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春节，我第一次进了城

1

1990年2月，我们全家去广州探亲。彼时，去大城市玩一趟，对我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乡下人来说，兴奋之情自不用提。

如今从老家出发去广州，可以在武汉坐高铁，几个小时就到了。那时候却非常麻烦，京九线不存在，高速公路也没有，我们只能先坐船去武汉，再坐火车。

我家、大舅家和姨妈家的众人，坐着乡村公交车到市区的港口，一进门，乌泱泱的都是扛着大包小包的人。他们手上拿着长方形的船票，冲着站在台子上的检票员高喊。

那时我只有六岁，身高到爸爸腰间，也不知道大人是怎么突破“肉林”，把我带到船上去的。我只记得沿着通往船舱的甲板，爸爸妈妈急急地牵着我的手往前冲，夜晚冷森森的江风裹着我们的身体。

我第一次见到灯管里能绽放出如此雪白的光芒来。船舱里的上下铺都睡满了人，爸妈带着我挤着一张床睡。睡前我要撒尿，他们抱我下来，到甲板上，黑沉沉的江面能听到船桨搅动江水的哗哗声，对岸隐隐几粒灯火闪烁。爸爸说：“到黄石了。”

早饭是在船上吃的，白色泡沫饭盒和一次性筷子，是我第一次见到。吃的面条也因着新鲜，觉得分外好吃。中午，白茫茫的江面上，船往江中的另外一只船靠拢，我们心里都惴惴然，担心两只庞大的铁屋会相撞。

两船贴近，甲板搭起来，工作人员催着我们换到另外一艘船上去。那艘船带着我们去了武汉，我们站在甲板上看到巍然的武汉长江大桥。

从老家去武汉，我们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2

到了武汉，我们才发现买火车票是那么艰难的一件事。

去广州的票，无论是卧铺、坐票、站票全都卖光了。我们只好坐在武昌火车站的广场上，大人们就轮班去售票口等。妈妈把被子裹在我身上，抵挡夜晚的寒风。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那个滴水成冰的晚上的。

在等车票的漫长时间里，我们决定去逛逛武汉城。

二十多年后，经过武昌长江大桥附近的首义门时，我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六岁的时候，父母带着我去火车站的场景。

我记得我们经过了一家儿童游乐场，那些城里的孩子坐在盘旋的飞机里玩耍。高高的桥墩上，一列火车轰隆隆地开过去，我驻足抬头观看，那猛地响起的汽笛声，吓了我一跳。我们沿着长江大桥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桥下浑浊的江水从脚下流到了我的家乡。

3

两天后，我们终于买到了车票，是春运期间的临挂。

坐在候车厅，不断有缺胳膊断腿的小孩过来乞讨。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只手臂的位置是空荡荡的袖管，另一只手伸向我们。我们都饿得要死，没有什么能给他们的。

那时的火车还是绿皮火车，到广州得三天两夜。我只是一个小孩，没有卧铺对我来说毫无影响，我打横睡在爸爸妈妈的腿上就够了。火车慢慢地开，边上的火车噌的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乘坐的火车还是悠悠地、咚嘎咚嘎地走。

车厢里挤满了人，各有各打发时间的办法。我坚称坐在我对面的人都是外国人，因为他们说着一口我听不懂的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家乡话之外的方言。

到了晚上，大家浑浑噩噩想睡觉的当口，车厢后头忽然一阵喧闹。一群肩上扛着纸箱的男人，正强行向车上的乘客推销东西。

听妈妈讲，他们卖东西，一瓶水要十块钱，一包小吃也要好几十，那时的十块已经算是大钱了。但是，必须买，不买也可以，把钱直接掏出来给他们，不然一记耳光就扇过来了。

那些男人，一个个身强力壮，前面的乘客只能认倒霉，掏钱消灾。

我模糊记得，那帮男人中的一个问一位年轻的男乘客，“你买不买？”男乘客摇头，“啪”的一记耳光就扇了过去；又问：“你买不买？”男乘客还是摇头，又是一记耳光。

也不知道那位男乘客挨了多少耳光，大家都沉默着。

要么买，要么直接掏钱，不然一记耳光就扇过来了

我要探头看，妈妈紧紧按住我，用眼神警告我不要乱动乱说话。她惊恐的表情把我镇住了，直到卖东西的人走到了我表哥这里。

事后我听妈妈说，表哥假装睡着了，那男人怎么摇他，他都不睁眼，妈妈吓得大气不敢喘。还好，那男人又去找下一个目标了。

我们一家和大表哥在同一个车厢，大舅和姨妈他们在另外一个车厢。事后说起来，只有我们这个临时车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乘务员和乘警也不管。那些打人的男人们，就是所谓的“车霸”。

4

好容易到了广州，

我们出了火车站，十八岁的表哥找到一家公用电话，给二舅打电话，说起在火车上碰到车霸的事。

我们坐着出租车去二舅家，车内有股怪味，让人闻着就想吐。然而车座上干净洁白的坐垫，又让我觉得很舒适。

怎么到了他的家，怎么打的地铺螺，我的记忆都非常模糊了。唯有记得第一眼看到他家客厅的竹床上，放满了各式各样包装鲜艳的零食——是给我的表哥，二舅的儿子吃的。当时我很想去拿，妈妈制止了我。

睡觉前洗澡，妈妈给我脱光衣服，蹲在卫生间莲蓬头下给我搓洗。二舅娘一直靠在卫生间的门框上，盯着我们。裸着身子的我，看看她，又看看妈妈，小声地对妈妈说：“能不能让她走开？”妈妈抬头说：“二姐，你早点去休息吧。”二舅娘依旧不动。

日后，我终于明白，她是担心我们用坏了她家的东西吧。对我们这些乡下来的穷亲戚，她一直不大热情。我们送给他们的母鸡，二舅娘一看到就说：“拿到外面去，拿到外面去，还不知道有没有消毒呢！”她只要了我们自己种的黑芝麻和花生。

二舅是我们家族的传奇人物。

他读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各种运动，小学勉强毕业，后来去参军，因着身体素质极好，当上了空军。

后面的故事我都是听妈妈说的，说是在部队上，他被某位司令员看中了，就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大人们还热衷于反反复复地提一个细节——二舅对当空姐的司令员的女儿说：“我家里很穷，我也没有钱。”司令员的女儿说：“我不在乎，我喜欢的是你。”

两人就这样结了婚生了子，二舅也当上了飞行员。

在我们农村，绝对算是成功跳出农门的典范了。

5

二舅带着我们去了他工作的白云机场，还去了广州动物园，去了国际展览中心。

当我置身于城市，我的“第一次”从我的瞳仁、味蕾、耳膜到手掌纷沓而至。出租车、街道、红绿灯、绿化带、喷泉、广场、零食、矿泉水、公交车、金鱼、动物园、社区、单元房、口红、自动移门、警察、孔雀、路灯……这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命名，就一下子涌入到我的感官世界中来。我全身心浸入到一种全新的“第一次”中。

我只笼统地知道好高的楼，好难喝的水，好亮的灯，好多的人，我感觉自己完全无法像在我家的村庄里那样，全无挂碍地精确分辨出我家跟隔壁家的母鸡。我就这样闯进一个骤然降临的全新世界，还来不及建立起相应的认知体系，只能昏头昏脑的陷入一种陌生感和兴奋感交织的模糊情绪中。

日后，父母还提起过我第一次进城的窘事。我不肯去卫生间，却偏偏要在卫生间外面解决，大人怎么说我都不肯进去——因为我在乡间就是随便蹲在地上搞定的。后来，还是二舅拿着纸把我的秽物送到卫生间冲掉的。

还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广场上，等大人们上洗手间。从女厕所出来一个外国女人，她有着金黄色的头发和透明的眼睛，她低下头跟我说话，可我一句话也听不懂，吓得赶紧跑到一边，见她离开才敢回到原处。

后记

我们在广州待了四天，妈妈说，哥哥马上要开学了，得赶紧回去，实际上是怕打扰二舅太久。二舅挽留不住，只好给我们买了回去的火车票。

临走时，二舅家拿出一堆不用的旧衣服和各种玩具，让我们带回去。我们又是大包小包地坐上了火车。

二舅专门安慰我们说：“这次你们不用担心，是正规的车子。”

火车经过湖南的时候，妈妈指着车窗外面的村庄，问我哪一个像我们家的房子，我指着其中一栋。

我们花了五天的时间去广州，又花了三天回家。出了家乡的车站，在一家小面馆等车时，外面下着瓢泼大雨。雨脚纷沓，溅湿了我们的裤脚，我们忍着饥饿，一直等着。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场大雨仿佛依旧下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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