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不乡愁

2017-02-04 20:06:37
2017.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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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我家那栋三层高的楼房没建起来之前,屋子还是低矮的两间瓦房。

六岁的我总要在院子里的两颗椿树中间系跟麻绳,这种自制的秋千,荡起来很危险,但却是我孤独的童年里最大的乐趣。

我的父母和周围的成年人一样,哪里有物质的膻味,哪里就有他们如同蚂蚁般忙碌的身影。

于是,在我六岁之后,家里的三层洋楼终于建了起来。我以为他们会停止忙碌,可他们变得更忙碌了。

新楼巨大而沉闷,如同怪物贪婪的大嘴巴,我睡在里面,就有种被吞没的无奈之感。更令我沮丧的是,因为建房,院子里两颗椿树消失了。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我所谓的“家乡”除了这栋令我憎恶的空荡荡的洋房,什么也不值得记忆。

这种厌恶一直延续到青春期。

初中毕业之后,我考上了一所三流高中,这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因为我这样的差生,除了职高和技校,有一丁点和大学相关的可能性,都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寄宿制的高中令我更加苦恼,而那个时候,我不再厌恶自家的楼房了——除了在同学们的攀比中常常获胜以外,它还具备了很多实用性的功能。比如,很多个无常骚动的夜晚,校园围墙的边上总有我和几个同学鬼鬼祟祟的影子。家乡的夜空,星月流转,无比璀璨,我们翻越围墙,在田埂里奔跑。

我父母经常不在楼房里留宿,30亩的蟹塘需要他们日夜守护。空房子成了我和同学们逃课最主要的目的地,我们在楼房里炸金花、看黄碟、喝啤酒,偶尔也会有女同学陪我们留宿。

一个夏季的夜晚,风雨俱来,我们一同堵住了阳台上的落水管,雨水蓄到我们的小腿,我们赤条条的躺下,所有的人都在那一刻忘记了彼此的名字,所有的对话都成为了歇斯底里的呼喊。

那栋楼房不再像怪物,像一个巨人宽阔的怀抱,任由我们这群无聊的少年在里面撒欢。

2

高中没毕业,我就辍学了。

但我没有失落,反而窃喜。当然,我也只能窃喜,因为在父母的焦虑和邻居的揶揄之中,我不敢表露这种反常的欢乐。

辍学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拥有了整个青春期最快乐、最狂野的记忆,脑海里但凡跳跃出当时的画面,全是高饱和度的暖色,带着焦灼而又危险的余温。

2008年12月,这个落寞而灰色的月份,那些无拘无束、恣睢任性的日子戛然而止,突如其来的是一大段枯燥、封闭,又极其巨大的生活。

牢狱之灾降临在我刚刚成年的肩膀之上,我要附上枷锁,度过生命之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在此之后,时间变得异常迟钝,分秒显得熬人,可以被它包裹着的任何情绪,都填满了我对昨日的悔恨、今日的懊恼、明日的惶恐。

12月份的悲伤,就像一个在大风之中飞扬的结实的塑料袋,朝我扑面而来。更加可怕的是,自救的双手被金属制的手铐紧紧的箍住,无法动弹,弥漫膨胀的窒息之感随时可能令我爆炸。

而初入牢门的境遇,让我对自家楼房的思念达到了一种疯狂的状态,因为除了它之外,好像再无其他东西能给我安全感了。

3

沉闷的冬日,看守所里的光线浑浊、暗淡,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坐在刻满了划痕和脏话的铺板上,想象着整个12月该如何度过?

这是一个令我无比紧张的月份。我无法抑制的想象着,高墙之外,所有离家的人开始准备着踏上归乡的旅途,《新闻联播》重复着热闹而拥挤的春运场景;而高墙之内,所有犯人都那么不安和无奈,在束缚中无用地挣扎,讨厌的悔罪情绪开始异常凶猛地涌动……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愈发紧张。

整个12月,看守所里关着4个死刑犯,23岁的魏浩浩就坐在我的旁边,他是最年轻的一个。和我一样,他常哆嗦着嘴唇。

魏浩浩身材矮小,人中很短,在四个月前的夏季的一天,他把女友推进了池塘,在女友泅浮上岸的时候,他用匕首刺穿了女友的手掌,第二次将其推入池塘……

一条生命被水流淹没,另一条生命也已在等待死刑的复核。

杀人的原因,魏浩浩闭口不谈,尽管我们并排坐在一起度过了完整的12月。某几天,我们频繁聊到自己的家乡,他很羡慕我,眼神里酝着哀怨,絮絮叨叨地指出来一些被我忽略的,却值得庆幸的事情。

“你就满足吧,可以在家门口坐牢。”

“你还有出去的那天,不像我……”

他们的双手被手铐束缚在腰间,不能写字,我成了他们的记录员。他们的双手被手铐束缚在腰间,不能写字,我成了他们的记录员。

杀死女友之前的三年,魏浩浩从未离开过苏北小镇的家乡。那是一个东濒黄海的县城,有沙滩和海,风吹进嘴里,是清苦的咸味。

他的父母在盐厂工作,每到临近春节,家里到处都晾满了香肠和咸鱼。一屋子咸苦的滋味,夏季来临之前,它们才能全部被解决。

魏浩浩不喜欢那个临海的简陋屋子,房间里堆满了囤积已久的蜂窝煤,黑兮兮的摞成一个并不坚固的壁垒,贴靠在石灰皮脱落的墙壁上。

所有的温饱的起点,都要他从这些可以燃烧的煤团里自取。父母常年在盐场工作,他很早就开始照顾自己以及驼背的奶奶。

燃烧着的黑漆漆的煤团变成桔色,海盐腌制的腊味在铝制的蒸锅里酥烂、膨胀……每天都是如此,魏浩浩的整个童年全是咸涩的味道。以至于长大之后,他极其讨厌腊味。

准备去江阴打工的那天,父母使劲往他的行李里塞腊肠和咸鱼。上了车,他几次想把这些讨厌的东西扔出车窗。可到了工地,这些腊味还是在一个礼拜之后被他吞进了肚子,

还是熟悉的味道,如同夹杂在父母皲裂的手缝里那些粗糙的海盐,让他咸得落泪。

在江阴打工三年,每年春节踏入归乡的旅途,他都无比怀念着满屋子的腊味,可回到家里,那些腊味,他一口也不想尝。

“在家里吃不下去那些东西,在外面却想吃,很奇怪吧。”

“这个月,家里的晾衣杆上已经挂满了香肠。猪头和咸鱼要经常放到屋顶上去晒。”

……

往往,魏浩浩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号房那扇掉漆的铁门外正分发着当天的午饭,氤氲潮湿的热气,在我们周围缭绕。

午餐一如往常的清淡,可我们的谈话却值得咀嚼。12月的最后几天,魏浩浩越发惆怅起来。一想起将缺席家乡的春节,他的嘴唇就哆嗦得厉害,身上那副光滑的手铐脚镣,已经标志着他将在这片阴暗的空间里,度过人生最后一个春节。

至于乡愁,魏浩浩惆怅的大概是:我只会以一座坟墓的形式出现在那里。

4

1月,看守所严肃而坚固的围墙外,已经有顽皮的孩子聚集着燃放鞭炮。

每天,经历了两小时劳动后,犯人们都会去放风场跑步,空气中能闻见一股未及消散的硝和磷燃烧后的气味,在温暖的光线里格外浓烈。

那个月份持续盛产着光线最饱和的晴天,被锈迹斑驳的钢筋格网罩住着的晴日,仿佛受日光浣透,湛蓝无比。那真是一个值得慵懒和松弛的月份,犯人们盼望着这个时辰,聚在放风场,享受须臾之间,从高墙外面传进来的和他们无关的年味。

那个月份,看守所里的犯人只进不出,塞得满满当当,看守所的铁门“哐哐”地开合,终日不得消停。

某天,一个狼狈的新犯被老犯们扔在过道中间,迎接新犯入号的方式一如既往的粗暴、野蛮。新犯蹲在老犯们的包围圈内,接受着他们的审问。

“犯的什么事啊?”

“诈骗。”

“家里管不?账上有钱没?”

“家远,但被抓的时候自己身上有两千,都交给外劳打到账上了。”

“嗯,快过年了,看守所里这几天不想‘审’新丁了,你小子运气好,免了一顿皮肉之苦。你不是账上带钱了嘛,给大家一人点个加餐吧。”

老犯们对新犯报出各自想吃的家乡菜,扬州的犯人要吃狮子头,河南的犯人点了饺子,有个上海籍犯人点了一盘黄豆芽。看守所里所有人都笑他,他反驳:“你们这些赤佬懂啥么?过年么,就是要发!”

新犯按照老犯的指示,通过狭小的探视孔,把在过道里打盹的外劳喊醒了。

“报告!我要点菜。”

“什么?你要干嘛?”

“点菜,我账上有钱。”

……

十分钟之后,管教打开了看守所的铁门,他手上提着半米长的橡皮棍,外劳站在他的身后,指着新犯说道:“就是他要点餐的。”

管教朝新犯厉声呵斥:“蹲到我面前来!”

新犯恐惧的眼神里流露出苦恼,战战兢兢,蹲在管教一米开外的位置,他隐约觉得管教手里的橡皮棍是因他而出现的,就像每个新入监的犯人一开始一样。

等管教的橡皮棍离开新犯的身体之后,他彻底成了一个侧卧着的受伤的刺猬。

1月份的那个日子,看守所里的犯人们以诈骗的方式,把怀念春节美食的乡愁宣泄在新入监的诈骗犯身上,他们获得了同等于春节氛围里那样高分贝的笑声。

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无可避免。

5

2009年1月25号,我在日历上找到了当年除夕的准确日子。

那是难得的无需劳动的日子,晴日、暖阳、加餐、纸牌和电视,节假日里对于犯人们最重要的五个元素一应俱全。

那天确实是个美好的日子,一旦完成了对它昼夜之间的跨越,罪人的刑期就会减小一个数字。当时,看守所里的死刑犯还剩下三个,这样的跨越对他们而言,就显得非常不幸。

时间在生命接近尽头的人面前,显露了残忍的本性。那天午饭过后,管教打开了号房门,扔给号长10张贺卡。待管教走出那扇坚固但并不灵敏的号房门之后,这些可以越过围墙抵达家乡的纸片将会被“红犯子”和“顺犯子”们迅速瓜分。

某个顺犯子在聒噪的人堆里突兀的冒出一句很危险的话:“给枪毙鬼们一人一张吧。”

他的提议很“犯嫌”(惹人讨厌),红犯子的眼睛里已经装满了怒意,但谁都没开口说话,这样的隐忍和克制,在高等级的犯人身上很少见。

偶尔迸发的善意,并不是第一次在罪恶的空间里出现,但每次出现都会令犯人们不安,所有人都警惕,但又有所保留。

号长打破了沉默,他的络腮胡子像枯草一样凌乱,“留三张吧。”

看守所里的春节,何处不乡愁

三个死刑犯领到了贺卡,他们的双手被手铐束缚在腰间,不能写字,我成了他们的记录员。这个差事并不讨喜,但有点类似于牧师和僧侣的工作,为死去和将死的人做一些方便他们去死或者死得安心的事情。

第一个死刑犯来寄卡片。他叫黄玉成,40岁,数公斤毒品的利润让他破败的厂房有了重振的生机,也让他失去了生的资格。

他叫我在卡片上写下的寄语冗长而又繁复,全是对他的父母、妻子和女儿唠唠叨叨的致歉和祝福。我尽量写下他吐出嘴唇之后的每一个语句,错误或者等待纠正的,统统记下,以至于那张贺卡所有的空白之处都挤满了我的字,再没有可写的余地。

他仍旧絮絮叨叨,我提醒他:“该写下你家乡的地址了。”

他一字一句,像面对普通话考级的考官,说出了那个无法令我长久记忆的地址,即使他曾与我核对了数遍,但我仍旧印象模糊。

第二个死刑犯很快坐在我的边上,他身上镣铐的声音非常清脆,是一幅崭新的镣铐,不附带任何陈年的死亡气息。

秦晓兵是这副镣铐束缚住的第一个赴死者,他终结了情妇带给他的所有麻烦,也把自己套牢在情欲的陷阱里。

他让我先写下地址,我不喜欢他命令人的口吻,但和将死的人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地址写到一半,他又叫我划掉重写,那是一个新的地址,是他的老家,寄给他的父母。

“事情发生了,就不要多想了。你们保重好身体,以前我对不住的人,你们就帮我捎句对不住,原谅不原谅,我这次一下子还了……”

他的寄语,我记得很清楚,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令我影响深刻。好像我和他一样,在巨大的灾厄面前,在悔恨失去意义之后,我们的态度同样无奈又坦然。

第三个死刑犯就是魏浩浩,在他之前,12月19号,第一个赴死的死刑犯被带出了1024号房。可那位犯人却神奇地利用余罪完成了自救——被关押到市看守所,获得了延长数月生命的机遇——虽然那只是另一起罪恶接受审判的期限,但对于死刑犯来说,却是宝贵的生命延续。

此后,魏浩浩在和我所有的谈话中,都流露着对这种奇迹的羡慕,他希望自己有100个重大的余罪,每次押赴刑场之前,都可以利用其中一个得以续命。

23岁,面临生命倒计时是一种怎样的体会?魏浩浩并没有满足我的猜想,人中很短,大概是他唯一的解释。

他贺卡上的内容只是叫父母邮寄一双球鞋给他,那是被他杀死的女友买给他的唯一的礼物,他想要穿着上路。当然,贺卡的结尾,他还是像其他人一样,附上了毫无新意的祝福语:“新年快乐。”

那个除夕夜,高墙之外的炮竹之声异常响闹,犯人们拥有了一顿百叶结烧肉的年夜饭。可长久寡淡的肚皮禁受不住油腻,肉香弥漫的看守所里已经有人开始排泄,那是一个充满了怪异氛围和难闻气味的日子,久积灰尘的电视机屏幕里断断续续地播报着春晚的喜庆……

我们还是在该睡觉的时候躺在了拥挤的铺板上,和其他夜晚唯一的区别在于,失眠的人数正在倍增。

而我亲手写好的三张贺卡,正奔波在回乡的路上,也飘荡在三个死刑犯布满血丝的眼睛里。

6

大年初一,犯人们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天气很好,潮湿厚重的棉被铺在放风场的水泥地上曝晒,背部长满痤疮的犯人撩开衣服,在光线里杀菌,墙角还蹲着几个偷偷抽烟的红犯子……沐浴在光线里的所有事物,都令我倍感轻松,除了那些散发着难闻气味的被子。

在放风时间快要结束之前,两个贵州的盗窃犯进行了一场殴斗。

他们在九点钟的太阳底下,揪扯、扭打了很久,各自摔倒在被褥上很多次,弄得到处都是飞扬起来的皮屑。没有人上去拉架或者劝和,他们打累了,就坐在被褥上继续争吵。

“哪个讲的从广东骑摩托车到大方只要4天?没骑过车回家就不要鬼打胡!”

“哪个讲的?老子讲的!我没来南京之前,年年骑摩托车回家,我路过大方,我没数?你们那里的鸡爪椒,老子还要捎两挂呢。”

“废话,我们大方的辣椒那是全国有名的,我家就种了六亩地的辣椒。”

……

放风时间结束后,两个打架的犯人已经和好,也许是因为大方县的辣椒,也许是因为一段共同的返乡旅途。他们在看守所里分享了彼此初一的伙食——面筋肉丸和海带排骨汤,青紫肿胀的眼角都漾起了友善的皱纹。

晚上,电视机里是春晚的重播,铺板上全是打扑克的犯人。安徽的犯人玩“干瞪眼”、苏北的犯人“打掼蛋”,还有很多犯人混杂在铺板的旮旯里“炸金花”。

喧嚣的氛围里潜伏着一个个孤寂的灵魂,它们起飞,去了诞生它们的地方。我飞到了自家的楼房里,那里热闹而又温暖。

此时,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值得庆祝,因为所有的一切又将会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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