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被驯化的青春

前言 我真名叫夏龙龙，因为我的父母望子成龙。同时，他们还希望我文武双全，所以我学过美术，也练过武术。可在这两个领域里，我一条“龙”都不是。 我的故事，还要从灰色的高二讲起……

1

我就读的高中不是重点学校，但父母却很高兴。因为我初中时的各种顽劣表现，已经让他们把对我的期待降到了最低。

“只要能继续有学上，那就是祖坟上冒青烟了。”

我恨透了高中生活。几乎每一节课，我的思绪都漫天撒野。班主任姓谷，是一个非常尽职尽责的老师，他一直竭尽全力，试图“挽救”我，还特地挑了成绩拔尖的学生做我的同桌。

同桌叫许华，留着一个平头，鼻梁上架着一副400度近视，外加100度散光的厚眼镜。他是升旗手、数学课代表、纪律监督员……

可我不是一般的差生，从来不顾忌脸面，也不贪图试卷上的高分，我很不屑学习这些应付完考试后注定要遗忘的知识，所以并没有因为许华的优秀产生任何自卑和焦虑，相反，许华却越来越焦虑了。

他的焦虑源于我借给他的一本书——《荒野的春季》。这本书是我在学校边的小书店里买的，老板藏得很深，800多页，页页见“黄”。

这本书先被我带回家，800页看完，我家的一大包湿巾就彻底消失了。我准备把这本书借给许华。

“这本书摆的一米（南京方言：好看得不得了）！”我从书包的夹层里拿出书，递给许华。

他扭扭捏捏，推来搡去，我直接把书塞进他书包才罢休。

“这书讲什么的啊？不正经的内容，我是不看的。”

“么的事。你不喜欢明天就还给我。”

许华把书还给我，是两周后。那个月的月考，向来稳居年级前五的他，在一整张火红的光荣榜上，竟找不到名字。

许华被我拖下水，谷老师当即给我换了一个新同桌——学习委员李华琳。

李华琳的皮肤又软又白，偶尔长颗青春痘，可以晕红半边脸，我很怕她，怕得心脏扑腾腾地跳。

那个炎热的夏日，我背会了很多英语单词，也能解开函数方程，甚至完整地读完了《泰戈尔诗选》。可暑假过后，李华琳要转校了，我很抑郁。

转校的前三天，她送了我一盒费列罗巧克力，上面贴着一张心形的便签纸，写着周杰伦的歌词：“走了，请记得我；难受，请忘了我。”

我准备送她一个八音盒，可后来听见她和闺蜜聊天，说她想换一部音乐手机，她母亲不肯。

那天回家后，我给父亲捶了半个钟头的背，小心翼翼地开口。父亲有些动摇了，“儿子啊，这个事情，我要跟你妈略商量一下子，你的需求合理，我们还是会尽力满足的。你帮我把腿肚子这块，再搞两下子。”

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的脸色不对，她放下筷子问我：“夏龙龙，上个星期三我放在床头柜里的两百块钱是你拿的？”

“不是啵，想不起来哎，好像有一次美术老师说要买颜料，我拿过一次钱，不晓得是不是那次。”

“你再跟我逼大胡话？我马上刷你两个嘴瓜子。你个小呆西，你是将来想学你爸当个无事佬啊？一天到晚头昏得你，还买手机？把成绩单拿过来！”

母亲一发彪，我和父亲都不敢再出声，因为稍微回一两句嘴，她翻旧账的特长会让我们两个都崩溃。

我向家里要手机的计划失败了。

2

回到学校，我在篮球场上碰见了赵大头。赵大头是个官二代，我和他平日交往仅限于打球。

那天我们自由组队，三对三，输的队要包一个礼拜的午饭。我和赵大头一个队，每次我一拿到球，就喂给他，赵大头成了得分王。

晚上，赵大头请我去他宿舍吃肯德基全家桶，他还掏出最新款的手机，借我听音乐。

那部手机是摩托罗拉的金属翻盖手机，不仅有MP3还有MP4。我一边吃鸡，一边盯着他床头的手机充电器。心里越来越忐忑不安。

那天宿舍关门后，我躺在床上久久未眠，夜里两点多我去厕所解手，出来以后，鬼使神差地摸进了赵大头的宿舍。

我站在赵大头的床头，看见那部手机的信号灯一闪一闪，害怕又激动，我抓起它跑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赵大头的咆哮声就响彻宿舍，老师和宿管都赶了过来。

老师对屋里的人进行了全面的搜身，宿管把他们的行李扔在过道里，进行清查。我虽然很紧张，但心里有底，“宿舍的监控位置偏，大部分都是盲区。”

我准备中午出去换一个全新的手机外壳，可上午最后一节课，校内喇叭响了：“高二全体学生请注意，现在集体到校内医务室进行体检。”

同学们一个个进入医务室，却不见出来。这次体检明显比过去快很多，轮到我进去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压根不是体检，是搜身。

另一队老师正在教室里搜抽屉。20分钟后，我就被教导主任和赵大头的班主任带走了。

在校长办公室里，我看见了赵大头的母亲，校长正在给她沏茶。她朝我乜着眼，“没得教养的东西，没报警抓你，是对你开恩了！”

校长指着办公桌的电话，对我说道：“来，打个电话叫你家长来一趟。”

我母亲一走进校长室，就扇了我一个耳光，她虽然经常凶我，却从来没有这样打过我。她眼睛里噙满泪水，嘴唇颤抖，叫我跪在赵大头母亲的面前。

我当时狼狈至极，大声咆哮：“老子一百二十斤肉，你们哪个想要就剐给你们，老子欠你们的，来拿吧！”

我母亲过来揪我的耳朵，她个子矮小，揪不住就往下拉。赵大头的母亲见状，起身离开，校长送她到门口。

她走后，校长对我母亲说：“你这个儿子将来就是活闹鬼。入学至今，经查实的打架事件就超过七起，现在发展成了小偷小摸，按照刑法是可以判刑的，实在是对方家长素质高，不予追究了。按照校规应当要开除学籍的，不管怎么样，教育还是以教为主，先给他劝退处理，你带回去给他转个学校，现在很多同学都知道他这个丑陋的行为了……”

我母亲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她当着校长的面问我：“你这个学还想不想上了？”

“不上就不上。”

我被母亲领回了家，她卧床三天。

三天后，母亲起来做了一顿堪比春节待客的伙食。饭桌上，父母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儿子啊，我们也不指望你考大学了，但你必须要有个一技之长啊。你学的是美术，学个新东方厨师多好，你三舅舅在状元楼当厨师，雕花漂亮得不得了，龙飞凤舞哩。”

我的头摇得像拨浪鼓，母亲把筷子掷到我脸上，“你干么事啊？你到底要干么事啊？真的要当活闹鬼啊？”父亲起身劝她：“你看你吼巴巴的，坐下好好说，你骂他起什么用哩。”

“你当你就是好东西啦？跟我讲讲，你上次在春兰家到底输了多少钱？我教育儿子你还有脸插嘴？有你这种屌男人，才会有这种二五郎当的儿子！”

父亲无故遭殃，不敢再劝，跑到里屋去了。

我和母亲在狭小的客厅里，隔着餐桌站立，她歇斯底里，嘴角溢出唾液。整整一个中午，她把她经历过的所有苦难，做成一个超大压缩包，试图传进我的大脑。

可我并没有被感化。

3

辍学一年后，父母安排我去当兵，体检的时候，医生问我：“胳膊上纹的什么东西啊？”

“拼音，Hua Ling。”

“小潘西的名字啊？腿肚子上又纹的什么东西啊？”

“条形码。”

“还扫得出来价格？你当你是有身价的人啊？小杆子，站到后头去！”

兵检不合格，父母就忙着给我安排工作。而我在那段时间，和一帮活闹鬼混迹于迪厅和酒吧，常常夜不归宿。

活闹鬼里有个人叫杨峰，他叔叔的朋友开了一家酒店，安排他去做保安队的队长。

酒店晚上一关门，安保就全归杨峰管，他常常约我们这群活闹鬼去吃夜餐。我们进了酒店，就像进自己的家，后厨的熟食，吧台的甜品，仓库里的酒水，都被我们搬出来胡吃海喝。

后来，我们被管仓库的徐姐发现了，我们嬉皮笑脸地围着她，“呦呦呦，姐姐不能生气啊。生气就不漂亮了，长皱纹的，我们请你去蹦迪。”

徐姐骂我们：“你们这些二流子给老娘死走，杨峰，我马上打电话给老板，你们自己作死去吧！”

我们抢下她的手机，把她架到迪厅，在舞池中央，她一开始在挣扎，后来也陪着我们扭起来。

徐姐31岁，离异单身，后来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在酒店每喝完一瓶酒，她就往空酒瓶里灌装同颜色的劣质酒，再放回原处。而杨峰则会把我们进出酒店的监控记录全部删除。就这样，我们蒙混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盘点。

那段时间，我们肆无忌惮，夜夜笙歌。徐姐私底下对我格外好，我偶尔有些出格的举动，她从未拒绝。

每一次在她怀里撒过野，她都抱着我，轻轻地说：“你这个年纪的小杆子，不泄泄火，很容易犯事的。”

我19岁生日那天，杨峰把酒柜里展览用的一瓶路易十三偷了出来。那瓶酒价值一万三，我们一桌人，不到两圈就消灭了它。

那天晚上大家很开心，都醉得不省人事，徐姐坐在我的腿上，一遍遍咬我的耳根子。

夜深了，我们起身离开，桌子上路易十三的空瓶子被人碰倒了，碎了一地。醉意浓稠，一个空瓶子碎了，谁也没在意……

第二天，我睡到晌午，徐姐和杨峰给我打来电话，说出事了，让我躲两天。

平日里，那瓶路易十三就放在店门口的显眼处，可瓶子碎了，徐姐没办法配假酒，经理一上班就发现了。

经理盘问杨峰，调查监控，盘点了店内所有物资。他发现洋河梦之蓝有整整一箱被劣质散装酒勾兑、有4瓶86年的长城干红里灌的是可乐、还有若干瓶高档洋酒里灌了颜料水……而其他物资也明显减少，具体数量无法确认。

经理要报警，但是杨峰给他叔叔打了电话，老板打电话给经理，示意他店内处理。

经理是老板的直系亲属，在酒店有话语权，他执意要开除杨峰和徐姐，并扣除他们当月的工资，徐姐脖子上的一根金项链也被押在了酒店里。

我们都是一群不讲理的人，偷吃偷喝的事情败露了，便恼羞成怒。

我和杨峰商量着要整酒店经理，徐姐劝我们不要惹是生非，我朝她吼道：“你个女人懂什么啊？滚一边去！”

杨峰和经理是熟人，只能由我出面。

我连着几天在经理家附近踩点，他住在市区的一个老旧街道内，里面一个探头也没有。他每天和他老婆一同上下班，他老婆负责管酒店的账。

踩完点，我找杨峰商量：“他家门口一个探头没有，杀了他，警察都查不到。”

杨峰吓了一跳，他是个体重超过两百斤的大胖子，高频率的摆手让他的肚皮漾起了波浪。

“你也是个二胡卵子，抖（害怕）什么东西啊？骗你的，但是光打他不解恨，能搞点钱才好，徐姐的金链子不能白白押给他。”

杨峰表示同意，他告诉我：“那你过个几天再去守他，我看过酒店的预订本，过几天生意好，而且酒店POS机坏了，一直都是现金结账。营业款他都随身带走的。”

我和杨峰确定好日期，就在网上花190块买了一根电棍。

动手的那天，杨峰骑着电瓶车在主干道上接应我，我戴着口罩和墨镜站在经理家楼下，电警棍被我藏在衣袖里。

下午5点钟，我就在那守着，守到8点多还没见人回来。好几个居民都觉得我可疑，探出头来打量我，我耐不住了，准备撤退。

还没等我转身，就看见经理的老婆拎着他皮包走了过来，经理却不见人。我们两个站在狭小的巷道内，四目对视，我一个箭步窜上去，掏出电棍就戳她的脑门。

我慌慌张张，没按电棍的开关，经理老婆反手揪住了我的衣袖，电棍被打落在地。我给她脸上来了一拳，女人一个趔趄，跌坐在地上，她人中开裂，血淌了一地，双手还使劲揪住我的运动裤。

她的女儿闻声从屋里冲出来，七八岁小姑娘，对着我跺脚哭喊，周围的邻居也开始下楼，我捡起经理的包，窜出了窄巷弄。

杨峰骑着电动车带我绕了好几道弯到了郊区，我们把电动车扔进一个池塘，打的找了一个宾馆住了下来。

在宾馆的房间里，我们把经理的包翻了个底朝天，里面只有11700块钱，我分给杨峰3500，他不同意，因为他扔掉了一辆价值2000块钱的电动车，我又给他加了1500。

分完赃，我们还是觉得不痛快，“打了他老婆，没搞到他本人。”

我们在宾馆住了三天，也挥霍了三天。三天之后，我身上不到4000块，杨峰还有2000多，我对他说：“我们把钱凑凑，给徐姐买条链子，她是给我们害的，我们不能不上路子。”

杨峰说：“那我给你一千，我身上也要留点钱啊。”

“一千五，你留个五百就够花了。”

我们打车到市区，在一家典当行花了五千块给徐姐买了一条金项链，可是我们打徐姐的电话，她的手机已停机，再也找不见了。

徐姐的真实名字，至今我都不知道。

4

7天后，杨峰给我打电话，“你最好去外面躲两天，今天有警察找我问话，问我是不是和经理有过节，我打马虎眼混过去了。”

我没把杨峰的话当回事，觉得经理不认识我，他们家楼下又没监控，警察根本查不出来。

接完杨峰的电话，我出门买熟菜，回来的时候我感觉楼道里多了很多人，路口两边还站着三四个穿皮夹克的壮年男子。

我刚刚走到楼道口，就被五六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围住，其中一个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察觉出了异样，“王毛毛。”

“你身份证呢？拿出来，我们看看。”

“没带。”

后面一个中年男人上来插话：“你住在几楼几室？”

我说：“我不住这边，我是推销有机食品的。”我举了举手上一堆黑不溜秋的熟菜，冲他们勉强微笑。

这个时候，我家楼下的李奶奶出门遛狗，她看见我就打招呼：“夏龙龙，你下次抽烟，不要把烟头扔到我们家阳台上，我马上找你妈去讲！”

围住我的男人们立马把我摁在了地上，给我戴上了手铐。

我后来才知道，杨峰的手机，早就被监听了。

我被逮到派出所，两个辅警架着我的胳膊，一个刑警不停拍我的脑门。他拍一次，问一次：“小呆逼，小呆逼，最近干什么坏事啊？小呆逼。”

我脑门胀疼，冲他喊：“我么得干坏事呀，我好得很。”

“跟我犟还是啊？”

我的两条腿被辅警按住，另一个辅警把我两个膀子反铐住，拼命往头顶提，我疼得大喊大叫。

“小孩儿，杀人犯难道不知道自己招供了会死吗？为什么他们还要招供，你现在知道了吧。想想自己能不能扛得住，你以为你是演电视啊？”

而此时，杨峰被挂在隔壁的审讯室里，警察给他垫了个塑料小板凳，他垫着脚站在上面。杨峰200斤，不锈钢的手铐已经勒进肉里了。

刑警叫辅警松开我的膀子，让我看杨峰，“你看，你同案已经招了，你还至于多吃苦吗？”

我很快认罪，那时候我才刚刚过完19岁生日，无法老练地面对这些事。

招供之后我才知道，杨峰之所以一直被挂着，是因为他打死不招。

进了看守所，我的父母花钱打点，希望我可以判得轻一些。他们花了两万多元请了两个律师帮我辩护，最后我还是被判了10年6个月。

他们总怀着难以实现的愿望，比如希望我考大学、希望我当兵、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最后他们只希望我能轻判几年。可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

律师唯一的作用就是在开庭之前帮我传话，每次他们都问我：“还有什么话跟你爸妈讲啊？”

我总回答：“叫他们多打点钱来，这里面的东西贵。”

5

因为有美术特长，我入狱后被调到文教监区服刑。

文教监区里都是职务犯，有“慕马大案”的厅级落马高官、有省会城市贪腐的区长、有知名大学受贿的校长……他们看不起我这个“小强盗”，我年轻气盛，也不把他们当回事。

很多次，我都差点被他们逐出文教。

第一次，我得罪了文教大组长。他原先是国内某所知名院校的院长，厅级干部，因为贪污受贿，被判刑12年。

他喜欢看谍战片，每天把遥控器握在手里，某次，我趁他不注意偷来遥控器，定在音乐频道，然后把遥控器砸碎了。

监房的电视机悬挂在屋顶上，犯人不允许登高调台，遥控器被我砸烂，以后就只能看音乐频道了。

大组长默不作声，第二天给分管警官汇报，“夏龙龙这个小年轻，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他的，比较有个性，但是其他同改反映他脾气比较暴躁，这可能不利于监房管理，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啊。”

听了汇报，管教准备让我下队，调到劳务监区。那里每天要劳动12个小时。

可就在我将要下队的前几天，文教出事了。

文教的小岗找人托关系送进来一部手机，每天躲在被窝里用，因为他和大组长关系很好，就把手机借给大组长，后来被人举报了。驻监检察院介入调查，文教大组长被撤，原先的管教也被调离，我因此逃过一劫。

在那段时间，我担心自己被下队，每天就靠画画排解焦虑。后来化险为夷，我也爱上了画画，可就因为画画，我又差点被逐出文教。

我画裸女，并且还想尝试创作一部“黄色”动漫。欣赏过我画作的同改，都对我格外崇拜，他们提前预定，希望动漫成品出来，可以第一时间大饱眼福。

可惜我的作品在搜查号房的过程中被督察翻了出来。

那天，督察把我的作品一张张倒过来拎着，他歪着头看了很久，“你干么事都画老女人啊？你看这张肚皮松松塌塌的，你看这把毛，乱七八糟的，你小子是不是心理变态？还有这张，叫《床边的徐姐》，你把人的眼珠子都画掉出来了。”

监房有定期抄查，主要搜查三类违禁品：第一，火种、绳索；第二，锐器、钝器；第三，反动、淫秽书刊、音像制品。我的作品被认定为第三类，监区管教准备处分我。

在小组思想讨论会上，我做了1500字的长文检讨，深挖了自己情欲的根源，当着同改的面痛斥自己。

管教宣布：“夏犯在调入文教之后，思想改造一直问题突出，对于这种犯人，不通过汗水来净化思想，是行不通的！经监区讨论决定，让夏犯到劳务监区参加劳动改造，表现良好，痛改恶习之后，再考虑是否重新调回。”

管教宣布这个决定的第二天，监区教导员在监狱大会上获悉，监狱准备成立文艺小分队，需要文教招录一批有文艺专长的犯人。

我的美术专长，又让我了躲过一劫。

6

2012年，文教监区又来了一位厅级落马官员，入狱之前，他是某省会城市保障房建设的总指挥。

有段时间，我们关系很好，他跟我说，他出狱后要办一个家具公司，因为他在位的时候帮助过一个经营复合材料的老板逃脱了无期徒刑的判决，人家记恩，可以给他提供最便宜的复合材料。

那段时间，他总叫我多钻研家居设计，“学好了，将来用得上你。”

我突然变得很有动力，天天画家居设计图，我最得意的作品，是一套《无限造型组合弓形柜》。

那天，我兴高采烈拿着图纸想给这个厅级职务犯看，却正巧听见他和别人聊天：“夏龙龙这种小年轻，就是要用一些东西牵住他，你跟他讲‘画家’，‘作家’，‘设计师’这些词，他会服服帖帖的。这就是这种人的软肋。”

职务犯们常常会相互较量彼此的领导能力，他对我的成功“驯化”，赢得了其他职务犯的称赞。

听完他们的交谈，我虽然很生气，但却突然发现自己颓废的灵魂下面，原来还埋有梦想。

从那天起，我开始继续绘画，画到夜深人静，画到满床染上铅笔黑；我开始写作，从2万字写到了60万；我开始加大锻炼强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记不清准确的日期了，只觉得春节来了一个又一个，树绿了又黄了。以前，我觉得40分钟的课特别难熬，因为我的心是散的，后来我专注于一件事，一晃便几年过去了。

2015年8月3号，我经历了第四次减刑，提前3年10个月走出了监狱大门。

从19岁到26岁，我浪费了6年8个月的青春，但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梦想。

很多人嘲笑我的经历，但我回首往事，却欣慰地发现，在劫数和灾厄的过程中，我还做了许多事。我的生命同样五颜六色，还刻满了深邃又斑斓的印记。

歧视、质疑、嘲讽在所难免，污点我要背负一生。但我很庆幸在27岁这个年纪，明白了自由的可贵，而且，我正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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