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四大皆空

前言 历经80年代下海创业，90年代援藏支边。如今，我和妻已退休。 在我看来，当初推翻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 三座大山好像打不死的胡汉三，如今好像换件衣服又回来了。 回顾前半生，我不算一个上辈们所期待的好儿女。但就像穆旦的那段话：“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悄悄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恒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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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与共和国同岁的我们这一辈，迎来百余年来最好的发展机遇期：恢复高考、知青返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关于真理的大讨论、城市经济改革……返城知青已成为大龄青年，体内储蓄的活力也终于突破桎梏，进入了迟到的青春期。

比之生理年龄，整整推迟了十年。

也许是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口号鼓舞下，也许是在全民摸石头、逮老鼠、抓效益、求生存谋发展的宏大游戏中，我开始不断地跳槽。

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在重庆市二轻局供销处。计划经济时代，供销处负责为下属的皮革、服装、家具、五金、工艺、家电、玩具等多个行业公司分配与调拨各类物资，再由这些行业公司分配到各生产企业。

那年，我被送至党校进修，学校放了电影《河殇》，我被电影里所昭示的时代趋势深深地感召，再读到“重庆作为全国计划单列城市和商业改革的试点城市”的报道，实在按捺不住，便向领导递交了“承包二轻展销门市部”的申请。

居然获准通过了。

随后，在门市部施行“按效益提成”的计酬办法后，全单位的效益大大提高，职工收益也随之直线上扬，在大家都是30-40元工资的80年代初，我们门市部职工的工资没多久就上了千。然而，这很快就招惹来单位其它部门的“红眼病”，成了众矢之的。

最终，局领导不得不提前终止了我们的“承包”，部门直接被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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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关停风波，成为我和其他几位“领头羊”命运的拐点，85年初，我们纷纷辞职下海。

从批发麻袋，到从南方进吊扇，我们和一大批80年代初下海的“弄潮儿”一样，家用电器、服装、小吃，啥都试着折腾过。

如今回头再看，当时的服装步金生、傻子瓜子，以及最近出狱并引爆舆论的南德集团牟其中等，第一批由小做大的知名民营企业家，现在已基本没有了踪迹。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告刚刚进入中国，从业者甚少。当时，重庆率先进行城市经济改革，新闻界各报刊也纷纷设立“经济宣传部”（后来改名为广告部）。

那时，我们把有偿宣传版面和栏目相关工作称为“打版”，各家报社的“打版人”足迹遍布全国，其中包括《自学报》。在那时，对于连续十届上山下乡的广大知青来说，能挤进高考这道缝隙的仅是少数，更多的青年则踏上“自学成才”之路。

也是由《自学报》发起，请人大代表提案，使“鼓励自学成才”这句话写进了“文革”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里面。

1984年，我找到《自学报》总编许东河，毛遂自荐说：“新闻出版业的财政拨款将要逐年减少，报纸要自办发行，自谋出路，我也正在自谋出路，能否给我一间办公室几个办工桌，我来创造一些效益——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效益？”

加入《自学报》后，我起草举办了一个“全国自学人才优秀人物评选活动”的报告，拿着一份倡议书，绕着京城圈，盖了几十个公章，“全国自学成才优秀人物评选活动”正式开展。评选活动报名费每人100元，光全国几千人报名，就汇来了几十万元，没多久，报名人数就升至一万，数百万到账让《自学报》过了好一段时间的宽松日子。

我们把自学成才者报来的材料大致按文理两类分类归档，按曾经发表的成果获得的奖项等级评分，最终有两千多人的事迹被被编入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自学成才荟萃》。

为了让央视播放人民大会堂的“自学成才优秀人物颁奖仪式”，我还曾追到央视大楼地下层的公共浴室门前，托人传话进去，央视台长裹着浴巾接过我手中递上的红色邀请书。

我至今还记得台长喃喃，“你个小鬼，追到这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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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我继续四处蹦跶。

1993年,我与其他几位年轻人热血沸腾地撰写了《奔向太阳》电视片大纲，希望将东西方法律文化用电视艺术的表现形式，做一番比较与宣传。听说酒厂赚钱多好拉投资，我们便拿着本子跑遍贵州、四川，在大山里往返了好几个月，结果却一无所获。

无论我怎么思考、怎么忙、怎样奔波打拼，常常一个项目完成到手的结余还不够启动另一个项目。十余年打拼的血汗，始终积蓄不起创业所需的“第一桶金”。就这么空忙了十来年。

最终，我被内地的激烈竞争挤上了西藏高原。在“首届内地与西藏企业家交流务虚会”上，我们成功拿下了“对林芝地区易贡茶场进行兼并改制”的任务。

西藏高原那通透的天空、林芝尼洋河畔的彩色植被与婉约的河流、偶露真容的南迦巴瓦山峰相融在一起。易贡藏布江流域像汉字的一笔竖撇，直接从念青唐古拉山脉下划至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深刻画出西南横断山脉的第一条南北走向的褶皱线。

藏语“易贡”一词的意思是“美丽得让人心动的地方”。念青唐古拉山脉的加察冰川冰雪消融，清澈的河水奔泻至易贡，形成一片约5公里长2公里宽的易贡湖，湖水清澈湛蓝，在静谧的湖湾中稍作恬歇，又狂奔南下，穿过318国道通麦大桥，直奔雅鲁藏布大峡谷。

茶场的场部就设在易贡湖畔，红砖青瓦的小洋楼，铁山倒影在易贡湖面，朵朵白云悬在山腰，四周是茂密的原始深林，远处是终年不化的雪峰。

记得第一次到茶场时，茶场的帕加场长站在318国道通麦大桥头，面朝场区公路方向，大喊道：“从这里往上走，一直走到无路可走的大冰川，所有森林、牧场、田地、房屋、人口、牲畜，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林子里面长得，都属于我们易贡农场的。”

然而谁也没想到，没过多久易贡茶场就遭遇一次特大自然灾害，灾期整整历时半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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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易贡茶场是一个县团级的国有企业，灾区住有四百多名职工，连带家属有三千多人。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公安派出所，是一个交通封闭、自成体系的小社会。

2000年4月，一座高耸入云的山体滑坡，巨大的冲击波让易贡藏布两岸山崩地裂，原有的易贡湖变成为堰塞湖。

堰塞湖天天见涨，专家预测的水文信息保密，我们不能知晓。半年来，用木板搭建的灾民临时住宅搬了一次又一次，从湖畔避到高地，由高地再次被逼搬迁进两侧山谷。

直到数月后，堰塞形成的大坝决提，一泻千里的那一天，才中断了所有灾民来来回回地奔波。

当地官员几次来到灾区现场，就会恶狠狠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们公司干的好事，自治区主席都到现场了，你们老板呢，跑哪里去了，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蓄势已久、一朝爆发的山洪势不可挡，冲刷干净了两岸土层。山洪过境，二十余里峡谷带直接裸露出峥嵘陡峭的山崖石壁，易贡茶场对外交通完全中断，三千多职工群众被困在灾区。

无奈之下，我们由一小队会狩猎的藏族同胞带路，按前辈狩猎人传说中的方向，翻山越岭过草地、趟冰川、翻雪山，在原始深林中跋涉，探寻出路。5天以后，丛林中终于发现了一坨马粪，同行的人们围着马粪喜极而泣——见到马粪，就标志着我们终于死里逃生，重回人间。

现在回想起来，那场长达半年的疲劳，每天步行往返20多公里，在易贡藏布的雨季气喘吁吁，最终给我留下的只有一个敏感性哮喘病根，每逢雨季，无论怎样保养都要发作气管炎。

易贡却是“因祸得福”——因灾区山体滑坡与洪流冲刷裸露出地质地貌特征，后来申报并建设成了易贡国家级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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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认识了一批随18军进藏垦屯戍边、扎根高原的“老西藏”的子女，易贡茶场办公室、财务科、电站、医院、学校等各部门，到处都有出生在易贡的“老西藏二代”。

茶场办公室王主任与我同龄，平日里语言不多，多少显得有点忧郁，写得一手好字。王主任是四川西充人，娶了个易贡藏族金花，金花婀娜多姿舞蹈跳得好。每回到他家做客，我们都能品川菜、吃藏餐、喝酥油茶，金花带着他们的两个女儿端着青稞酒，唱起敬酒歌，载歌载舞，很是热闹。

可惜，灾难当年，王主任沿着我们留下的足迹，第二批徒步脱困。在翻越雪山主峰后，累死在雪山下。

单位的夏会计夫妇也是出生易贡的“老西藏”，乐观好客，待人热忱，无论是平时里接待外面来的各类工作组，还是救灾期间驻扎场部的上级指挥部成员，在公事完毕后，我们总去他家搓麻将牌。

可惜那一年，总是笑呵呵的夏会计也死了。他也是第二批徒步翻山越岭脱困人员之一，脱困不久，他骑辆摩托车，去行署报送茶场灾后安置重建材料途中发生车祸，与一辆卡车相碰，被撞死在八一镇的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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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茶场老板因注册资金没到位，被有关部门认定为虚假注册，又因一笔大额贷款未还被判诈骗，没收全部资产，判刑15年。

我又一次失业了，这次失业很彻底。

从高原回到老家，感觉很陌生。老山城完全换了新面貌，桥梁、隧道、高速、轻轨连接新的街区，有点让人找不到方向。

而我们那批80年代下海的所创的企业，如今还存活的已经渺渺无几。

50多岁失业，文凭不高，没有特长的我很难再找稳定工作。这些年，我只好断断续续在一些民营企业打工，做过企业经营策划、企业管理等，但由于小民营企业老板或是跑路或是拖欠工资，我总在跌跌撞撞中不断更换工作。

直到2013年底，我与妻两人前后都退了休，有了退休工资便可以解决温饱问题，我们便再也没去找、似乎也找不到值得我们去打拼的工作了。

六十载尘缘往事，到头来，真印证了那句，“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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