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守乡村的父亲,时代的笑柄

2016-11-11 14:06:42
6.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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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家乡外出工作。这种超级稳定的人生,放在今天,简直不可思议。

1968年,他从岳阳师范肆业后,一直在湖南省汨罗市三江乡的各类学校教书,光是在三江中学就待了35年。

就在时代快速转型的今天,我突然意识到,父亲蹲守村庄的姿态,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从身份来看,我家是整个家族中惟一拥有城镇户口的家庭。用大舅的话说,“整个家族,既没有一个当大官的,也没有一个发大财的。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吃国家粮的,还是一个教书匠”。

在升学就能改变身份的时代,“农转非”的结果对我们四姊妹的前途而言,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而我对这一身份的直接感知,就是初中一放学,每隔一星期,父亲就会吩咐我拿着粮本,骑着自行车去镇上仓库买米。

在我的印象中,粮食分配的数额是根据年龄而来的——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高中生最多,一个月15.5公斤。直到今天,父亲都在后悔将全家成员转为商品粮户口,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个政策机会,能够实现“农转非”,可是任何人都求之不得的。

毕竟,相比农村户口的孩子,在读书无望的情况下,拥有商品粮户口至少可以获得招工的机会。而在80年代,哪怕是到任何一个国营企业当一名普通工人——只要拥有正式工的身份——其所获得的尊严和物质保障,都会让农民羡慕不已。

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中,居住在乡村但拥有城镇户口的人群,往往成为被忽略的群体。

事实上,在用工制度并未像今天出现大量外聘人员的曾经,农村拥有商品粮户口的群体,几乎囊括了政府、医院、学校(有少量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等部门的所有公职人员,相比总人口,其数量相当可观。

表面来看,他们和农民并没有太大差别,但就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而言,他们和农民依旧存在着很大差异。外婆面对母亲对父亲的抱怨,经常说的话便是,“他懒是懒,但躺在家里,也有政府给钱”。尽管说不上太高,甚至家庭的大部分收入,主要依靠母亲从事多种经营(诸如缝纫、开商店、做饮食),但不得不承认,在80年代农村整体贫瘠的状态下,父亲每个月旱涝保收的工资,还是能最低限度地保证一家人衣食无忧,很多时候,甚至还有节余去帮助他人。

借助这种“边缘身份”,在透视乡村社会的转型和命运、以及整个家族和时代短兵相接的悲喜人生时,我更愿意将父亲的存在作为一个重要的坐标系。

说到底,对父亲人生的透视,本身就意味着对时代的梳理。

宏大叙事的亲历者

1949年,父亲出生于湖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奶奶是地主出身,也是家中的独生女儿,读过几年私塾,认识一些字,和别的老人比较起来,她对教育有着天然的热情。1968年,经人介绍,父亲与母亲结婚,在随后的几年中,生下四个孩子,分别是我的大姐、二姐,我还有弟弟。

听奶奶说,父亲1965年参加中考,原本考上了成都气象学校,但胆小的爷爷因害怕儿子离开家乡,竟在家里哭了几天,死活不依。

父亲的班主任只得出面跑到岳阳专署,帮父亲改了志愿,最后选择了“绝对能够留在家乡”的岳阳师范学校。

1966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破。17岁不到的父亲当上了红卫兵的头,率领岳阳地区的一万多学生,到天安门串联。在京广线上,为了赶一个会议,父亲曾向属于高师派的火车站申请,一个人坐过一个火车头。(编者注:当时的岳阳火车站属于高师派,由高校风雷司令部分管,属于保皇派,当时主张保护文物。)

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一直非常谨慎,很少和父亲正面谈起,害怕他像主流宣传中的有些红卫兵那样,打过老师或者烧毁过文物,或触及他内心的隐痛。但让我意外的是,父亲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我的谨慎、苦心,总是在不经意中提起过去的日子。相比更多拥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的回忆,父亲嘴中的“文革”,更多带上了一个乡野少年的散淡和随意。

在父亲的讲述中,“文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依旧是一些具体的人与事。一位名叫焕文的老师,被派到县里开会,出去闲逛了一下,迷路不知道回来,只得四处问路。别人问他,“住的地方有什么特征?”

他回答,“房子前面有一个毛主席像。”

“还有呢?”

他回答,“房梁上印有‘革命委员会好’几个大字。”

被问的人,依旧一脸雾水,焕文所说的两个“特征”,正是“文革”期间最没有辨识度的场景。

父亲刚刚参加工作的1968年,学校的文艺氛围浓厚,学校惟有的几个老师,一个弹琴,一个吹笛,一个敲着破旧的铁脸盆,随时就能上演一场今天的“快闪”。

在父亲关于“文革”的讲述中,还有一段与岳阳慈氏塔有关。

当时几个红卫兵说是要破四旧,欲将慈善塔毁掉,父亲警告他们,“谁要是将慈氏塔弄倒,你们就等着瞧”。没想到,正是这一句话,改变了千年古塔的命运。

他还讲到岳阳师范的校长受到学生武斗时,他也曾用同样的方式,暗中保护过校长的人身安全。在混乱的年代,父亲仅凭一个人的直觉和善念,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一些今天看来值得庆幸的事情。

父亲这些行为让历史的肌理更加细致,政治的宏大,终究还是会落实到气息不同的人身上。

父亲一生坚信“人干坏事会遭报应”,这种朴素的信念,只不过,对没有话语权的人而言,任何和主流叙述有差异的细节,都会被质疑。

在政治化的年代,父亲很快被卷入了各种风波,多次被通缉,在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恢复无望的情况下,他回到了家乡。被冷藏了一年多后,根据政策,1968年,父亲被安排在汨罗县三江公社凤形大队村办小学当老师,一直到我出生那年,才调入三江中学,一待就是35年。

作为“文革”的当事人,父亲的回顾在散淡中,更充满了难以言明的沧桑和无奈。那些发生在一个毛头少年身上的错位与荒诞,让作为后人的我,总是不自觉地企图从他的讲述中,还原那个时代的气息和真相。

对父亲来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过去的日子,不过是一种事后的谈资。他也从未意识到,自己切切实实见证了一个宏大叙事的时代。那个时代在他心中播下的理想种子,并未在社会的急遽转型中隐匿消失;在此后忙乱的岁月中,尽管神话破灭,另一种价值观念登陆,但他凭借直觉和对常识的判断,依然固守着内心的底线。

在80年代,他有过两次脱离农村的机会。一次是1980年,岳阳师范很器重父亲的一名老师,问他是否愿意调动去岳阳市一中,他仅仅迟疑了一下,就断然拒绝。多年来,我一直不解,父亲为何面对一些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最后却选择放弃。

而他的解释是,因为子女太多,他担心进城以后难以养活四个孩子,而待在农村,有一份旱涝保收的工资,加上可以种田作地,好歹更容易养活一家人。

由此也可以推断,父亲当时仍沉浸在改革初期农村获益的满足之中,而城乡教师的收入依旧差距很小,远不像今天存在着天壤之别。

他的另一次脱离农村的机会是在1986年,大姐中考,县里一家高中愿意调他过去,并答应解决大姐的高中入学名额,父亲依然不为所动。直到去年,我依旧在抱怨父亲当年太保守,如果早点调往城市,让我们接受更好的教育,我们四姊妹的命运,说不定会完全不同。父亲的回答是,“我相信你们几姊妹会比现在好,但三江的学生伢子会吃很多亏。”

说到底,在他内心,一直潜藏着通过教育改变人心的梦想,在艰难而忙乱的人生中,为了坚守这一梦想,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固执地拒绝。

而在我后来的观察中,在乡村中学,像父亲这种类型的人,并不是只有他一个。只不过在时代的裂变中、功利化的语境下,这个卑微群体的坚守,已变成了黯淡中的缄默坚持,某些时候,甚至沦为嘲笑的笑柄。他们身上留存的自尊,在当下的氛围中,已显出稀缺的一面。

村庄教育的见证人

从1968年到2009年,41年来,父亲始终在汨罗三江乡工作,先后在小学、初中、高中(1980年初中办高中)教过书,主要教授数学。

1968年到1974年,在凤形村小教书时,曾经当过好几年复试班的老师。在初中阶段,除了数学,还曾任教生物、地理、政治课程。我初一、初二的数学是父亲任教,初三的生理卫生也是他教的。

那时,三江中学以父亲教数学、张仓如教化学、胡执中教物理最有名,形成了理科教学的铁三角,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保证了整个乡镇理科教育的质量,也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三江中学的教学质量始终在全县拥有令人刮目相看的地位。

但因为三江地处老区,教学条件十分简陋。在我毕业的46班,因为没有教室,初一入学,整整一年,我们只能在食堂里面上课。每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总是在饭菜的油烟、辣椒的呛鼻味道中度过。

1984至1986年间,父亲担任校长,竭尽全力和乡政府交涉,顶着巨大压力,和领导拍桌子、骂娘、吵架,终于建起了像样的教学楼,也争取到资源,以最小的成本改善了老师的住宿条件。从此,他成为上级眼中最为难缠的刺头。

相比一般的农村孩子,父亲因为拥有教师身份,给我提供了不少了解外面世界的机会。父亲从来没有想到,每年寒暑假,那帮考取大学回来找他的学生,对我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老家垛里坡,一个非常偏僻、有山有水的独户村庄。尽管我平时一直寄养在外婆家,但每年寒暑假,往往在放假的第一天,我就会被外婆要求,立即回到自己的家。而那时,一到放假,那些考到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武汉、重庆等大城市的大学生,就会远远出现在村头的小径。

没有电话,也没有预先通知,但依照惯例,每年七月初,是学生来我家的高峰期。父母会准备最好的食物等待他们,而学生一来首先也会帮家里干些农活,比如帮助父亲挑粪、浇菜、种地,母亲则一心一意准备饭菜。

他们吃父亲做的黄鳝,一个个被辣到满头大汗,还一个劲地喊“好吃,好吃,黄老师你要多做点”;他们与父亲一起喝酒,没醉的时候,父亲一个个轮流训话,诸如“栋梁伢子,你搞财会一定要把好自己这一关,不要干一辈子,最后进了牢眼”,比如“志峰伢子,你平时喝酒没问题,但做手术的时候,一定要少喝点”,诸如“新余伢子,你要快活点,不要整天愁眉苦脸的,日子快活点过,人这一辈子就几十年”……父亲教训学生的时候,他的学生们,则趁机拼命将鳝鱼往碗里搬,等他教训完毕,学生们已经醉得差不多,于是就称兄道弟,互开玩笑。到最后,学生们就合伙嚷着要黄老师教他们打骨牌,而且要打通宵、要打钱的。

玩够了,吃撑了,夜幕降临,大家便开始一起神聊。我总是躲在一边,听父亲和不同专业的学生,聊着陌生的科学知识,诸如石油开采、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精工机械,甚至还有一些军校的学生,会偷偷告知南海核潜艇所藏之处,以及中国的核弹研发中心……这种“神聊”,在专业知识的包裹下,有一种隐秘不宣的快乐。

在僻静而封闭的村庄,从来没人想到,父亲和他的学生,在一个个夜晚,曾经享用过如此丰富的精神盛宴。父亲和学生的交往,让我很小就懂得了各类大学的差别,文科、理科,中国重点大学的基本分布,甚至个别大学的学科优势——诸如武汉大学的数学、文学,湖南大学的土木工程、中山大学的哲学。

在我幼小的心中,这些80年代的大学生,散发着神气、神奇的气质,在给我带来精神、知识洗礼的同时,也让我感受到经由读书,不但能改变命运,更能认知到人的高贵和尊严。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经由村前的那条小路,在我眼前展开,通向神秘的北京、上海和天津(当时广州和深圳很少提及)。直到今天,我还清晰的记得这一切。

乡村教育被掏空后的淘汰者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每年暑假,高考放榜的日子。

乡村弥漫着与收割庄稼相似的收获气息,读书带来的尊严、希望、憧憬、美好一点点注入村民的心中,确实让人产生发自内心的期待和向往。

尽管当时通讯不便,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高考的信息就会经由口耳相传,立即传遍全乡,每家孩子的分数,都会成为全乡谈论的热点。高考胜利的隆重,承载乡村的人伦,在熟人社会中,其庄重、严肃、认真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结婚、生孩子的仪式。

考上大学后的请客、放电影、请花鼓戏班子,被认为是最隆重、最喜气的事情。我不止一次地听农村的女人说:“别人家有多少钱我不羡慕,我就是羡慕别人家孩子会念书。”小时候我不懂这句话的含义,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朴素的言语所承载的深明大义。在那时,教育曾经深深扎根在村人的心中,承载着如宗教信仰般的纯净感情。

每年的八月底,是高考、中考的“获胜者”请客的高峰期,我也曾跟随父母,在喧嚣的酒席中,见识过不少“成功”的孩子扬眉吐气、器宇轩昂的表情。在80年代的乡村,通过教育,农村的孩子确实拥有向上流动的空间。

以我初中的同届同学为例,在四个年级的160个学生中,有8名考上一中,而这8名学生当中,后来通过种种途径,考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重点高校的又有好几名,对一所条件简陋的乡村中学而言,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成绩。

作为三江中学将近四十年教龄的元老,父亲的从教经历则更能说明问题。

1978年,当时全国的乡村中学流行办高中,据父亲统计,他所教过的一个班三十多名学生,最后通过高考(包括复读)、参军等方式,得以“改变命运”的有二十七八名,留在当地当农民的微乎其微,这种成材率,一直成为他最大的精神安慰,父亲也因此和这个班的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成材,但绝不耽误任何一个有前途的学生。”在这样的理念下,父亲除了从精神层面鼓励学生读书,也从经济上帮助他们。当时这个班的学生大都是一些家境极为贫寒的孩子,很多家庭基本生存都面临困难,根本无力送孩子继续念书。面对此种状况,父亲总是力所能及地给予他们经济资助,没有书的买书,没有学费的就垫付学费。

至今我还记得自己年幼时,父亲常说的:“多帮一个孩子念书,是世上最值得的事情”。

这批出生于60年代、在父亲帮助下跳出农门的学生,很快成为社会中坚,在我和弟弟读书、买房的关键时刻,慷慨地伸出援手,回报老师当年的支持。

直到现在,我和那个班的学生都维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

在乡村中学,父亲是难得的“目中有人”,对教育持有情怀、葆有热情的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1993年,母亲在学校开了一家商店,有一段时间总是丢东西,她蹲守了一天,终于发现了偷东西的学生。母亲没吭声,将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也没有吭声,而是去学生家调查,才发现那个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家里太穷,确实有很大的经济压力。

父亲母亲不但没有责怪这个学生,反而还给了他20块钱。没想到,这一个小小的善举,彻底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从此,偷盗的学生彻底改掉了陋习,发奋读书,最后考上了师范,回到乡村中学,和父亲成为同事。父亲对生命的尊重,对学生的理解和同理心,相比基础教育一天天陷入虚空的教条,至今仍旧给予我很多启示。

更让我感慨的是,80年代的乡村,教育方面的良性发展,越来越成为不可复制的图景,我明显感到,从大学并轨起,乡村的教育环境发生了很多改变,不但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和谐,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在熟人社会的乡村,也日益变得冷漠。

更让人担忧的是,对家长而言,送孩子念书,不再是他们最强烈的愿望。在我念初中时,每年暑假都有很多家长来找父亲,或者让他帮忙加强对在校孩子的管教,或者让他出主意、是选择让孩子念中专还是高中,也有的因为孩子复读、向他寻求资助,尽管当时的经济条件和今天比较起来要艰难很多,但如果孩子愿意读书,很少有家长因为经济原因让他们放弃入学。但现在,这种来自家长对教育的热情已经彻底消失,成绩足够好、家长也重视的学生,早已想办法转入县城或者其他更好的中学,更多的家长,对孩子的念书则是放任自流的,“反正是打工”已成为他们对孩子命运的基本判断。

在凤形村,我眼睁睁地看着童年记忆中的贤良女人,早已端坐在麻将桌边,任由自己留守家中的孙子被电视、手机占领不闻不问;没有外出打工的年轻媳妇,面对哼哼唧唧、渴望陪伴的幼小孩子,更多的举动是随手从赌资中拿出一些钱,打发他们自己去玩;并轨以后考上大学的孩子,已经享受不到80年代的荣耀,更多时候,考上一所不好不坏的学校,不过是意味着一笔前景不明、让人心神不宁的交易。在应试教育的竞争中,考上重点大学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而随着父亲这个年龄段的教师退休,更多的年轻老师被条件优越的地方吸走。更别提师生关系和以前相较,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及时行乐、得过且过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自1998年,弟弟大学毕业后,整个家族随后出生的二十多个孩子中(主要为堂弟、堂妹、侄子、侄女)竟再没有一人完整地读过高中。三哥的儿子龙龙,好不容易考上高中,因为三哥在纸厂被机器轧断一条腿导致高位截肢,从此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始终无法坚持学习,最后不得不早早退学。

对长大的孩子而言,惟一的出路,无一例外,就是外出打工。男孩长到20岁左右,家长就开始张罗谈婚论嫁的事,女孩更是早早出嫁。尽管在激烈的转型中,没有念书的孩子,有些也找到了别的门路(诸如开饭店),但他们还是感叹,“幸亏你们出生早了几年,要到现在,怎么也没办法供你们几姊妹读书”。

实际上,以父亲几十年见证家乡教育的经历看,让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激发他们对读书的向往,这种精神动力在乡村所承担的使命,不仅仅是给农村的孩子提供上升通道,同时还承载了一种健康、持续的价值观。

“我印象中,社会风气的变坏,就是从大学并轨不久之后开始”。

父亲的这种判断,更多来自一种对时间节点的敏感,不存在对某种表象因果关系的确认,但大学的并轨和90年代乡村人口的频繁流动,确实存在事实上的共振。随着留守儿童的出现,辍学率随之升高几乎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乡村,更多的孩子进入南方的城市,在打工的热潮中,“买码”、赌博、吸毒、传销随之登录家乡的土地,与乡村教育的衰微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我后来才意识到,作为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在中国乡村,我们算是赶上了教育资源相对公平的末班车。进入90年代,随着乡村外出人员流动的增加、留守儿童变成常态,教育在市场化的推进中,终于极大堵塞了农村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通道。

2009年,父亲60岁,正式退休,从1968年算起,父亲留守家乡的土地整整41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一个在80年代为了改善办学条件、敢和领导拍桌子的中学校长,一个终身以带出好学生自豪的老师,因为性格过于耿直,最后却在学校的岗位聘任改革中,沦落为一个拥有中学一级教师职称的锅炉房烧水工。

乡村教育的掏空,父亲的命运是生动的隐喻。

我知道,随着父亲一代的凋零,乡村教育复苏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

结语

2006年暑假,我回到家乡。

一天傍晚,父亲拉着我去邻村一户姓李的家庭,给一位学生的母亲做思想工作。当天下午,该生的父亲跑到我家,告知父亲他想送儿子念书,但妻子死活不同意,希望父亲出面,看能否帮忙说服。

后来我们才得知,李家的孩子成绩不错,但其母亲坚持认为读书已没什么出路,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事情的结果我不清楚,但退休之后,父亲在村里承担着这一类的调解工作,是多年延续下来的惯例。

事实上,父亲在整个家族中,也承担了同样的责任。

随着人口外流的加剧,农村尽管有着极大的自由,但在价值观念空心化、社会组织溃败失效的境况下,农人的生存条件变得愈发脆弱——他们不但容易遭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只要稍稍遭遇不测或生病,就足以陷入生存的困境。

一旦碰上这种情况,若没有人组织家族的力量,进行干预或帮助,一个貌似没有后顾之忧的家庭,便会轰然倒塌。其次,在涉及一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纠纷上,也往往需要一些耿直、中立的公道人来调解。多年来,父亲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对付整个大家庭的事情。不是今天送八爹去岳阳看病,就是明天带凤伯伯去长沙拍片,还有大大小小的人情往来、无穷无尽地调解关系。

我后来才发现,面对难得的数次进城机会,父亲之所以最后选择放弃,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来自对亲人的不舍,来自骨子里那份对家族的担当和守望。父亲成为整个大家庭心照不宣的“话事人”,固然与他的能力和作为读书人的身份有关,但更来自他作为家庭一员的担当和责任。在他的价值观中,确实能看到时代赋予这一代人的责任感和对生命需要负重的认同。

在养育我们四姊妹的过程中,我的父亲和母亲还附带着照顾了很多亲戚的孩子,算起来,大舅家的六哥,满舅家的鲁智,小姑家的李刚,叔叔家的炎培和职培,甚至远房表叔家的桂妹子、良妹子兄弟,都或长或短地在我家住过,其中小姑家的李刚居住的时间最长,有五年之久。那时,家里常见的情形是,我住在外婆家,而别的孩子,因为我父亲教书的缘故,都企图得到他的严格要求或者亲自辅导,所以一年半载地住在我们家,由母亲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直到今天,父母的这种行为仍旧令我不解的同时,更让我感动和汗颜。

1984年,河水婶病逝,最小的堂弟才半岁,为了照顾河水叔一家,父母决定将所有家庭成员重新组合为一个大家庭,11人中,6个孩子,两位老人,只有父母和河水叔三个成年人。那一年,河水叔脚底被玻璃刺伤,整整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所有的担子就是父母两人在背。如果按照当下个体化的家庭所匹配的价值观念,几乎很难解释父亲对河水叔责任的接管。我甚至怀疑,河水叔后来之所以能够了无牵挂地离开家乡,也和父亲的过于担当有关系。

在河水叔去广州的前几年,我始终记得父亲每个周末,都要到他的住所,看看两个孩子的生活有无问题,送米送油,已然成为他的惯性。

2004年元宵,三哥的脚在造纸厂被卷进去,父亲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当场拍板,直接往长沙的大医院送,尽管高位截肢,但总算保住了三哥的一条性命。在这次安全事故中,他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在随后和厂家谈判赔偿的过程中,更是亲力亲为。

确实,和今天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比起来,父亲的生命,惟独缺席个人的享受。作为村庄和家族的守护者、调解人,我只是担心,随着他的老去,谁愿意接下他的担子,继续扮演这一角色。

当产生这一角色的社会土壤缺失时,又该如何通过行政的力量,建构有效的社会组织,以应对村庄真实的需求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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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及插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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