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杀了自己最爱的那个人

高雄看守所在高雄县燕巢乡，和所有小乡镇一样，燕巢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一条街，但是看守所当然不会在那里，而是在外围、比较不碍眼的地方。我从借住的朋友家走十五分钟到高雄火车站，往北坐两站到楠梓，然后坐出租车到看守所，费时一小时。

看守所的会客区有点冷清，因为早上接见登记的时间只到十一点，现场剩下最后一批等待接见的家属。左边柜台是接见登记处，右边是寄物处，都已经拉下了铁窗。只有中间的柜台还开着，是家属购物处。购物处有一整面白色的柜子展示着各种食品与日用品，加上柜台前方蓝色金属椅子，使这个空间看起来就像医院里的精神科。

购物处的价格还算合理，大罐可乐45元（新台币），速食面50元，卫生巾70元，水果70元。也有一些比较时髦的东西，比如绿茶，或者高档水果。这里最顶级的商品是八英寸的生口蛋糕，400元。

我想：“不知道邓武功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然后立刻丢下这个念头。不必吧。

1

我在购物处的柜台抄写价目表，忽然瞥见一个饼干桶里面放了好些一模一样的纸条，料想是某一种申请单据，二话不说先偷一叠，然后若无其事躲到角落里去细看。那是“家属寄款单”，因为会面时不许交付任何物品或金钱，所以给受刑人的钱必须填了单据交给柜台。一张两千元的，两张一千元的，还有一张五百元的 。这单据是牛皮纸，纸质粗厚，我好生唏嘘——这个妻子来这鸟不生蛋的地方探望丈夫，就只寄给他五百块？

十二点十分，男所的第十批接见，所有家属涌入一个小门，不到一分钟又涌出来，全部挤上柜台来买东西。关在牢里咫尺天涯，受刑人的愿望，得靠家属代为完成。

根据右侧的展示柜，受刑人今天中午吃吴郭鱼和什锦菜汤，昨天晚上吃咖哩鸡丁、香酥白北鱼与薏仁绿豆汤。一个早上的会面人数大约有两百二十人。根据我所看见的，她们约八成是女性，阶级属性铭刻在衣服品味上，不见得有风尘味，但是有很多亮片。根据户外的烟灰缸，家属们烟抽得凶，槟榔也吃得不少。

寄物处放了一个秤，就是市场里很台式的那种秤。物品限重两公斤，柜台上贴着告示，“寄物请勿夹带违禁品，以免受刑人受罚。”大部分的人寄自制的食物，汤汤水水的，所以寄物处也卖塑料袋，一个两块钱。一个兔唇的女人称了一袋食物，不幸重了点。她懊恼地走到外面去，把汤汁倒在花圃里，十分不舍地说：“那可以浇饭啊……”

下午的探视从两点开始，时间逼近时，现场可能来了近百人，弥漫着躁动的气氛。工作人员粗声粗气地叫号，柜台前还没被叫到的人也不怎么肯让开，反正大家就挤吧，依稀记得在台北迈入文明而冷淡的纪元之前，差不多也是这样，等待了很久的人将申请单在柜台上不停蹭来蹭去，用那窸窸窣窣的摩擦声来催促柜台里的人，快点，快点，快点。

我和所有人一起排队等待“一般接见”，但是我的单子与证件自动被转到隔壁柜台，批下来是“电视接见”。我去寄物处转寄一本书，工作人员要我写上受刑人的名字与编号，我便在扉页签名题赠。工作人员粗声粗气：“你写在哪？”

“翻开那一页。”

“写外面。”

我瞬即明白这是一个没有美感的世界，拿起柜台上粗大的奇异笔，毫不客气地写在封面上，好像粗声粗气地喊叫着：405，邓武功！

2

轮到我走进那个小门，原来这是通向地下室的。经过一条不见天日的长廊，来到另一道铁门，再交验一次申请单与证件。这是一个狭长的房间，两排人背对背，一边是“一般接见”，大概有十二个窗口，另一边就是“电视接见”，大约五个座位。“电视接见”人不多，大概朋友都是排在“电视接见”吧，我隔壁的是因为那位受刑人在生病。

“一般接见”的窗口有铁门。另外一头的受刑人也到了以后，铁门拉起来，中间仍然有三道铁条，以及小时候才有的那种深绿色的纱窗。“电视接见”则是面对一个十五英寸的计算机屏幕，抬头三尺有录像机，用电话机讲话，就像跟网友用网络摄像头聊天一样。唯一的问题是录像机从高处俯拍，每个人看起来都像大头狗。不过，“一般接见”的话，每人脸色发青，脸上还有三条黑线，相较之下，大头狗也不赖。

屏幕的正中央“眨了一下眼睛”，邓武功就出现了。简单寒暄后，我问他为什么不要帮助？他说不是不要帮助，是因为他不太会讲话，希望我能找他们主任，办理特别接见，他才好面对面跟我解释案情。

我感到有点为难，“找主任帮忙”似乎是他一厢情愿、过度乐观的期待，但是他说，“现在民主时代，我们主任都对我们很好，很照顾。上次他们来接见的时候问我们在这里怎样，我也说我们都很好啊”，然后又重申希望我去见他们主任。

屏幕上是他刺得青青的头皮和额头，三条抬头纹。我看着他，一直幻觉闻到槟榔味。我的闽南话不怎么流利，但这样才好，我讲话很逊，他才不会紧张。其实我觉得他好像并不怎么紧张，也不内向或怕生，他很流畅地有问有答，口气甚至有些急切。

我向他说明联盟会做非常上诉与“特赦”，他对“特赦”感觉无望，我说姑且一提。我隐隐紧张，担心他不悔悟怎么办？

“你还有三个小孩对不对？他们在哪里，跟你哥哥在云林吗？”

“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哥哥叫他们回去他们都不回去。他们在警讯笔录里说我多坏你知道吗！我就想，我为家庭牺牲这么多，把你们养到这么大，你们还这样，那算了啦，干脆放弃好了。我就叫我哥哥跟他们说都不要来算了。”

“那他们生活怎么办？”

“我太太有一个保险。本来四个人分，现在他们三个人分，每个人分七十几万。被他们舅舅拿去了。”

我觉得我的不祥预感已经成真。他的态度或许说不上理直气壮，但似乎自认别无选择。他写了自传叙述案情，我虽然还没看到，但似乎也感到在解释他的不得已，他好像期待小孩将来懂事了、看了，就会明白他的苦衷。他还在恨，他还在对世界声明他的恨自有其因。

我问他在屏东县的家的具体地址，他说：“九如乡三块村……三块村……忘记了。我一直想把这些事情都忘记。我明天查了再告诉你。”

走出来的时候，外面是一个有着新鲜空气的南台湾午后，我的心情有点沉重。我想到刚才那个兔唇女子，没有人会送家常菜给邓武功吧——废话，可能会做菜给他吃的那个人，已经被他杀死了。

3

我很想看邓武功写的自传。三十分钟的会面时间实在有限，自传或许才能比较完整地了解他的状态。那未必是事实真相，但却是他的心灵地图。我决定去找他们的主任试试看。

主任姓钟，高高壮壮的，手上有一大串钥匙。他说邓武功刚来的时候有暴力倾向，跟狱友——他们的行话是“同学”——相处时会很暴躁，而且老是想自杀。现在稳定多了。没有什么人来看他。

“我刚才看到家属购物区有些水果什么的，那没有家属来，他怎么办？”

“那就靠我帮忙。”

邓武功在这里已经三年多了。“那你呢？”我问。

“我喔。我在这里五六年了。我手上大概走掉十个死刑犯了，说起来实在很感伤。我没有当他们是死刑犯，没有当他们是受刑人。他们都很喜欢我，可是我下个月要走啦，我要升官了，去中部。他们现在都很紧张，因为不知道下一个主管怎么样。”

他的用语令我惊讶，“我手上”是什么意思？我问：“在死刑的执行过程里，你扮演什么角色？”

“心理师，咨询师，终结者。”

我目瞪口呆。我问的只不过是个形而下的问题，他竟然给我一个形而上的答案！

钟主任解释道：“我每天下午下去跟他们聊天。有时候下午三点多接到通知，说今天要执行——可是我刚刚才跟他讲过话而已啊！很感伤。”

“下午三点就知道了？”

“只有我知道。因为我要帮他准备很多东西。我们把人从牢房里带出来，他们不肯出来，我要进去把他带出来。最后一餐，他们不肯吃，我要哄他们吃。吃完了他们不肯站起来，因为一站起来，法警就接手了，我要去让他站起来。执行的时候，典狱长要在，副典狱长、总务处的、人事室的主管都要在。全场二十几个人，可是他们眼睛里，就只有我而已。”

这位“一线四星”的警察并没有因此就松懈了对我的戒心。我正待追问劝死囚出牢房的方法，他就托词还有事情要忙，作势起身。当我们走出会客室的时候，他喃喃自语：“你们要帮他提非常上诉喔……好啊，看能不能减成无期……唉……”我回头准备跟他说再见，却发现他已经站在一扇银色灿亮的铁门前，转动他那一大串钥匙。

回程的出租车司机是个笑嘻嘻的阿伯。与来的时候一样，他们总是假设我是来做别的事——朋友在这里上班？来开会？反正，不是探视坏人就对了。我穿得邋遢，不够“台”，所以不像家属。然而这出于好意的误解，正说明了受刑人家属也是受歧视的一群。这位开心阿伯每天都跑到这里来载客，他应该看多了——我打算寻他开心。

“我刚才去看一个死刑犯。”

“啊？”后照镜里，阿伯的慈眉善目不见了，吓了一跳以后，脸色阴沉许多，说话也变得谨慎。“是什么事情？”

“杀人。”

“几个？”

“两个。”

阿伯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他是你什么人？”

“不认识啊。”阿伯释然了，对我又卸除了心防。

我告诉阿伯，我们是公益团体，来关心受刑人，问问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因为可能也没有其他人来探望。

阿伯说：“喔。问他们要不要捐器官？”

4

第二天，我又去看守所见邓武功。

“我昨天有去见钟主任你知道吗？他有告诉你吗？”

邓武功笑了。“有啊，他笑我呢。”

“笑你什么？”

“嗯……就是笑我啊。我们主任好风趣的就对啦，都会逗我们笑。”他充满崇拜与感激地说着钟主任。

今天的谈话比昨天轻松，邓武功不像昨天那么担心怕没人了解他的案子。他说刚刚去自首的时候，反正也不想活了，在放弃的状态下做笔录、接受审判。后来在狱中，教导人员、钟主任都一直开导他，他才比较没那么想死。

问他他们都怎么劝，他也说不出来，“就是……讲一些道理啦”，不过，“我到目前也还是有这样的念头，觉得算了，反正这条路我早晚要走，家庭都破碎了，我也没什么好活的。”

“你现在想到你太太，你的心情是什么？”

“就是心很‘凝’，很痛苦就对了啦。我常常想到我们以前的事情，我们是恋爱结婚的。我当兵的时候认识的，到事情发生，刚好二十年。我对她这么好……”

“那个男的呢？”

“我比较不会想到他啦。他破坏我的家庭，挑拨离间，本来就应该要死的，但是我也没有要他死啊。那时候对我太太是真的气得‘抓不住’，真的要她死，但是那个男的我没有要他死，他是后来去医院死的。”

“你后来跟他的家人和解了对不对？”

“对。”

“多少钱和解的？”

“157万。”我低头写下这个数字，他又自动补充：“没付。”

“为什么？”

“还没付。他们去査封我的一块地，是祖产。已经拍卖了，但是第一次流标，还会再拍卖。”

“他们和解的时候是什么人来？”

“律师。家属没来。第一次开庭就和解了，我没有律师，就我自己出庭。”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之前伤害致死的那个案件，后来你有上诉。可是我看那个时间，你上诉的时候，你这个杀人案都已经定谳了（编者注：指司法上的定案），我觉得很奇怪，你这边死刑已经定谳了，还跑去上诉那个伤害罪干吗？”

我从网络上的判决查询里找到了他的案底。1995年烟毒前科，2002年妨害自由，几个月后，就是这桩杀妻双人命案。妨害自由的案子是他介绍双方买卖毒品，结果买家竟然抢了卖家。卖家不甘损失，跑来向邓武功要人，邓武功只好陪卖家一起去向买家寻仇，砍了人家几刀以后，就把人丢在路边不管了。那人后来死了。邓武功在场而没有动手，被判妨害自由。

这起夹心饼干案，也许是嫉妒之罪的序曲。共犯中有一个人的口供说，事成之后黄上佑“请”大家吸海洛因，谢谢大家帮忙，无人一语提及被丢在路边流血的那个人。那景象是否让邓武功感受到人命轻如蝼蚁的现实，于是不久之后便对前妻痛下杀手？

邓武功还是满脸困惑。他好像很用力地在回想，自己是否遗漏什么事情。这下我动摇了。我们两次会面，他回答问题都很明快，刚才不是还说那男的该死吗？这件事情也不过是妨害自由而已，干吗不承认？难道不是他？

“你有没有前科？”

“没有。有一个在嘉义的是车祸，和解了。还有一个在基隆的是我告对方，因为他开车撞到我。”

“啊？那个不是你啊？”

“我没有啊！我没吸毒。那个不是我。”

不是他！那我对他整个人的评估都要重来。没有吸毒，没有中介，没有妨害自由……我得把他重新想一遍，抹去另外那个邓武功的身影。

这个邓武功坦白、诚实，今天三十分钟的谈话里，他主动说出许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没有遮掩回避。例如和解金没付；致人于死的意图，还有昨天说什么太太的保险“本来四个人分，现在三个人分”，好像他在幻想他那一份似的。他不狡猾，甚至很老实。

等到我从钟主任手中接过邓武功的自传，那才是更大的惊吓。邓武功是一个头大大的、粗粗壮壮的中年男子，可是他的自传，竟然每个字都缩得像米粒一般大小。钟主任对我说两句客套话，还像昨天一样的警戒，连坐也不坐下来，一闪就不见了。

5

邓武功当兵时与黄金玲恋爱，家人反对，但两人执意成婚。

邓武功是云林人，黄金玲是屏东人，都是乡下地方。邓武功认为去都市才有机会，遂去台中港开拖车，赚了点钱便自己当起老板，有个小事业，也买了房，房子登记在黄金玲名下。

他的工作时间很长，整天在外，黄金玲在家照顾三个小孩，时常怀疑邓武功有外遇。邓武功偶有应酬，但他说，实在是生意所需，他已经尽量早冋家了。应酬的地方有粉味，但他没有跟小姐来往，小姐也不曾找上门来。总之两人争执不断，邓武功最后决定结束这个事业，举家搬到屏东县九如乡。

那是黄金玲的娘家，她的两个哥哥都住在那里，大哥从事大理石的工作。他们向黄金玲的大哥租房子住，并且从头学习大理石的切割组合工作。邓武功感觉自己为了太太牺牲很多，昔日头家变了伙计。

几年后，他们在九如乡贷款买了自己的房子，也自立门户从事大理石业，夫妻一起工作。但是经济波动，生意时好时坏，两人的感情也时好时坏。后来生意没有起色，不得已结束了，邓武功又回去受雇于人开油罐车，黄金玲则在二哥经营的海钓场上班。

今昔对比，邓武功觉得很受挫。早知道就留在台中港，那里有努力了十年建立起来的人脉。现在他跌回原点，过去的努力好像都成空了，而且他陷在太太娘家的人际网络里，或许多少有点心理不平衡。

夫妻的老问题又回来了，他每天开车十几个小时，太太怀疑他不忠。夫妻的新问题也产生了，黄金玲现在是职业妇女，她有她自己的发展与改变，她学会了抽烟，在海钓场也有与其他男客互动的机会，邓武功很生气，也很嫉妒，他也怀疑太太不忠。

他们婚结得早，三个孩子都大了，长女已经开始工作赚钱。邓武功与黄金玲的薪水加起来有八万多，其实也很够用。这时候黄金玲决定要去兼第二份工作。她在海钓场认识了一个客人陈钦全，是国泰皮革厂的工头，邀请她去上大夜班。邓武功很生气，认为那男的一定意图不轨，而家里既然不缺钱，黄金玲却执意要去，那她一定是对他也有意思了。

邓武功的怨恨在累积，事业不顺利、入赘一般的处境、戴绿帽子的疑虑，全部都记在黄金玲的账上。邓武功无法不去想，三更半夜的国泰皮革厂，除了门口警卫亭里的一名警卫以外，偌大的厂房就只有黄金玲与陈钦全两人。陈钦全是工头，如果两人整夜都不工作、没有出货，也不会怎样。那么这两人会在干什么？

邓武功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他不只跟太太长期不合，三个小孩跟他也不亲，在父母亲的争执里，小孩都比较同情妈妈。长女有一次对邓武功骂脏话，他气得拿菜刀要杀她，被村长制止。夫妻吵架的时候，邓武功也曾砸毁家里的酒柜，用剪刀剪破太太的衣服。他将累积的愤恨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企图自杀很多次，都被家人发现阻止。

黄金玲坚持要离婚，邓武功更深感失败。家庭破碎了，好像一支投资多年的股票跌停下市了，血本无归。他下笔签了字，但是心里没有，黄金玲也没有搬出去，生活还是照旧，一纸离婚证书并没有带来太多改变，反正本来就在吵架了，现在再吵也是一样，而他们甚至没有分床睡。

离婚四十天以后，邓武功决定第二天回云林老家去找相熟的代书，把一块祖产的土地便宜卖给他，拿了钱去大陆玩，花光以后，就在那里死了算了。他收拾好衣物。浴室里传来哗哗的水声，邓武功打开浴室的门，对着蒸腾的热气里一个熟悉却模糊的人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洗澡。”

十一月的夜里应该很冷了，邓武功出门开车，回到家时是八号早上。他愕然发现，黄金玲已经连夜把东西搬走了。他忽然又大受刺激，立刻赶到她的娘家苦苦哀求，虽然他已经连续三天没有合眼了。但是黄金玲也受够了，二十年的婚姻至此已是尽头，她不要复合。黄金玲的大哥、大姐都在，他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邓武功听起来耳朵里都有刺。这又是一个入赘似的场景，邓武功孤掌难鸣，觉得被他们联合起来欺负了。

他只得回家，但他心里觉得，没有家了。他还是没睡，发呆，流泪，抽烟，喝酒，晚上孩子回来，他用交代后事的口吻对他们说：“你们以后就见不到爸爸了，要自己照顾自己，自己要会打算。”他去了国泰皮革厂。

6

他诚实但是不可信。他叙述的是邓武功版本的故事，但在他的刀下死去了一个黄金玲版本的故事。他说她老是为了莫名其妙的“小事”“借故”争吵，在黄金玲的版本里，那一定是大事。她学会了抽烟，并且毫不在乎地在邓家亲戚面前抽，在邓武功版本里这是大事，但在黄金玲的版本里可能是小事：我抽烟关你屁事。

我对他的史观保持警戒，但是我大致相信他所提供的具体事件细节，因为两次访谈他都给我这样的感觉：无所隐瞒。我问他屏东家地址、太太娘家地址，他全部都告诉我，没有一次问我“你要干什么”。

他的自传并不始于自己，而始于他与黄金玲的相识，主轴则完全缠绕着他们两人的关系。彷佛如果不说黄金玲，就没办法定义邓武功。

这是一封太迟的情书，太早的遗书。邓武功喃喃低语：我这么爱她，我为她这样，我为她那样、又那样；可是她却这样伤害我呀。他好像在一个恍惚的状态里写着，忘记自己已经把黄金玲杀死了。

邓武功的自传，是他对黄金玲的判决书。而杀她则是他亲手执刑。因为从来不曾捉奸在床，所以邓武功在自传里——举证论述：

——他劝阻，她竟然不听，一定有鬼。

——工时长，工资少，她却还要去，一定有鬼。

——大夜班，孤男寡女，一定有鬼。

——她每天买点心进去给工头吃，一定有鬼。

——工头的行踪只有她知道，一定有鬼。

——手机不接，行踪不明，一定有鬼。

她半路扭伤了脚，竟然通知工头来英雄救美，可见有鬼。

——她提离婚，这不是有鬼是什么！

自传的后三分之一冗长而沉闷，因为邓武功不断恳求黄金玲回头，不停地打电话求她、她回家时求她、跑到工厂去求她、跑到她娘家去求她。这些行径依我看是纠缠，但邓武功却觉得是他一再忍让、再一次给她机会。如果他读过欧阳修，他可能会学着说一句：“求其生而不可得！”

邓武功还沉浸在他的感情创伤里，悔悟尚未到来。

“虽说夺走他们二条人命，或许我的作法有可议之处，然一个人在忍受那么长久以来压力与打击，更用尽所有心力挽回，却遭受更多的屈辱，这叫人情何以堪，又该再用何心态来面对呢？对于已发生而造成的事实，这一切并非我所愿啊，更不愿走上这样的路呀，本愿想能与她白头偕老，共度平凡的一生，如今却生离死别，这都是命呀。”

国泰皮革厂之后的事情是这样的：邓武功开车回到云林，去找哥哥交代后事。然后他去阿姨开的杂货店里抓了两瓶高梁酒，又要跳上车离开。哥哥劝他去自首，不要想不开，他哄哥哥说：“我去自首就会判得比较轻，你不用相心，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

他开到南投的山区停下来，灌了一瓶高梁。他在左手腕划下一刀，醒过来的时候，觉得很失望，怎么没死？那回去让法院速审速决赶快判死刑好了。他怀着但求一死的心情，回到屏东自首。

警方掌握的物证很齐全。凶刀是一把长三十公分的生鱼片刀，纸质刀套也丢在现场，刀上的血是黄金玲与陈钦全的，刀套上是邓武功的指纹。黑色手套扔在现场。全罩式安全帽扔在现场。黄金玲死在现场，气管几乎被切断，时年三十八岁。陈钦全身受重伤逃到警卫室去求救，送医不治。但陈钦全死前已经在警讯笔录中指证：行凶的人是黄金玲刚离婚的前夫。

两次更审以后，邓武功死刑定谳了。看守所里有人来教内观打坐，邓武功也抄写一些经文，但是想到大半辈子爱恨交织的黄金玲，还是“心很凝”，非常痛苦，“我对她那么好，她怎么这样对我？”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不谅解他，警讯笔录里一致描述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丈夫、父亲。儿子说他曾经酒后殴打黄金玲，邓武功气死了，发誓真的没有打太太，吵架吵得最凶的一次是他要离开家出去透透气，但黄金玲不给他钥匙、不让他走，他们拉扯之后，他把她按在地下，抢过钥匙来，油门一催，就绝尘而去。可能那次儿子刚好撞见，便认为爸爸打妈妈。邓武功越想越气，太太不忠，儿女不孝，算了，就放弃吧！他叫哥哥姐姐传话给小孩们，“你们不用来！”

但他悄悄地写了一万三千字的自传，用有格稿纸与浆糊装帧成一本手工书。他的字很工整，非常非常小，如果把稿纸的每一格细分为九小格，邓武功的字就会落在正中央的那一小格里。

7

邓武功犯案的屏东县九如乡，与现在系狱的燕巢，只隔着高屏溪。他在右岸杀了人，如今关在左岸。他还是时时有放弃的念头，等待哪一天牛头马面来引他渡河。尚未盖棺，但他的人生已被论定，如同杨泽诗曰：“人生不值得活的。”

在左岸，他已经关了三年半，钟主任是他的一盏明灯，每天下午的聊天他都很期待，但是不晓得会不会有一天，他得带他上刑场。

而右岸那里，已经人事全非。两位妻舅已先后离开，据说是欠债跑了；儿子去当兵，两个女儿久未联络，已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我要回台北了，去见邓武功，跟他告别。我不想让他每天傻傻地等着，以为我还会再去。

今天我打算问邓武功一些尖锐的问题。

“警察那天找到刀，安全帽，还有手套。为什么要戴手套？”

“因为我开车。开车时手会流汗，所以我都戴手套。”

“你在自传里提到有一次跟你太太吵架，她打你而你还手。你打她最严重的一次是打成怎样？”

他说了一个闽南话动词我听不懂。反正不是“打”，不是“槌”，不是“挣”，我说：“‘推’她吗？”邓武功解释，是两人拉扯之间，他把她手上的钥匙抢过来。

“那报纸上说，你们离婚是因为你自己有女朋友？”

“张小姐，”邓武功声音里隐隐有不平的怒意，“你想想看，如果我有女朋友的话，我离婚不就早就跑掉了？我还留在那里干什么？”

当我又走在那个不见天日的、地底下的长廊，我在想，会不会有一天，邓武功的小孩会走进这条长廊。

七份判决书、九十分钟谈话、一万三千字的自传，这就是我对邓武功全部的认识了。我不能也不打算宣称我了解他，他生命中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回台北以后，我才看到邓武功写的请求“特赦”信。“总统特赦”，机会似乎渺茫，但废死联盟认为无论如何应当一试。所以联盟代为草拟一封短信给“总统”，底下大片的空白，让死刑犯自己诉说，他有什么值得赦免之处。

邓武功这样写：

“我想透彻了解爱是什么？我爱我的子女，爱我的家庭，日夜奔波于高速公路，南北驰骋，为我仅有的家庭去营建，我尽心尽力付出着。有人道：‘节妇失足，半生坚真无助，妓女从良，一生烟花无碍。’生平无不良之前科，岂是恶性重大之徒？连鸡都不忍宰杀之人，为何竟然杀了人？伤心吗？后悔吗？——‘在不知不觉中，泪已成行。’”

本文选自天窗文化图书《杀戮的艰难》，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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