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办垮了中文报纸的韩国老板，就是想入中国籍

严格说来，当年我留在韩国生活，是被骗的结果。

妻子在首尔大学读心理咨询博士，毕业前夕，我带女儿去看她。签证期限三个月，我原本的打算是，用这段时间把韩国玩个遍，然后开开心心地接她回国。不承想，暗地里，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四处投简历，结果还真被一家国际学校聘用了。工资很高，待遇优厚，对她构成了巨大的诱惑。

看着她渴望得到理解和支持的表情，我内心的迷茫你懂的。一句韩国语不会，半个韩文字儿不识，我留下来的话，靠什么赚钱呢？就算心甘情愿挽起袖子当小时工卖苦大力，恐怕韩国老板也未必肯用我这样一个“哑巴”。

机会不期而至。一位金姓学弟创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听说我在韩国，盛情邀我加盟。我很兴奋，国内十年记者生涯积累的经验，莫非要在韩国发扬光大？妻子比我更兴奋。在首尔，五公斤左右的一个西瓜，折算成人民币将近七十元。物价如此蛮横，即使她的收入再高，也很难一个人挑起养家重担。

创立报社只需一周时间

金学弟也是首尔大学留学生，他创办《中文周报》的小小传奇，最初缘于做家教。

紧邻首尔的京畿道一位房地产公司李姓老板，年近六十，通过层层关系辗转找到金学弟，要跟他学中文。这样一把年纪的人还学中文，在韩国并不稀奇。韩国人向来视中国为超级大市场，处处充满机会。但事实上，很多中小企业入华后却铩羽而归。由此他们知道了，不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各种规则和潜规则，机会就永远只能是理论上的。而要深入了解中国社会，自己不会中文，又是万万行不通的。

可这位李老板上过几堂课之后，不禁大呼头疼，中文怎么这么难学？他跟金学弟商量：除了当老师，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梦想？金学弟说：我一直想办一份中文报纸。李老板非常高兴，当场拍板：支持你办报，我出钱，你出人，给你一半股份！

李老板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办报，聚拢一批中国人才，这就相当于组建了一个智囊团，将来他的公司进军中国时，一定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至于他自己，当然也就不必再学中文了。

据金学弟讲，成立报社非常简单，从提交申请到完成备案，只花了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金学弟说，通过这一过程，他才知道，在韩国，成立报社和创办公司一样，只需要报备，不需要审批。而报备，就相当于通知政府一声：我办企业了，你准备收税吧。

金学弟在国内也当过记者，自然知道报纸刊号是什么概念。私人想随随便便办报？怎么可能！因此，金学弟说，从把报社的牌子挂上门楣，到把方正排版系统装入电脑，再到点灯熬油赶出第一份样报，他一直都没有摆脱那种不真实的恍惚感：我这就成为一家报社的总编辑了？现在想发表什么内容就可以发表什么内容了？这种简单和自由，也太神奇了吧？

第一次和金学弟见面时，我也像开玩笑一样表达过忧虑：这也没个宣传部给把关，万一哪条新闻惹出事来怎么办？金学弟说：是啊，只能是我们自己小心了。这儿可没人给你事前审查，实行的是事后追究制。万一被人起诉了，别说赔偿，光是律师费，就够我们这个小报社破产几个回合了。

竞争对手与读者对象

当时在首尔及京畿地区，主要有两份中文报纸，一份繁体字版的《汉城日报》，读者对象是老华侨；另一份简体字版的《华光报》，读者对象和我们一样，是新华侨、留学生和中资机构工作人员。

所谓老华侨，指的是1949年前就生活在韩国的中国人，他们持“中华民国”护照，最高峰时，有近二十万人。

到朴正熙总统1979年遇刺身亡之前，韩国对外侨一直都比较苛刻，严格限制购房购地。据老侨讲，不少人为此吃了大亏。比如赚钱多了，不甘坐等贬值，就用韩国朋友的名义买房置地。父一辈基本没问题，可到了子一辈，麻烦就来了。有些无良之徒，会突然手捏房契地契主张产权。这种官司没法打，因为房契地契上，的的确确写着人家父辈的名字。而且，如果华侨说房子或土地是自己的，本身即违法。不少华侨家庭因此损失了大半财产，又有苦说不出，一气之下，移居台湾。

同时，华侨子女就业，当年也存在歧视，不能当公务员，不能进大公司，多少华侨子弟在名牌大学毕业后，如果不甘心窝回家里的炸酱面馆接过父亲手中沉甸甸的马勺，那么也就只有移民一条路了。

因此，老华侨在韩国，已慢慢减少到不足两万人。

靠这么一点人，养活一份报纸就相当艰难了，我们是不可能指望从中分一杯羹的。况且，有些老华侨，根本无法流畅认读简体字；而年轻一辈呢，大部分已融入韩国社会，不管是繁体字还是简体字，一概都不认得了。

但我们还是比较乐观的，中韩建交之后来韩国的新侨，加上留学生、研修生以及中资机构工作人员，有十万人左右；另外还有大批的非法居留者，其准确数字只有韩国法务部掌握，但一般说来，也在十万人左右。这样，我们的潜在服务对象，就有小二十万人。

我们算了一笔账，按最保守估计，一百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订报，也是两千份的发行量，这就可以保本了；如果再搞一点广告，我们的小日子能过得美美的。

最让我们感觉前景光明的是，在首尔市西南部的九老区加里峰洞和大林洞（洞，相当于中国的街道）一带，已形成了一处新华侨聚居区，即新唐人街。在这里集中推销报纸，能提高效率不说，还将大为降低发行成本。

而且，当时的卢武铉政府辣手打击非法滞留者，一时间韩国各地风声鹤唳，外国人保护所（即拘留所）人满为患，这事实上也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在加里峰，法务部“清非”行动遭到韩国人的强烈抵制，他们的理由简单直接：中国人减少，会导致房屋出租价格下跌，并造成市场经营惨淡。以加里峰小商人协会和房东联合会为主，当地居民在加里峰洞各个路口设卡，坚决阻止警车进入逮人。全韩大批心惊胆战的非法滞留者闻听这一消息后，纷纷投奔加里峰，这里一时成为了最安全的逃城。

但我们没有实力建发行站，也没有资格进入主流媒体销售网，怎么办？

金学弟和同事们早就想出了好办法：依靠中国食品店。你也知道，不管走到哪里，中国人都是带着一副中国胃，因此，有中国人之处，必有中国食品店。但在实际运营中，有一个小问题，很多人不顾老板的白眼，在店内翻报纸，看完不买。后来，我们发现，水原一家食品店搞了一个小发明，用订书机把报纸订上，不买就甭想看里边的内容。这一招经由我们的发行人员四处散播后，众食品店纷纷效仿，《中文周报》销量明显见涨。

至于竞争对手《华光报》，据金学弟讲，它的老板姓洪，韩国人，娶了一位中国妻子。他们曾经依托报纸，发行韩国语学习教材和光碟，赚了不少钱。但报纸内容，离专业还是有一点距离的。的确，我也认真研读了几份《华光报》，几乎全是从网上下载的东西。因此，打败他们的信心不由得大增。

那时我还不知道，金学弟和另一位记者，曾在《华光报》打工。利用中国食品店来搞发行的招法，就是跟《华光报》学来的。而且，他们离开时，还完整卷走了《华光报》的发行网络名单。

我的新闻雄心虎头蛇尾

我风风火火地投入了工作，主要任务是采写头版头条的独家报道。

第一篇，我采访了首尔大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金虎雄，其新闻点是，他们一家兄弟六人，齐刷刷全是博士，专业领域横跨文学、医学、物理学等。在我看来，这个素材相当棒，写给《中文周报》都有点可惜了。只是，金虎雄先生似乎不太乐于张扬这件事，加之时间很紧，采访不够深入透彻。我当时都做了打算，以后回国，要把他的父母和兄弟全采一遍，争取再写出一篇足以媲美《九香》的好作品。

第二篇报道，正逢中秋节，我采访了一个韩中跨国家庭。是妻子的一个小师妹，在辽宁师范大学读书时，与一名韩国留学生相识相爱。两个人结婚倒没遇上什么阻力，但毕竟文化差异在，婚后的生活难免酸酸甜甜，是一种别样的滋味。

其中，最出彩的一个细节是，韩国女婿把中国岳父给带坏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小师妹的父亲在家里做饭洗衣，什么家务都做，是中国式的模范丈夫。可是，与女儿女婿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像韩国男人一样，任何家务都不碰，还真是舒服啊。这种觉悟一朝产生，他马上脱掉围裙，再也不肯穿上了。中韩文化交流会结出这样一个小小果实，很有喜感是吧？

第三篇，写的是韩中歌会。在我的强力坚持下，同事记者黄春杰与主办方事先沟通，我们得以进入后台采访。可是，对于韩国明星，我实在太不熟悉了。最糗的一件事，是迎头撞见五个帅小伙，一身白衣，个个挺拔，我抓拍了两张照片，闪光灯惊动了他们的随从，马上扑过来两条壮汉，逼我把照片删了。我心里还不服：有什么了不起的！

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东方神起。

中方歌手里，田震和韩红是受到特别保护的，我们没能近身。孙悦能说会道，但大部分笑脸都给了韩国几家电视台的摄像头。沙宝亮在走廊和我们一起吸烟，主动询问：你们是不是准备了什么问题？我一时语塞接不上茬，场面十分尴尬。这时我就发现，采访明星写娱乐新闻，我的经验值完全是零啊。另一件糗事，就是我走进朴树的化妆间，随口问一位中年汉子是不是朴树的经纪人。同事急忙上前来捂我的嘴，原来，那人是大名鼎鼎的姜育恒。

尽管采访颠三倒四乱七八糟，但后来成稿时，我把这些出丑的细节也都写了进去，还挺好看。压题照片，用了在台上狂舞的韩国歌手李孝利，是我亲自捕捉的镜头。

第四期报道，我们去华城外国人保护所，采访了一个被拘留的福建少女，非法滞留者。我们的本意，是想了解她在所内有没有受虐待，可她却完全不理会我们的问题，只自顾自地哭诉。偷渡韩国，她花了七万多元人民币，结果在一家手机工厂还没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就被抓了。那七万块钱，是借的高利贷。如果被遣送回国，她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因此，她哀求我们，马上帮她找个韩国男人，是老是病是跛是盲都没关系，只要他肯娶她，她就真嫁了，然后，就可以把她从保护所里捞出来了。

可是，短短时间内，这样的韩国人，让我们到哪里去找？

到第五篇，采访遇到困难，一时碰不到有份量的题材了。我提出一个设想，探讨加里峰未来的发展前景。这个选题有价值，不过需要大量时间深入采访，于是遭到上上下下同事的一致反对：你以为是在国内，还真要写重大新闻啊？

在金学弟主持下，《中文周报》头版改版，不再坚持原创，而以转载国内重大新闻事件为主。第一次用的，就是河南一名人大代表坐飞机殴打空姐的消息。

我拉到了第一份广告

我采写头版新闻的工作之所以被停止，实际上另有缘故，那就是与采访相比，更重要更迫切的工作，是拉广告。

报纸运行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起初对于发行的设想太理想化了。其一，二十万在韩中国人中，大部分是朝鲜族，读韩文没障碍，并不依赖中文新闻。其二，绝大部分打工仔在国内时，就没有订报读报的习惯。其三，留学生群体习惯用网络看新闻，对报纸同样没有依赖。

因此，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报纸发行连一千都达不到，离保本平衡点差得远呢。

李老板是有过承诺，每年投入一亿韩元，相当于人民币五十多万，而且，他也没要求过报纸赚钱。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老板只掏钱，却完全见不到收益，这种事终究难以长久。

而且在实际运营中，老板并不是一次性把一亿打到报社账上。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层层审批。老板签字是挺痛快的，但具体经手人的脸色却一次比一次难看，他们似乎完全没办法理解：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凭什么给这么一群中国人花呢？他们办的报纸，我们又一句也看不懂。

我能感觉到，金学弟肩上的压力在一天天增大，因此，他客客气气地请我帮忙跑经营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

但说实话，这种活，我在国内都从来没干过。记者不拉广告，这是新闻人的底线。可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上了贼船，就要说贼话，办贼事。这样的觉悟，我也有。

还是老问题，我的韩国语不灵，目标客户就只能盯住中国人和中资机构。说起来，也没什么奇招妙法，只能是用最原始的手段，从在韩中国商会搞到一份中资企业名单，然后一家一家把电话打过去。又不能直接拉广告，只能约采访，指望着建立良好关系之后再谈钱。

可是，一个月下来，我连一份都没谈成。防火防盗防记者，中资机构的经验太丰富了。万般无奈之下，我一股豪气冲上脑门，直接闯到了工商银行首尔分行的本部，操着一口东北口音，排开一个又一个迎上前来的韩国员工，到底见到了一位总务科长。奇迹发生了，他也是东北人，一聊之下，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这相当于他乡遇故知，是仅次于洞房花烛夜的人生大乐事，于是喝酒。

两次大酒喝下来，采访分行行长水到渠成，报道一见报，五百万韩元的广告费就进账了。这是我一生唯一成功的一次“拉广告”，五百万韩元，将近人民币三万元。

这单生意做成的时候，整个编辑部又兴奋了一阵子，我们又开始做美梦：除了工商银行，还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除了银行，还有很多工矿和贸易企业。一年拿下二十家，收入一个亿，我们就可以甩掉李老板自立门户了。

我快马加鞭，干劲十足，下一家找到了五矿驻首尔的机构。采访顺利，专版做得也很精致，可报纸印出来，五矿方面就再没有反应了，最后连报纸都没有订一份。

再下一家，我采访了国航在韩国的总经理。没敢做拉广告的念头，只希望他们能让我们把报纸放到飞机上，供乘客免费取阅。可就这，总经理也是推三阻四的，今天说要开会研究，明天说要请示总公司。我们只好等啊等，最后的消息是，总经理已经调走，跑东京分公司赴任去了。

我对危机后知后觉

报社踉踉跄跄坚持一年，依然看不到盈利的希望。这时，李老板房地产公司可能出问题的消息，已在同事中间流传一段时间了。我韩国语不灵，自然信息闭塞。等到我也终于听到风声时，《中文周报》一共六位同事当中，已经有三位准备跳槽了。

其中的领头者，就是与金学弟一起从《华光报》跳出来的那位。如今，他带着两名记者要去的地方，居然还是《华光报》。

在递交辞职书之前，他们就已经开着《中文周报》的车，为《华光报》办事了。他们不避讳我，我也是抱着“自己的事自己负责”的心态，没有向金学弟透露过这类情报。

正好这期间，韩国KBS电台联系到我们几个人，想就中文报纸的现状进行采访。在演播室里，领头者大谈《华光报》的美好未来，我也丝毫没客气，抢着话筒把《中文周报》狠狠吹捧了一番，并明确指出，《华光报》错别字太多了，在避免这种低级错误的问题上，他们应该更努一把力。

结果，采访完成，领头者大怒，把另两位同事拉上车，然后当着我的面，“哐”一声关上车门，扬长而去。

我就这样被丢在了汝矣岛广场彻骨的寒风中。

他们三个人到《华光报》上班后，送给了洪老板一份厚礼，就是联系《人民日报》韩文版，双方签约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条消息，登到了《华光报》的头版，我见到以后，马上查到《人民日报》韩国合作方的联系方式，也跑去签了一份合作协议，同样把消息登在了《中文周报》的头版。

私下里，我和领头者之外的那两位记者，一直保持着不变的友谊。据他们说，领头者对我故意别苗头（找茬）的行为大为光火，恨之入骨。

老板跑路报社关门

终于有一天，金学弟用貌似不经意的语气对我说，现在报社账面上的钱，只够开一个月的工资了。我明白他的意思，马上说，那我就不做了。金学弟明显松了一口气，我们还没来由地握了握手。三天后，我领到最后一次工资，收拾好东西悄悄离开了。五天后，金学弟打电话告诉我，报社关门了。

因为他已经得到正式通知：李老板的房地产公司宣告破产，他只身跑路了。

在韩国，老板只身跑路的意思是，当公司出现危机的苗头时，先把财产转移到妻子名下，然后离婚，再宣布破产，之后老板一走了之，海角天涯，不知所踪。这是韩国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时的常规打法，对此，无论债权人还是债务人，都不以为奇，不以为怪。

不久，我回国，金学弟摆酒送行，席间聊起李老板，说他已经跑到中国成立了公司，还是做房地产，并且有强烈的意向加入中国籍。他联系过金学弟，请他在中国帮忙找关系。可是，经金学弟四处打探，最后给他的答复是：中国是非移民国家，外国人想入籍，需要公安部部长和副部长一起坐下来，作为特例，讨论批准。因此，想入中国籍，他完全没有机会。

编辑：魏知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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