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年味”

1987年秋季，我小学五年级毕业，本应升入初中，但学校紧急通知我们这一届改为六年级制。虽说上了六年级，却还是用五年级的课本，所以1987年的寒假，破天荒的没有作业。

那年的除夕，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1

除夕那天早晨，我强烈要求要穿新衣（通常大年初一才穿新衣）。一是因为腊月二十八，我已经洗了澡；二是因为家里大扫除时，我们在父亲多年不穿的一双登山靴里发现了一窝小耗子。我们一年就盼着这身新衣服，不能让老鼠一家先穿。

我的新衣是母亲在桥西百货商店买的。那时过年买衣服，大院里的妈妈们会结伴一起去。气象局门口的1路公交能到商场，车费五分。

孩子们会提前半小时出发，但不会花钱坐车。我们在公交车刚要启动的时候跑到车尾，蹲下来，用手闷子紧紧勾住车尾的钢板。通常一辆公交车后面能蹲六七个孩子。

1路公交在满是硬积雪的路面上缓缓行驶，拉着我们往前滑行。小风徐徐吹着，司机和售票员在空荡荡的车厢里抽着烟。

路边偶尔会窜出一匹马或一头毛驴，司机来个急刹车，售票员就急急地跳下车来看我们。因为有些孩子抓不紧，滑进了车底。

孩子都跑远了，售票员才会笑骂：“小兔崽子们，天天玩，不嫌烦啊？过年也不放个假！”

她骂完就跳上车，可车还没启动，旁边又多了一群虎视眈眈，想扒车的半大小子。

2

1987年，百货商场四周都是地标建筑。

对面是市一中，斜前方是红旗电影院，后方是国营新华理发店和曙光照相馆。

商场里，有七八条长长的铁丝通向高处的小厅，厅里坐着一位瘦阿姨。她戴着厚眼镜，一年四季都不爱笑。

我们买了新衣，付了钱，售货员就将钱和票据夹在一个铁夹子上，用力一甩，“嗖”地一声，东西就抛进高处的小厅里。

眼镜阿姨在上面鼓捣一番，再居高临下，把票据“嗖”地传回来。她依旧面无表情。

我们都觉得眼镜阿姨太酷了，班里好几个学习好的女生，理想都是——“长大后，我要坐进商场高处的那个小厅里。”

百货商场后方的国营新华理发店，我一次也没有进去过。在我整个小学阶段，都是母亲给我理发。

每次理完发后的一周，我都要戴上一顶小黄帽，即使上课也不摘下来。那一周，上下学的路上，我都要紧紧地抱住我的帽子，因为稍不留神，旁边的小六、小七就会抢下它，然后大声喊：“快来看啊，锅盖头！新鲜的锅盖头！”

可没过几天，他们也会戴上一顶小帽子，换我站在旁边，虎视眈眈。

商场斜前方的红旗电影院我去过好几回。三年级时，小城里热播《少林寺》，父亲工休时领我和二哥去看了一次。没过几天，学校里也组织大家集体观影。看了两遍《少林寺》后，我爱上了武术。

夏天天旱时，要从家里挑自来水到院子里浇豆角和西红柿秧。每次我都自告奋勇，在两个水桶里各装三斤水。我双臂绷直，一路趔趄往外走。

每每母亲看到，总会笑着朝我的屁股上轻轻踢一脚，抢下水桶。

3

除夕上午十点左右，母亲将一些白面和水倒进小盆里，放在火上，搅拌着打浆糊。

父亲和二哥用刀拆红纸，我写对联。写好后，我们再用浆糊一一贴上。最后还要剪一些长三十厘米，宽十厘米左右的红纸。上面写：“抬头见喜”、“金鸡满架”、“肥猪满圈”、“忠心护院”，等等。

当把“肥猪满圈”贴在空空如也的猪圈上时，我有些伤心。

那头小黑猪是三月份买来的，刚到家时只有十来斤重，母亲精心为它调制一日三餐。

我们每人兜里放着二十来个小鞭炮，手上拿着点燃的香。

它长得很快，后来大些了，性格变得十分活泼。每天吃饱了，就不断挑战那排木栅栏，可它怎么助跑，也跳不过去。我叫它“小黑”，天气好的时候，我会一边用铁笊篱给小黑抓痒，一边唱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小黑闭上它的大花眼，在阳光下舒服得直哼哼。

暑假时，我常常去地里拔猪娃草给它当零食。甚至在它感冒打喷嚏时，我把自己都舍不得吃的苹果，偷偷扔给它半个。

因为向往自由，爱好运动。到了七八月间，小黑的体重也不过只有五六十斤。母亲常叹气，说小黑没良心，吃了那么多粮食却不长肉。

那年的雨水特别多，木栅栏上都长出了几朵灰色的大蘑菇。小黑吃了蘑菇以后，“法力”大增，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跳出了猪圈。

但不幸的是，它跳偏了，落入了“大黄”的势力范围。一番惨烈的猪狗大战后，小黑败落。

从此，它心灰意冷，每天除了吃就是睡，成了一头真正的猪。

看家犬大黄比小黑早两年进的家门。大黄小时候，不仅能抓耗子，还能找蘑菇。

我们大院前面是一片很大的树林，草多，有蛇。每年夏天，几场大暴雨过后，大家就会牵着狗去树林里找蘑菇。

大黄总用鼻子紧紧贴住微潮的地面，仔细地搜寻。最后，它停下，用爪子轻轻挠地。母亲和我心领神会，用小铲子将土中的蘑菇小心翼翼地挖出来。那些蘑菇呈灰白色，有香味。每次大黄总能给我们带来不小的收获。

回了家，我们把蘑菇洗净，和着买好的鸡架，一起炖上。不久，就是一锅的香气扑鼻。

虽然鸡架上的肉只有一点点，但我们吃得极香。大黄也开心得直叫唤，因为一年到头，除了过年，它很少能啃上骨头。

大黄的领地意识极强，那次猪狗大战中，它大获全胜。但得意了没几天，厄运便悄然而至。

我们那里爆发了狂犬病，街道办成立了打狗队。无论是流浪的还是家养的，只要见到狗，他们一律打死。

大院里的人听到消息后，纷纷牵着狗，带着两壶水，走到树林深处。

狗绝对相信主人，当主人把绳子抛到树杈上时，它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绳子向下用力一拉，狗被吊了起来，它满眼的惊恐，旁人便迅速朝狗嘴里灌水，不一会儿，狗就不行了。

然后，人们易狗而食。

面对大黄，我们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所以当打狗队逐家检查时，我们把大黄藏进了土豆窖里。

离开土豆窖前，父亲严肃地摸着大黄的头，“外面无论发生什么，可千万别叫啊！”

大黄竟点了点头，眼角还有泪。

打狗队的人来了，笑着说：“你家的左邻右舍都说没吃到你家的狗肉啊！”

父亲佯作怒状，让他们搜。他们一无所获，只得打着哈哈走了。

当天晚上，我把大黄送到郊区的一个同学家里，暂养起来。后来风声越来越紧，农村也开始打狗，我们又把大黄送到山里的亲戚家。

分别时，大黄眼角又有泪，它一直咬着我的裤脚，跟了二里地。

4

把“肥猪满圈”贴好后，已近中午。匆匆吃了点心，父母就要忙着做一年中最为丰盛的年夜饭了。

我和二哥帮着打下手，时不时地往嘴里塞些鸡腿兔腿。到了吃年夜饭时，肚子也几乎饱了。

年夜饭共有十个菜，寓意“十全十美”。一个凉菜，九个热菜，正中央是一条红烧鲤鱼。

全家还要碰杯庆祝，我们每年都会买一瓶葡萄酒。家里没有开酒器，木塞怎么也拔不出来，最后总是用锥子把木塞捅到酒里。

每次倒酒，木塞就一浮一沉的，像小船。

吃完饭，我和七八个小伙伴们一起出去玩。

我们每人兜里放着二十来个小鞭炮，手上拿着点燃的香。从大院里出发，一路向南，沿着110国道前进。

我会离大部队稍微远一些。因为去年过年时，我们一起放炮，小六将炮高高扔向天空，好久都没响。

大家都以为是臭炮了，没在意，可那枚小炮最后在我脖子里爆炸了。

5

那时，我们都是半大小子，走在国道边上，常常恶作剧。敲一下别人家的大门，听到脚步声传来再跑。就这样一家家地敲，很快就走到了供销社。

当我们的手还没有碰到那户人家大门时，门却迎风而开了。门口站了位老奶奶，因为天黑，我们都看不清对方。

老奶奶急急地大喊：“是狗蛋么？是狗蛋么？”

我们七八个孩子面面相觑，一哄而散。老奶奶追了好远，一直喊：“狗蛋！狗蛋！”

除夕那天晚上，国道上有很多人，背着大包小包，匆匆往家赶。

狗蛋一定在里面。

那年的春节晚会上，最受欢迎的是马季和他的几个徒弟说的群口相声。

玩完回到家，母亲准备包饺子。我和二哥擀皮，父亲和母亲包。

我不能吃肥肉，母亲每次都要拌两种馅。一种纯瘦肉，一种肥瘦相间。包的时候，母亲在包精肉的饺子皮上多掐几个褶子。

每次煮好后，她都要不厌其烦地说：“文远，注意吃花饺子啊！”

饺子包完后，父亲拿出已经化好的冻秋梨和冻柿子。我们一边吃，一边聊新年的愿望。还未到十二点，鞭炮声就响了起来。都是五十响，一百响的小炮，声音温柔。

放完炮，就回家吃饺子，啃猪蹄。

6

天一亮，就是大年初一了。一早起来，我们穿戴整齐，就先给父母拜年。他们笑着给我们每人2元钱，然后说些勉励的话，我们拼命点头。

放鞭炮，吃饺子，逐家拜年。

那时大院里约有一百七八十户人家。过年时，每家都把大门打开，迎接我们这群孩子。

每到一家，人家就会热情地往我们手里，兜里塞花生、瓜子、水果糖。

那时我们的衣服兜都小，拜个四户人家，手上、兜里就都满了。然后我们便各回各家，把好吃的分门别类放进几个大包袱袋里。再集合，奔向下一户。

就这样周而复始，我们常常忙得顾不上吃午饭。到了初三，年才能彻底拜完。

初一那天晚上，我们会赶到队里的大库房里看重播的《春节联欢晚会》。

1985年，队里买了一台电视，放在了备用库房里。库房很大，灯很多，很亮，能容纳四百多人看电视。库房前有两排长板凳，第一排是给老人们坐的，第二排是给抱小孩的婶子们坐的。最后面的一排凳子，是供半大小子踩在上面看的。

那年的春节晚会上，最受欢迎的是马季和他的几个徒弟说的群口相声。

我们踩在后排的板凳上，根本听不见马季他们在说什么。但只要前排的大人们笑，我们也跟着大笑起来，是那种没心没肺的大笑。

库房前排的大火炉，火势旺盛。大家身上都暖暖的。

往事如风。1987年的除夕还历历在目，2017年却已经到来。母亲去世已四年有余，父亲垂垂老矣。

我儿子都快十岁了，不知道这小家伙会留存哪些过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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