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里的黑帮老大

2016-11-21 21:16:05
201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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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我从小就认识超哥,但他的经历我并不太了解。一次偶然的机会,超哥和我谈起了他的经历。我想,在这些小人物跌宕起伏中,足以窥见一个时代的悲欢。以下是超哥的口述。

1

我今年40岁,贵州人,1993年下半年来到店口(编者注:店口镇,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下辖的一个中心镇),到现在已23年了。

我家里穷,兄弟两个都想上大学,我妈说:“你们两兄弟只有一个能上大学,另一个必须出去打工。”当时我弟弟14岁,我17岁,我不可能对他说,“你出去打工,我来上学。”

选择到浙江这么远的地方,是因为那时读书用的三角板、文具盒、铅笔还有练习簿上都印着“中国杭州制造”。

当时我就想,浙江这么发达,这么多厂,我们要是去学点技术,回到家乡肯定有发展。于是,我和一个同学一起买了车票,准备到杭州。

穷山沟里长大的孩子没坐过火车,我生病了,一坐就坐过了站,到了诸暨。头晕得实在受不了,就在诸暨下了车,心想,“管它是哪儿,反正是浙江的地界。”

那时候,诸暨这个地方还挺冷清。我们在面馆里问人,去哪里可以学点技术。那些人说:“到我们这个地方,要么去大唐做袜子;要么去山下湖做珍珠;要么去枫桥做衬衫;要么去店口做汽配。”

当时就心想,“做汽配好!机械行业,要是能进去学点技术,以后不是发财啦?”所以,我们到了店口。

背着书包就往菜市场门口一站。一个老太婆过来问我们:“小鬼,你们是不是来打工的?”我们说是。她说,“我们家做螺丝,3厘钱一颗,你做上3000颗,能赚9块钱。”

我们心里一盘算,“一个月30天,还可以请假休息一天,三九二百七十块钱啦,不就发财了吗?”当然,我们并没算自己一天是否能做3000颗,就傻傻地跟着她走了。

我们从做学徒做起,一开始就只知道噼里啪啦地做,没点过数。做了差不多半个月,老板说:“你们的技术都差不多了,可以开始计件了。”

不点不知道,一点吓一跳,我一天才做600颗,报废的还要扣钱。老板安慰道: “熟练了就会慢慢快起来的。”

可我心里清楚,一天哪能做3000颗,做1500颗就已经是高手了,这样一算,我还有什么希望呢?

后来,老板女儿拿了一份合同让我们签,一签就是三年。

2

那段时间,我们跟老板同吃同住,天一亮,老板家就开始乒乒乓乓地洗锅,让人想睡都睡不着。到了晚上,他们家连小孩都主动去做螺丝,我们这些打工的,就更不能休息了。

过了半年后,我才觉得不对劲——老板怎么不发工资啊。老板娘点数,老板记账,想拿工资该找谁呢?表面上,他们家对我们就像亲儿子一样,有好吃的也给我们吃,直到有一天,老板女儿来说了声,你们做了多久多久了,现在有多少多少钱了,回家的话,还可以给你妈妈200块。

北上的“良民”变成了“流氓”

可我到底挣了多少呢?一翻本子,零零碎碎,除去自己花的,大概只剩下170、180块钱。

我来时是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的,可做了半年,每天累得不成样子,才剩一百多块钱。那晚。我一分钱没拿,趁着老板家睡觉的时候,把鞋子提在手上,悄悄地走了。

从那里离开,我就在街上瞎晃,看到一个广告牌上写着要招人,我就跑去问,是做氧焊的(氧焊在当地很重要,就是把汽车、机械上的油管、接头焊牢)

当时,我的工作就是把管子抓起来,安好,让老板娘去焊接,一个月80块钱。我想就先做着,等把这个技术学会了,就可以去做些别的。一开始,我就在旁边盯着老板娘,看她怎么点火、烧、焊。入行第3天,老板和老板娘有事出门了,有人拿着管子过来,让我们帮忙加工。

那时候没有电话、传呼机,没办法,我只得开始上手帮着做,没想到还做好了。那个人很慷慨地给了我20块钱。

老板娘回来,我把这事告诉她,老板娘很惊讶,“你学过呀?”我说没有。晚上吃饭的时候,老板告诉我:“你的工资加一倍,160块钱一个月。”

就这样,我就留在他家,前后断断续续地做了将近11年。

3

那时候,大约有3、4万贵州人在店口。但实际上,加上周边的,没钱去办暂住证的,在店口谋生的贵州人大约有10万人左右。

一开始,贵州人在这里很受欺负。

当时江西来打工的人更多,他们在老街那里“ 摆桌子”(收保护费),来这里打工的贵州人,都要上交200到300块的保护费。他们就像派出所的人一样,拿个笔记本来查夜,见人就问:“哪里来的,交保护费没有?”

不交就打,打跑为止。

天底下,没那么多公平的事。可我的性格是受不得委屈的那种。那时候就知道蛮干,被惹火了也不讨说法,“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一刀就砍上去。”

我更见不得身边的朋友亲人被欺负。

当时,有一个小孩是我同村的,江西人每次见到他,都“ 儿子、儿子”地叫。有一次他没交保护费,就被江西人给打了一顿。

我们贵州人在这里,就像一地红薯。我带我同学,我同学带他的堂姐堂妹,带他村庄里的人,带他的亲戚朋友……不知为什么,我只觉得自己有义务保护他们。那个同村的小孩被打了,我就叫了一帮人,准备晚上偷袭江西人。

当晚,我们径直冲到他们老大的房间,掐着脖子,把他的耳朵割了下来。

自从这件事情过后,我们贵州人见到之前那些江西人,上手就打。他们下手没我们狠,也打不赢。更何况,他们不像我们贵州人那么团结,几次过后,江西人就被打跑了。我们的“江山”就是这么打下来的。

4

因为打架,有几个兄弟还坐了牢。除此以外,我们也带人围攻过派出所,是我和另外几个人领的头。当然,这也是事出有因。

当时,我朋友的外甥在一个老板家打工,16岁的孩子才刚做了两三天。那天,老板用方言对他说:“你到楼上把铜棒拿两根下来。”小孩没听懂,就问旁边干活的本地人。

那个本地人便跟小孩开玩笑说:“老板说上面有个美女,让你去陪美女。”小孩当玩笑,就闷头继续做自己的活儿。老板下来了,见孩子没动,“叫你帮我干活竟然不干?”说完,拿起个竹凳子就往小孩身上打。

一凳子下去,孩子骨头就断了。

出事之后,我们都去店口派出所调解。在调解现场,有老板、当事人、我们几个亲属,还有警察。派出所的警察当着我们的面,用本地话对那个老板说:“ 钞票给他们几个就行了,打个外地人有什么关系啊,他们不就是要钱嘛。”

当时我已经能听懂方言了,直接骂那个警察:“去你妈的,没这种事情,外地人也是人,你以为你说的我听不懂啊!”

警察说,“我说的,你想怎么样?”

“行,那这个事情你今天不用解决了。”

我们骑自行车,一个通知一个,一传十,十传百,全店口的贵州人基本上都到齐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把店口派出所围了个水泄不通。派出所出动了全副武装的防爆警察,要跟我们干。

我们是在理的,他们连门都不敢开。派出所所长下来,对我说:“今天这个事情因你而起,你要不把人群疏散了,等一下这里出什么交通事故或者岔子,我第一个找你。”

“没事,你找我好了。”我说。

过了一会儿,公安局长下来了。我们的要求很简单,首先要给这个小孩医治,看好了再谈赔偿问题(那时候我们也开始懂一些法律,找律师咨询,最后赔偿加了倍)。那天,我们贵州人谁也没被抓,派出所长被抓走了。事后政府也提醒我们:“你们不要动不动就要造反。”其实,我们不是造反,是说理,只被他们轰了出来。

但这个事情也把当地的贵州人给害苦了——后来,所有招工的牌子上最后一行都写着:谢绝贵州人,或者,贵州人除外。

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厂不要我们贵州人。

5

差不多就是从这件事开始,我的名声就传了出去。

当地有一些别人调解不好的事,我去几句话就能讲好;出了事,这里的老板们页会主动来找我,如果不来,我知道了,也会去找他们。

有一个老板家有台机器,一连三天连续出工伤,把几个工人的手指都给压断了。工人开始要闹,老板找到我,要我出面调解。

我也没什么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在桌面上把事情谈好。事情终究是要解决的,是私下心平气和地谈呢,还是去劳动局,或者走法律途径?都是可以选择的。但实际上,没人愿意走法律途径,打官司一是没时间,二也打不起。老板也不会为了这几千块钱的小钱消耗时间,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当然,一开始这些老板是不会听我的,他们找过本地的流氓。

但是无论是本地流氓,还是外地流氓,大家都是流氓,就像梁山好汉一样,都是社会兄弟。我们一起吃吃饭,喝喝酒,有时还搞个仪式,几个人结拜一下。慢慢地,老板也就不找他们了。

北上的“良民”变成了“流氓”

当然,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到现在为止,我总共被判过3次刑,被拘留过14次。可没有一次是为了自己的事,全是为了别人。

刚开始那几年,政府并没怎么管我们。

也不是不管。如果砍了别人的手,打断了别人的脚,警察当然要来抓。我花个10块钱,打个摩托车就逃走了,连气味都找不到,因为当时根本没人认识我。后来名声在外,我就成了派出所的重点监控对象。比如我现在和人谈事情,派出所那边很快就知道了。

又过了几年,大家都盯着经济去了。如今一群人去闹事这样的事也不可能再发生了。现在的小孩,都想着安安分分打几年工,养好自己的父母和小孩,“打打杀杀没意思了。”他们总这么说。

我也再不打工了,刑满释放出来就开始做生意。

刚开始,我做“投资”,就是放高利贷。一开始,我没意识到这些关系是资源。还是有一次在拘留所,和以前的一个镇长关在一起。他问我:“回店口能做什么?”我说:“什么都没有,只有朋友,有一张很大的网,几乎每个村最调皮的几个人都认识,每个村里的村官我都认识,每个村里的大老板我也认识,而且都是哥们儿。”

他就对我说:“你有一样很宝贵的东西,你有一张网,一张很有用的‘人网’,你把这张网用好了,你就可以做点什么了。”

我记住了他的话。出来的时候,有个朋友在做投资生意,我就去帮他。

我知道村庄里每个人的名字、背景、后台,也知道借出去的钱能不能收回来。这样做了两年,赚了一点钱。可是货币流通太快,你借我借的,高利息越滚越多,好多人都被搞死了。

到最后,山穷水尽,我自己赚的钱也赔了进去,一分都没有了。

于是又从零开始,跟一个朋友合作搞装修公司。他出钱,我出力。现在生意越做越大,正准备做物流。

6

我到浙江20多年了,有个本地的朋友跟我说:“你小子口口声声说在家里是良民,怎么一到这里,就变流氓了呢?”

我说:“那是你们浙江水土不好。晏子使楚不是说了嘛,‘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个地方的橘子本来是甜的,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种就是酸的了。所以说,我本身是好的。如果我还是在农村待着,我肯定知道玉米怎么种,猪要怎么养。但是到了你们这个地方,接触的东西不一样了,对事情的看法就全变了。所以,主要还是受这里的水土影响变坏的。”

时势造英雄,也造流氓。人发生改变的那一瞬间,从来都不是自己能够主宰的。

本文转自公众号“土逗公社 ”(potu_groundbreaking),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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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CFP
题图: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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