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不乡愁

1

在我家那栋三层高的楼房没建起来之前，屋子还是低矮的两间瓦房。

六岁的我总要在院子里的两颗椿树中间系跟麻绳，这种自制的秋千，荡起来很危险，但却是我孤独的童年里最大的乐趣。

我的父母和周围的成年人一样，哪里有物质的膻味，哪里就有他们如同蚂蚁般忙碌的身影。

于是，在我六岁之后，家里的三层洋楼终于建了起来。我以为他们会停止忙碌，可他们变得更忙碌了。

新楼巨大而沉闷，如同怪物贪婪的大嘴巴，我睡在里面，就有种被吞没的无奈之感。更令我沮丧的是，因为建房，院子里两颗椿树消失了。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我所谓的“家乡”除了这栋令我憎恶的空荡荡的洋房，什么也不值得记忆。

这种厌恶一直延续到青春期。

初中毕业之后，我考上了一所三流高中，这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因为我这样的差生，除了职高和技校，有一丁点和大学相关的可能性，都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寄宿制的高中令我更加苦恼，而那个时候，我不再厌恶自家的楼房了——除了在同学们的攀比中常常获胜以外，它还具备了很多实用性的功能。比如，很多个无常骚动的夜晚，校园围墙的边上总有我和几个同学鬼鬼祟祟的影子。家乡的夜空，星月流转，无比璀璨，我们翻越围墙，在田埂里奔跑。

我父母经常不在楼房里留宿，30亩的蟹塘需要他们日夜守护。空房子成了我和同学们逃课最主要的目的地，我们在楼房里炸金花、看黄碟、喝啤酒，偶尔也会有女同学陪我们留宿。

一个夏季的夜晚，风雨俱来，我们一同堵住了阳台上的落水管，雨水蓄到我们的小腿，我们赤条条的躺下，所有的人都在那一刻忘记了彼此的名字，所有的对话都成为了歇斯底里的呼喊。

那栋楼房不再像怪物，像一个巨人宽阔的怀抱，任由我们这群无聊的少年在里面撒欢。

2

高中没毕业，我就辍学了。

但我没有失落，反而窃喜。当然，我也只能窃喜，因为在父母的焦虑和邻居的揶揄之中，我不敢表露这种反常的欢乐。

辍学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拥有了整个青春期最快乐、最狂野的记忆，脑海里但凡跳跃出当时的画面，全是高饱和度的暖色，带着焦灼而又危险的余温。

2008年12月，这个落寞而灰色的月份，那些无拘无束、恣睢任性的日子戛然而止，突如其来的是一大段枯燥、封闭，又极其巨大的生活。

牢狱之灾降临在我刚刚成年的肩膀之上，我要附上枷锁，度过生命之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在此之后，时间变得异常迟钝，分秒显得熬人，可以被它包裹着的任何情绪，都填满了我对昨日的悔恨、今日的懊恼、明日的惶恐。

12月份的悲伤，就像一个在大风之中飞扬的结实的塑料袋，朝我扑面而来。更加可怕的是，自救的双手被金属制的手铐紧紧的箍住，无法动弹，弥漫膨胀的窒息之感随时可能令我爆炸。

而初入牢门的境遇，让我对自家楼房的思念达到了一种疯狂的状态，因为除了它之外，好像再无其他东西能给我安全感了。

3

沉闷的冬日，看守所里的光线浑浊、暗淡，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坐在刻满了划痕和脏话的铺板上，想象着整个12月该如何度过？

这是一个令我无比紧张的月份。我无法抑制的想象着，高墙之外，所有离家的人开始准备着踏上归乡的旅途，《新闻联播》重复着热闹而拥挤的春运场景；而高墙之内，所有犯人都那么不安和无奈，在束缚中无用地挣扎，讨厌的悔罪情绪开始异常凶猛地涌动……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愈发紧张。

整个12月，看守所里关着4个死刑犯，23岁的魏浩浩就坐在我的旁边，他是最年轻的一个。和我一样，他常哆嗦着嘴唇。

魏浩浩身材矮小，人中很短，在四个月前的夏季的一天，他把女友推进了池塘，在女友泅浮上岸的时候，他用匕首刺穿了女友的手掌，第二次将其推入池塘……

一条生命被水流淹没，另一条生命也已在等待死刑的复核。

杀人的原因，魏浩浩闭口不谈，尽管我们并排坐在一起度过了完整的12月。某几天，我们频繁聊到自己的家乡，他很羡慕我，眼神里酝着哀怨，絮絮叨叨地指出来一些被我忽略的，却值得庆幸的事情。

“你就满足吧，可以在家门口坐牢。”

“你还有出去的那天，不像我……”

他们的双手被手铐束缚在腰间，不能写字，我成了他们的记录员。

杀死女友之前的三年，魏浩浩从未离开过苏北小镇的家乡。那是一个东濒黄海的县城，有沙滩和海，风吹进嘴里，是清苦的咸味。

他的父母在盐厂工作，每到临近春节，家里到处都晾满了香肠和咸鱼。一屋子咸苦的滋味，夏季来临之前，它们才能全部被解决。

魏浩浩不喜欢那个临海的简陋屋子，房间里堆满了囤积已久的蜂窝煤，黑兮兮的摞成一个并不坚固的壁垒，贴靠在石灰皮脱落的墙壁上。

所有的温饱的起点，都要他从这些可以燃烧的煤团里自取。父母常年在盐场工作，他很早就开始照顾自己以及驼背的奶奶。

燃烧着的黑漆漆的煤团变成桔色，海盐腌制的腊味在铝制的蒸锅里酥烂、膨胀……每天都是如此，魏浩浩的整个童年全是咸涩的味道。以至于长大之后，他极其讨厌腊味。

准备去江阴打工的那天，父母使劲往他的行李里塞腊肠和咸鱼。上了车，他几次想把这些讨厌的东西扔出车窗。可到了工地，这些腊味还是在一个礼拜之后被他吞进了肚子，

还是熟悉的味道，如同夹杂在父母皲裂的手缝里那些粗糙的海盐，让他咸得落泪。

在江阴打工三年，每年春节踏入归乡的旅途，他都无比怀念着满屋子的腊味，可回到家里，那些腊味，他一口也不想尝。

“在家里吃不下去那些东西，在外面却想吃，很奇怪吧。”

“这个月，家里的晾衣杆上已经挂满了香肠。猪头和咸鱼要经常放到屋顶上去晒。”

……

往往，魏浩浩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号房那扇掉漆的铁门外正分发着当天的午饭，氤氲潮湿的热气，在我们周围缭绕。

午餐一如往常的清淡，可我们的谈话却值得咀嚼。12月的最后几天，魏浩浩越发惆怅起来。一想起将缺席家乡的春节，他的嘴唇就哆嗦得厉害，身上那副光滑的手铐脚镣，已经标志着他将在这片阴暗的空间里，度过人生最后一个春节。

至于乡愁，魏浩浩惆怅的大概是：我只会以一座坟墓的形式出现在那里。

4

1月，看守所严肃而坚固的围墙外，已经有顽皮的孩子聚集着燃放鞭炮。

每天，经历了两小时劳动后，犯人们都会去放风场跑步，空气中能闻见一股未及消散的硝和磷燃烧后的气味，在温暖的光线里格外浓烈。

那个月份持续盛产着光线最饱和的晴天，被锈迹斑驳的钢筋格网罩住着的晴日，仿佛受日光浣透，湛蓝无比。那真是一个值得慵懒和松弛的月份，犯人们盼望着这个时辰，聚在放风场，享受须臾之间，从高墙外面传进来的和他们无关的年味。

那个月份，看守所里的犯人只进不出，塞得满满当当，看守所的铁门“哐哐”地开合，终日不得消停。

某天，一个狼狈的新犯被老犯们扔在过道中间，迎接新犯入号的方式一如既往的粗暴、野蛮。新犯蹲在老犯们的包围圈内，接受着他们的审问。

“犯的什么事啊？”

“诈骗。”

“家里管不？账上有钱没？”

“家远，但被抓的时候自己身上有两千，都交给外劳打到账上了。”

“嗯，快过年了，看守所里这几天不想‘审’新丁了，你小子运气好，免了一顿皮肉之苦。你不是账上带钱了嘛，给大家一人点个加餐吧。”

老犯们对新犯报出各自想吃的家乡菜，扬州的犯人要吃狮子头，河南的犯人点了饺子，有个上海籍犯人点了一盘黄豆芽。看守所里所有人都笑他，他反驳：“你们这些赤佬懂啥么？过年么，就是要发！”

新犯按照老犯的指示，通过狭小的探视孔，把在过道里打盹的外劳喊醒了。

“报告！我要点菜。”

“什么？你要干嘛？”

“点菜，我账上有钱。”

……

十分钟之后，管教打开了看守所的铁门，他手上提着半米长的橡皮棍，外劳站在他的身后，指着新犯说道：“就是他要点餐的。”

管教朝新犯厉声呵斥：“蹲到我面前来！”

新犯恐惧的眼神里流露出苦恼，战战兢兢，蹲在管教一米开外的位置，他隐约觉得管教手里的橡皮棍是因他而出现的，就像每个新入监的犯人一开始一样。

等管教的橡皮棍离开新犯的身体之后，他彻底成了一个侧卧着的受伤的刺猬。

1月份的那个日子，看守所里的犯人们以诈骗的方式，把怀念春节美食的乡愁宣泄在新入监的诈骗犯身上，他们获得了同等于春节氛围里那样高分贝的笑声。

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无可避免。

5

2009年1月25号，我在日历上找到了当年除夕的准确日子。

那是难得的无需劳动的日子，晴日、暖阳、加餐、纸牌和电视，节假日里对于犯人们最重要的五个元素一应俱全。

那天确实是个美好的日子，一旦完成了对它昼夜之间的跨越，罪人的刑期就会减小一个数字。当时，看守所里的死刑犯还剩下三个，这样的跨越对他们而言，就显得非常不幸。

时间在生命接近尽头的人面前，显露了残忍的本性。那天午饭过后，管教打开了号房门，扔给号长10张贺卡。待管教走出那扇坚固但并不灵敏的号房门之后，这些可以越过围墙抵达家乡的纸片将会被“红犯子”和“顺犯子”们迅速瓜分。

某个顺犯子在聒噪的人堆里突兀的冒出一句很危险的话：“给枪毙鬼们一人一张吧。”

他的提议很“犯嫌”（惹人讨厌），红犯子的眼睛里已经装满了怒意，但谁都没开口说话，这样的隐忍和克制，在高等级的犯人身上很少见。

偶尔迸发的善意，并不是第一次在罪恶的空间里出现，但每次出现都会令犯人们不安，所有人都警惕，但又有所保留。

号长打破了沉默，他的络腮胡子像枯草一样凌乱，“留三张吧。”

三个死刑犯领到了贺卡，他们的双手被手铐束缚在腰间，不能写字，我成了他们的记录员。这个差事并不讨喜，但有点类似于牧师和僧侣的工作，为死去和将死的人做一些方便他们去死或者死得安心的事情。

第一个死刑犯来寄卡片。他叫黄玉成，40岁，数公斤毒品的利润让他破败的厂房有了重振的生机，也让他失去了生的资格。

他叫我在卡片上写下的寄语冗长而又繁复，全是对他的父母、妻子和女儿唠唠叨叨的致歉和祝福。我尽量写下他吐出嘴唇之后的每一个语句，错误或者等待纠正的，统统记下，以至于那张贺卡所有的空白之处都挤满了我的字，再没有可写的余地。

他仍旧絮絮叨叨，我提醒他：“该写下你家乡的地址了。”

他一字一句，像面对普通话考级的考官，说出了那个无法令我长久记忆的地址，即使他曾与我核对了数遍，但我仍旧印象模糊。

第二个死刑犯很快坐在我的边上，他身上镣铐的声音非常清脆，是一幅崭新的镣铐，不附带任何陈年的死亡气息。

秦晓兵是这副镣铐束缚住的第一个赴死者，他终结了情妇带给他的所有麻烦，也把自己套牢在情欲的陷阱里。

他让我先写下地址，我不喜欢他命令人的口吻，但和将死的人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地址写到一半，他又叫我划掉重写，那是一个新的地址，是他的老家，寄给他的父母。

“事情发生了，就不要多想了。你们保重好身体，以前我对不住的人，你们就帮我捎句对不住，原谅不原谅，我这次一下子还了……”

他的寄语，我记得很清楚，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令我影响深刻。好像我和他一样，在巨大的灾厄面前，在悔恨失去意义之后，我们的态度同样无奈又坦然。

第三个死刑犯就是魏浩浩，在他之前，12月19号，第一个赴死的死刑犯被带出了1024号房。可那位犯人却神奇地利用余罪完成了自救——被关押到市看守所，获得了延长数月生命的机遇——虽然那只是另一起罪恶接受审判的期限，但对于死刑犯来说，却是宝贵的生命延续。

此后，魏浩浩在和我所有的谈话中，都流露着对这种奇迹的羡慕，他希望自己有100个重大的余罪，每次押赴刑场之前，都可以利用其中一个得以续命。

23岁，面临生命倒计时是一种怎样的体会？魏浩浩并没有满足我的猜想，人中很短，大概是他唯一的解释。

他贺卡上的内容只是叫父母邮寄一双球鞋给他，那是被他杀死的女友买给他的唯一的礼物，他想要穿着上路。当然，贺卡的结尾，他还是像其他人一样，附上了毫无新意的祝福语：“新年快乐。”

那个除夕夜，高墙之外的炮竹之声异常响闹，犯人们拥有了一顿百叶结烧肉的年夜饭。可长久寡淡的肚皮禁受不住油腻，肉香弥漫的看守所里已经有人开始排泄，那是一个充满了怪异氛围和难闻气味的日子，久积灰尘的电视机屏幕里断断续续地播报着春晚的喜庆……

我们还是在该睡觉的时候躺在了拥挤的铺板上，和其他夜晚唯一的区别在于，失眠的人数正在倍增。

而我亲手写好的三张贺卡，正奔波在回乡的路上，也飘荡在三个死刑犯布满血丝的眼睛里。

6

大年初一，犯人们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天气很好，潮湿厚重的棉被铺在放风场的水泥地上曝晒，背部长满痤疮的犯人撩开衣服，在光线里杀菌，墙角还蹲着几个偷偷抽烟的红犯子……沐浴在光线里的所有事物，都令我倍感轻松，除了那些散发着难闻气味的被子。

在放风时间快要结束之前，两个贵州的盗窃犯进行了一场殴斗。

他们在九点钟的太阳底下，揪扯、扭打了很久，各自摔倒在被褥上很多次，弄得到处都是飞扬起来的皮屑。没有人上去拉架或者劝和，他们打累了，就坐在被褥上继续争吵。

“哪个讲的从广东骑摩托车到大方只要4天？没骑过车回家就不要鬼打胡！”

“哪个讲的？老子讲的！我没来南京之前，年年骑摩托车回家，我路过大方，我没数？你们那里的鸡爪椒，老子还要捎两挂呢。”

“废话，我们大方的辣椒那是全国有名的，我家就种了六亩地的辣椒。”

……

放风时间结束后，两个打架的犯人已经和好，也许是因为大方县的辣椒，也许是因为一段共同的返乡旅途。他们在看守所里分享了彼此初一的伙食——面筋肉丸和海带排骨汤，青紫肿胀的眼角都漾起了友善的皱纹。

晚上，电视机里是春晚的重播，铺板上全是打扑克的犯人。安徽的犯人玩“干瞪眼”、苏北的犯人“打掼蛋”，还有很多犯人混杂在铺板的旮旯里“炸金花”。

喧嚣的氛围里潜伏着一个个孤寂的灵魂，它们起飞，去了诞生它们的地方。我飞到了自家的楼房里，那里热闹而又温暖。

此时，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值得庆祝，因为所有的一切又将会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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