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老头和100个美丽老太太

1

2005年，我在某社区报纸混饭吃，颇不得志。领导说要做中老年退休生活的选题，“公园”成了我们最好的切入点。当时我妈混迹于老年手风琴公园歌者社团，经她手头层层介绍人的推荐，最后我们找到了老廖，按照介绍人的说法，“这老头子最能说，要描述幸福生活，他在行。”

与老廖接头的具体年日我记不清了，只晓得那年的春天下了好多雨，那是一个漫长雨期刚过的第一天，五月还未到，阴了大半个月的公园在烂漫的阳光里起死回生。

老廖他们在靠近公园后门的湖边长堤柳亭里唱戏，后来经指点，我才知道唱的是四郎探母里的《盗令》。老廖讥糟（普通话里聒噪的意思）得很，把手里的纸卷成长筒，指着敲大锣的秃顶爷叔频频喊停：“阿瘌痢（爷叔昵称），你这个西皮怎么老是快一点点啦！”说了三四次之后，老廖显然累了，或许是他想着还有采访，匆匆喊了停，一伙阿姨爷叔纷纷散去。

老廖转身走到我面前，我这才瞧清楚了他——长脸长鼻子略显英气，薄嘴唇倒是对得起他能说会道的名声，戴“溥仪”式样的老花镜，竟然还是童花头。

脖子以上的老廖传统得过分，脖子之下就另当别论了——梦特娇蓝T恤,略微窄腿的咖啡色卡其裤，一双走起路来爽脆作响的黑皮鞋：“走，阿拉吃咖啡去！”——这是他的口头禅。

第一次采访约在上岛咖啡馆，大体都是老廖在说，他显然知道我要什么，从和谐社会谈到老年公寓，他说就算儿子求着他回去住万科的房子他也不要，他爱老年公寓的一切，那里的领导如沐春风，设施像迪拜，活动乱花迷眼，朋友仗义舒心……可对我来说，这一段大气磅礴的抒情很让人挫败，这多少让他自己显得很无趣。

那天唯一的亮点是，他喝完第二杯摩卡的时候，点燃打火机，在他那件T恤衫的红色葵花logo前晃个不停，以此来证明自己穿的是正宗梦特娇：“喏，你看，大卡（假货）的都会被烧焦的，看到伐，一点不黑的！”面对这种游戏，我快疯了。说实话，对于这个采访，我什么也写不出，但我必须跟这个家伙保持更多联系，以完成这个本质上就很戆（傻）的报道。

直到我发现一个秘密，对这一切才有所改观。

2

老廖爱老年公寓，不是因为他爱如沐春风的领导，实在是他爱老年公寓的老太太。

打入老年耄耋京剧社（老廖所在京剧团队的名字）后，我掌握了关于这个老头的一切资料：首先，他很“骚”，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了，他在老年公寓时常招惹老太太，深更半夜与别人聊想当年，聊着聊着就在别人床上睡着了。为此，很多老太太的子女都跑过来扬言请他“吃生活”（上海方言欠打的意思）。

老廖爱“美丽老太太”可真不是盖的，他的宝贝除了那件蓝色梦特娇T恤以外，还有一只咖啡色拷壳箱，里面就放三样东西——一管笛子、一叠谱子和最起码100张照片。这些照片几乎全是各色爱唱戏的老太太的上妆照——从满脸褶子的“罗敷女”到口红上到惨烈的“金玉奴”，在老廖的相片里，她们以“60+”的高龄，个个笑得春情荡漾。

老廖爱跟我形容：“这个老奶奶呦，伊最大的特色是身段软，软得要死，搂着那腰，就跟搂着一朵云一样，小阿弟，云总见过吧？跟伊搭档，最适意了。”我推推眼镜，表示自己见过云，然后他那诡谲的眼神就在黑框眼镜后面扑闪一下，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明朗，好像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念想。

一回生，二回熟，在“瞻仰”了老廖的拷壳箱密照之后，我算是走进了他的内心，他也不再跟我捣浆糊，古往今来认认真真地聊了个遍。

这老头算是上海的旧时恶少：他爸爸唱戏，耳濡目染，老廖小时候也爱唱，京昆皆通。他脾气顽劣，虽长在红旗下，可依然是爱沾花惹草的票友。爸爸被打成右派后，小廖没了炫耀的本钱，就在女生面前翻跟头，十个十个的翻，扎小辫儿的革命后代小美女们个个拍红了掌，老廖说那会儿觉得即使长不高，他也愿意这么不停地翻下去。

后来喜欢上了某女生，对方也爱唱戏，两人偷偷花前月下，在学校的旧乒乓球房，那女孩随手拿起球拍当团扇，窝在胸口，幽幽地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老廖没忍住，上去就在人家额头上亲了一下，女生哭着跑了出去。

第二天，老廖被送上了去江西的车，随身就带个大箱子，全是曲谱。他把语录跟学习资料的封皮撕下来，贴在那莺莺燕燕的封皮上，心想就算被抓也横竖横了。陈咬金倒是半个也没杀出来，但那年江南大雪，在遂川等不到车，老廖拖着箱子，自以为用脚就能把这十里路给解决了，谁晓得没走两里，箱子散在地上，一地的书在朔风里“躺窝不起”，老廖索性也躺下，哭，哭完再上路。

说到底还是好色惹的祸，可他就是脾性不改，在江西也没憋住，跟当地的女孩结了婚，生了孩子。九十年代初，好不容易孩子老婆都弄回了上海，可自从老廖在虹口公园经营自己的曲社后，沾花惹草的毛病又生了出来，最后被妻儿扫地出门，他也成了初期净身出户的优质典型。

“搂着那腰，就跟搂着一朵云一样。”

让老廖住进老年公寓的阿婆，是人见人爱的旷香梅。旷香梅是当年鲁迅公园的一块宝，60岁还风姿绰约，据说她年轻时在文工团跳领舞，退休后，在鲁迅公园的曲社里长年霸占着杨贵妃的角色，自然有一众老头为了能演上李隆基争得头破血流。

这是一场用实力说话的荣誉之战。最后，“李隆基”就在老廖和曾祥和两人之间产生。曾祥和与老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胖得要死，不像老廖明“骚”，是暗“骚”，他真住万科新楼盘——拜他那个体贴又大款的女婿所赐，他还跳拉丁舞，总之，他成了老廖的一块心病。

老廖是这样形容曾祥和——“第一，阿拉是不会卖女儿的，第二，伊那个叫拉丁舞吗，你们看看伊那只屁股，跳舞的时候跟个脸盆一样。”后来自然是老廖赢了，据说他赢得也不轻松，他废了半条老命做了一套十三响（京剧招式）之后，曾祥和甘拜下风，带着脸盆一样的屁股去鲁迅公园“恰恰拉丁舞社”混了。而老廖和旷香梅一日千里，据说旷香梅在世的最后一段辰光，在老年公寓跟老廖双宿双飞，直到因为结肠癌过世。

我很好奇，这艳冠鲁迅公园的旷香梅究竟长什么样，倏忽又想起老廖的照片百宝箱，缠着他给我看旷香梅的照片。

老廖说早没了，所有的照片都给了旷香梅的儿子。给旷香梅办葬礼那会儿，她的家属发现，竟找不到这美了大半辈子的女人的近照，他们千方打听找到了老廖，把二十多张“老廖出品”的照片全部借去，择优放大，做了遗像。最后也没还，可惜了。

老廖不好意思催，逝者为大，可这事究竟成了他心里的一个疙瘩，所以，我就再也没在他面前说起过这位老太太了。

这些事竟让我对老廖生出些许崇敬来，于是跟他吃咖啡的次数也渐渐增加，一般我们都选山阴路口的上岛咖啡馆，偶尔也去曲阳公园里的烟雨江南，他绝不去鲁迅公园里的茶室，说是认识的人太多。

他说自己其实不那么喜欢热闹，在我看来，他是怕别人爆太多料，有些事情老廖也知道很不堪。我听说，老廖喜欢看黄碟，为此，他没少去虬江路看货，那个篮球场边上卖碟的福建女人，远远见他过来，就笑眯眯地招手迎合，“阿被（伯），阿被（伯），有新的，有新的。”

福建女人用塑料袋给他包好。有那么几次，袋子太小，没法儿把碟全部装进去，总有个角露在外面，于是老廖就仔细揣摩，左看右放，要把最安全的那只角露在外面，才放心走人。

说起来，老廖宿舍里那台DVD播放器还是我买的，算是约他做跟踪报道的报酬，为此，这不堪里到底也有我的一份。

3

2012年初，老廖突然跟我断了联系，电话总是“已关机”，我去了一次鲁迅公园，想碰运气，可公园早已关门大修，只有游乐园还在开放。那天，坐跳楼机的男男女女叫得天昏地暗，虹口公园被那扇深绿色的铁门牢牢地锁着，好像那后面是一个危险、荒芜又贫瘠的世界，远没有这些近在咫尺的新鲜尖叫来的真实。

约有大半年的时间，我几乎忘了老廖这个人，直到后来，当初的介绍人说，这老家伙住院了，想来也不会太好，我要来地址，赶去医院见老朋友。

病房里有一股又闷又暖的臭味，老廖的床位在最里面，他滔滔不绝地阐释着自己对于贪污腐败的看法，从东莞扫黄到孕妇被枪杀，他用沙哑的声音铺陈自己的真知灼见，看见我他也不停，直到讲完最后一个字，才跟我打招呼，接下去那句话就是——“册那！虹口公园关门了！”

这次发病依然肇始于他的顽劣，虹口公园关门之后，老廖竟然去坐了游乐园的跳楼机。坐完后，第二天夜里就不好了，老年之家赶紧打120送医院，查下来是中度脑梗塞，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儿子儿媳都出现了，“这次再不多看看，以后怕是没机会了。”

可醒了之后，老廖一点都没有弥留的样子——不郁郁寡欢也不愁云惨淡，他问儿子能不能给他弄个iPad，他有很多片子要研究，看来，对于这件事情，老廖是至死不渝的。

当天，我们聊了很多，不过都是些以前谈过的事儿，我发现，很多事情老廖爱不停地聊，好比那个拿乒乓球拍做团扇的女生，他的江西之路，和曾祥和的大战，好像他就只记得那些事儿了。

临走的时候，我说：“廖中国，再见咯。”他惊得打哆嗦，甚至都有些口吃：“很少……少……人晓得我真……真名呵！”

“病床上不是写着嘛！”我故意用很轻贱的口气打击老廖，我愿意老廖生气，他生气我就高兴。

“所以我们算是联系上了？你可别再搞失踪了”，我埋怨他。

“失踪？哪里有什么失踪，我换了个手机嘛！你看你讲话难听伐，来来来，你打个电话给我”，他拿出一只老年机——超大的按钮和浮夸的金属色泽都在喧叙它made in虬江路的出身。老廖背不出自己的号码，于是带上那双传家宝一样的熊猫眼镜，翻找起来。他报数字的过程也很混乱，耗了快三分钟也没讲清楚。我果断抢过手机，看着号码拨了过去，庞龙的《两只蝴蝶》响了起来，那响度有昭告天下的气势，但这还不够，手机在我手里剧烈震动，吓得我赶紧把手机扔还给他。

“嗯，丁——记——者，我就写你是丁记者了哦”，他用商量的口气跟我讲，一边把我的号码输进手机。大概是想起我之前一惊一乍的样子，老廖又说：“怎么样？震得适宜（舒服）伐？！”

“11个数字也报不清楚，侬大概要老年痴呆了！”在跟老廖的唇枪舌战里，我是不好落下风的。

谁晓得竟一语成谶。

4

在之后的两年里，因为老廖的走失，这只手机打来两次电话，大概家属觉得这个抬头在找人时很好用。但彼时我早已离开社区报，去了城中的一家娱乐媒体，这算是离民情越来越远，但好在还有微博，好在我手机里还存着一张曾给老廖拍过的照片——在虹口公园的鲁迅墓前，他穿一件黑色夹克衫，背光站着，照相那天的天气太好了，所以照出来的老廖，站在一片澄亮的白色中，黑瘦的身形，加上黑眼镜，简直像是用PS软件抠出来的溥仪，浮在一片混沌中。

第一次还算顺利，我们在大连西路四平路口的肯德基里找到了他，背着一个双肩包，里头放了一双旅游鞋。已近午夜，他坐着，在看地产公司塞给他的宣传单，很多张，其实每张都一样，但他不停地看，一张接着一张。他跟我们讲，他想去虹口公园，但是忘记路了，这个传单上有楼盘地图。我拿来一看，确实印着一个公园，却分明是和平公园，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最后，他儿子谢过警察，叫了辆车，把他带走了。

老廖定是在这样一个大白天，坐在这飞旋的转椅里，看了一场免费烟花。

第二次运气就没那么好了。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已近凌晨一点，我裹上衣服出门，那天PM2.5爆表，路上行人本就稀少，偶有几个路过，还带着口罩。经过每一个这样的人，我总想，他会不会是老廖？但一转念，又觉得自己傻，老廖我还不晓得嘛，他情愿呛死也不会戴口罩的，那是多没腔调的一个形象，可以直接把他自认的潇洒全部毁掉。

养老院的护工说是本来将他绑在床上，看着他睡熟的，谁晓得怎么就逃出了“五指山”。那护工用一口江北话，跟警察不停地抱怨：绳子其实很结实的，不过是打了活结。

“活结……！你们知道的哦……”他一边讲，一边用手比划，仿佛那条打了活结的绳子现在就在他手里，只不过那个人就这么不见了，好像这是一桩灵异事件一般。

“所以，他大概还能去哪儿”，他儿子掸了掸烟灰问道。

“虹口公园附近都找过了？”我把口罩拿下来。

“一直找到曲阳了”，他提高了嗓门。

“我想想……”

尴尬的沉默，只有警员腰带上的对讲机里时不时有声音传出，除了他自己，谁也听不懂。这让我想起了那只超大振幅的手机。

“有没有去虬江路看看？”

他确实在虬江路，但境况并不好。我们见到一堆人围在一起指指点点，就晓得估摸是老廖，拨开人群，走进去，一股恶臭直冲冲地袭来。老廖坐在地上，左手抓着一团白饭，偶尔用右手捻几粒出来，往嘴里送。他一直在念叨一句话：“老早不是这样的，老早不是这样的。”

他有些难为情，一边用手捻饭吃，一边拿手掌去擦拭身下那块地面，湿漉漉的一滩，臭气从那里出来……

他儿子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抓着他手臂甩了几下，直到手里的饭粒全部落在老廖的那滩尿上，然后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他披上。

老廖在警察和儿子的搀扶下，从人群里走出来。老廖从我面前走过，他根本不认得我，他朝所有人举起手，微笑，嘴里还是那句话：“老早不是这样的！”

5

2014年3月，是春天该来的时候了，上次见面后，老廖的手机没有再打来电话，我也没打算再联系他。但见鬼！我竟然想去坐那个跳楼机，我一直想搞清楚，这个老头让自己从高空“摔”下来的道理是什么。

皮椅缓缓上升，白云弥散在亮眼的蓝色天幕上，好像永远不会远也不会近。我不敢往下看，只能把脖子掰直，像祈雨的原始人，不知疲倦地望向天空。在快接近顶端的时候，终于可以放平视线，向远处望，鲁迅公园并非想象中的工地一般凌乱，只有零星吊车在湖边清淤，但不知道有多少人见识过一个没有人的公园，各种颜色的野花在堤岸边和草丛里疯了一样地生长，在这架机器里，你像一只鸟，上升……上升……

终于开始下落了，所有人都在尖叫，那片寂静的草坪朝你扑过来，上下、旋转，人的喧闹声被悬臂的惯性甩出宇宙，这公园是一个子宫，它自私地把春天藏在肚腹里，而坐上这架机器，那些不愿意被人瞧见的春光，终于得以在旋转的天地间四处飞溅，我几乎可以确定，老廖一定是在这样一个大白天，坐在这腾空飞旋的转椅里，看了一场免费烟花。

2005年6月，那大概是刚认识老廖的日子，我决定辞去社区报的工作。

在和老廖交流了几次之后，我觉得他是个鬼祟、门槛精、死要面子又有些小本事的人，但我真不晓得那报道该怎么写，他不符合我的范本，直到离开报社，我都没有开始正儿八经地写，只匆匆想好一个标题，如果有缘，我愿意把它说给老廖听。

“嗯，蛮好，阿拉吃咖啡去。”我想，他一定会这样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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