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失去的日子而写作

2017-04-01 12:42:36
2017.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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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时的老师是著名学者陈平原。“文革”时,他下乡插队,所在的村子有3000人,文化生活相当贫乏,村里的大队书记就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在过年的时候给大家讲讲《水浒传》。

在一个非常大的晒谷场上,中间放一个乒乓球台,球台上再放一个桌子,他就坐在那个桌子上跟大家讲《水浒传》,讲得非常成功,他自己很满意,农民也很喜欢他。

过了一段时间,最高领袖号召说,我们要学习《红楼梦》。大队书记就又交给陈老师一个任务,说我给你15天的时间准备,你给大家讲讲《红楼梦》。

陈平原老师准备了3天,然后他跑去跟大队支书说,你还是让我下地干活吧。

他说,我很难想象在这么多农民面前去讲一个贾宝玉和林妹妹的爱情故事。一个原因是,你所要讲的内容和听众之间的连接到底是什么;另外一个原因,《水浒传》经过了几百年的口头文学传统的锤炼,而《红楼梦》则是曹雪芹坐在书斋里面,自己批删十载,十年反复修改写出的一部作品,这个作品里充满了日常生活的细节,还有微妙的心理活动,它不适合面对面地做一个说书一样的表演。

其实现代以来,写作者基本上都是像曹雪芹这样坐在书桌面前,面对墙壁,假装读者不存在,然后写几千字、几万字、几十万字。当读者拿到书或者打开手机的时候,也是一个孤独的个人,面对的只是文字。

这是现代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中间有一个介质,并不是直接面对面的。

在今天,在所谓的被互联网席卷的这样一个时代,在一个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去做视频、做游戏、做图像,文字有可能被边缘化的一个时代,我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还在写作?

1

这要从我的成长经历讲起。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边远的小城,小城很小,只有四条街:东街、西街、南街、北街。在四条街中间的那个交叉口,我们叫作“大十字”,那就是我们的商业中心,我们的CBD。

为了方便,我经常跟陌生的朋友介绍说,我家在丝绸之路上。大家就说“喔,知道了。”但实际上,丝绸之路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叫武威,从武威往沙漠中间岔出去大概90公里,才是我家。它是中国的第二大沙漠、第三大沙漠中间的一块绿洲。

这样的地理位置说明,它的生态环境是非常脆弱的。

从小我就有这种记忆——它是一直有可能被沙漠化吞噬的一块地方。朋友说我的家乡是沙尘暴的故乡,有一天如果它被沙漠吞噬的话,那就是中国的第二大和第三大沙漠合并。

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也说明它并不重要——在经济价值或者是交通价值上,都不重要,直到现在也没有通火车。

我们去所有的地方,都要先回到丝绸之路,回到武威,再出发。

小城里有很多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包括我自己。我在读大学之前很少离开过那儿。

我的家乡就好像是一个世界尽头一样的地方,不通往任何地方,是一个死胡同。我的家乡就好像是一个世界尽头一样的地方,不通往任何地方,是一个死胡同。

我的家乡就好像是一个世界尽头一样的地方,不通往任何地方,是一个死胡同。它的时间也是静止的,好像永远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出生在1970年代末,“文革”刚刚结束没有几年,文化环境也不好,没有电视,书也非常少。这种时期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到中学的时候还经常去新华书店,书架上每一本新书我都能立刻看得出来,因为书实在太少了。

在这种成长环境里,我的启蒙读物是我爷爷的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有一些评书《杨家将》、《薛刚反唐》。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上演之后,我妈妈从她朋友那里借来了《红楼梦》。

读《红楼梦》的时候我才9岁,有非常奇特的一种感觉。一方面,我年纪还小;另一方面,我所在的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刚刚摆脱了饥饿,过年时才可以吃肉。就像《红楼梦》里刘姥姥家或者焦大家。但是《红楼梦》里展现的,是一个穷奢极欲、精致到无法想象的富贵人家的生活。

我记得里面有一个细节我印象非常深刻:刘姥姥进了贾府,贾母带她到大观园里面去逛,然后大家拿她取乐,因为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庄稼人。

吃饭的时候,凤姐给她夹了一道菜,说你们庄稼人天天吃茄子,尝一下我们这儿的茄子做得怎么样。刘姥姥吃了一口,说你骗人,这个肯定不是茄子,如果这个是茄子,我们就不种粮食了,天天种茄子。大家就说这真的是茄子。书里写道,刘姥姥细细嚼了一下,说这个茄子是怎么做的,你告诉我,我回家也做去。

凤姐就说,不难。你就把新鲜的茄子皮削了,茄子肉切成丁,用鸡油炸过,和鸡胸脯肉、香菇、笋、五香豆腐干还有各色干果炒了,用鸡汤再煨一次,用香油和糟油把它放在那个坛子里面封起来,吃的时候拿出来。刘姥姥伸了一下舌头,说天哪,这么一道菜倒要十来只鸡来配。

看了这一段之后,我觉得太神奇了,就跑去找我弟,跟他说《红楼梦》里面有一道菜做的是茄子,但是用了十几只鸡。我弟说:“天哪,这得多大的盘子啊。”

我一直记得这个可爱但是意味深长的对话。

尽管我们物质上的生活差距很大,但是《红楼梦》里面讲的很多东西我都能够理解。我能够理解一个人他只喜欢看《西厢记》,喜欢看《诗经》,但是他不喜欢看《大学》、《中庸》,不想去参加科举考试。

当时的我虽然还很小,但是好像也知道谈恋爱的时候应该要找一个谈得来的人,以及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就是最繁盛的时候一切也终将逝去这种悲哀的氛围,我想这是中国人骨子里面一种无常的感受。

这是一个伟大的杰作能够带给一个小孩的,在一个你觉得很贫乏的生活环境里面,它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当你合上这本书的时候,得以久久地沉浸在里面,不愿意离开。从此之后,这个世界就在你的心里了,你大于了你的生活,大于了你的现实。

2

当时,家里人永远讲的是过去他们的记忆,他们刚刚从苦日子里过来的记忆。

他们的苦日子都是为了教育子女,不要那么多抱怨,那么多要求,现在已经不错了。

我母亲最喜欢讲的,是她的家族记忆。她出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在“土改”中,她们家的土地、煤矿都收归国有。外公外婆饿死在家里,我母亲很小就成了一个孤儿。

在1959年到1961年中国三年大饥荒里,甘肃是受灾最严重的一个省,从小我听到的故事都是如何从饥饿里面生存下来。

有很多人逃难去了新疆、内蒙古,有很多人真的就饿死了。

当时我的母亲——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父母双亡,她怎么能够活下来?她讲的就是这段时间她的经历和记忆。

当时,母亲的一个姐姐考上了师范学院,师范学院是供应伙食的,一顿饭发一个馒头。我的这个姨妈就打算把她的妹妹、我的母亲接到城里来,一起用这一个馒头生存。

从村里到县城,她们走了一天一夜。路上会经过一段沙漠,晚上她们就在沙堆旁边睡觉。第二天姨妈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我母亲没有醒来。经过的一个路人就跟她说,你这个妹妹不行了。姨妈非常生气,她用她能想到的最坏的、最恶毒的话把这个人骂了一顿。然后她生了一堆火,抱着我的母亲到火旁边温暖她,让她能够暖和些,一直到醒过来。

我从小听这个故事听了无数遍,那时的我厌倦透了这个故事,每次一听到就想:又来了,又要听这个故事。

我是一个喜欢看故事、听故事的人,长大以后又成为专业的写作者。

从我的角度来看,母亲并不是一个很擅长讲故事的人。她缺少了很多细节,讲的时候自己的感情又过分地投入。每次她讲到一半,自己就已经痛哭流涕。

那个时候,我不愿意听这些故事,就像我不愿意留在家乡一样,满心想的是离开这里,去外面的世界。

其实外面的世界有什么,我当时也不知道。

3

我中学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有一天,老师说今天不上课了,因为学校里来了一个美国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所以整个学校都停课了,大家都到开会的广场上去看这个美国人。我站在教学楼的台阶上,远远地看着那个美国人的脸,他是一个胖胖的男人,留着小胡子。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可能有上千人,一直朝他涌过去。他则一直不停地倒退,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

我的语文老师看见我了,他说你怎么不去,去跟他说两句英语啊。我摇摇头。心想,我以后会见到很多外国人。这是我的志向,当然那时候我也挤不进去。

高考后,我到了北京,确实见到了很多外国人。

再后来,我进入媒体工作,和很多同行一样,我写的是异国他乡,写的是城市,那些处在时代中心的人物。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很少想到我的家乡。偶尔回去,我都非常惊讶,因为和外面瞬息万变的世界相比,这个地方好像一直都没有变化——还是沙尘暴的故乡,还是那种亲切敦厚的但是也过分亲密的人际关系,年轻人也总是梦想着要离开这个地方。

这种反差经常让我觉得心情沉重,但是我也说不出来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我在媒体工作了很长时间,有一些反思,有一些厌倦。所以这两年,我开始写一些普通人。

我写了一个上海的退休工人,70多岁,他想做一块自己手表的机芯;我也写一个台湾老兵,甘肃人,1949年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来。

当我在写这些人的时候,我想到家乡那些普通人。

我一遍一遍地想,想他们给我讲的那些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忽然觉得我的家乡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地方,它充满了故事。

它的故事也就是中国的故事,就是20世纪以来的战争、民族矛盾、“文革”、饥荒。这些故事在很多地方都发生过,但是具体到个人身上它从来都不一样,就像我母亲的故事。

4

我开始一点一点地写一些家乡的事情。

每次写一点,都会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他们非常激动,用了很多惊叹号,说我也是甘肃人,我知道你说的这些事情。我心想,很奇怪,甘肃人好像很喜欢认亲。

我年前出了一本书,在书的前言里写到了一点我母亲家族里的故事。然后我收到了一条最新的留言,说她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表姐,她的母亲,就是当年逃荒去了新疆的、我的另一个姨妈,我母亲的另外一个姐姐。她也很激动,也用了很多感叹号。她说谢谢你写这些,这是给我们最好的新年礼物。

那个时候我突然有点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激动?因为他们的故事从来没有被讲述过。他们经历了这么多曲折,这么多苦难,这么多挣扎,但是他们的故事从来没有被讲述,也很少被倾听。

我还没有真正地开始写我最想写的,类似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如何从饥荒里面过来的故事。因为在那个讲述背后有太深刻的情感,是我很畏惧去触碰的。但是我想,我总有一天会写,我要去采访她们,我要知道那一天在沙漠里面的那个夜晚,一个16岁的女孩,她想要救活6岁的妹妹,这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们经历了什么?

但是很不幸,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我的这个姨妈,就是这个曾经的16岁的女孩,她去世了。

我晚了一步,可能有一段记忆就永远地失去了。

艺术创作,或者说文学、写作,就是在留住这些记忆,恢复这些被遗忘的名字。艺术创作,或者说文学、写作,就是在留住这些记忆,恢复这些被遗忘的名字。

我想起自己刚刚在媒体工作的时候,曾在杂志上主持一个叫作《逝者》的栏目,写去世的人。这是西方媒体的传统,结婚、去世、断绝关系都要在报纸上发表一个声明,让大家知道。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二十四五岁,但是常常面对的是那些刚刚死去的名字。我要去想他在他那个年代到底经历了什么,他的生和死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很温暖的比喻,他说就像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灯光,别人都没有注意到,但是你会注意到有几盏灯在这个晚上熄灭了。你用你的写作又点亮了几盏,放在一个想象中的城市里面。

这就是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痕迹,他尽管去世了,但他留下了一些什么事情。

我特别喜欢这个比喻,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在想,到底谁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谁的生命被记录了。很明显,是那些大家认为重要的人,那些有名的人。

5

会有人知道那些普通人的故事吗?比如说我那个姨妈的故事。

我在《正午故事》的前言里面,也引用过君特·格拉斯演讲里面的一段话,他是在讲为什么他会开始写作。

格拉斯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很严肃的作家。他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纳粹,还有冷战。他有一个表舅在他们那个城市的邮局工作,那个城市是相对独立的一个自由市,叫但泽。当德国人来到那个城市想要控制那儿的时候,他的表舅参与了对党卫队的抵抗,然后被抓起来枪毙了。

格拉斯写道:他好像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谈论起这个人。

后来格拉斯曾经做过石匠,学雕刻、学画画、学习写小说。他说我在做雕刻、写小说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形象就在那里,他等待着我去发现,那就是我消失的表舅。

他说,在我的作品的每一个碎片里面,都长眠着我母亲心爱的表弟。这是格拉斯认为的艺术创作的意义和写作的意义。

事实上,所有的年代其实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意味着遗忘,我们每生活一天就失去一天,艺术创作,或者说文学、写作,就是在留住这些记忆,恢复这些被遗忘的名字。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记住。

有一句话说,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是由成功者书写的。当我们的书写、我们的故事变得单一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失去了梦想,有大多数人失去了尊严。

在我看来,写作是一种最便宜、最自由的工具,你不需要资本,不需要考虑票房,只管诚实地去写,写你自己,写你的父母,写那些被有意或者无意遗忘了的人。然后把他轻轻地放在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城市,那个人类记忆的宝库里面。

当有一天,一个读者翻开这一页的时候,他觉得这好像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但好像又完全是他自己的心灵。这就是我认为写作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

本文转自公众号:一席(ID:yixiclub),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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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及插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