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失败的离别课

1

早上八点钟，我被电话铃吵醒。是爸爸，他语气紧凑，又有一点疲惫。我隐约猜到了什么。

“孩子，你别紧张”，他说，“爷爷情况不太好，你看怎么回来一趟。”

我应声答应，问了现状，便匆匆挂了电话。我躺了一分钟，脑子里什么也没想，然后坐起来，用手机查询最快的机票。从云南大理到黑龙江大庆，最快的中转也要十个小时。我比较价格，敲定线路，收拾东西，直到下楼出门，都好像在安排一次突然的出差。

是的，我没有一丁点紧张，或者说，没有什么大的情绪波动。

接下来的行程有条不紊，我还趁转机在北京见了两位朋友，带了两包东西。晚上起飞前给家里打电话，他们只是重复“路上注意安全”。

我却明白，爷爷可能不行了。

在候机厅，我试着拼出爷爷的样子。我知道他瘦，吸烟、耳背，唯一的娱乐是打扑克，大部分时间，都坐在窗边看马路上的车。但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不知道他有什么朋友，有什么终生难忘的记忆……他的样子那样模糊。

说到底，我们不熟。

我对这种“不熟”倒是很熟悉。和父母、亲戚，我们都很少感情交流，他们也不怎么展露。我待过的地方，就像断崖的流水，从来形成不了故乡。

我三岁离开出生的地方，到城市后搬家无数，平房、店铺、楼房，拆了，盖了，都没再回头转转。从幼儿园开始，除了小学前四年，我都在寄宿学校。

去托儿所那年，我是班上最大的学生，却是哭得最凶的一个。每周五回家，我妈都会从我裤兜里掏出一堆小饼干、点心。看到什么没吃过，我总想给妈妈藏一份。然后每个返校的日子，我都伤心欲绝。

等到小学五年级住校，第一个周末，我回到家就趴在店铺里闷声痛哭，我不知道自己哭什么。但我知道，那些情感的窗口都散了，宿舍里有我的失望、希望、沮丧、振作、惴惴不安和欣喜若狂。但家里什么都没有，我都是和自己待着。

大多数时候，我和父母都没什么可说的，他们不理解我，我也不想让他们理解。和爷爷奶奶话就更少了，极少亲昵，更多的是沉闷地坐着。他们对我很客气，不像对被他们带大的表弟和堂妹。我们的关系就像是照章行事，他们有着更亲密的愿望，但处处克制，无从表达，我则游荡在关系之外，不想探身太近。

我隐约觉得，这一切都有模糊但坚定的分工，背后是一个简单任务，像打战略游戏：在资源有限的设定下，怎样用最短的时间，快速升到更高级别。没有bug，没有秘籍。饥荒、乡村、城市、大学，积木一样搭成单向的梯子。

而很显然，这个游戏里，怀旧不是必需品。

2

有那么一阵子，大概是初中，我很热衷于探究自己的祖籍，根据查到的一星半点证据，我幻想过很多奇怪的身世。我查询历史上姓杜的名人，按历史时期排序，想象我所继承的脉络怎样辗转其中；我对山东西南的新闻特别留心，因为爷爷、姥爷都是60年代从山东逃荒到东北。

尽管当时的我还没有去过“祖籍地”，却设想了对他们的100种认同。

初中后期，爷爷奶奶搬到城市，逢年过节，我开始有了要前往的地方。

最开始还在平房的时候，需要烧炕，烧炉子。我就和爷爷一起烧，我想要把祖籍坐实，就问他所有闯关东的经历。爷爷话少，还保留着山东口音，我只能勉强听懂。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一遍遍地说，我就像做口述史的学生一样，努力拼起时间、空间线索。

但都没有用，他始终无法按照我的要求，将时间、地点具体化。我只大概记下：建国初，他和家里人一直摆摊做面点，大锅饭来了，面点摊被取缔，他就出去做工。大跃进时期菏泽闹饥荒，他就带着奶奶，按照几百年留下的“闯关东”习惯，逃离山东，迁到黑龙江，拉了很久的关系，才在生产队落户。

接下里的事情我就知道了，他生了四个子女，大女儿考上了中专，留在大庆油田工作、结婚。有了城市的生活。她帮扶着其他三人到大庆做小生意，所有人都落了脚，又回去将爷爷接过来。

但这并不是我希望获得的那种“家庭史”。

到头来，只是一次简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链式迁徙”——依靠亲属关系来推进移居过程。整个过程，他们抓住了每一次可用的机会，养成了很多互助的习惯，避免了在山东沦为饿殍，脱离了急速塌陷的东北农村，又赶上了油田富裕的末端。这种迁移带来很强的惯性，使我们一代代成功地和过去绝缘。我父母虽然能够听懂山东话，但都说一口东北话。到我这一辈，连东北口音都弱了。

我们从各种途径，了解到山东繁缛的礼节，当作饭后供爷爷奶奶怀念的谈资。真正的生活中，我从没扫过墓，不知道出了两代直系亲属，应该对亲戚怎么称呼。

过往的经验在两代人之间快速贬值，我们没有回头看的喜好。

3

我到大庆机场时已经9点。来接我的是姑父，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哈尔滨亲戚。寒暄之后，才知道是我爷爷的侄女——同样从山东逃荒过来的另一支。我们坐上车，没太多话。姑父告诉我，爷爷中午就过世了。

自从诊断出肺癌，爷爷就性情大变，他不再处处想着子女，他开始藏钱。谁给他钱都收起来，放到床脚的一个布包里。有一天，他夜里偷偷叫醒奶奶，说你猜我有多少钱？说完伸出五个手指。这事儿被家里人当笑话背着他讲。

爷爷开始喊饿，而且自顾自地吃饭，他出门到麻辣烫店里点餐，狼吞虎咽，到了饭点，他会自己泡一包方便面，不管一会儿上桌什么。他更多地说起山东老家，对那一支的亲属念念不忘。今天早上通知了哈尔滨的亲属，他们开车过来，见了爷爷最后一面后，爷爷就撒手人寰。

姑姑说，本来想着能等到孙子、孙女回来，结果，还是惦记了这些人。

回到家里接近十点，所有人都坐着，50多平米的屋子站了十多个人。爷爷的遗体送去殡仪馆了，他们就都守着奶奶聊天。小叔眼眶发红，一直没停止流泪，我的两个姑姑没怎么说话。

我爸看到我，让我和哈尔滨来的亲戚挨个打了招呼。我听出他声音发哑，疲惫至极。后来，他们开始商量第二天的行程，大概是请了一位风水先生，要去招魂，看遗体，还有一些规定，诸如谁来撒纸钱。后天出殡，到时候要安排一顿酒席等。

我走到屋外，感到一阵愧疚。

从高中开始，我就想带爷爷回山东。最初是想找到家族根源，后来念头淡了，就觉得他有这念想，我应该帮一把。离开黑龙江农村，爷爷一次都没回去过，也从未谈起，但是年代更远的山东老家，他念念不忘。大学之后，我每年都和家里人提出回山东，都被他们以爷爷的健康为由否决。此刻我却隐约觉得，爷爷去世前攒钱，是想着偷偷回去——他担心别人怕花钱，想要自己解决开销。

到了二楼，有一排玻璃窗可以看到楼下

第二天，所有人都起得很早。我们坐车来到十公里外的殡仪馆，那里已经排上了队。停车场正对着的一排房子，门口都挂了灯笼，有红色、白色，有的点亮，写着名字，有的空白。我们十几个人走到中间偏右的一间，开了门，屋内放了两排花圈，正中间一口棺木，冷冻着尸体。

殡仪馆的风水先生指挥我们，按照辈分上香，磕头，又依次上前看遗容。轮到我了，走近，发现爷爷皮包骨头，比三个月前见面还要消瘦。不知道他最后的日子吃了多少苦，也不知道父辈的照顾花费多少精力。我看着垂泪未干的小叔、姑姑，还有眼神呆滞的父亲，觉得自己像个异类。即使到了这时候，我的情感还隔着一层。

从小到大，我一直跳脱在一切责任和情感之外，我保持了链式迁移的趋势，未来的某一瞬间，我能成为家庭向新的目的地转移的据点。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让我不必为家庭担忧，并不能拥有更好的关系，只是削弱了联系。

停留了半个小时，直到一行人稀稀落落坐上车，回到家里才有了生气。哈尔滨来的亲属们活跃起来，给我们讲解之前办葬礼的经验。

一位远房姑姑说：“这算幸运了，东北比山东的礼节少太多，关里（山海关里）那葬礼都折腾惨了，孝子孝孙要跪几天，来人了都不能起来，披麻戴孝的。大冬天就在那里跪着，老远来个亲戚，哐当就得磕头”。

另一位姑父插嘴说：“酒席也少不了累，挨个伺候好了，老人走了，一家人也累趴下了。”最后，一屋子人都在说还是关外（山海关外）好。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不喜欢习俗，还是不适应。

第三天出殡，又被引领着做了一次仪式，父亲是长子，被吆喝到队伍最前，拿着瓦盆。风水先生让他学着说话，像是咒语。我只记得他们高喊：“爸爸！”然后“砰”的一声，瓦盆崩裂，雇佣的小乐队锣鼓齐鸣。我二姑忽然跪地恸哭，几个人都拽不动。

二姑比大姑小，看起来却要老很多。当时的农村人都明白，一个家庭是不能供养所有子女的。姐姐和两个弟弟读书，她就退了下来，烧火，做农活，后来爷爷奶奶被接到大庆，她才跟到城市。我小时候很害怕和她单独相处，土，怕埋汰。但她不顾这些，思维像是最简单的二进制，判断人就两套概念：亲，不亲；好，不好。亲的人，好的人，她能为你推倒一面南墙。

爷爷病重的时候，她每天挤两小时公交车来照顾，洗脚，做饭，或者就单纯看一眼，早上再返回去卖菜，累到在菜市场昏睡过去，但谁劝也没用，第二天继续折返。

有时候，我很羡慕她直观的情感，就像葬礼上，我努力调动，却沮丧地发现自己没办法哭出来。生活太具体了，而我一直困在抽象中。

焚烧炉隔壁，设置了一间追悼屋。一场小型哀悼之后，焚烧，亲属在外面等待骨灰。接下来，车队送骨灰到安置处，标记地点，从此有了清明节的目的地。

我们在市区办了几桌酒席，简单招待了来客。人群散了，家里人疲惫地返回。又坐在一间屋子里，沉默替代了忙乱。小叔说，他始终没法睡觉，一闭眼就是老人的样子。说完，别人赶紧找了新的话题。有人说瓦盆摔得好，又整齐又响亮，有人说今天风大，肯定能安详上路。

我没有继续听他们聊天，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看去北京的机票。我又想起去山东的事情，感到一阵刺痛。

我和爷爷是有共同点的，他是开端，我是另一个开端，我们都不在乎此时此地，他无法返回故乡，而我压根就没有故乡。

4

出殡后两天，我就要离开了。家里人不知道，半年前，我已从北京的工作离了职，写完了一本书稿，又正筹备一项长途的合作采访。他们没想过我会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我也没说。爷爷的去世打乱了我之前的行程，我直接赶到北京。

小叔说送我，他开水果店，有一辆七座面包车，平时拆掉后座，凌晨去批发市场上货，节假日装回来，当作小客车。这是他买过的车里最“城市”的一辆，五年前，他开的是白色的小型卡车，后车槽五米多长。再早十年，开的一辆绿色微卡，除了多一个轮子，气质和拖拉机没什么不同。他是家里第一个有驾照的人。

小时候，我经常跟着他跑车，减震极差，我在副驾驶被颠到半空，乐得很。

到了初中，我忽然不愿意坐他的车。那所寄宿学校是本地最贵的，我一周五块钱零花钱，自卑扩散到方方面面，到了周末，同学们车接车送，我就一头扎出站满家长的大门，自己去转公交。

一个周五，小叔心血来潮，到学校门口接我，开着那辆绿色的旧车。我上车，却感到脸上通红，倒车经过校门，我十分紧张，下意识抓起校服蒙在脸上。小叔没反应过来，说孩子你是冷吗？一秒钟后，他自己呛在那里。那是他最后一次到校门口接我。

事情过去十多年，再回家，他也来车站接送，我已经粗鲁地褪去初中时所有的敏感，小叔也换了台可以上路的“城市”车。我只是担心他几天没睡，又有感冒迹象，去大庆机场的路上有一段没灯，不安全。小叔才说完，我爸接了话。

“送，让你叔送你去”，他说，“我也跟着，问问你婶儿，你妈，你姑姑去不去？”

“那么多人干嘛？”我眉头皱起来，“又不是不回来。”

“那边能看到飞机起飞降落。上次我和姑父去送你哥，就趴在旁边的栅栏，都能看见。走吧，他们不也没去过机场吗？”

我立刻同意了我爸的话，招呼其他人去了。他们中间没有人做过飞机，也没有人到过老家以外的地方。最起码，我明显感到爸爸脸上自信的神情，这确实是少数不花钱的新鲜娱乐。爷爷才去世，只要别都闷坐在屋里，都好。

六个人坐满了位置，出发。我坐在前排，妈妈在后面，一直想嘱咐什么，我都“嗯”过去。她不说了，只好和婶婶、二姑闲聊。我爸还兴奋地讲解机场有几个厅，飞机跑道有多长，“老远了，滑行那么老长才起飞”，他说。

“咋能飞起来呢？就一下子撅上去？”二姑问。

我心里想，到了不就知道了吗。越长大，我越难对曾经的亲戚共情，我尽量尊重所有我不懂的思路和情感，在内心记录下所有话，都是我无法想象的直接引语。

我发现此时的所有人都摆脱了爷爷去世的现实，气氛像一次出游，这令我欣慰。我丝毫没有离别的感觉，飞机么，到一个不属于他们的地方，做一件不属于他们的事情，尘埃落定，我会通知他们结果，就像以前一样。

大庆机场并不大，很新，一座候机楼都是玻璃幕墙，做了个简单的圆顶棚，分割出发、到达、候机厅。我让他们坐在中央的几排座椅上，给他们讲怎么挑选座位，怎么过安检，登机。二姑不断问我，到时间没有，到登机时间没有？爸爸带着小叔绕出大厅，过了十分钟回来。“就那儿，能看见对吧？”他说，小叔点点头，像是让所有人放心，已经踩好点，保证能看到起飞表演。

等着无聊，我妈开始和婶婶拍照，合影，对着大玻璃幕墙，远远的是安检口，她们发到家人的微信群，每拍一次，都立刻要拿出来品味。我握着登机牌，是唯一平静的人。

四十分钟。我起身准备过安检，拿起包，他们又一起检查了一遍，总共就两个包，没落下东西吧？没落下。

啥时候回来啊？过年吧。

在外面注意安全啊？肯定的。

多打电话……这孩子！

5

我从安检口过去，到了二楼，有一排玻璃窗可以看到楼下。五个人还望着一楼的安检口，然后我爸说了什么，他们往右侧的到达口走过去。还真的要去等起飞！

我拿起电话，打给我爸，“别等了，晚上怪冷的，还有半小时，回去太晚了。”他说，“没事儿，都能看见！很清楚。”

在机舱，关闭手机前我发了微信，说应该快起飞了。然后就一直心不在焉地看着舷窗。启动了，离开廊桥，慢慢地滑行道跑道上，我隐约看到一片绿色的栏杆后面，站着几个人，但我无法确认。机场只有一条跑道，飞机先滑行到头，再起飞。

栏杆变小了，我想象着他们兴奋地趴在旁边，看儿子起飞的场景，才感受到这次回家最强烈的震动。我们分别的速度都无法容纳背影，他们只能看到一架庞大的新鲜玩意儿，撅到空中，带走一个以为亲近的人。

起飞了，我拼命向斜后方看，找那台灰色的七座货车，找一小群人。没有，我看不见。

我只能从越来越高的空中，猜测何时飞过我家小区，我的初中，高中，我和初恋约会的地方。大庆是个组团城市，城区按油田分布，像星光一样散落。

我的目光跃过一片片孤立的城池，就像我自己分裂的认同感。

生活太具体了，别离也是一样，我只学会了向前这一种姿势，只是不知道，向前到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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