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记：出租屋里的叔叔们

在我的印象中，整个家族最先南下的，是父亲唯一的亲弟弟，我的叔叔黄河水。

1984年冬天，叔叔年仅二十六岁的妻子、我的婶婶冯幼群病逝。1997年秋天，一直照顾河水叔年幼儿子的奶奶去世，临终之前也没有见到已经南下的河水叔最后一面。奶奶离世的第二年，河水叔带走了留守家中的两个儿子——炎培和职培，正式开始了父子三人的南下打工生涯。

算起来，职培到广州的实际年龄才十三岁，尽管年龄偏小，但他算得上整个家族中南下打工的先驱。

2000年左右，凤形村的亲人开始大批南下，一些原本固守土地、相夫教子的妇女，目睹留守家中的微薄收入，经过权衡计算，也决定离开故土，加入南下的人群。但因为她们年龄偏大，不能像一些年轻女子，进入正规的大型工厂，所以大都只能窝在一些小工厂、小作坊里面打工，很难有长久的工作机会。加上没有办理暂住证，也不敢随便多跑动，更多时候，她们隐匿于城中村的出租屋中，在混乱的流动人口聚居地，寻找一些生活的出路。

2006年国庆节，叔叔们邀请我去广州塘厦玩，像在老家一样，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扯白了一天。根据聊天记录，我力图还原叔叔们当年的生活状态，他们是：亲叔黄河水、外嫁的瑛国叔（女）、嫁过来的彩凤叔（女）。

河水叔：游走于城乡边缘的不安分灵魂

多年来，叔叔黄河水在我眼中一直是个谜一样的人。他出生于1958年，1980年和本乡花桥姑娘冯幼群结婚，1981年生下第一个儿子黄炎培，1984年生下第二个儿子黄职培。

和父亲的大部分兄弟(父亲有十几个堂兄弟)不一样，河水叔几乎从来就没安心在故乡土地上待过。80年代农村人口尚未出现大规模迁徙时，他宁愿承包大队部的商店、最后欠一身烂账回家，也不愿好好种田作地。河水叔对土地有一种天生的厌恶和畏惧情绪，谈论的话题永远和土地无关，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则十分热切。

在我婆家、娘家和外婆家的诸多亲人中，河水叔是唯一一个对自己命定的农民身份，具有天然反感、叛逆情绪的亲人。他没有农民的卑微和怯弱，也没有农民的纯朴和安分。尽管妻子的早逝，让他二十六岁那年就成为鳏夫，因为拖着两个男孩(一个三岁，一个半岁)，家族中的亲人对他充满同情，但我一直认为，就算他的人生没有发生变故，他也绝不可能留守家中。

1996年他独自南下广州，直到2015年跟随两个儿子回到湖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河水叔的生活一无所知。1997年奶奶弥留之际的最大心愿，就是看一眼令她牵挂一生、心疼一生的小儿子。老人苦苦熬了几天，终究没有等到这一眼。

对父亲而言，河水叔消失的日子，就是他麻烦不断的日子。

河水叔的田地从来就无人打理，他既不交代别人种，也不在农忙时节回来照看几天。当时农业税还没有取消，村干部经常跑到父亲的单位，让他缴纳弟弟的农业税。最严重的一次，是乡政府下文，凡家中有恶意拖欠农业税者，兄弟姐妹、父母之中若有公职人员，一律强行扣除工资。

除此以外，河水叔多年在外盲目的闯荡，给他留下了不少债主，在他突然消失，父亲替代他成了被追讨的对象。在乡村的熟人社会，“父债子还”的规则同样适用于兄弟之间，面对拐弯抹角跑上门来的债主，父亲一次次赔着笑脸，一次次在别人声泪俱下的控诉中，无言以对。这些事情令父亲烦不胜烦，但也毫无办法。在乡村他累积多年的好名声，因为河水叔不合乡规的行为，被大大稀释。

父亲的担当和河水叔的放任，构成了两个极端，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河水叔在两个孩子尚未成年的情况下，将他们独自留在家中。在孤独、偏僻的老屋中，两个孩子依赖他们大伯(我父亲)提供的粮食，到底如何长大，对我而言，始终是一片无法想象的空白。

直到2002年南下广州念书，我才有机会对河水叔的生活有一个近距离的感知。和刚刚落地广州的汨罗老乡一样，河水叔同样将广州白云区塘厦村当作自己的据点，将近二十年来从未挪移。

我后来才发现，塘厦之所以成为众多底层打工者聚居的地方，除了房租相对便宜，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交通方便：村前可以在“棠下站”坐车，村后可以在“机场路”站坐车，离地铁“三元里站”也很方便。这种发达的交通格局，注定塘厦流动人口多、来源杂。听堂弟说，除了湖南、四川人外，广东本省的潮汕人也非常多，汨罗来广州的打工者，几乎全部聚居此地，塘厦是三江、长乐等汨罗北部乡镇外出打工仔吸毒、赌博的大本营。

1998年，在奶奶过世一年后，河水叔的两个儿子炎培、职培先后来到广州，他们父子三人，三个单身汉，住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前后间里。河水叔住的房子在四楼，与隔壁楼房的间距不足两米，就是所谓的“握手楼”。街道脏乱无比，到处都是垃圾，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2005年春节，父亲让我从家乡带一些腊肉、谷酒给河水叔，因为要及时将这些东西送过去，以免广州温热、潮湿的空气让食物变质，我到达当天就和河水叔联系，在塘厦站接到我后，河水叔带我慢慢走进城中村。

七弯八拐，进入一个狭窄楼道，河水叔告诉我，这就是他的住处。

一股呛鼻的不明气味，混合着南方潮湿、溽热的的空气扑面而来，出租屋的楼梯极其陡峭，可以看出是后来所加，小心上到四楼，两腿已经发软，逼仄的梯间，仅能容下一人转身。上到楼上，从小小的窗户往下看，只见楼与楼之间电线密集，电线上挂满了衣服，乱搭乱建现象非常明显。

房间非常狭窄，前后共有两间，使用面积不超过十平方米。外面一间放了一张稍稍宽敞的床，是河水叔和小儿子职培睡觉的地方，里面一间放了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床，为河水叔大儿子炎培的休息之处，整个房间除了几个纸箱胡乱塞了一些衣服，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听河水叔说，天热的时候，他们父子三人就直接睡在地上，尽管屋内相当闷热，但对于“握手楼”而言，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通风方法。

河水叔还告诉我，每个月的房租是210元。这里治安很坏，偷单车的人尤其多，他搬进去没多久，就被偷了两辆单车。

更令我惊讶的是，河水叔来广州近二十年，竟然一直没有固定的职业。他并非毫无专长，也不是没有生存能力的人，年轻时，奶奶让他拜师学过砌匠(建房子的手艺人)，也出了师，完全能够独立对付工程，算得上有一技之长的人。

1984年婶婶去世后，在岳阳工程公司的姑父曾帮他联系过一些业务，让他很早就当上了包工头。河水叔在1985年就节余了四万多元(父亲当时一个月的工资为六十八元)，成了村里的首富。也许是当时的河水叔太年轻，加上赚钱太容易，他拿着那几万块钱，不过几年时间就又一无所有，待到生活重新陷入困顿，他因为有过发财的经历，怎么也不甘心从一些体力活干起。

在广州多年，除了一些朋友偶尔给他介绍一些临时的活(诸如短期帮别人看守仓库，帮要装修的房子看守材料等)，河水叔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买码”和招待朋友上。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河水叔的儿子炎培、职培完全不用人操心。两兄弟自1998年到广州后，一家的生活费，全靠兄弟俩打工的工资，但维持住三张嘴巴后，往往所剩无几。

相比在老家的坏名声，在塘厦，河水叔显然属于受欢迎的类型，他生性大方，尽管经济困难，但因为爱面子、看重他人的评价，为人极为豪爽，来来往往的朋友极多。职培曾经抱怨，“我父亲的酒肉朋友没哈数（极多），有两个人一来就吃了两个月。赚的钱就这样被吃光了”。

尽管房子狭小，但人气很旺，甚至一些贩卖假钞的朋友也躲在他这儿。听房东讲，从三江来广州打工的人，有三分之一先落脚在这儿。河水叔管吃管喝，一直维持到别人找到工作。没有钱，就去借。职培说，“这里就是一个庄，很多来吃饭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都要过来找老黄”。父亲为此责怪过河水叔好几次，告知他要为炎培、职培着想，就算因为能力有限，不能帮他们，至少不能连累他们。

“船上赚钱船上甩”，老家流行的一句话，是对河水叔生活最好的描述。

河水叔主要靠“买码”为生，在没有到广州以前，我只是从亲人的口中得到此种印象，等2002年到广州后，我直接感受到了河水叔的生活与“买码”之间的深度关联。“买码”作为香港极为常见的一种六合彩，原本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它设定的中码概率还比不上赌硬币的正反面，但自2000年前后，这种在香港纯粹用来消遣的活动，却成为主宰凤形村、隘口村很多人命运的心魔，其疯狂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理智范围。

河水叔尽管没有置身凤形村疯狂的氛围中，但在塘厦的出租屋，作为家乡“引进买码”的原初产地，他的生活同样深深地陷进了迷狂而荒谬的境地。他狭窄的房间堆满了各种资料，有字迹模糊的码报、色情兼迷信气质的白小姐、还有香港版本的日历，以及各种纸片上面心神不宁的数字，这些纸质材料，一摞一摞堆放在杂乱的房间，类似于一些沉迷科研的学者办公室所营建的氛围。

“猜特码”算得上“买码”最为刺激的环节，河水叔迷信特码，一有空就附会各种因素，期待“特码”的降临。一个孩子大小便的次数、当天最先看到的一种动物、昨夜的梦境、“天线宝宝”节目中太阳公公出来的次数，都隐含了决定财富命运的玄机，其中的逻辑，毫无理性和规律可言。

我问河水叔买中过没有，他说当然买中过，不过每次买中的都是一些很小的数字，不敢买大码，怕别人跑掉。他的经验是，为了降低风险，只到房东做庄的户头买，买中了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在家里等钱。根据赔率，买五百元中了码当晚就可以兑现，能拿到两万元；买一千元中了码，则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兑现。

中了码后，隔壁左右的邻居都会被请他去吃夜宵、啤酒、烧烤，有时甚至还要到宾馆开房打牌，“中码”的钱很快就会花掉一大半。“中码”的人，则会在喧嚣的热闹中，收获众人的注目，获得自尊的满足。

在他们眼里，“买码”的风险不是很大，也不用担心庄家跑掉，那些房东庄家一般都有房产抵押。不过对河水叔而言，更多时候，“买码”的结局都是被庄家吃掉本金。折腾很久，也不过偶尔沉浸在“中码”的幻觉中。

2006年国庆在塘厦，河水叔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谈码，“我很后悔丢掉了一批好数字，就是上次买8的时候，本来特码、平码都猜中了，偏偏漏写了8号，气得我要死”。

“我在广州，没有人惹我，一看就是一个穷人，过日子只要自己感觉过得好就行，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评价别人的生活。”当时的我极为震惊，河水叔外表的无谓中，显然有对人生的思考。当我提到是否因为塘厦的热闹，不习惯离开这里时，河水叔的神色黯淡下来，“哪里是不愿回去，是不得回去！”

也许，在河水叔内心，有我不可理解的苦楚。

一些原本固守土地、相夫教子的妇女，目睹留守家中的微薄收入，也决定离开故土。

瑛国叔：街边的缝补人生

我爷爷最小的弟弟，按照辈分，我们称为八爹。八爹养育了五个孩子：强国、大国、富国、瑛国、立国。其中瑛国叔是他最小的女儿，嫁到了本乡的洪源村，养育了独子冯超。

瑛国叔在儿子七岁那年，决定跟随南下的亲人一起到广州，从1997年到2005年，因为超龄，一直没有办法进厂，始终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几乎没有节余多少钱。直到2005年，随着儿子支出的增加，她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得重操旧业，租了房东楼下的楼梯间，临街做起了缝纫，专门负责上拉链、改衣裤。没想到，因为流动人口多、从事缝补的人较少，反而意外找到了一条生路，赚到了一些钱。

瑛国叔性格开朗，喜欢聊天，以别人的评价就是，“碰到一块麻石都能说上半天”。

2006年国庆，她邀请我到家里坐坐，说是家，其实不过楼梯间下面的两三个平方，白天她将缝纫机摆在街边，晚上则睡在没有窗户的楼梯间。尽管如此简陋，瑛国叔还是在临街缝纫机后面的门上，贴了一张她和儿子的合影。合影拍摄于几年前，用了一块红布做背景，小小的家由此充满了生机和希望。

那天下午，她一边兴致勃勃地忙个不停，一边和我讲着来广州后的很多事情。

访谈时间：2006年10月1日
访谈地点：广州白云区塘厦出租屋

我1997年就来广州了，比炎培、职培两兄弟早一年。我到广州后，一直租在四楼或者五楼。为了有个照应，节约伙食，我在职培他们隔壁住了五年。现在家里来的人太多了，我就出来租了一个楼梯间，房子太小，人多就待不下去，现在很少叫职培他们吃饭。

今年正月过年期间，家里人多，只得将缝纫机打直放，没有办法，全部站在房子里面吃饭。我算给你听听，过年那天，富国叔叔来了，大国叔叔来了，还带了一个客人，加上魏叔他们一家，还有你叔叔一家，你看看，几个平米的房子怎么待得下？我运气不好，来广州前面几年总是赚不到钱，直到去年(2005年)，有人建议我在街边做缝纫，我就将缝纫机直接摆在了街边。广州雨多，后来才决定租一个楼梯间，开始正正经经做生意。

我开店，很多东西都是从外面捡回来的，前几天就捡了五十条拉链，几尺松紧带，还有几十个标签。哪个制衣厂丢了东西，别人就会告诉我，我就跑过去捡。有时候我还能捡到布，捡一块布就可以赚十几块钱。两条裤的口袋我收十二块，一条裤两个口袋，每个口袋三块钱，如果全靠买布，成本增加，划不来。能捡到布，就要省很多，我只需花时间。我床底下放着几袋布，都是捡的。

我还打算打五年工，将我家崽伢子读书送出来，就回家。待在外面太作孽了，睡没有一个好地方，吃也吃不到新鲜菜，尤其是房子让人受不了，这里的房子太密了，不通风，我一天到晚身上汗滴滴的，不舒服。

我干的活包括上拉链、改衣服。我以前做过衣服，不管怎么改都能改好。改衣，改两边七八块;改一条裤脚边，三块;改衣服大小，要看工作量;如果是改整件，要十五块。改整件麻烦很多，但它不需要成本，只要一点电费、一点线，基本上不需要别的钱。

上拉链需要一点成本，铜拉链，一般要五毛钱。相对说来，改衣服有了一块钱的成本，就可以赚十几块钱，成本比较低。一年的收入，算毛收入有一万多块，除了开支，一个月能存七百块钱。但也要看季节，秋冬旺季一般能挣七八百，像这样的夏天，就只有五六百。今年最高纪录，一天赚过九十多块，是毛收入。但我的毛收入，差不多就是纯收入，本钱很小。我的缝纫机是从家里拧过来的，房间里摆放的两个机头，是我从别人手里判过来（以估价的方式整天买过来的）的，五十块钱一个，当废铁卖都可以卖四十块钱。

不管怎么说，像近两年的情况，出来还是比待在家里强。其实，我们两个都在这边打工，正良(瑛国叔的丈夫)如果不“买码”，一年算细一点，养一个高中生还是养得起。我只有一个小孩，他会念书，现在念到了高中，一年要花一万二、一万三呢！现在吃、穿、用、车费都很贵。

这次放了假，超伢子又打电话过来:“妈妈，我放假了。”“要多少钱呀?”“可能要几百。”今天上午一早起来，我就给他邮钱去了，每月的29、30号就要邮钱过去，到这两天，哪怕手头没钱，借钱也要先寄给他。

他在汨罗二中念书，其实中考那年，分数线超过了一中15分，但报考志愿时，他问我是该报一中还是二中。我说，如果有把握就报一中，没有把握就报二中，保险起见，他还是报了二中。之所以这样选择，其实是因为我曾告诉他，如果一中考不上，不会出钱买。

今年暑假冯超打电话过来，说是要过来看一下父亲，他已经有两三年没有看到父亲了。我倒是每年都回去一趟，但正良很少回去。超伢子暑假来了以后，住两三天就要回去，坚持要回去。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妈妈，不是我不愿意待在这儿陪你们，是这儿不沉静，没有办法读书，这种做生意的地方，人来人往，没有办法安静下来。”

我告诉他将房门关起来，“开一盏灯可以，开两盏灯也可以，我只有锁边时，才进去一下，别的时候会尽量待在外面。”

他说:“我住在这儿读书读不进，我买了四百八十块钱的书，只有三分之一读进了肚，还有三分之二没有读一点名堂，我住在这儿，做生意人来人往，听不习惯，晚上一夜天光又不能睡觉，精神不好。还有，你们都希望我能考取大学，爷爷说，你父母在外面打工，你要好好念书，考个好学堂。唐爹(他念高中时，常去吃饭的一个朋友)也这样说，你要发狠读书，你父母在外面打工不容易，舅舅也说我，到时候没有考上，怎么好意思？”

我听他这么一说，当天晚上就买了车票，让他回去了。我当然希望他多住一下，能够用排骨给他炖点汤喝，能够买点补药蒸猪肚给他吃，在家里，也没人能够安心安意地照料他。我还是他九岁来广州时带他去玩过，我给他照了很多相，我带他坐地铁、逛公园、逛商店，照了很多相，还到白云宾馆去了。

这次来，他已经很高了，比我要高一个头，比我们两个都要高大很多。我有整整八年没有煮饭给他吃过了，他八岁就和父亲待在家里，我就出来打工了。直到他初中毕业的最后一学期，我看他成绩不错，担心考上高中我们供不起，才叫他父亲也出来打工。读初中，我一个人出来打工，勉强能供得起；但念高中，一定要两个人在外打工才供得起。

你看看，我房间里面有两个灯泡，都是节能灯，一个三瓦、一个五瓦，只要五块钱一个，用这种灯，电表根本就不转，我锁边烫衣用这样的电灯都可以。我知道职培他们三个的水电费每月一百多块，彩凤他们的水电费也是每月一百多块，而我的水电费每月才十七块(广州2006年居民用电是0.6元/度)，我能省就尽量省，赚不到钱就尽量不花钱。

正良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做苦力，主要帮别人搬东西，他的功夫比你魏叔还要重，包吃包住，有一千多块钱一个月。但他不算细，去年和前年，“买码”就输掉了一万多。他在别的方面挺节约，就是太喜欢“买码”，他去年和前年只节余了九千多块，但“买码”都亏掉了，两年都没有回去过年。今年他现在就开始打算，一定要回去过年。我和他说，今年不要“买码”了，万一明年超伢子考上了大学，到时念书要钱怎么办？

我从年头忙到年尾，也没有看到存什么钱，年年一个嘴头光。我到现在才存三千块钱，但他读书至少得准备一万块钱。超伢子的成绩也不是特别拔尖，中上游的样子，在学校老师还让他当了一个班长，他每年都当班长，他下半年到了高三，明年就高中毕业了。他说，等明年高中毕业后，要到广州来打工一个月，到时候自己来。他明年正月初六满十八岁进十九岁，我也懒得想那么多了，他能够读出来更好，不能读出来，我们做父母的也尽力了，也没有别的办法。至少现在，再苦再累，我们也要保证他读书的钱，他这么喜欢读书，总是一本书擎在手中，如果父母没能力，误了伢子，他会埋怨一辈子。

十年过去了，此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瑛国叔。

如她所想，儿子大学毕业后，她终于结束了蜗居楼梯下整天挥汗如雨的日子，回到了山清水秀的村庄。超伢子最后考上了一所二本大学，学校老师对他还不错。据说毕业后，有一段时间他被骗参与了传销，现在好像在一家公司上班，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去年过年，妈妈告诉我，瑛国叔得了乳腺癌，已经做了化疗，不知能熬到什么时候。

村庄里的标语

彩凤叔：债务逼迫她做生意

彩凤叔比我只大四岁，但根据辈分，我还是得叫她叔。她嫁给五奶奶的小儿子魏叔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和前夫生了一个儿子。前夫是一个好吃懒做、赌钱打牌的躁子（脾气暴躁，品行不好的人），有家暴倾向，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只得离婚，彩凤叔离婚时才二十四岁。

魏叔年轻的时候，找对象太挑剔，将婚事耽误下来了，没想到碰到彩凤叔后，魏叔对她非常满意。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谈恋爱时，彩凤叔穿着紧身牛仔裤、头发挽得高高的，一副青春勃发的好看模样，他们经常在我老家水库旁边的菜地里一起干活，关系非常好。

魏叔为人豪爽，也很勤快，就是爱赌博，这一点，实在是出乎彩凤叔的意料。她将自己的婚姻归结为命运：前夫爱赌，魏叔还是爱赌。彩凤叔和魏叔结婚后，生了儿子勇勇，长得很漂亮。随着儿子的长大，他们逐渐意识到了生活的压力，2005年，彩凤叔终于将四岁的儿子托付给五奶奶，开始了南下打工的人生。

彩凤叔的打工经历比较简单，2005年，河水叔将她带到广州后，经熟人介绍，一开始在塘厦一家制衣厂上班，做了整整一年的试用期，每个月只有四百元的工资。试用一年后，老板看她人还可靠，就让她做品检，早上七点上班，晚上十二点下班，一个月没有假期，只有星期天晚上不加班，算是放假。到第二年，工资稍稍高点，基本工资八百，还有一点提成，如果出一万元的货，能拿三百元提成，每月勉强可以拿到一千一百元。

彩凤叔到广州来，一开始的想法是管住丈夫魏叔。魏叔比她早来广州五年，但几乎没有拿过一分钱回去，工资低固然是主要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太好赌，待在塘厦，他根本管不住自己。

“魏叔的工资不算高，但他习惯很坏。去年干了两个月，打牌一下就输光了，还骗侄女铭铭说是灌煤气要押金，铭铭给了他一千元钱，没有隔夜，打牌又输光了。彩凤叔还不知道这些事情，一个月后，我父亲不小心在彩凤叔面前说出了魏叔借钱的事，没想到彩凤叔也没吭声，她的脾气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住的地方和魏叔很近，他帮一个老板送货，老板很喜欢他。魏叔的优点是劳动意识强，舍得吃亏，他一天上班的时间很长，有十四个小时，早上九点钟上班，到晚上十一点钟才回来，有时候是十二点。累成这样，他晚上下班回来洗完澡，还要去档口看看，看是否有牌打。如果有牌打，还要打一下牌，要吊一下三攻，吊三攻甚至还要做庄。这样的生活不咸不淡地维持了七年，彩凤叔两口子的经济状况，没有一点好转。

2010年，五奶奶生病，彩凤叔离开广州回去照顾老人，等到第二年五奶奶离世，家境更为糟糕。勇勇越来越大，不但念书要钱，家里几间破房子也已经满足不了居住需求，更何况多年的拮据(低工资导致难以有节余，魏叔打牌输多赢少，加上五奶奶去世，欠下了一大笔钱)，让他们背上了不少债务。

彩凤叔知道不能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魏叔身上，2011年毅然重回广州。此后她再没有选择进厂，而是到了一家蒸菜馆，在蒸菜馆里认认真真做了四个月，然后交代魏叔利用送货的机会，去找门面。她想和娘家的弟弟一起打门面，开店做蒸菜，人生就这样出现了转机。

2016年4月19日，彩凤叔邀请我们一家去她那儿吃饭，她一边招待客人，一边和我讲着开店的事情。

访谈时间：2016年4月19日
访谈地点：广州白云区三元里瑶池大街

今年是我开店五周年。我准备搞一个庆祝活动，现在菜很贵，我送不起，但我可以给每位点餐的客人送汽水，汽水一块钱一瓶，只要店庆那天不亏钱就可以了。像我这种店子，做的都是熟人生意，主要是学生、广州居民、或长期住在这儿的外地人。五年了，没有和周边的人吵过一次嘴，也没有和顾客发生过什么矛盾，这个店以前从没人可以开满半年，但我坚持了五年。

现在我雇了三个人，还请了我姐夫帮忙洗碗，店里忙起来时，需要一个亲人照看。我的店在瑶池大街的口碑特别好，我的原则是绝对不将剩菜卖给别人，宁愿将剩菜倒掉，或者当天送给左右的邻居吃，也不留到第二天。不过我计划得好，一般只剩几个菜。另外，做餐饮的，店的卫生一定要搞得特别好，吃饭的地方，如果不干净，别人就不敢来。

每天你魏叔三点多钟就去菜市场批发新鲜菜，菜一定要自己买，放心些。和老板熟识以后，价格可以便宜，而且可以自己挑选放心的菜。尤其是鱼，一定要自己去捉，才新鲜，蒸出来的味道才鲜美。我买的青菜，都要认真拣干净，每棵菜都要洗干净，很多快餐店为了省人工费，都不洗菜，或者洗得不干净。顾客知道我讲卫生，都放心，五年来，还从来没人说吃了我的菜拉肚子，或者有别的不舒服。很多人都和我说，“老板娘，我在你店里吃了五年了”，因为和顾客常来往，就会感到很亲切，就像屋场里的人一样。

不过我感觉有史以来，今年的菜价最高，以前冬瓜从来没有超过1.5元一斤，但今年都涨到2元一斤了，红辣椒都涨到9元一斤了，猪肉也涨了很多，现在按批发价拿都是13元一斤。太贵的菜，我只能少买一点，和便宜的菜搭配着一起买。房租也涨了很多，以前一万块钱一个月，现在要一万三，加上每个月水电费一千多，开支确实很大。每天睁开眼，就担心当天能否保本。人工也涨了，请了三个工人，约定工资每年上涨10%。尽管这样，我店里卖的菜也不能涨价，太贵了就没人来吃。

我算了一下，一天毛收入做到一千八，我只能保本，一天如果能做到两千，我只能赚两三百元，一个月也就赚七八千元，算起来，也就是赚了两个人的工资，但我们要操多少心啊！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啊!没有一天敢泄气，早上三点多就起来准备，晚上十点才收摊，没日没夜，晚上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等到做完中午那一拨客人，才能抽空休息一下。

前两年情况比现在要好很多。我记得刚刚开店时，也就是2011年，菜价便宜，人工也比现在便宜，一个月可以赚到一万八千元，尽管很累很累，但想着熬几年，就能将债务还清，就能将打店子的钱还清，就能存钱回家做房子，再苦再累也能忍受。更加难得的是，你魏叔离开塘厦到三元里瑶池大街后，打牌的习惯改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么沉湎赌博，我感觉生活真正有了奔头。只是没想到这两年房租、人工、菜价上涨这么快，吃饭的人也少了很多，导致生意远不如以前。

第一年赚的钱，还清了打店子的成本，可以说是一年回本；第二年赚的钱，还清了以前欠的老账；第三年存了七八万，大多借给了亲人。我以前困难的时候，他们借钱给我，现在他们开了口，也应该帮帮他们。人不是有难处，都不会找别人开口的。

从去年开始，我就筹划要建房子，先慢慢将房子建起来，然后再来还账。今年生意明显不好了，但还是要坚持，毕竟比打工强一点。但也只能做几年，身体吃不消，太累了，都是赚的辛苦钱，起早摸黑，没有一天可以放松。我感觉身体也差了很多，因为操心、劳累，尤其是今年，晚上很难睡着，而且天天下午都头疼。

我最愧疚的就是勇勇。勇勇带到几岁，就给了奶奶带。我在制衣厂上班时，每年暑假都要接勇勇来玩两个月，他住在广州不想回去，送到火车上，哭得不得了。我和你魏叔想他，只得将他的相片随身带。他在这儿，我们也没办法好好带他玩，我要上班，魏叔要送货，他就待在家里看电视，基本上天天看电视，只要睡醒，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看电视。

2011年，我开店那年，奶奶去世了，但勇勇必须留在家里，只得托给细妹子(八爹的小儿子立国)。细妹子家有三个孩子，有两个和勇勇在一起读书，从小就在一起玩，勇勇一直住在他们家，也只愿意到他们家去。细妹子夫妇将小孩子看得重，他们两个小孩成绩一般，勇勇成绩好一点。我过年回去和他说，“你要努力一点，争取考上一中”。勇勇理科成绩很好，但是英语不好，每次考试只能拿四十多分，勇勇说，“妈妈，我努力也没有办法，英语单词认得我，我不认得它”。

十岁那年，他有次打电话给我，还没开口就哭，“妈妈，我很多时候是哭着睡的”，我一听，嗓子都硬了，忍不住泪水。我暑假将他接过来，他一过来就长肉，在爷娘面前，他随心所欲，心态放宽了，就长胖。还有一次，平哥逗他，说我们不要他了，将他送给了细妹子家，他打电话过来，质问我们有几年没有带他了，是不是真的不要他，我劝了老半天，他才平复过来。

讲真话，虽然在外面赚了一点钱，但伢子丢在别人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无论如何，再熬两年，将房子建起来后，我一定要回去带孩子。

在与瑛国叔、彩凤叔的聊天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来自她们对孩子的讲述。

相比打工的艰辛，身为母亲的她们，最难忍受的，莫过于与留守家中的年幼孩子分离。瑛国叔讲到八年没有给儿子做过一顿饭，彩凤叔讲到勇勇晚上哭着睡，我丰三村的嫂子，尽管孩子早已结婚生子，依旧对“钱没赚到，伢又丢了”的往事耿耿于怀……

幸运的是，在凤形村外出打工的几个叔叔中，彩凤叔算是唯一一个通过努力、最后经由开店找到出路的人。细想起来，抛开劳累的程度，开店的风险、成本实在太高，如果没有一定的胆量和经济实力，根本就难以实现，彩凤叔若不是被生活逼成这样，背水一战，也很难横下心走出这一步。只可惜，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她店子的利润越来越低，而外部的支出却一年年看涨，店子难以支撑，已成为摆在眼前的残酷现实。

本文选自本文选自理想国《大地上的亲人》，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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