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打捞实录

2016-11-15 19:45:08
201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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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我曾受聘于一个有着近5000名原住民的大村庄,做村委会文书。这不仅免除了我东奔西走的劳累,还能空出很多写作的时间。作为一个外乡人,我身上还担负着另一项工作——“捞仔”。

1

我的第一单“生意”,开始在1997年的夏天。

那天,我找到村里专门关押“三无人员”的临时场地——一个铁丝网围成的大笼子,里面挤挤挨挨装了四十多个外地打工仔,男女都有。他们或蹲或坐,抬着头四处张望。

铁笼子的门口,一群人正在排队交钱,每人200元,算是“赎身”费。一个胖墩墩的本地治安仔正笑咪咪地收着钱。

“生意好啊!”我对他说。他回头一笑:“大家发财,大家发财。”

交了钱之后,铁丝笼子里的某位就钻出来,走出治安队的大铁门,就算是重新回到“人间”了。

我到这里,也是来“捞”人的。

我的“棋友”程某,几天前被治安队抓了,他的老乡跑来找我,求我想想办法。

程某没在工厂流水线上做过工,而是用一辆三轮车跑单帮(对从事异地贩运的小本生意)。虽然和他不熟,但在我印象里,他是个老实本分的人。而程某被抓的原因,不过是因为“没有暂住证”。

在当时的这个大村庄里,没有暂住证是会被治安队抓住遣返的——但只要交200元就可以“赎身”。或许程某并不知道该怎么办理,又或许,他根本不愿意花那冤枉钱——200元,差不多是他十天半个月的收入了。

他老乡许诺,只要把人捞出来,他就会给我买上一条红塔山——这可是当时市面上最好的烟,每条110元。我犹豫片刻,答应试一试。

来到收容处之前,我找到了治保主任。治保主任不想答应——放走一个人,意味着他们少了200元的罚款——大约是当时一个普通打工仔十多天的工资。

但治保主任知道我的身份,“都像你这样,我们治安队这些人都去喝凉水?”

“要不我去找书记?”

治保主任想了很久,不情愿地答应了,但他强调了一句:“看在书记的面子上,下不为例啊!你们这些外地‘捞仔’!”

于是半小时后,我站在铁笼外面,大声喊着棋友程某的名字,然后就见程某从人群里站了起来。

出来后,他嘴里一直说着“好险”,据说再过半小时,他就会被送走,先到镇上的收容站,再到樟木头的遣送站,我忍不住问,“然后呢?”

“还是交罚款,涨价了,300元;如果还交不出或者不愿意交,就会被送到广东和湖南交界的地方强制劳动半个月,然后遣送回乡”。

他说这是铁丝笼子里的人告诉他的,里面已经有人三进宫了。

治安队“捉人”的生意很好,只要是晴好的天气,每天都有一车人被送到镇里的收容站,还有大约同等数量的人等在那里交罚款。治安队员的工作积极性都很高,一个个红光满面,趾高气扬。

而这样的情形,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

1997到2003年,我受聘于这个位于广东东莞的南方村庄做村委会文书期间,从村治安队里“打捞”出近百名外地人员,他们全部是没有办理暂住证的外来打工者。没有暂住证,他们就可能被抓,然后送到收容站,交上一笔钱或者强制劳动一段时间后被遣送回乡。

2

打捞过一次之后,后面就顺其自然了。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正在村里的接待室看电视,一个打工仔走进来,说要找领导,他说刚买的摩托车就被治安队扣了。听口音,很像是我的老乡。

“你的车是偷来的吗?”我问。

“刚从虎门买来的,来不及上牌,但我有购置证。”

“车呢?”

“扣在治安队。”说罢,他就要掏扣押单给我看。

“不要找领导了,我帮你。”他的语气腔调和我的一个表弟几乎一样。我决定帮他。

我在治安队找治保主任要车,并把扣押单和购置证给他看。

他问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我回答说是表弟,治保主任不信。

“你哪来的那么多老乡朋友,不是从中收黑钱吧?如果收黑钱,我对你不客气,把你也抓进去!”

我没吭声。治保主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小马,你也是没办暂住证的,信不信我把你也送到樟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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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保主任指的是“樟木头三无人员收容遣送站”,治安队抓到没有暂住证的“三无人员”之后,先集中在各镇的收容站,经过甄别(其实就是罚款)后,把没有交罚款的人统一送到这里。这是一个让外来打工仔恐惧的地方。

我笃定他不过只是威胁罢了,依然坚持要取走车,他最终还是放行了。

去取车的路上,我发现有三个疑似当地“烂仔”(小混混)的人一直尾随我们。“表弟”告诉我,“后面这三个人说能帮我把车取出来,但要给他们一个买一条‘小熊猫’,我没答应。”

我在心里算了下,三条小熊猫好几百元,一个打工仔一个月也挣不到。

停车场院里密密麻麻地停满了新旧不等的自行车和摩托车,都是治安队从外地人员手中收缴来的,等人拿钱来赎。我们把车推出来,那三个当地烂仔模样的人立即把我们围了起来了。他们说我不懂规矩,抢了他们的生意,把我围在当中,其中一个还卷起了袖子,做出要打人的动作。

“表弟”不停地小声对我说:“算了吧,要不我买烟给他们算了?”我用眼神制止了他。

他们不知道我的底细,我也不愿意惹麻烦。我对“表弟”说:“他们不是要烟吗?你去店里买四包小能猫,给他们三人各一包,给我一包,然后走人。”

在得到烟后,那三个人还是紧盯着我们不放,显然对这点收获不满意。他们骂我是“北佬”、“捞仔”,让我 “滚回北方去!”

火药味越来越浓,一场冲突似乎不可避免,我急中生智,对“表弟”说:“你骑上车,带上我,开足马力,摆脱他们。”摩托车骑了三公里我才下了车,然后偷偷蹩回去。

回到家,我早已吓出一身冷汗,之后连续三天闭门不出。

3

我捞出来最大的物件是一辆货车。

请我帮忙的人是一个安徽牌友,他样子看起来有些萎琐,但嘴皮子很厉害,平时一副侠义做派,动不动就叫我“老大”。

他说因为没带暂住证,他的一辆货车被治安队扣了。他发誓说车是自己的,只是购车的凭证放到安徽家里了。

我找到治保主任,主任说:“这事你最好不要管。”

我问为什么。

治保主任说:“我们怀疑那辆车来路不正。再说这事儿已经交给派出所了,有本事你找派出所要。”

刚好,我有一个本地同事在派出所有关系,他说他可以搞定,但要让我的安徽牌友准备四条小熊猫。安徽牌友答应得相当爽快。

但一星期后,当同事把那辆货车交给安徽牌友后,这个人却立马人间蒸发了。我上当了。

同事说,为了搞出这辆车,他赔进去一条烟,一包大红袍。我提出我来赔偿那条烟和茶。同事说算了。

大约过了三个月,安徽牌友却再次找上了我,他的那辆货车又被治安队扣了。

上次的事情弄得我又丢面子又赊本,并不想再管,但安徽牌友承诺,连同上次的好处,他这次会一并兑现。

我又找到本地同事,同事说要五条小熊猫,多出的一条算是利息。至于这次的报酬,要等收到烟之后才谈。我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安徽牌友,安徽牌友毫不犹豫地买了五条小熊猫烟给我。

可这次,车却没有再被捞出来,因为同事根本没再去派出所。他说:“这样的人不讲信用,还出来混世界,操!”

安徽牌友天天找我问情况,搞得我烦不胜烦。最后终于察觉到我们根本没有行动,气急败坏地说要找人打我。

那一阵子我出门特别小心,生怕有人从暗角里出来敲我一砖头。

最后我从治保主任那里得知,那辆货车果然是安徽牌友从邻镇一个建筑工地上偷来的,他们是一个团伙,现在已经被抓了。我自以为是打抱不平,还是被人利用了。

4

我的“侠义”之举很快就在打工仔中得到传播,不时有人找我到治安队帮他们“捞人”,这让我很烦恼。有时也会有男性打工者请我帮忙,让我把他们介绍到治安队去上班。一个本地居民5000多人的村庄,治安队员300多人,还不算各个工厂自己的保安和各个村民小组自己的护村队员——简直是全民皆兵。

对于外来打工仔来说,治安队是当时他们能选择的最好的工作之一。工厂不好进,劳动强度大不说,环境还差,而且工资不仅非常低,还经常被罚扣,动不动被老板炒鱿鱼。如果能在治安队上班,虽然也不轻松,但工资是有保障的,不扣押工资,还可以动辄对人罚款中饱私囊——

自行车没上牌,罚20。

摩托车没有购置证,罚50。

没有暂住证,罚100。

要不就到治安队公事公办,送收容站,交更高的罚款或者等着被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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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收入外,在治安队工作,地位都显得高人一等——仿佛与本地人一样——治安队管的都是外地人嘛。

他们往往会拿出两、三个月的工资请我牵线,我从没答应。我至今都不认同,治安队这一专门管理外地人的机构——就像我从来不认同暂住证一样,在这个国家的南方核心地带,有着“世界工厂”称谓的地方,我居住了二十多年,至今也没办过一张暂住证。

不久,本地人都开始传说我专门捞人赚了不少黑心钱,我不屑一顾,直到有一天,书记终于找我喝了茶。

我说:“我每打捞一个人或一个物件,都只收一包烟。”

“你缺买烟的钱吗?”

我说不缺。

“那为什么不好事做到底,一分钱都不收呢?”

“这你就不懂了,如果连这一包烟都不收,对我而言,没有成就感。对对方而言,他心里不安。就像做生意一样,讲求公平对等。”我回答。

“这样,今后我给你提供烟,你就不要到治安队捞人捞物了,免得别人说你的闲话。”

“其实这不关烟的事,在这里,居民身份证没有意义,暂住证才是真神,国家发的没有用,地方政府鼓捣出来的东西说了算,这不是怪事吗?”

“也许你说得有道理,可你知道我们村有多少外地人?12万!没有管理不是乱套了?治安队不收费,你以为村里有钱养活那么多人?总之,你以后捞人捞物我不管,但不能打着我的旗号,更不能弄出乱子。”

我没再说话。

5

在我几年的“打捞”生涯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是一个四川打工仔。

他因工伤断了一只手指,虽然经过多次抗争得到了7000元的工伤赔款,但他最终却被工厂开除了。几经周折找工无果后,他用居住的出租屋开了一间棋牌室,专门用于打麻将、斗地主和下象棋,当然必要时也可以赌三公、炸金花。

因为我曾经把他从治安队捞出来,只收了他一包“红塔山”(这时候红塔山已经不是市面上流行的好烟了),他认为我这个人很够朋友。

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打麻将。后来有人建议说,不过瘾,要炸金花。老板也很高兴——打麻将一晚上收15块钱的台费,炸金花每盘抽一块钱的水,一晚上最少可以抽100多块。玩着玩着,外面传来了敲门声,说是治安队来查暂住证,屋里顿时慌作一团。

敲门声越来越紧,后来发展成用脚踢门。

门开后,治安队首先问我有没有暂住证,我说没有,我会跟他们到治安队。接着他们又问四川打工仔。

“有,有,哪里敢不办暂住证呢?”说着他向窗台走去,做出寻找暂住证的样子。

就在我们愣神的一瞬间,就听到屋外传来沉闷的响声。原来四川仔从窗口跳出了下去。

后来,从二楼跳下去的四川仔变成了瘸子,我问他:“你为什么那样做呢?到了治安队,我自然把你弄出去。”

他说:“我看你都害怕的样子,怎么好再连累你?如果你当初把我弄出来,收了我的200块钱,或者把我介绍给你的女老乡好上了,这次我肯定不会跳窗,因为我不欠你的。这次我不仅没有暂停住证,而且还涉嫌聚众赌博,我不能再麻烦你,上次的情还没有还完呢?”

我说:“你蠢啊!我在治安仔面前示弱,是一种策略;再说,他们如果当众放了我,又如何处置你们?”

断了手瘸了腿的四川仔依然生活在这个南方核心地带的城中村里,他总也不肯回老家——据他说,那是一个穷山村,鸟不生蛋的地方。

后记

关于暂住证造就的悲剧,我还听过很多。

直到2003年3月,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的湖北青年孙志刚从打工的深圳到来广州,由于没有随身携带暂住证被治安抓住,后被活活打死。这一案件终于让国家高层震惊。8月,实行了20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终于结束。

从此,成千上万在珠三角打工的外来人员终于可以放心地走在异乡的街头。在东莞,这些被称为“北佬”、“捞妹”的打工仔打工妹从此有了另外一个统一的称号——“新莞人”。“三无人员”这一称谓也似乎淡出了历史。

在2004年5月之后,再也没人请我到治安队捞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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