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病房里的西安人

2016-11-17 16:03:41
6.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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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

2012年9月15日,西安。

担任西安某都市报评论部主任后,江雪不直接进入新闻现场已经有些年头。这天下午,她和朋友在家附近的茶馆分别,微博上扩散的一些信息让她隐约不安,她嘱咐开日系车的朋友注意安全。

城外北郊,李建利夫妇正带着儿子和即将过门的儿媳妇,在建材市场里转得不亦乐乎,大儿子婚期将至,物件也基本备齐了。他们驾驶的白色丰田卡罗拉,买回家刚一年多,此刻在日光下锃光发亮,正如他们的心情一样闪耀。

然而韩宠光的情绪可不美妙,他正在辖区派出所焦头烂额地同警察争论。他申请的“9·18”游行活动,召集了全商城的300多户商家加入,他的心里有股热血正在翻腾着。可现在,眼前的民警劝他撤回游行申请,他既疑惑又恼火,决定上街看看。

西安以钟鼓楼区域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将这个方方正正的城市切割为规整的形状。大街的路标用典雅的木雕装饰着,这座古城企图用每一个彰显文明的细节,俘获驻足这里的人们。

2012年9月15日,这四条大街上挤满了人,他们原先分布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和那些不知名的街道一样默默无闻。而现在,他们昂首阔步地涌上了这四条主干道,他们从未像这一刻一样地坚信,自己是这个国家某种权益的捍卫者。

游行的人潮打着各式标语游行的人潮打着各式标语

终于,在西门外的大街上,在一场被官方称为“反日保钓游行”的活动中,三个素昧平生之人的命运,相遇了。这一天,这座以悠久历史著称的城市,充斥着疯狂的人群、被砸毁的车辆、被碾压的围栏,咒骂声、呻吟声、哀嚎声,眼泪以及鲜血,还有一些无法随时间消逝的隐痛——李建利的伤病、韩宠光的困惑和江雪的羞耻感。

遭难者

他们没想到,走了四年,至今没有走回家。

人群中,王菊玲站在车的一边苦苦地哀求砸车者,“我们错了,我们以后再也不买日本车了”。一转身,另一边的丈夫已经瘫倒在一辆白色面包车下,血流如注。她嚎叫着跪倒在丈夫身边,喊着“救命”,眼前这个身体却毫无反应。

王菊玲说:“血捂都捂不住。鼻子、嘴全都冒血,是血浆,还不是血。我当时先拿手捂的,都能感觉到那个洞。”

王菊玲向围观人群求救王菊玲向围观人群求救

围观群众纷纷拿出手机拍照。韩宠光拨开人群,见到李建利的时候,他心里估摸着这人已经没救了,因为他认出那些粘稠的、白色中带有血丝的东西,是脑浆。想到交通已经瘫痪,拨打急救电话不如自救,他拦下一辆出租车,和王菊玲一起将李建利抬上车,此时,一位民警出现,为他们开道。

他们的身后,砸人者还没有放过李建利那辆白色的丰田卡罗拉,游行的队伍还在浩浩荡荡地前行……

王菊玲评价丈夫“嗜车如命”。在9·15那天,“车”和“命”两个字,竟这样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今年55岁的李建利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王菊玲的老家在河南,两人因在同一家单位上班而结识。2000年,二人先后下了岗,开起了出租车,一个人开白班,一个人开夜班,夫妻相聚的时间几乎没有。但是收入增加了,下了岗的夫妻俩竟让生活出现了新的转机。回忆起那段时光,王菊玲说“有苦有甜”。

苦的细节都飞快地带过,王菊玲更愿意眼含笑意地聊起生活中的“甜”:经济条件好了,“生活有希望,有奔头”。在王菊玲看来,这还有什么不满足?两年后,开出租车攒下了积蓄,在朋友的介绍下,二人又经营起二手车生意,良好的信誉和丰富的资源,让他们的二手车买卖红红火火。夫妻俩健身、旅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喜爱旅游的李建利夫妇喜爱旅游的李建利夫妇

除了经济来源始终与车挂钩,李建利本身就是汽车爱好者,家里的家用车换过三辆。说起丈夫对车的爱,王菊玲回忆到,她曾和朋友开着家里新买的车出门办事,新车被撞,急忙赶来的丈夫竟然首先钻到车底下查看车的受损状况,而不是自己的伤情。

在对“9·15”那天的讲述中,王菊玲悔过选择的道路,悔过回家的时机,怪过自己的命运,甚至怪过路中间阻碍车掉头的围栏,当然,也恨过那个肇事者——挥舞U型锁,狠狠砸向丈夫脑袋的蔡洋。

到了最后,这个苦心经营家庭的女人——她跑出租车时因怕找不到厕所而不敢喝水,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寿司和省油的车——万分坚定地对我们说:“我觉得归根结底,这事儿还是怪日本人。”

“爱国者”

他不确定警方给他的信息是否确切,以及混乱的程度到底如何。

出生于河北邯郸的青年韩宠光,彼时正在西安经营五金生意。在游行示威这件事上,他一直跃跃欲试。

1999年,韩宠光还是个高中生,正值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事件,街头游行抗议的人中,他是其中的一分子。那种每个人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热血上涌的感觉,他至今记得。

13年后,在西安,韩宠光又看到了相似的景象:游行的队伍喊着口号,摩托车迎宾队、豪车迎宾队组成长长的车队。看到车队开道的情景,韩宠光内心那股燥热的东西再次被撩动,韩宠光想,三天后,他申请的“9·18”游行也要这样搞。

为游行开道的“豪车迎宾队”为游行开道的“豪车迎宾队”

他继续往人群中扎。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上是乌泱泱的人群,他们举着牌子,打着横幅,像一架所到之处只留废墟的巨型机器,所有的个体都失去了差异化的面目、身形和动作。

然而,眼前的场面很快让韩宠光从觉得熟悉,到开始感到诡异和惊慌。因为人们已经不只是游行,而是开始了砸车、砸店。

韩宠光说道:“有一个戴着黑墨镜、穿着黑色短袖T恤的人,他把人召集起来,跟他们说砸的时候怎么砸,怎么掀翻,遇到抵抗要怎么样。说‘一个也不放过’,好像计划好的一样。”

“黑衣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游行的队伍来到了路南边的汽车店。这家以卖日系车为主的汽车店早已闻讯关门,然而几个小伙子还是“齐心协力”撬开了卷闸门。

“一排小伙子喊着口号,哐哐跺,下边变形了之后,手能塞的时候,一二三就往外扯,愣是把这个门给拉扯了,跟撕纸一样。 ”

另一边,一伙人正在殴打店主。那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白白净净的脸庞,高个子,还领着一个女孩。他跪倒在地,嚎啕大哭,对着自己的同胞磕头求饶,鲜血糊满了脸。

遇见李建利夫妻时,接近下午四点。韩宠光用手机拍下了当时混乱的画面,他清楚地知道,凶手很可能就出现在他正在拍摄的某个镜头之中。后来,他提供的视频资料,果然为警方抓获主犯蔡洋提供了帮助。

从西门走到玉祥门、莲湖路、北大街、北门外,然后从北门外又折回去,回到钟楼。这一路,韩宠光跟着游行的队伍,不断地劝阻着砸车者,“我们别欺负女人”,“算了吧,都是中国人”。他知道他无法制止,只能尽量减少破坏。

直到傍晚天降大雨,游行的人潮才逐渐散去。韩宠光告诉我们,那天除了很多车辆商店被砸,还有很多店铺被人乘乱洗劫。这场打着“爱国”旗号的游行,彻彻底底地变质了。

四年后,韩宠光还记得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那天早些时候,他们在西门偶遇。“他问我,叔叔,叔叔,他们为什么要砸车,为什么要打人呢?”韩宠光一遍遍地向我们重复这个场景。这个曾经热血的“爱国者”,将永远受困于这样一句稚气的提问。

那天之后,韩宠光将他的游行申请撤消了。

记录者

她是因为那一天,而毫不犹豫地再次走上新闻第一线的。

“9·15”当天,网上的诸多消息让江雪按捺不住心情,第二天,她走访了现场。市区已经进入戒严状态,各个城门有武警把守,有些地方则是一片狼藉,“整个城市,如临大敌”。

接下来的四五天时间,江雪开始采访亲历者。其中,“一个伤心的妈妈”张辉(化名)让她印象深刻。

那天,这位年轻的母亲开着日系车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里采树叶做书签。寻常生活的美好,最终演变成他们内心永恒的伤痛,孩子们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疗,如今的恢复情况不明。江雪去采访的当天,母亲的膝盖上还有淤青——她跪着哀求砸车的人群,说车上还有孩子,但车还是被砸了。

砸车者拦下张辉(化名)的车砸车者拦下张辉(化名)的车

“爱国可能成为流氓的庇护所、遮羞布”,江雪说。可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流氓”在做这些事情?

“9·15”一年后,造成李建利重伤的主犯蔡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那时他才21岁。蔡洋是河南南阳人,2009年来到西安做泥瓦工,工作之余的最大爱好就是网络游戏。2012年9月15日当天,他提早下工,花35块钱买了面大国旗,神气地汇入人流。

在西安的三年中,蔡洋没有攒下任何积蓄,但他献过五次血,还把献血后的慰问品送给工友。据工友说,蔡洋平日看不出任何激进和暴力倾向,受了委屈,也选择忍耐。但当他跳起来把手中的钢制U型锁砸向李建利的那一刻,却使足了全力。

重伤李建利的肇事者蔡洋(汽车后座者)重伤李建利的肇事者蔡洋(汽车后座者)

“本质上来说,那天遭受伤害的每一位无辜者,都是在为我们每一个人受过”,江雪在她的文章《“九一五”:西安之痛》中这样写道。被问起那一天对她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江雪回答她不会考虑买日系车了。但是,这个选择不是因为“反日”或“爱国”,而是出于对“同胞”深深的恐惧。

江雪后来告诉我们,“9·15”后的一个月,西安开了第一家日系服装品牌优衣库连锁店。那天全场爆满,人们疯狂抢购的劲头,丝毫不逊色打砸抢的那一天。

钟声

2016年10月19日,9·15事件四年后的西安。

李建利还住在四年前的那间45号病房里。直到今年8月,王菊玲才领到了52万元社会救济,今后漫长的康复治疗怎么继续,还毫无着落。李建利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和学习欲,但已彻底失去了右半边身体的活动能力,曾经热爱旅行的王菊玲,四年来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西安近郊。领到救济款那天,儿子开着四年前被砸的那辆车,载着他们出门散了散心。

李建利的住院费用一日清单李建利的住院费用一日清单

韩宠光已经在另一座城市开始了新的创业。来见我们那天,他的私家车后座上放着两本书,一本关于网络金融,一本关于莫奈的艺术。他说他最爱做的事情还是看书,什么书都看。不知道在哪本书里,有他心中困惑的答案。

江雪从原先供职的报社离职两年了,当年报社拒绝发表她关于“9·15”的报道,她在四年后又发布在了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上,阅读量破了十万。做独立媒体人给了她更多的自由和不确定性,她说自己始终有股莫名却执着的“正义感”,那是她大学学法律时就已经埋下的。

在西安的最后一天,我们跟着韩宠光和江雪前往医院探望李建利。四年来已经基本失去联系的三方,再次相见了。江雪细致地询问起他们生活的现状,李建利两口子突然泣不成声。

医院正南方六七百米,有一座报时的钟楼,每到整点,《东方红》的乐声就会渗透到方圆几公里的每个角落,当然,也包括李建利的45号病房。那里的墙面上常年贴着“意识不清/清醒期卧床患者的康复锻炼计划”,窗台上放着三盆小型绿植,王菊玲说这算是偷偷养的,因为医院不允许。

告别了李建利,我们往钟楼走。西安——它依旧是最受外国人喜爱的排名第二的中国城市,也是日本人心目中“中国古文明的象征”。我们站在它的街道上,抬头看着时钟指向整点,沉默地等待摄影机和记忆将这一切收录进去。

本文转自公众号“晓世”(xiaoshi_lnrs),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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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