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永不下岗

2016-11-29 20:07:06
6.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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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那年春晚,小品演员黄宏喊了一句:“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真正承受时代痛苦的人,往往没机会说些什么。

1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下岗了。

母亲是残疾人,少了一只脚,靠假肢行走,一直没找到过工作。父亲年轻做工人时落下的腰伤一直没大好,本也不能指望多好的岗位,下了岗,家里便没了经济来源。

靠着几个朋友找了找关系,一个国营工厂收下了他。领导看他年近五十,又只是初中学历,叫他去给工厂的澡堂烧锅炉,顺便看守后门。这工作挣得不多,倒也算稳定。

在那之前两年,我家住的地方拆迁。我家不是拆迁户,分不到新房。父母只好东拼西凑借了一笔钱,在市郊买了一套。家里的家具并不多,两张床,两个立柜,一个缝纫机和零零碎碎几个桌椅。然而母亲还是为着搬家发愁。新家很远,雇不起汽车搬运。

母亲想找几个朋友帮忙搬家,父亲不同意。朋友们来了,肯定会出钱把车雇了。因为买房,已经向他们借过不少,父亲不想再让他们白给我们掏钱。他说:“我一个人能行,多跑几趟。”

周末搬家时,父亲借了一个板车,把大件的家具摞上去,用麻绳捆好。母亲和姐姐背着衣被,准备提着各种零碎物件乘电车过去。父亲让我和母亲一起坐电车,帮她提点东西。母亲则要我帮父亲扶着家具,以免掉下来砸伤人。我听了母亲的,但就算我举起手来,也够不到摞在板车最上面的椅子。

说是扶着,其实只是跟在后面走。父亲心情不错,说:“这车大,拉的多,咱们两趟就完事了。”

我之前见人用板车,通常是推着。但这次车上的东西太重,推不动,得拉。车头钉着一个铁环,专门用来拴皮带。板车的两个把手只能用来保持平衡,真正吃力的是斜勒在胸前的皮带。父亲在肩膀上搭了条毛巾,免得被皮带勒破,这是他在工程队时得来的经验。

他把身子前倾得像是要趴到地上,右腿使劲一蹬,再从喉咙里低沉地哼一声,板车就开动了。我在姐姐的语文课本上看过一张图,叫“伏尔加河的纤夫”,里面的人就是父亲此时的样子。

一路上,每隔几分钟,父亲就问一句:“你累不累?”我答一句:“不累。”其他时间,父亲就给我讲沿途的地名,伴随着时不时的咳嗽。皮带肯定勒得他不好喘气,因为他粗重的呼吸声里夹杂着砂轮互相摩擦的声音。我一直紧张地盯着车顶上摇摇欲坠的椅子,根本没听进去他说的话。

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父亲把板车停在路边,自己坐在旁边休息。他点了根烟,又递给我五毛钱,命令我去坐电车。我拒绝了,因为我总是害怕最上面那把椅子掉下来砸到他,我得帮他盯着。父亲催了几遍,见我态度坚决,也就作罢。

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凑上来问:“你这家具是不是要卖?”

父亲看着他笑,说:“看你出多少,出的多就卖。”

那人也就没再问。等父亲抽完了烟,我们重新上路。

我问:“还有多远?”

他答:“不远,已经走完一半了。”

剩下的路上,他还是几分钟问一句累不累,我也还是那么答。不过到下午他坚决不许我和他同行了。

2

新家离我和姐姐的学校太远,我们只好转学。姐姐的学校很快联系下来,我的却一直悬而未决,于是我还在之前的小学上学。拆迁后我们临时租的房子还没到期,除周末外,我还在那里住,便于上学。

母亲住在新房,照顾姐姐。她每天起早贪黑,在新家附近的路边摆摊卖菜,补贴家用。平时只有父亲晚上来陪我过夜。不过等他帮母亲收了摊,再骑车回来时,我通常已经睡熟。等我早上起床,父亲已经去了批发市场,走之前他会把我的一日三餐都做好。

那段时间我很自由,放学后便和同学出去玩,没人逼我在家里写作业。然而等小伙伴们一个一个被父母叫回家后,我也只得回家了。回家自己热饭吃,再写作业。如果写完作业还不想睡觉,闲极无聊就拿出父亲给我的唐诗三百首,在纸上抄。等困了,就把纸揉成一团扔掉。

有一天,父亲从垃圾桶里翻出来我抄的诗,自己照着抄了一遍,又把我揉成一团的纸抹平,并排放在他抄的纸旁边。我写的字很潦草,他的字很漂亮,或许他是想借此督促我练字。

从那天起,我抄完诗以后就不扔掉了,而是平平整整地放在桌上。每天早上,也总能看到他抄的诗,平平整整地放在旁边。后来,他不知从哪里捡来一本儿童简笔画册,破破烂烂的,放在家里。从此我每晚便改画画去了,而他同样会每天把我画过的图案再画一份,放在旁边。

四年级结束时,我的转学手续终于办妥。我可以每天住在新家,一日三餐也终于能吃上刚出锅的热饭。饭桌上,父亲总喜欢问我:“以后想考哪个大学?”

我总是回答:“清华。”

并非我多喜欢这个学校,只是我再不知道其他大学的名字了。况且,这么回答总是能让父亲哈哈大笑。

“行,你考上了大学,我贷款也要把你供出来。”

几年之前,他说的是“借钱也要供出来”。但那时买房的外债没还清,可能他也知道再难借来钱了。

父亲的值班室有一台小电视,他每天能看看新闻。有段时间新闻上可能没有太多好消息,父亲忧心忡忡地跟母亲说:“国家又要让人下岗了。”过几天,又说:“前几天火车站抓了个人,说是举牌子骂国家。”

我看不了新闻,但也能从院子里的小伙伴那里听到类似的消息。孩子们并不知道下岗意味着什么,只是流传着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顺口溜:“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一个干,一个看,还有一个瞎捣乱。”我虽然年幼,却也知道这是嫌工人太多的意思。不久后,我家附近的马路被堵了,一帮机械厂的工人把厂里的机器搬出来拦在路上,堵死了一条路。

母亲得知后,说:“闹吧,闹一闹说不定好点。”

父亲的岗位上除了他还有另一个员工,他们两人轮休上夜班。我忍不住想:“这算不算一个人的活,两个人干?”

那个员工比父亲年轻十岁上下,有一个和我年纪相当的儿子。我时常和他儿子在一起玩,对他也不陌生。他长得面善,给他的儿子买零食的时候也会偶尔给我一份。然而无论他留给我的印象多好,我总是希望他先下岗,这样起码父亲的工作会更安全。

3

连我都能发现的危险,父母当然早就在考虑。母亲时常督促父亲去找领导问问,到底要不要裁人,从哪里裁人。父亲起初并不愿去,只无奈地说:“要是真的下岗,肯定从后勤的先来。”

看门房和烧锅炉当然属于后勤。父亲本就不是厂里的老员工,和领导都生分。母亲让父亲提前想办法,又谈何容易。好在赶上单位分房,不少领导都领了新房。由于地处北方,装暖气是新房的第一件大事。父亲靠着在工程队学来的手艺,便去给领导们帮忙装暖气片。

那段时间,只要父亲早上跟我说,“中午放学以后,来某某小区几号楼等我”,我就知道他又去给别人装暖气了。领导们虽不给钱,但中午总会请父亲吃一顿好的,我也能跟着蹭饭。

晚上,父亲会带着一身尘土和油漆味回家,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装暖气片本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干的活儿,可领导们并不知道,父亲也从不提起。况且,厂子里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来帮忙。

一天,父亲跟母亲商量:“咱们稍微匀点钱出来,我改天请后勤部的领导喝顿酒。”

母亲担心光请喝酒不够,总觉得应该送点什么。父亲说他都问过了,大家都是请酒席,没听说有送礼的。

“这顿酒必须得请,领导亲口跟我说的,就剩我一个没请过。”

那时父亲一月的工资是六百,母亲给了他二百去请客。请过之后,父亲似乎放心了些。然而母亲还是不停催促他,让他打听打听别人又做了什么,也让他多和领导拉拉关系。

一天晚上放学回家后,姐姐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跟我说:“你知不知道?爸爸的单位丢东西啦。”

我的心“忽悠”一下飘了起来。然而姐姐知道的也不多,她是在父亲跟母亲说的时候听到的。母亲显然不想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她把卧室门关起来,和父亲在里面小声地说些什么。

姐姐苦着脸说:“爸爸说领导怨他了。”

我心里发慌,想知道的更清楚点,但那天晚上父亲和母亲的脸色一直很难看,我没敢问。直到临睡前,看见父亲坐在我床边的书桌前抽烟,桌上放着一叠信纸和一支笔。我偷眼看父亲,觉得他脸色不喜也不怒,就问他:“爸,你们单位丢了啥东西?”

“几个报废的机器。”

“啥时候丢的?”

“不知道,今天早上发现没了的。”

“是你值班的时候丢的吗?是不是从前门丢的?”

“都一样。”

我没听懂,不知道为什么都一样,只是盯着父亲。

他说:“你睡吧,明天还得上学。”他关了屋里的顶灯,顺手打开台灯。

年幼的我并不懂烦恼,至少也不会烦恼到不能睡觉。我躺下后,很快就睡熟了。第二天早晨起床时,父亲不在屋里,桌上依旧放着信纸和笔,地上撒满了烟头和烟灰。我爬起来看那叠信纸,最上面一页没有字,但第一行的中间有印下的痕迹,是“辞职”两个字。

父亲又下岗了。按照单位的说法,叫内部退休。

4

那天下午,父亲带着一块三合板回来,一个人闷头把板子锯成规则的矩形。他向邻居借了毛笔和墨水,在板子上写上着:木工,瓦工,装修。

我知道这板子是干什么用的。离我家不远有条街,每天都有一大帮人蹲在街边,每人面前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他们会做什么。有的写“木工”,有的写“瓦工”,但没有像父亲这样写这么多的。附近的人谁家有活儿了,都知道去那条街上找人。

从此父亲每天一早就出门,天黑了才回来。如果他回来时像装过暖气片一样筋疲力尽,那么脸色就好看些。这么过了几个月,一天晚上父亲喜气洋洋地对母亲说:“我找着活儿干啦。”原来是一个包工头看中他有一身力气,叫他跟着去北京的工地干活。

父亲显得很得意,说:“北京的工地,给的多。”

临走那天,他摸着我和姐姐的头,说:“爸爸出差去了,你们在家听妈的话。”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出差,只是母亲让我跟父亲再见的时候,听话地说了一声“爸爸再见”。姐姐则说“爸爸,你慢点。”

“好嘞。”父亲扛起体积比他还大的铺盖卷便走。

等我一个星期都没见着父亲时,才觉得奇怪。我去问母亲:“爸爸啥时候回来。”她说“过几天”。过了几天我又去问,她还是说“过几天”。然而过了半年,我不知问了多少次,父亲还是没回来。

一个周末,姐姐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问我想不想和父亲说话。

我喜出望外,反问:“爸爸回来了?”

父亲没回来,还在北京,但姐姐找到了父亲留给母亲的电话号码,她捡了五毛钱,带着我去公用电话厅。她拨通那个八位的号码,拿着听筒一直等。等了不知多久,我问“爸爸说啥了”。姐姐放下听筒,告诉我没人接。

后来明白,其实那是因为她不知道要在号码前面加拨区号。也多亏如此,因为父亲留下的是包工头办公室的电话。如果真的打通了,等包工头把父亲叫来,就会超过一分钟,话费也就超过了五毛。

回家后我见姐姐把五毛钱放进母亲的外套口袋里,才知道那钱不是她捡的。

我的父亲永不下岗

或许是父亲感觉到我们想他,没过多久,他就真的回来了,还给我和姐姐一人带了两根北京麻花。然而他只在家住了不到一周就又要走,母亲把拆洗了一遍的被褥又给他包裹起来。我吃完饭时看到那个铺盖卷,就问:“爸,你又要出差?”

“恩,你在家听你妈的话。好好学习,等你考上北京的大学,就能来北京找我。”

等他又扛起那个包裹时,我一直不肯说再见。母亲在我背上推了一把,说:“你去送送你爸。”

父亲一只手扶着肩上的包裹,另一只手拉着我往外走。院子里没灯,只有几家住户家里隔着窗帘照出来的一点亮光。父亲说:“你回去吧,外面黑。”我不说话,他就继续拉着我往外走。他又叮嘱我在家听话,叮嘱我好好吃饭不要挑食。一直走到院子大门口,他松开我的手,说:“你回去吧,爸爸走了。”

我听话地站住,看着父亲的背影越走越远,快要融入夜色时,我冲他喊:“你哪天回来?”

“过几天就回。”他回头对我说。

本文转自“真实故事计划”(zhenshigushi1),网易人间已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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