉得自己两边都是的，有时候又觉得，两边都不是。”

1

阳光毫无遮挡地倾洒下来，湛蓝的天空点缀着朵朵白云，放眼望去，风中吹拂的松树，草地上的野花，还有低低的建筑，颜色都是如此饱满鲜亮。

北欧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敞亮。一出阿兰达机场，我就忍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教授的银色敞篷奔驰停在机场出口的马路上等我。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教授两眼炯炯有神，穿着剪裁合度的西服，走起路来精神抖擞。

在后备箱放好行李，我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一路上车辆稀少，路两旁的缓坡上绿荫匝地，不时闪过的峡湾，水光闪闪，金黄的田地上有三三两两的牛在吃草。

“小邓，你英语怎么样啊？”教授问我。

“不好。”

教授又说，“小邓啊，你要好好学外语，那是一扇窗，外面的世界多大啊。三十岁还小呢！”

我应承着，教授继续，“你看我，88年移民瑞典，那时候我一句瑞典语都不会讲，英文也不好。现在我的瑞典语可以讲得跟瑞典人一样好，英语也完全没有问题。”他的声音干脆响亮，语速极快。开车也是飞快。

经过火车站时，教授停下了车，给一家汽车行打电话。等汽车行回电话的间隙，教授指着火车站说：“刚移民时，我就住这附近，现在的火车站跟那时候的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你看到前面的小区没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斜坡上一排公寓楼。“那时候，我就住在那栋白色的楼第三层，我女儿也是在那里出生的。她小时候就在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玩。”说着，他环顾四周，感叹道，“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里一点儿变化也没有。”

2

绕过火车站，再开五十米，就是教授要去的汽车行了。

这是华人在瑞典开的第一家汽车行。教授非常兴奋地比划道，“可算有华人在这一块填补空白了。你知道这是一块多大的市场吗？在瑞典，修一次车，要花费几千瑞典克朗。如果华人进来，价格就只要别人的一半，哎——”他眼睛亮了起来，“这就有价格上的优势。”

修理车辆的，都是年轻的华人小伙，出来迎接我们的老板，也是华人，四十岁上下，胖墩墩的。

老板说自己是西安人，原来在国内大学学机械专业，教授笑着回他，“我学的是流体动力学，国内卫星发射的专家，很多都是我以前的同班同学，还有一个首席科学家，就睡在我下铺。”他手指向下面，眼睛盯着老板，又转向我，“但我来瑞典后，做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教授现在从事全球商业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颇有名气，常有人邀请他去做讲座。

正说着，一个也在车行等候的年轻小伙走了过来。当他确认了教授的身份后，兴奋地握住了他的手，“幸会幸会，我听过您的课，真是受益匪浅！”小伙姓顾，他拿出名片递给我们，“我在斯德哥尔摩做珠宝生意。”

教授一看名片，“哦，这个我知道。”说着，他转向我，“小顾这家珠宝店，很有名气，你看，这个地址在斯德哥尔摩市最中心的位置。我会带你去逛。”

两人随即面对面坐下，教授问起小顾的生意，又问起他的经营模式、店铺的人员构成，眼睛认真地盯着对方，双手抱在胸前。

对方答完，他立马开始分析全球的经济走向，说起跟国内那些大名鼎鼎的商业巨头交往的感受，又说起华人如何在国外开展自己的经商之路。

说着，两手摊开，像是站在大学讲堂上，“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破坏当地人的生活生态。你有钱，把人家一条街道都买下了。本来人家生活在那里，有花店，有咖啡馆，有小超市，你一来，全变成鞋厂了，当地人能不讨厌你？”他似乎很是兴奋，来回地走动。

小顾忙点头，“要融入当地的生态中，既要赚到钱，也要给当地人带来收益。”

“您的车修好了。”汽车行老板进来，有些不合时宜地打断了他们。

3

离开汽车行，教授带我去他住的地方。

一路上，教授说起他的女儿，大学只读了两年就退了学，开了一家网站，专卖女性内衣，在欧洲很有名气。

我们要去的别墅，是他女儿存放货品的仓库。正聊着，他忽然指了指峡湾一侧的别墅群，“这是瑞典最贵的小区，我就住在这里。”说着，车子往那边拐过去，“小邓，今天我开了我最贵的奔驰车来接你。今天天气这么好，要是敞开吹吹风，倒是很好，不过，这样在瑞典太招摇了，不太好。我平时也就在乡村的小路上敞开一下。”

车子沿着窄窄的马路前行，路边庭院里的树上结满了苹果，山坡上时不时露出岩石。

“你看这边，”教授一边开车一边伸手指给我看，“这是瑞典最早的高尔夫球场；看见峡湾那边黄色的城堡没有，那是瑞典国王过去的冬宫……”

忽然，他把车子开到路边停下，“我在这里等你，你下去拍些照片吧！”我下车后，就沿着石头山坡上的木栈道往上赶。风渐渐大起来，峡湾的水拍打着岩石，海鸥在头顶来回盘旋。我拍了几张冬宫的照片，又急忙赶回来，生怕他等太久。

芦苇随风上下起伏，教授坐在驾驶席上，低头翻看文件，拿着手机急急地回复信息，见我回来，略感惊讶，“这么快回来了？”他又一次开车，到了一处，又说，“这块风景也好，你下去拍几张。”

我沿着峡湾拍水中的天鹅，拍潋滟的水光，但内心依旧紧张。时间在教授身边仿佛缩成了一团，像是赶着人往前走。

我匆匆回到车里，教授拿着手机，抬头说，“不好意思，我跟另外一位教授合作的论文，目前等着修改，所以会比较忙。”

4

那几天，我一直在两种时间节奏里切换：一种是独处时间，一种是教授时间。

教授带我去在市中心的旅馆，安顿好后，就快速地带着我沿着城市起伏的街道逛了一圈，“这里是国王大街，这里是颁发诺贝尔奖的地方，看到那边没有，市政厅！记得也要去看看……”交代完后，他就匆忙赶回学校处理工作去了。

在教授的身边，我感觉自己全身绷紧，脑筋要随着他的语速飞快地转动，回应要随着他的话题不断变换。坐在旅馆的床上，我一下子就松弛了下来，一个人逛斯德哥尔摩，感觉截然不同。

我在斯德哥尔摩和柏林各待了近一周的时间，两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都细细走遍。相较之下，我更喜欢斯德哥尔摩。柏林在平地之上，规划格局规整阔大，建筑多是二战后重建，颇为单调冷清；斯德哥尔摩有海有湖，有山有林，空间层次感丰富。百年来，无战争破坏，建筑保存完好，走在街上，遍地都是咖啡馆，让人沉静、放松。

教授说的那些景点：瓦萨沉船博物馆、北欧博物馆、瑞典王宫……我当然都去逛过，可就像是完成任务一般。

直到有一天，在博物馆逛到筋疲力尽的我忍不住问自己，“你真的需要学习那么多知识吗？”然后，我就心满意足地跟那些外国人一样，摊在草地上晒太阳。碰到什么就吃什么，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成了个舒坦松散的懒汉。

可一到下午，便到了教授时间。

教授常会提前发来短信，“小邓，我四点二十分在旅馆门前等你。”接到短信，我无论在哪里，都会尽快赶回去，因为教授绝对会准点到达。

一见面他就会问，“玩得怎么样？博物馆有没有去？国王街有没有逛逛？”坐上车后，教授“咻”地一下开动了车子。

“你看见这边没有，斯特林堡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如果我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他会拍一下我的手，“那边，赶紧拍！多好的落日！光线也很好！”车子开到了不能拐弯的地方，他又说，“噢，该死。我又没注意。”

人们在车窗外的咖啡馆里悠闲，海中的游艇随着波浪晃荡，那种舒缓的节奏到了在车里，就切换成了一团忙乱。

教授开着开着就接起电话，说起英语，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找他谈论文的事，挂完电话，他又一次拍我的手，“你看，瑞典皇宫。你有没有过来逛？里面很值得一看，一定要去看看。”

5

斯德哥尔摩的夏天，天到晚上九点多才会慢慢黑下来，黄昏无比漫长。晚上六点，太阳一点点西斜，霞光浸染着整个城市，我坐在车里不禁感叹。

“走，我带你去最佳观测点，那里看才美。” 教授一踩油门，车子飞速穿过大桥，到了玛利亚高地。停好车，我们就沿着高地散步。说是散步，其实教授的步子非常快，我一路紧跟，还要抓紧时间看上两眼风景。

我们走到依山而建的栈道上，整个城市一览无余。我很想坐下来就这样一直吹吹风，看看日落。教授催我，“这边光线弱下来，走，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

我又匆忙跟着他走，车子沿着鹅卵石铺就的小巷“哼哼”地开动，霞光一点点收起，从金黄到橘红再到淡紫色，天要黑了。

我们赶到另一处高地，那边的太阳还在，海鸥停在栏杆上，沿悬崖而建的咖啡馆，坐满了看夕阳的人们。教授打完几个电话，坐了下来，这时我才感觉他稍微松弛了一些。

他侧头看晚霞，光在花白的头发上跳动，他转过头来，喝了一口咖啡，“好久没有来这里了。以前，经常会过来这边看看日落，跟两三好友喝喝咖啡聊聊天，现在每天都很忙。下周，我又要去莫斯科开会。”

6

天慢慢地黑了下来，不知从哪里飘来钢琴声，我忽然想起那次教授带我去听他孩子的演奏会。

教授的儿子丹尼尔，是个高瘦的十七岁少年，棉白色上衣，整齐的牙齿，说话时总习惯性地拨弄手表，汉语说得磕磕巴巴。

他在瑞典长大，很小的时候回过中国，没有待几天。“我既是中国人，也是瑞典人。”他说着，带我穿过走廊，走进练琴房，“邓叔叔既然来自中国，我给您弹几首中国的歌曲吧。”他在钢琴边坐下，给我弹了《童话》、《梁祝》，最后换成了《我和你》。

异国他乡，听到熟悉的华人音乐，我莫名地有些感动。

教授说过，丹尼尔想考瑞典皇家学院，因为文化课没有过，所以只能来年再考。坐在车上，教授问丹尼尔接下来要做什么，丹尼尔说要去跑步，还要跟同学一起去看电影，“做这些事情，我有一种快乐的感觉。”教授纠正他，“不要这样表达，你应该说‘我感觉很快乐’就可以了。”

“我感觉意思是一样的啊。” 丹尼尔反驳。

教授说道，“我有一种快乐的感觉，这样说很啰嗦。中国人是不会这样说的。”

我插嘴问道，“丹尼尔，你只在家里说中文吗？”他还没来得及回答，教授就说，“在家里必须说中文，不能忘了自己的语言。”

“对啊，只在家里说。我中文说得不好，在外面基本用不上。”的确，丹尼尔说话的时候常常要停顿一下，要想想才能继续往下说。

到了路口，丹尼尔下车，要关车门的时候，他笑着对我说，“邓叔叔，以后常来瑞典玩。”

我不知道丹尼尔以后会不会回中国生活，可是教授常回中国，有时候是因为学术交流，有时候是去看望自己的父母。

7

说起父母来瑞典探亲，教授又激动起来，他两手摊开，“你知道办探亲签证有多难？给我父亲办签证，还要开证明我们是父子关系，而且得去北京办。这事折腾了一个月，都没有办下来，我急了，去找瑞典的中国大使馆，大使馆的朋友也觉得不可思议。哎，没法说！”

教授的父母都快八十岁了，孙子在瑞典长大，他们一直想过来看看。最后签证好不容易办好了，飞十来个小时，老人家累得够呛。

说起这些，教授沉默了半晌。海那边的街区亮起了灯，空气渐渐凉了。

天也不早了，教授送我回旅馆。我们沿着海边走，那些古老的建筑就竖立在悬崖上。

教授说，“我很看好咱们中国，当然它也存在很多问题；同样看瑞典，也存在一些问题。我觉得自己可以站在中间这个位置，对比着看中国和瑞典，希望能给两个国家一些观察和建议，这也是我常跟两国的领导人谈的。”说着，他自己笑了起来，“每次回国，我都有一种感受。就是过海关时，一边是给拿中国护照的，一边是拿外国护照的，我那时候才会突然想起自己是个外国人了，要站在拿外国护照的这边。这个感觉还真奇怪的，不知道你明不明白？”

“有时候你觉得自己两边都是的，有时候又觉得，两边都不是。但丹尼尔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他完全就是个瑞典孩子了，他很难明白我们这一代人的感受。这个太难了。”

到了旅馆，教授嘱咐了几句，便开车回家了。我没有急着回房间，沿着周边的街道慢走。

街上人很少，只有咖啡馆坐了一些人，偶尔有车子安静地驶过。走到桥上，一边是梅伦湖，一边是波罗的海，灯光在水面上浮动。我无法想象教授一家的生活是怎样的，正如他们也不知道，我的生活是怎样的。说到底，我们都是陌生人。

教授发来短信，“好好休息，明天下午我送你去机场。十二点在旅馆门前见。”

“今年太过匆忙，下次带你去我的农庄看看。那里非常美，相信你会喜欢的。”

晚安，斯德哥尔摩；晚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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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