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代：亲历美国大萧条

大卫·J. 罗斯曼医生（Dr. David J. Rossman）

心理医生。曾师从弗洛伊德，病人都来自中上阶层。从二十年代开始执业。

百万富翁因为焦虑到我这儿寻求治疗。1933年，其中一个人告诉我：“我来这儿是因为钱都亏光了，只剩下长岛的一栋房子，价值七十五万。我不知道卖掉它能换回什么。”他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贵族气派，“我常常因为自己赚的那些钱心怀愧疚。”

我问他：“为什么觉得愧疚？”

他说他是股市的场内交易人，当他看到股市下挫，就开始做空，狠狠推它一把。每天交易结束的时候，他能赚5万到7万5千美元不等。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是从那些孤儿寡母的手里抢钱。” 而华尔街股灾之后，他开始尝到没钱的滋味。

告诉你一件事，你就能掂量出他的分量：他在摩根大通参加了一个秘密会议，希望股市能止跌企稳。他本来和我预约的是五点，结果来电话说：“我今天来不了。不过下次见你的时候，会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如果我在1933年3月买进了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股票，一万块的投资足以让我赚上好几百万。不过，这不是他给我带来的消息。他说：“ 我们打算关闭美利坚银行，因为总统想维持极端膨胀的股价。”这不过是纽约一家规模极小的银行，他们决定让总统去碰壁。银行倒闭了。

这个人让我去银行把所有存款都取出来，换成黄金券。黄金券的背面写着：可在美国财政部兑换成金条。我换了一万块的黄金。我想：“我拿着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沉得要命，全是金条，我把它们放在一个保险箱里。两天之后，我又不得不把它们拿出来，因为总统宣布持有黄金是违法的。我把黄金带回银行，他们给了我一万块。

我听说，早在1929年股灾之前，我们的经济就千疮百孔了。我的一个病人是美国最大的厨具经销商，他的工厂规模极大。他说：“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突然之间就没有订单了。”那是 1929 年五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认为金融“ 新时代”已经来到。从1926 年到 1929 年，炒股使我的资产翻了倍。我还记得曾经买过的一些股票，像是电气债券及股份公司的股票，买的时候100块一股，卖出时465块一股。那是你能赚到大钱的唯一方式，工资收入都不值一提。

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业余投资客，因为他们的一些病人来自金融界的高层，这些病人会告诉医生买进哪些股票。好多医生就是这样走上了不归路。

1926年，我开始往股市投钱。那个时候，我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工作，那里的医生多少都买了些股票。有的赚得多，有的赚得少。我胆子太小了，直到几年之后，我得到消息买了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股票，十天之内就赚了1000块。

1929年5月，我退出股市。把钱从证券交易所拿出来，委托给了这么一个人，他为美国最富有的一些人理财。我想，他总该万无一失吧。他开始买进股票，佳斯迈威是其中一只，当时它的价格是112块，他买得比较便宜，105块，买了100股。最后，我以50块的价格卖掉了。

1929年春天，他盗用了价值三百万的股票。他陷入了大麻烦，最后死于冠心病。

他为之管理资产的雇主身家大约一个亿，那个人在股灾中毫发无损，并通过交易欧洲的贬值货币赚取了巨额财富。他向自己的朋友提供内幕消息，使其中很多人赚了六百万到八百万。

艾琳·巴斯（Eileen Barth）

1933年，大学毕业，专业是社会服务管理。很快就成了县里的一名社会工作者。

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二十岁，一点儿经验都没有。学校里学的东西根本不管用，当时我们还在研究流动家庭，而不是大规模的失业。学校没有跟上时代，我可以肯定。

那时候大家都很依赖社会工作者。一个年轻的小姑娘为他们做主，他们会怎么想？他们还能指望谁弄到吃的，虽然只是很少的一点点？他们总是担心可能跟我们讲错了话，因为我们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

社会工作者代表的是救济机构，看上去权力很大，事实上，我们能做的非常少。

而且，我觉得特别内疚。我生活得相当不错，和另外两个姑娘合住一套漂亮的公寓，最高工资是每个月135块，手头很宽裕。但是，那个时候失业是常态。我经常想，如果我丢了工作，我还可以领救济。所以说，我从未失去过安全感。

我想大部分社会工作者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不过还是有很多人自以为是，觉得有些人找工作不够努力，或者说是他们很懒。他们有时候会让自己的救助对象特别为难。这些社工相信报纸上登出来的东西，即便是在那个时候。

我的工作对象有白人，也有黑人。有人可能觉得黑人更习惯过穷日子，但他们仍然会说：“如果我有工作，是不会上这儿来的。”

在救济办事处常常需要等待。他们去领食品救济券的地方，大多是旧仓库，非常阴沉，这很让人泄气。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等待，等待……

失去工作的人们坐在路边无所事事，等待救济。

社会工作者通常是他们发泄怒气的对象。他们把气撒在我们身上。他们不知道自己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当然，气氛有时会很紧张。我的工作范围覆盖了全城，经常到了晚上还在工作。我总发现自己身在一个非常陌生的社区，我把这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也知道当这些人感觉自己受了骗，会出现什么情况。

1934 年，一个社会工作者被她的救助对象杀害，当时她正坐在这家人的椅子上。这个年轻的白人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社工答应帮他找份工作，那个时候，土木工程署就要成立了。但失业的状态把他压垮了，他彻底疯了，把社工杀了，还把他妈妈拖到我们地区的办事处，杀了负责人、一个职员，又杀了他的妈妈，然后自杀。

我们都很害怕。各个办事处都接到了公告：社会工作者可以暂停家访。人人都跟我们说不要去家访，但我决定无论如何还是要去。我年轻，觉得我的救助对象都需要我。如果那事儿发生在现在，我还会去吗？我也不知道。

我记得在那之后有一段时间，按门铃之前我都会从窗户往里看一看。有一户人家对我说：“这事很可怕，不过有些社会工作者确实该死。”他看着我，笑着说，“不过你不是那种人，巴斯小姐。”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家访过的第一户人家。那家的父亲之前在铁路上工作，后来失业了。我的上司告诉我，得检查对方是不是真穷。如果这家人需要衣服，就得看看他们手头有多少衣服，所以，我去看了这个人的衣柜。

他个子很高，头发花白，年纪还不是特别大。他让我看了衣柜，可他觉得这是种侮辱。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真的没什么东西好藏着的，不过如果你真的要看……”我看得出，他自尊心很强，深感受辱。我也是……

沃德·詹姆斯（Ward James）

七十三岁，在东部上流社会的一家私立男校教书。出生在威斯康星，也是在那里上的学。

华尔街股灾之前，我在纽约的一家小出版社负责内容编辑和大部分的印刷工作。

这份工作不错，公司的业务也在不断发展，它看上去像是可以长久干下去。我特别有安全感。我意识到出版界的人是没有安全感可言的——没有终身职位。我的第一步就是在纽约组织了书籍与杂志出版工会。

直到1935年，我还在这家出版社工作。一开始，他们坚持让我不带薪休一个月的假，还有一些别的要求，但这还不算真正让我恼火的。

情况开始变得越来越糟，最后我被解雇了，什么理由也没说。我觉得这和我在工会做的事有很大关系，但我也没办法证明这一点。让我觉得难受的是，我特别擅长给男孩子们写科普书，已经出版了三本，可是现在资金紧张，如果书成不了畅销书，就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

我已经六个月没工作了。我的工作合同没了，精气神也没了。我不断地从一家出版社跑到另一家，但我从来也没接到过录用电话。后来我干脆跑到图书馆去，拿一本杂志到房间里读，我试着想写点儿东西，但精神完全集中不起来。

日子无聊而漫长。晚上没有事情可做，我就在屋里转圈儿，这种感觉真是太可怕了。

我认识的一些人开始表现出冷淡和回避：我现在不想看到你，可能我自己下周就没工作了。另一方面，我也收获了一些很亲密的朋友，过去他们不过是熟人而已。

如果我必须借五块钱交房租，总能借到。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把红利债券兑成了现金来交房租，我没有床，他就让我睡他那儿。我还记得我只剩下最后一条裤子，破到不行，另一个朋友刚刚找到工作，他还有一条裤子，我穿很合身，那条裤子就成了我的。

我去申请失业保险，这玩意儿才刚刚实施。我连着去了三个星期都没申请成功。后来，我发现了问题所在。当时，如果一个人的年收入超过三千块，他就拿不到失业保险，除非他的雇主表示同意，不然失业保险就有可能被扣留。而我的雇主行使了他的否决权，报复了我一把。我再也不相信法律了。

我最终领上了救济金，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经历这样的事情，那种感觉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坐在一间礼堂里，有人给你一个号，面谈的内容莫名其妙，让你颜面扫地。在我面谈的过程当中，一个家伙很夸张地从二楼的楼梯上跳了下去，头先着地。

他们问的问题包括：“你的朋友都有谁？你住在什么地方？你的家人在哪儿？我把老婆和孩子送到了娘家，在俄亥俄州，她们在那里能生活得好一点儿。为什么有人会给你钱？为什么有人会给你睡觉的地方？这是什么样的朋友……”类似这样的问题，能问上半小时。

我生气地说道：“ 你知道什么叫朋友吗？”他很快就改变了态度。一段时间之后，审核通过了，一个月给我9块钱。

离开那里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我像个寄生虫，依附在别人身上，依附在一个伟大的社会身上。

随着一封从芝加哥发来的电报，这一切才告一段落。

电报是伊利诺伊州作家计划发来的，我曾为那个负责人编辑过一本书，他了解我的工作，他需要一名总编为正在出版的书做最后的编辑工作。

本·艾萨克斯（Ben Isaacs）

这是一栋有花园和露台的房子，位于芝加哥郊外的中产阶级住宅区。

我自己做生意，挨家挨户地赊销衣服，按周收款。大萧条之前，人们舍得花钱买东西，还款也及时。但是，他们开始投机，我的生意从 1928 年初开始下滑。我的客户主要是中产阶级，他们不是太有钱，但也不太穷。

突然之间，1929年10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做我的生意，听到报童在喊。他们满大街地跑，把新闻嚷嚷出来：“股市崩盘啦，股市崩盘啦。”

这个消息就像晴天霹雳。

当时我正在路上，准备去见客户。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不是太大，我没有在股市投机。当然，我投资了地产和金券，当时叫金券。因为我对金券比对股市更有信心，股市上上下下，银行告诉我金券跟黄金一样，永远不会贬值。

后来，我们伤心地发现这不是真的。它们变得一文不值。

我怀疑银行家是知情的，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私利，如果不是华尔街股灾，这种骗局还会继续上演。很多这样的银行，一夜之间就倒闭了。我们变得一无所有。

之前，我一个星期可以收到四五千块。在那之后，每周就只能收到十到十五块。我到处跑，寻摸赚些养家糊口的钱，却找不到。很少有人能拿得出钱来，如果他们同情你，可能还会给你一块钱。

我们一天天挣扎着活下去。接着，我就交不出房租了，我有一辆小车，但买不起执照，我把它开到法院，卖了五块钱，好给家里人买点儿吃的。我有三个孩子，都还小。那个时候，我连买包烟的钱都没有，而我是个老烟枪。我口袋里一个子儿都没有了。

最后，大家开始说服我去领救济。艾尔·卡彭就在市区设了一个施粥处，人们在那儿排长队。你得走过两个街区，站在那儿，就在街拐角，就为了领一碗汤。

免费的汤，是穷人们的希望。

很多人自杀，跳楼，因为他们受不了这份屈辱。最后，我也受不了了。

我是那么地消沉，什么都不去想。我当时的那个年纪，也不可能找到工作了，除了卖东西，我没有谋生的手段。我到处求职，想找一份做销售的工作，但因为年纪的缘故，他们都不愿意要我。

我简直走投无路。每一扇门都关上了，每条路都没有出口，即便我有金子，它们也会变成土。霉运似乎牢牢缠住了我。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甚至我的钱也没了。

当时，我口袋里还有两百块钱，我打算去买辆出租车。那个时候，你得有自己的车才能去开出租。那个人说：你得从我们这里买出租车。柴克出租车公司。

于是，我拿了两百块去了办公室，打算付钱买车。我拿出了两百块，结果那个人说他们没有那种车了，下个星期可能会有。我离开了办公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两百块钱不见了。我打电话回去：“你们看到桌上有钱吗？”他说没有，没有钱。

我没办法心平气和。一般来说，我是不会丢钱的。不过在那个时候，我担心家里人，担心这个那个。我走在大街上，看起来就像个无忧无虑的人，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不想领救济，当我被迫去领救济的办事处时，眼泪都出来了。我没法忍受自己什么都不干就从别人那里拿钱。我不只一次想到自杀，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们，我死都不愿意领救济，但孩子总得有人管……

我去了领救济的地方，经过一番烦琐的程序和盘问之后，他们决定一个月给我四十五块。四十五块能坚持多久呢？我要交三十块的房租。于是我找了另外一处便宜的地方住，烧炉子取暖，一个月十五块。现在就是一条狗都不会住在那种地方，一个又脏又臭又黑的地方。

我一个星期只能买一次肉，一两磅的肉，留在周六吃。其它的日子里，我们只能靠半磅红肠过日子。

月租十五块的房子对孩子们来说太凉了，也太不健康。我找到一套有六间房的公寓，一个月二十五块。它本该有暖气，还有热水，可我们搬进去之后就没了。洗澡太冷了，我们不得不用炉子烧水，两个月之后，突然没水了。因为不交水费，市政不再供水。

我妻子只能从隔壁楼的邻居那里提两桶水上来，给孩子们洗澡，冲厕所，洗手洗脸，冲茶什么的，全靠那两桶水。我们过了两个月没水的生活。

不管我去哪儿找工作，都不会被录用。我四处转悠，卖剃须刀和鞋带。有一天，我每条街都跑遍了，只做成了一笔买卖，口袋里装着五毛钱回家。事实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40年。

1939年，战争爆发，情况稍有起色。我的妻子在一家餐馆找到了工作，一个星期挣二十块。我马上给救济办事处的人写了封信：“我觉得我们不再需要帮助了。救济让我不舒服，觉得惭愧，我没法再忍下去。”

隔壁邻居帮我在他工作的工厂里找工作。那个时候，我差不多已经五十岁了。工厂的人说：“我们不能录用你。”他们不雇用超过四十五岁的人。

两星期之后，还是这个人对我说：“去跟比尔（工头）说是我让你来的，他会雇你的。”最后他们雇了我，一个小时给我六毛钱。他们缺人，所以才会雇我。

我看报纸上说，有个地方的薪水不错，一个小时给一块。我就坐上电车去找那个工作。我还在路上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了，决定要干回老本行。当时人们都过得不错了，大家都在军工厂里上班。于是，我下了电车，走进我之前打过交道的那家商店。

我告诉他们，我要干回老本行。他们嘲笑我：“你要卖什么？你找不到东西卖。”我说：“你们卖什么东西，我一样卖。”

我把我和妻子工作的这段时间，节衣缩食存下的四百块钱全投了进去，开始干回老本行。老天保佑，世道总算是变了。

我又回来了，那是在 1944 年底。

霍华德·沃辛顿（Howard Worthington）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

我在拉塞尔街上的一家专做外国证券的债券公司上班，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没趟股市那滩浑水。老天保佑，股灾对我没什么影响，不过，公司还是倒闭了。我们公司的头卷走七百万资产，消失了。

我的一个朋友一年赚两万五，他们将他的年薪减到了五千块。他径直跑到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楼的顶层，跳了下去。那个时候，我还赚不到五块钱。

后来，我在库克县公共福利委员会找到一份工作，工资一个月95块。我的上司是一个黑人妇女，人很好。

我的头衔是职业援助与自助主任，为伊利诺伊州紧急救助委员会工作并没有什么大不了，比起我，我老婆更觉得这挺了不起。她添油加醋，经常在朋友中显摆。我真的很喜欢在那里工作时的经历，真的喜欢。

我得感谢我老婆。她在埃文斯顿管理一栋大楼，我们在那儿住一套有六个房间的公寓，不用交房租。我还搞到一些小玩意，花五毛钱买来，一块钱卖出去，我用这些钱来买午饭、坐车。我的朋友都快让我搞疯了，我每次搞到一些新玩意儿，就会卖给他们，他们都有工作。

有个家伙发明了一种叫“ 白净来”的东西，展示起来很神奇。你把手伸进装满它的罐子里浸一下，是无色的，然后你再用手去摸最脏的油脂，用冷水冲一下，双手又干净如初。

我有六罐“白净来”。出门卖它们之前，我把手在罐子里浸了一下。我走进一间车库，跑到隔油池那儿，把手伸了进去，然后走到水龙头那儿拧出水来。结果我的手越洗越脏，越洗越脏——我在家洗过手，忘了再把手放进“白净来”泡一下。我现在还记得车库里的那个人看着我摇头。

大萧条那年的复活节，我儿子才四岁。我花了一毛还是一毛五买了些鸡蛋。那么点儿钱，买不到几个蛋。

那个时候我们很穷，玛格丽特说：“ 这么几个蛋，他五分钟就找到了。”我藏了两个蛋在钢琴里，还有几个在其它地方。汤米拿着他的复活节小篮子，在他找鸡蛋的时候，我就把蛋从篮子里偷出来，换个地方再藏起来。他花了三个小时找复活节彩蛋，却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这是他过得最开心的一个复活节。

现在我儿子三十九岁了，每年复活节我都会给他讲这个故事。

斯坦利·凯尔（Stanley Kell）

这个中产阶级住宅区位于芝加哥西北部，里面住的全是白人。

“这里大部分房子的价值在一万七到两万四之间。”他是一个组织的头头，他们的主张就是把黑人排除在社区之外。“我的基督教白人邻居怎么看？他们在种族融合问题上立场跟我是一样的。不过，他们觉得我太强硬，太激进。”

他的家是转角处的一个独户住宅。家里除了一台二十三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还有一套音响，一架哈蒙德牌的电风琴以及他爷爷留下来的一台闹钟。

晚饭过后，他的妻子去参加社区会议了，今晚的主题是校车接送危机。他们的两个小儿子，兴奋地满屋子乱跑，开心地笑着……

他四十二岁。

这里离麦克斯韦街的露天市场很远，我曾在那儿为了一条面包拼命干活。当年的小孩子要干活能挣口吃的，活下去。

第一个让我感受到大萧条的人是我爸爸。他是做瓶盖生意的，为奶瓶生产瓶盖。我记得他从楼下上来说：“ 唉，生意没了。我们破产了，银行没钱了。”

我的妈妈有波兰血统，她知道怎么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我记得好几个星期里，她一直给我们喝汤。汤里的主要材料就是一条面包。

以前一直是我出去买面包。但从现在开始，这成了我每天的冒险。

那面包只要五分钱一条。我得拿着五分钱，走到麦克斯韦街上。那里有一条很长的高架桥，我得弯腰钻过去，把那五分钱省下来。拿面包回来的路上也充满了危险，总有人等着抢我的面包。也是些可怜的黑人孩子，他们一定很饿。还好我跑得快，后来应当去做田径运动员的。

我还记得爸爸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里面的人都是倒闭银行的储户。他每个月、每年都要开很多次会。

爸爸不得不卖掉车间里的机器来偿债，他从不欠钱。他破产的时候，把欠人家的钱都还了。跟你现在在报纸上看到的不一样。一个家伙欠人家六百万到八百万，还一笑了之。那时候，如果你欠钱，是丑闻。

那时候，芝加哥有个大日子，那就是“五一”。它跟共产主义没什么瓜葛，在芝加哥，五一就是人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日子。就算是流浪汉，也可以参加游行。这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社会联盟。

我在大萧条期间一直带着一块牌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块牌子上的字：我是个小男孩，你拿走了我的钱。存在你银行的钱对你来说和对我而言一样重要吗？如果你需要这些钱，拿上这家银行的钥匙，把它们扔进湖里，在监狱里待着吧。

蹲监狱的是那个银行家，他后来被埋在圣阿德伯特教堂，是自杀的。

本文选自中信出版社《艰难时代：亲历美国大萧条》，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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