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打捞实录

自述我曾受聘于一个有着近5000名原住民的大村庄，做村委会文书。这不仅免除了我东奔西走的劳累，还能空出很多写作的时间。作为一个外乡人，我身上还担负着另一项工作——“捞仔”。

1

我的第一单“生意”，开始在1997年的夏天。

那天，我找到村里专门关押“三无人员”的临时场地——一个铁丝网围成的大笼子，里面挤挤挨挨装了四十多个外地打工仔，男女都有。他们或蹲或坐，抬着头四处张望。

铁笼子的门口，一群人正在排队交钱，每人200元，算是“赎身”费。一个胖墩墩的本地治安仔正笑咪咪地收着钱。

“生意好啊！”我对他说。他回头一笑：“大家发财，大家发财。”

交了钱之后，铁丝笼子里的某位就钻出来，走出治安队的大铁门，就算是重新回到“人间”了。

我到这里，也是来“捞”人的。

我的“棋友”程某，几天前被治安队抓了，他的老乡跑来找我，求我想想办法。

程某没在工厂流水线上做过工，而是用一辆三轮车跑单帮（对从事异地贩运的小本生意）。虽然和他不熟，但在我印象里，他是个老实本分的人。而程某被抓的原因，不过是因为“没有暂住证”。

在当时的这个大村庄里，没有暂住证是会被治安队抓住遣返的——但只要交200元就可以“赎身”。或许程某并不知道该怎么办理，又或许，他根本不愿意花那冤枉钱——200元，差不多是他十天半个月的收入了。

他老乡许诺，只要把人捞出来，他就会给我买上一条红塔山——这可是当时市面上最好的烟，每条110元。我犹豫片刻，答应试一试。

来到收容处之前，我找到了治保主任。治保主任不想答应——放走一个人，意味着他们少了200元的罚款——大约是当时一个普通打工仔十多天的工资。

但治保主任知道我的身份，“都像你这样，我们治安队这些人都去喝凉水？”

“要不我去找书记？”

治保主任想了很久，不情愿地答应了，但他强调了一句：“看在书记的面子上，下不为例啊！你们这些外地‘捞仔’！”

于是半小时后，我站在铁笼外面，大声喊着棋友程某的名字，然后就见程某从人群里站了起来。

出来后，他嘴里一直说着“好险”，据说再过半小时，他就会被送走，先到镇上的收容站，再到樟木头的遣送站，我忍不住问，“然后呢？”

“还是交罚款，涨价了，300元；如果还交不出或者不愿意交，就会被送到广东和湖南交界的地方强制劳动半个月，然后遣送回乡”。

他说这是铁丝笼子里的人告诉他的，里面已经有人三进宫了。

治安队“捉人”的生意很好，只要是晴好的天气，每天都有一车人被送到镇里的收容站，还有大约同等数量的人等在那里交罚款。治安队员的工作积极性都很高，一个个红光满面，趾高气扬。

而这样的情形，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

1997到2003年，我受聘于这个位于广东东莞的南方村庄做村委会文书期间，从村治安队里“打捞”出近百名外地人员，他们全部是没有办理暂住证的外来打工者。没有暂住证，他们就可能被抓，然后送到收容站，交上一笔钱或者强制劳动一段时间后被遣送回乡。

2

打捞过一次之后，后面就顺其自然了。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正在村里的接待室看电视，一个打工仔走进来，说要找领导，他说刚买的摩托车就被治安队扣了。听口音，很像是我的老乡。

“你的车是偷来的吗？”我问。

“刚从虎门买来的，来不及上牌，但我有购置证。”

“车呢？”

“扣在治安队。”说罢，他就要掏扣押单给我看。

“不要找领导了，我帮你。”他的语气腔调和我的一个表弟几乎一样。我决定帮他。

我在治安队找治保主任要车，并把扣押单和购置证给他看。

他问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我回答说是表弟，治保主任不信。

“你哪来的那么多老乡朋友，不是从中收黑钱吧？如果收黑钱，我对你不客气，把你也抓进去！”

我没吭声。治保主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小马，你也是没办暂住证的，信不信我把你也送到樟木头？”

治保主任指的是“樟木头三无人员收容遣送站”，治安队抓到没有暂住证的“三无人员”之后，先集中在各镇的收容站，经过甄别（其实就是罚款）后，把没有交罚款的人统一送到这里。这是一个让外来打工仔恐惧的地方。

我笃定他不过只是威胁罢了，依然坚持要取走车，他最终还是放行了。

去取车的路上，我发现有三个疑似当地“烂仔”（小混混）的人一直尾随我们。“表弟”告诉我，“后面这三个人说能帮我把车取出来，但要给他们一个买一条‘小熊猫’，我没答应。”

我在心里算了下，三条小熊猫好几百元，一个打工仔一个月也挣不到。

停车场院里密密麻麻地停满了新旧不等的自行车和摩托车，都是治安队从外地人员手中收缴来的，等人拿钱来赎。我们把车推出来，那三个当地烂仔模样的人立即把我们围了起来了。他们说我不懂规矩，抢了他们的生意，把我围在当中，其中一个还卷起了袖子，做出要打人的动作。

“表弟”不停地小声对我说：“算了吧，要不我买烟给他们算了？”我用眼神制止了他。

他们不知道我的底细，我也不愿意惹麻烦。我对“表弟”说：“他们不是要烟吗？你去店里买四包小能猫，给他们三人各一包，给我一包，然后走人。”

在得到烟后，那三个人还是紧盯着我们不放，显然对这点收获不满意。他们骂我是“北佬”、“捞仔”，让我 “滚回北方去！”

火药味越来越浓，一场冲突似乎不可避免，我急中生智，对“表弟”说：“你骑上车，带上我，开足马力，摆脱他们。”摩托车骑了三公里我才下了车，然后偷偷蹩回去。

回到家，我早已吓出一身冷汗，之后连续三天闭门不出。

3

我捞出来最大的物件是一辆货车。

请我帮忙的人是一个安徽牌友，他样子看起来有些萎琐，但嘴皮子很厉害，平时一副侠义做派，动不动就叫我“老大”。

他说因为没带暂住证，他的一辆货车被治安队扣了。他发誓说车是自己的，只是购车的凭证放到安徽家里了。

我找到治保主任，主任说：“这事你最好不要管。”

我问为什么。

治保主任说：“我们怀疑那辆车来路不正。再说这事儿已经交给派出所了，有本事你找派出所要。”

刚好，我有一个本地同事在派出所有关系，他说他可以搞定，但要让我的安徽牌友准备四条小熊猫。安徽牌友答应得相当爽快。

但一星期后，当同事把那辆货车交给安徽牌友后，这个人却立马人间蒸发了。我上当了。

同事说，为了搞出这辆车，他赔进去一条烟，一包大红袍。我提出我来赔偿那条烟和茶。同事说算了。

大约过了三个月，安徽牌友却再次找上了我，他的那辆货车又被治安队扣了。

上次的事情弄得我又丢面子又赊本，并不想再管，但安徽牌友承诺，连同上次的好处，他这次会一并兑现。

我又找到本地同事，同事说要五条小熊猫，多出的一条算是利息。至于这次的报酬，要等收到烟之后才谈。我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安徽牌友，安徽牌友毫不犹豫地买了五条小熊猫烟给我。

可这次，车却没有再被捞出来，因为同事根本没再去派出所。他说：“这样的人不讲信用，还出来混世界，操！”

安徽牌友天天找我问情况，搞得我烦不胜烦。最后终于察觉到我们根本没有行动，气急败坏地说要找人打我。

那一阵子我出门特别小心，生怕有人从暗角里出来敲我一砖头。

最后我从治保主任那里得知，那辆货车果然是安徽牌友从邻镇一个建筑工地上偷来的，他们是一个团伙，现在已经被抓了。我自以为是打抱不平，还是被人利用了。

4

我的“侠义”之举很快就在打工仔中得到传播，不时有人找我到治安队帮他们“捞人”，这让我很烦恼。有时也会有男性打工者请我帮忙，让我把他们介绍到治安队去上班。一个本地居民5000多人的村庄，治安队员300多人，还不算各个工厂自己的保安和各个村民小组自己的护村队员——简直是全民皆兵。

对于外来打工仔来说，治安队是当时他们能选择的最好的工作之一。工厂不好进，劳动强度大不说，环境还差，而且工资不仅非常低，还经常被罚扣，动不动被老板炒鱿鱼。如果能在治安队上班，虽然也不轻松，但工资是有保障的，不扣押工资，还可以动辄对人罚款中饱私囊——

自行车没上牌，罚20。

摩托车没有购置证，罚50。

没有暂住证，罚100。

要不就到治安队公事公办，送收容站，交更高的罚款或者等着被遣送。

物质的收入外，在治安队工作，地位都显得高人一等——仿佛与本地人一样——治安队管的都是外地人嘛。

他们往往会拿出两、三个月的工资请我牵线，我从没答应。我至今都不认同，治安队这一专门管理外地人的机构——就像我从来不认同暂住证一样，在这个国家的南方核心地带，有着“世界工厂”称谓的地方，我居住了二十多年，至今也没办过一张暂住证。

不久，本地人都开始传说我专门捞人赚了不少黑心钱，我不屑一顾，直到有一天，书记终于找我喝了茶。

我说：“我每打捞一个人或一个物件，都只收一包烟。”

“你缺买烟的钱吗？”

我说不缺。

“那为什么不好事做到底，一分钱都不收呢？”

“这你就不懂了，如果连这一包烟都不收，对我而言，没有成就感。对对方而言，他心里不安。就像做生意一样，讲求公平对等。”我回答。

“这样，今后我给你提供烟，你就不要到治安队捞人捞物了，免得别人说你的闲话。”

“其实这不关烟的事，在这里，居民身份证没有意义，暂住证才是真神，国家发的没有用，地方政府鼓捣出来的东西说了算，这不是怪事吗？”

“也许你说得有道理，可你知道我们村有多少外地人？12万！没有管理不是乱套了？治安队不收费，你以为村里有钱养活那么多人？总之，你以后捞人捞物我不管，但不能打着我的旗号，更不能弄出乱子。”

我没再说话。

5

在我几年的“打捞”生涯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是一个四川打工仔。

他因工伤断了一只手指，虽然经过多次抗争得到了7000元的工伤赔款，但他最终却被工厂开除了。几经周折找工无果后，他用居住的出租屋开了一间棋牌室，专门用于打麻将、斗地主和下象棋，当然必要时也可以赌三公、炸金花。

因为我曾经把他从治安队捞出来，只收了他一包“红塔山”（这时候红塔山已经不是市面上流行的好烟了），他认为我这个人很够朋友。

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打麻将。后来有人建议说，不过瘾，要炸金花。老板也很高兴——打麻将一晚上收15块钱的台费，炸金花每盘抽一块钱的水，一晚上最少可以抽100多块。玩着玩着，外面传来了敲门声，说是治安队来查暂住证，屋里顿时慌作一团。

敲门声越来越紧，后来发展成用脚踢门。

门开后，治安队首先问我有没有暂住证，我说没有，我会跟他们到治安队。接着他们又问四川打工仔。

“有，有，哪里敢不办暂住证呢？”说着他向窗台走去，做出寻找暂住证的样子。

就在我们愣神的一瞬间，就听到屋外传来沉闷的响声。原来四川仔从窗口跳出了下去。

后来，从二楼跳下去的四川仔变成了瘸子，我问他：“你为什么那样做呢？到了治安队，我自然把你弄出去。”

他说：“我看你都害怕的样子，怎么好再连累你？如果你当初把我弄出来，收了我的200块钱，或者把我介绍给你的女老乡好上了，这次我肯定不会跳窗，因为我不欠你的。这次我不仅没有暂停住证，而且还涉嫌聚众赌博，我不能再麻烦你，上次的情还没有还完呢？”

我说：“你蠢啊！我在治安仔面前示弱，是一种策略；再说，他们如果当众放了我，又如何处置你们？”

断了手瘸了腿的四川仔依然生活在这个南方核心地带的城中村里，他总也不肯回老家——据他说，那是一个穷山村，鸟不生蛋的地方。

后记

关于暂住证造就的悲剧，我还听过很多。

直到2003年3月，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的湖北青年孙志刚从打工的深圳到来广州，由于没有随身携带暂住证被治安抓住，后被活活打死。这一案件终于让国家高层震惊。8月，实行了20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终于结束。

从此，成千上万在珠三角打工的外来人员终于可以放心地走在异乡的街头。在东莞，这些被称为“北佬”、“捞妹”的打工仔打工妹从此有了另外一个统一的称号——“新莞人”。“三无人员”这一称谓也似乎淡出了历史。

在2004年5月之后，再也没人请我到治安队捞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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