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民警死后

大生死了，死得很突然。

那天午饭后，他在村里小卖部和几个年轻人赌博，低头捡色子的时候，一下栽倒在地，再也没能爬起来。赌友把他送回家，他媳妇勉强掉了两滴泪。

虽然死的时候才39，但全村人似乎没一个人为他感到惋惜，反而多少还有些高兴。

1

上世纪70年代，大生出生在一个农村干部家庭，父亲是村支书，母亲是村会计，家庭条件在村里算是很不错的。

小学三年级还没读完，大生便辍学在家，此后一直没什么正业，整日满村子疯玩。没几年，大生的父亲便去世了，村支书换了其它人，母亲则继续担任村会记，掌握着全村2400多人的财政大权。

乡干部有事没事都会一起吃饭喝酒，看着大生慢慢长大，他母亲便和乡派出所所长商量，让大生在派出所帮忙。

初到乡派出所，派出所所长按照和大生母亲的约定，并没给他发工资，只是让他跟着正式民警长长见识。大生很快就和民警们打成一片，虽然学问不高，但很会说话，大家都很喜欢他，平时出警处理一些邻里纠纷、夜里出警抓赌都会带上他。大生也按照母亲的叮嘱，积极学习，没几年所有业务就都熟悉了。

后来，乡派出所所长换了人。当身材魁梧、长着一双大眼睛，操着一口官腔的大生站在新来的派出所所长面前，派出所长一眼就看上了他。

几次出警后，比正式民警还熟悉业务的大生多次受到所长的肯定，成了所长身边的红人——所长走到哪里，就把他带到哪里。原先没有的工资待遇，新所长来了，当即答应每月给他发400元工资。

80年代，400元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都是天文数字。

2

那时候，计划生育正管得严。

超生的村民只能四处求人拖关系，好烟好酒、甚至大笔的现金全部奉上，费好大力气才能给孩子上个户口。除此以外，还有上大学转户口等各种事宜。

大生觉得户籍管理有很大油水可捞，便多次和所长商量，想去户籍室帮忙，再三恳求下，所长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自此，村民们开始趁着天黑时间，拉上村支书，用编织袋装上成条的烟、成箱的酒往大生家跑。大生高兴了便收下东西，然后让对方第二天去派出所找他；不高兴了，就坐在那里抽着烟，摆着官腔开始讲户口管理如何严格，村支书便安排村民递上几张百元大钞，大生总会“谦虚”地说，“自己一个村的咋好意思收……”

当然，如果他已把钱拿在手里，第二天去派出所找他，准成。

“爸，今天我拿着大学通知书去派出所让大生叔办理迁移户口，大生叔把我的通知书和其它手续一把扔出门外了。”一天，玉明的孩子回到家说。

“不可能吧，你大生叔平时见人很亲的，大老远就打招呼，还是咱们一个村的。”玉明看着刚拿到大学通知书的孩子的高兴劲，又陷入了沉思。大学学费本身就给家里带来沉重压力，这个环节怎能卡住呢？

当然，玉明很快就明白了。他赶忙跑到乡派出所，大生就在门口站着。玉明把孩子的手续递过去，还在通知书里面夹上二百块钱，大生接过通知书，张口便说，“孩子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咋能这样做呢。”随手把钱放抽屉里，盖个章，手续就算是办好了。

3

大生更加放纵了。

从对自己村里户籍到全乡户籍，不论情况如何复杂，只要暗地里送上东西和钱，保准不成问题。就连发放身份证也不放过——领身份证时必须交20元，每次发放身份证收费时，他还会解释一下，“这是上面的规定，再说费用也不高。”

很快，大生成了村里第一个买小轿车的。

一米八五的个子，穿着警服，每次在集市上，他都会开着警用摩托车溜上几圈，时不时地告诉大家，这是乡派出所安排的巡逻，工作之余也不忘在大街小巷转上几圈，四处聊聊天。

穿上警服的他英姿飒爽，很快就成了不少中青年妇女的偶像。后来，总有村民看到他开着小轿车拉着留守妇女到县城，或者开着警用摩托车带着留守妇女在河边约会。当然，没人会乱说。

没多久，有人把办事收钱的事情反应给乡党委书记，加上他的作风问题大家也都早有耳闻，书记便要求派出所长把他开除，无论如何不能留他在派出所为所欲为。那天，所长带他见乡党委书记，书记刚一开办公室的门，就看到大生“噗通”跪在了地下，哭得一把鼻子一把泪。派出所所长也在一旁帮腔，说警察这行业特殊，容易得罪人，如果就这么放了大生回家，得罪那么多人，很容易遭报复，影响多不好……在两人的再三恳求下，大生好歹保住了饭碗。

大生被停了工资，也从户籍警的职位上被了下来，但他依旧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全乡的村支书、年轻人打成一片，吃、喝、赌样样精通，而他的收入来源则是处理矛盾纠纷、骗当事人双方的钱——明面上，他成了正式民警的托，村民之间的调解能手。背地里，就是两头骗。

他依旧不是正式民警，连与派出所之间用工合同都没有签订，可仍然整日开着派出所的破旧警车出去溜圈，穿着警服，时不时还按着警笛。

每次回到村里，大家还是喊他“局长”。他就这么笑笑，脸上的笑容比公安局长笑得还真，要是在集市上有人喊他一声“局长”，他还会走上前去递跟烟，用官腔和对方聊聊天。

4

大生家里有两个孩子，老婆在家自己种着几亩地。

没有工资，又不外出务工，家庭开销很难维持。没多久，大生就和村里在外做生意的包工头关系密切起来。可多年的积习早已成之自然，吃饭、喝酒、打牌，是他全部的业余生活。

尤其是赌博。

久而久之，没钱就向同事借，赢了再还他们，一直输就一直借，同事不借他了，他就去找其他人。

大生更会炫耀自己了，比如和县公安局的队长关系如何好，和局里哪个民警关系非常亲密。村里刚毕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他会说公安局管人事的副局长的儿子，就是他干儿子，只要拿钱给他打点一下，一定能把孩子安排进公安局，而且是有警衔的正式民警。

有人催他还钱，他又说在外地的朋友马上给他打来一大笔钱，等打来后一分不会少。村里和他要好的朋友让他帮忙贷款，他也很快答应下来，办不成就自己做担保人，在邻村借高息款。

那天中午，一轮酒喝完，村里的年轻人又叫他一起赌钱，正玩在兴头上，大生起身去捡色子，随即一头栽地上，朋友去扶他已经断了气，大生就这样死了。

大生的死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似乎每个人都是高兴的。等到他出殡那天，队伍里只有他一姓的人，村民们都躲得远远的，甚至还有几个因为年龄被他改小了而不能外出打工的人，就在他出殡队伍一旁，一直骂着他。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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