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1979，挣扎在生死边缘

1

1979年春季，与中国相称“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开始反华排华，屡屡在边境制造流血事件。烽烟突起，作为军人，我投身战场。同年3月8日清晨，在宣布撤军之后，我因摔伤伤口感染引发高烧合并症，全身瘫痪。

辗转4家医院后，我转入南宁市303医院。那时候，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比较多，医院几乎不分内外科，到处都是身裹白布绷带的军人。传染科抢救室里，一个伤病员刚死去，我就被紧急抬了进去。

外科专家闻讯赶来，我听见这位身材瘦小的老军人冲负责抢救的医生说一声：“赶快把他的气管切开。”伴随着一阵疼痛，我衰竭的呼吸停止了，瞬间大脑一片空白。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呼吸机刺耳的噪音唤醒。睁开眼睛，床前围满了医生和护士。我的气管从咽喉部位被切开了一个口子，里边下了金属内套管，外部用螺丝帽封闭，连接一根输氧管直通呼吸机。我开始靠输氧维持微弱的生命。

稍微缓过神来，我隐约听见值班医生跟护士小声议论，“颈椎以下的运动神经全部损坏，呼吸肌麻痹导致肺功能障碍，生存概率5%……”“就算挺过一星期的死亡高峰期，还要面临一个月的危险期和3个月的反复期，如果能保住命，大概会在床上躺一辈子。”

我的生命随时都可能定格在21岁。那台老式呼吸机一天24小时不停工作，经常出现故障——直往我的体内输入氧气，却不定时吸出二氧化碳，将我的肚子像吹气球一样吹得圆鼓鼓的。这时候，护士会赶紧关闭机器，拍打失灵的开关，甚至匆忙喊维修工过来修理。每次机器出现故障，氧气停止输送，我就头痛欲裂，心胸憋闷。

虽然全身的运动神经几乎损坏殆尽了，但四肢末梢神经的触觉和痛觉依然存在，知冷知热，扎针也能够感觉到疼痛。医生怕我躺床久了生褥疮，嘱咐护理每间隔一小时为我翻一次身。

刚翻过的身体部位会舒服一点，可过不了几分钟，由于四肢的末梢神经不能在潜意识中自我牵拉调整，肢体开始出现疼痛，最后酸痛麻木，如蚂蚁咬骨蚀髓。后来，四肢恢复了一定功能，我试过平躺在床上，有意识保持姿势不动，可怎么都坚持不了5分钟。

肉体的痛苦难以忍受，精神的煎熬更折磨人。

南疆的春夜，雨水降临。抢救室的屋檐噗噗嗒嗒的滴水声，伴随着偶尔传来伤病员痛苦的吼叫声。 曾经活蹦乱跳的我，突然间变成了一具活着的躯壳，万念俱灭。

我断断续续地对值夜班的周医生说：“我死了，把遗体捐献给国家，供医学研究吧。”

那天后半夜，女护士出去上卫生间，我瞅准时机，吃力地往左侧摆头，期望能够挣脱脖子里的氧气管。可我的颈椎也失去了功能，任凭我怎样拼命地抬头，头颅却挪不动地方——我连寻死的能力都没有了。

自杀不成，我开始绝食。医生和护士们纷纷劝我：“小伙子，你这么年轻，不吃饭，没有营养，怎么能挺得过去呢？”

躺在抢救室里，我沉默不语，打定主意“要去见阎王”。

2

那天上午，周医生突然快步跑进抢救室，冲我说：“小睢，把你的床往里边挪挪，新来一个重伤员没地方住。”

医生护士一阵忙乱，将我的病床往窗边挪动，临时搬一张床放在我的脚头，中间拉起白布帘。紧接着，就抬进来一个痛苦呻吟的女伤员，她的思维好像有点混乱，听我在里边跟护士说话，立刻大声吆喝：“你是谁呀，你出来呗，我咋不认识你啊？”隔了一会儿，她又大声呼喊：“护士，快来看呐，我床底下钻进一个男人，他是谁呀？”

与一位素昧平生的女性这么近距离地躺在同一间屋子里，我还从没经历过，顿时吓得不敢出声。

随后，我断断续续听医生和护士们私下议论，才知道这位女伤员是从前方野战医院转下来的护士，名叫庞红。因在前线不分昼夜抢救伤员，疲劳过度倒下了。被送进医院时，全身瘫痪，双目失明……

在抢救室里，庞红生命垂危，却不停地呼喊着一个名字：“阎纯”。庞红的妹妹庞萍也上了战场，她闻讯从野战医院赶来探望，向主治医生介绍说：“阎纯是我姐夫，原来曾在军中服役，战前已转业到地方工作。”

那年月，通讯还不发达，阎纯接到加急电报，从河北乘火车南下几千里，过了好久才来到医院的病床前伺候自己的爱人。阎纯的出现，让庞红的情绪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庞红睡着的时候，阎纯撩起白布帘，微笑着跟我打招呼。他身穿藏蓝色中山装，留着偏分头，皮肤黑黑的，很纯朴。

我们隔着一道屏风，可我颓废的情绪却因他们的存在为之一振。庞红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兵，伤情比我还重，都能坚持下来。我为什么就不能活得像男子汉一样？

我开始吃饭了。尽管咬肌处于半麻痹状态，还是囫囵吞枣地往肚子里吞咽食物。我每天吸完3大瓶氧气的同时，坚持吃完3大碗饺子。

清晨，我翻起干涩的眼皮，心底暗暗地说：“我又多活了一天。”

然后，我再仔细听白布帘那边，粗重的喘息声仍在。“这个姐姐也活着。”我默默地念叨。

3

半个月后，庞红脱离了生命危险，父母也从广州赶来，要将她转到广州军区医院治疗。临别时刻，阎纯大哥匆忙挥手跟我告别。

抢救室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但我的情绪已有了很大改变。

那年6月，我所在的部队经过战后休整，班师豫北驻防。我也被拔掉氧气管，安全度过了3个月的危险反复期。我对临行前来医院看望我的首长说：“我是一个战士，部队在哪儿，我就要跟着大家走，别落下我。”

首长看我态度坚决，不忍心把我留在千里之外，便用担架把我抬上了列车，转入豫北371医院疗养。

从此，我与庞红天各一方，再无任何消息。

年轻时的庞红

30多年的岁月流逝，我在逆境中熬白了头发。那场渐行渐远的战争对于旁观者来说，也许就是一段历史，但对于亲历者而言，就是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每当夜深人静，我回忆起303医院抢救室那段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日子，就会想到与我同命运共患难的庞红。

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都游走在死亡的边沿。如今，我幸存下来，可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庞红姐姐怎么样了？

我用伤残的手指敲击键盘，在网上陆续发出两篇博文寻找庞红。甚至向几家刊物的编辑打电话求助，请他们帮我发文。一时间，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战友、博友、朋友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纷纷给我提供线索，可最终都没有一点音讯。

我没有放弃，向央视一套的《等着我》节目组求助。在编导们的热心帮助下，几经周折，我终于跟失散38年的庞红姐姐联系上。

我这才得知，她和阎纯相识于1973年4月，55军成立游泳队，他们同在游泳队，由相识发展到相爱。

南疆战争打响之前，阎纯给即将奔赴战场的妻子写信：“你们要认真对待每一个伤员，不要让他们没死在敌人的枪弹下，却死在你们医务人员的手上。”

她也讲述了她的故事。

4

我1968年入伍，服役于陆军某部野战医院，参与过1979年的那场战争。

那年元旦，部队已经开拔，医院的第一野战所也随军部去了边境。记忆中，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

1979年1月27日是农历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和好友简单吃了年夜饭，就去军部礼堂看电影。电影放到一半，广播喇叭响了：“某医院三所的同志请马上回医院，有紧急任务！”

我的编制是二所的，就没动，哪知看完电影回到医院，战友一见到我就紧张地说：“快准备东西！上前线有你，4天后出发！”

出发前一天，我在两面透风的澡堂里洗了个澡，当天晚上就开始发烧。几个小时后，我开始呕吐、腹泻。得知我突发急病，副所长来探望，“我等你到10点，体温到38度不走，38度以下就随大部队出发。”

10点一量，体温37.8度，我松了口气，可到了半夜，体温又上升，一晚上起来数次，又吐又泻……第二天凌晨，全体参战人员集中在食堂吃早餐，经过一夜折腾，我连一点稀饭都喝不下了。刘院长看到我的狼狈样，说：“你先不要走了，等好一点再去赶大部队吧。”

“怕死”、“逃兵”是军人最耻辱的标签，我对院长说：“我一个人怎么走？到哪儿去找大部队？我就和大家一起走！”

于是，我的座位临时从大卡车调到了中巴车上，这辆车可随时停车。

我还算争气，顺利到达了火车站。

我们医院的女兵大多是从本省参军的，亲人们早就挤到站台上张望了。我家离军运站很近，一下车，我就看见父母和弟弟，眼泪 “唰”地就流了下来。

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不停地掉眼泪，他是多次上战场都没皱过眉头的老兵，我明白，他宁愿自己上前线，也不想让我去。可我也是一名军人。

和家人匆忙见了一面，吹哨集合后我们应该去军运大厅吃饭了，我想和家人多待一会儿，不打算去。

父亲说：“不想吃，也去吃几口吧。”

“爸、妈、弟弟，我不吃了，一口也不想吃，在这里见你们一面，我很高兴，没有一点遗憾了。”

5

2月初，我们到达了预定驻地。驻地附近有个火车站，有现成的4栋大平房。几天后，我们就地营建了战场医院，准备接收伤员。

医院分了几个抢救小组：战伤分类组、抗休克组、手术组、轻伤组等。最后，我被分到战伤分类组任副组长。

战伤分类是伤员入院的第一道环节，出现任何差错都会影响后续治疗甚至会夺去伤员的生命。教导员专门和我谈话，鼓励我大胆承担起分类工作，这让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9年2月17日清晨，天空一片红光，轰隆隆的炮声响彻大地。下午，几十辆解放牌卡车缓缓开来。

全体人员像打了强心剂似的，抓住卡车后档板一跃而上，当我们登上车厢，见到车上铺垫的带血的稻草，伤兵一个个横躺着。

两人一组，放平担架，尽量平稳地把伤员抬下来，马上分类、填伤票……战场手术救命第一，伤情最危重的伤员被尽快抬上手术台，本院的军医和来支援前线的地方专家不停地忙碌着,手术一刻不停，常常一做就是三天三夜。

随着大批送伤员的车辆和担架的到来，一股股浓烈的血腥味和战场特有的硝烟味扑面而来。手术室外有条水沟，每天都被伤员流出的血染成红色。

分完伤员，我顾不上休息，又去轻伤组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那是一间大房子，里面住着上百名伤员。一进门，一阵臭味就差点把我熏晕。我一个个检查，看有没有不出声的（这样的伤员最危险，像是睡着了，脉搏细弱无力，呼唤他们没有反应）,结果还真发现了两个，稍作检查，我发现他们都是胸部受伤形成了气血胸，呼吸已经很困难了。

他俩一直昏迷着，所以被当成熟睡的伤员送到了轻伤组，如果再不赶紧抢救，血气胸可致人死亡。我立即把他们送到抗休克组，他们总算活了下来。

战场救护与普通医疗不同，所有伤员必须先注射青霉素防止感染。伤员清洗完毕后，我们就给他们注射青霉素。

青霉素很疼，于是就像得了传染病一样，一个小战士疼哭了，另一个也跟着哭。“子弹打进身体里都没哭，小小的针打进去怎么就哭了呢？”我问他们。

小战士回答得很实在，“子弹打进去时是没有太大感觉的，像被人推了一把、打了一拳。可针不一样，这是真疼啊！”

6

我们的工作场所是一些尖顶平房，年久失修，屋顶破得能看见外面的阳光。手术组在手术床上拉起战备顶棚防灰尘下落。

他们经常连续几天几夜做手术，没时间吃饭，就把缴获的奶粉冲得浓浓的喝下充饥；站立的时间太长，脚痛得站不住了，几个女兵就跪在地上工作。

开战几天后，伤员们来得少了，医护人员才能稍微躺在担架上休息，或是干脆躺在地上睡一会儿。

贾晓虹负责为正在做手术的伤员“加压输血”。因为伤员在手术中失血量大，失血速度快，常规输血的量和速度都无法确保伤员的安全，因此必须由一名护士用手指捏住输血管的上端，不停地往下捋，增加输血管压力，加快输血速度。

长时间地保持一种姿势、一个动作，还不能变形，晓虹就这样坚持了三天三夜，最后她终于体力不支，坐着就瞌睡了。负责麻醉的罗玮光见状大喝：“晓虹你干什么？不能停！”

贾晓虹一个激灵惊醒，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赶紧继续手上的工作。

每个人都只能绷紧精神，生怕稍一放松或者懈怠，受伤的战友就可能永远睁不开眼睛。

我是带病参战的，紧张时还好，闲下来后反而开始头疼、发烧，浑身难受。巡视间隙，我抽空给自己做了个血相，数值高达18000，从我们来到这里，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我知道，这容易引起别的重病，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还是决定坚持下去。

爱人阎纯给我来信中有一段话，不时响在耳边：“你们要认真对待每一个伤员，不要让他们未死在敌人的子弹下，却死在你们医务人员的手上。”他1969年入伍就在侦察连，16岁当了班长，若不是在1975年退伍还乡，想必这次他也会上战场。

7

病房里有一个双眼包着纱布的伤员，有一次我看到他时，他正摸索着往外走，我赶紧上前扶住他，问：“是不是去厕所？”他不好意思地说：“我自己能行，慢慢摸着可以去。”我说：“不要紧，我扶你过去后就在门口等你。”

此后，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照顾这位双目受伤的战士，直到他转往后方医院。

到手术室巡视时，我还见过一位刚做完手术的伤员，在药品清醒恢复期突然大喊：“同志们冲啊！杀啊！消灭敌人……”

有许多战士在昏迷中这样呐喊，他们的意识仍然在前线战斗。

睢建民与庞红在央视一套的《等着我》节目重逢。

战斗打响后，医院血源即刻紧张，一些伤员主动说：“我是轻伤员不用给我输血，把血留给重伤员。”其实他们的伤情一样严重，需要马上输血。

血源紧张，当地政府的领导和老百姓都挤到医院来为伤员献血，献血后他们连水都不喝一口，转身就走。

我们医院驻扎在一个小县城，但就是这个小县城，我们大量的供血需求才得以保证。后来我才知道，所有参战医院的驻地情况都是如此。

开战后第3天，上级通知我们向后方转送上百名伤员。到车站后，只见接伤员的列车都是老式绿皮车，并非医疗专用车厢。轻伤员可以自己上车，而重伤员的担架在狭窄通道里根本不能转弯，只能从窗口把人往上抬。站台上许多干活的民工，马上自发组织起来，一边流着泪一边帮我们抬伤员。

一天晚上，上级又通知我们去护送伤员。我随车到了车站，一名女兵上半身趴在车窗外大喊：“庞红，庞红！有庞红这个人吗？”

我大声回答：“有！你是谁？”

她介绍自己是某医院的，我的妹妹庞萍就在那所医院，这次也来前线参战了。我妹妹让她给我带个好，让我注意身体。我也请这位战友转告妹妹：“我没有时间去看她，叫她自己保重！”

就这样，我们姐妹在战场上间接地讲了几句话。可没有想到，十几天后，我们姐妹重逢时，我却看不见了……

3月初，中央军委下达了撤军命令。带病坚持高强度工作一个多月的我终于倒下了，病情急速加重，直接被送进重伤组，和昔日被救护的重伤员为伍。

不久，我又被转到了另一家医院。那时我已经不能站立，完全处于昏迷状态，医院向我的亲人发出病危通知。爱人阎纯从河北保定赶来，父母从家乡赶来，我妹妹从前线山洞医院赶来，准备与我做最后的告别。

阎纯到来时，医生先请他到办公室谈话，让他做最坏的思想准备。医生告诉他，“她病情危重，治愈机率很低，就是能够抢救过来，人也很可能残疾。”后来听说，阎纯到病房见我瘦得不成人样，双腿肌肉全部萎缩，只剩皮包骨了，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当时已经双目失明，处于昏迷状态，但还是隐约意识到他来了。

那些日子我总说：“这里怎么不出太阳呢？你们打针怎么不开灯呢？能看得见吗？”

我康复后，亲友们告诉我这些时，我更加理解，那些伤员在昏迷中说胡话，为什么总离不开战场上那些事。我自己在昏迷中也是这样，印象最深的全是鲜血淋漓的场景。

战时医院床位非常紧张，所以也没那么多讲究，男女混住。我旁边住着一名危重病人，因为气管切开必须使用吸痰器。那种老式的吸痰器一启动，动静很大，总是把我吵醒，因此我记住了这段时间的经历。

8

那时，全国组织了许多专家来到前线巡视各个医院。由于专家多次会诊和医院的精心治疗，我的病情逐渐好转，视力有了少许恢复，也慢慢恢复了神智。

一些战友路过时来探望我，一天，我听到了战友罗玮光的哭声，我说：“哭什么，我还没死啊……”

可那一瞬间，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一切——我病得很重，双下肢肌肉萎缩，双目失明，已昏迷了好长时间。我当时就想：我可能真的要残废了，阎纯还年轻，可以再找一个。如果眼睛真的看不见了，我可以到荣军医院度过余生。

我对父亲说：“爸，我就这样死了也挺好，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痛苦，这不是挺好吗？”

父亲骂我：“不准胡说！养大你容易吗？你能在父母前面先离开这个世界吗？”

为了让我得到更好的治疗，我被转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住在神经内科。医院专门请来了眼科的老主任给我会诊，他说自己曾看到国外的一篇文章报道过，有个地区发生过20多例我这种病，名叫“葡萄膜脑脊髓膜炎”。而在广州军区总医院，我是第一个病例。

带病上阵，连续高强度工作，在恶劣环境中面对高危性、创面传染源，最终被细菌和病毒感染。确诊后，经过治疗的我恢复得更快了，视力从0、0.1也回到了0.4、0.5。不过后来，我的右眼还是慢慢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父亲见我一天天好起来，开玩笑说：“我这个瞎姑娘，等出院了，没人要了，就到动物园门口去卖花生吧。那里有一个瞎姑娘卖的花生可好吃了。我来做，你去卖，好吗？”

我说：“我不去卖花生，我可以去荣军医院，在那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79年10月，我出院回到了久别的部队驻地，回到了我们的野战医院。听过炮火声中的呐喊与冲锋，见证过医院的生死离别，难忘的1979，我的1979。

（本文部分内容原载于《军嫂》杂志，人间已获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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