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老头和100个美丽老太太

2017-04-17 16:09:36
2017.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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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在某社区报纸混饭吃,颇不得志。领导说要做中老年退休生活的选题,“公园”成了我们最好的切入点。当时我妈混迹于老年手风琴公园歌者社团,经她手头层层介绍人的推荐,最后我们找到了老廖,按照介绍人的说法,“这老头子最能说,要描述幸福生活,他在行。”

与老廖接头的具体年日我记不清了,只晓得那年的春天下了好多雨,那是一个漫长雨期刚过的第一天,五月还未到,阴了大半个月的公园在烂漫的阳光里起死回生。

老廖他们在靠近公园后门的湖边长堤柳亭里唱戏,后来经指点,我才知道唱的是四郎探母里的《盗令》。老廖讥糟(普通话里聒噪的意思)得很,把手里的纸卷成长筒,指着敲大锣的秃顶爷叔频频喊停:“阿瘌痢(爷叔昵称),你这个西皮怎么老是快一点点啦!”说了三四次之后,老廖显然累了,或许是他想着还有采访,匆匆喊了停,一伙阿姨爷叔纷纷散去。

老廖转身走到我面前,我这才瞧清楚了他——长脸长鼻子略显英气,薄嘴唇倒是对得起他能说会道的名声,戴“溥仪”式样的老花镜,竟然还是童花头。

脖子以上的老廖传统得过分,脖子之下就另当别论了——梦特娇蓝T恤,略微窄腿的咖啡色卡其裤,一双走起路来爽脆作响的黑皮鞋:“走,阿拉吃咖啡去!”——这是他的口头禅。

第一次采访约在上岛咖啡馆,大体都是老廖在说,他显然知道我要什么,从和谐社会谈到老年公寓,他说就算儿子求着他回去住万科的房子他也不要,他爱老年公寓的一切,那里的领导如沐春风,设施像迪拜,活动乱花迷眼,朋友仗义舒心……可对我来说,这一段大气磅礴的抒情很让人挫败,这多少让他自己显得很无趣。

那天唯一的亮点是,他喝完第二杯摩卡的时候,点燃打火机,在他那件T恤衫的红色葵花logo前晃个不停,以此来证明自己穿的是正宗梦特娇:“喏,你看,大卡(假货)的都会被烧焦的,看到伐,一点不黑的!”面对这种游戏,我快疯了。说实话,对于这个采访,我什么也写不出,但我必须跟这个家伙保持更多联系,以完成这个本质上就很戆(傻)的报道。

直到我发现一个秘密,对这一切才有所改观。

2

老廖爱老年公寓,不是因为他爱如沐春风的领导,实在是他爱老年公寓的老太太。

打入老年耄耋京剧社(老廖所在京剧团队的名字)后,我掌握了关于这个老头的一切资料:首先,他很“骚”,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了,他在老年公寓时常招惹老太太,深更半夜与别人聊想当年,聊着聊着就在别人床上睡着了。为此,很多老太太的子女都跑过来扬言请他“吃生活”(上海方言欠打的意思)

老廖爱“美丽老太太”可真不是盖的,他的宝贝除了那件蓝色梦特娇T恤以外,还有一只咖啡色拷壳箱,里面就放三样东西——一管笛子、一叠谱子和最起码100张照片。这些照片几乎全是各色爱唱戏的老太太的上妆照——从满脸褶子的“罗敷女”到口红上到惨烈的“金玉奴”,在老廖的相片里,她们以“60+”的高龄,个个笑得春情荡漾。

老廖爱跟我形容:“这个老奶奶呦,伊最大的特色是身段软,软得要死,搂着那腰,就跟搂着一朵云一样,小阿弟,云总见过吧?跟伊搭档,最适意了。”我推推眼镜,表示自己见过云,然后他那诡谲的眼神就在黑框眼镜后面扑闪一下,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明朗,好像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念想。

一回生,二回熟,在“瞻仰”了老廖的拷壳箱密照之后,我算是走进了他的内心,他也不再跟我捣浆糊,古往今来认认真真地聊了个遍。

这老头算是上海的旧时恶少:他爸爸唱戏,耳濡目染,老廖小时候也爱唱,京昆皆通。他脾气顽劣,虽长在红旗下,可依然是爱沾花惹草的票友。爸爸被打成右派后,小廖没了炫耀的本钱,就在女生面前翻跟头,十个十个的翻,扎小辫儿的革命后代小美女们个个拍红了掌,老廖说那会儿觉得即使长不高,他也愿意这么不停地翻下去。

后来喜欢上了某女生,对方也爱唱戏,两人偷偷花前月下,在学校的旧乒乓球房,那女孩随手拿起球拍当团扇,窝在胸口,幽幽地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老廖没忍住,上去就在人家额头上亲了一下,女生哭着跑了出去。

第二天,老廖被送上了去江西的车,随身就带个大箱子,全是曲谱。他把语录跟学习资料的封皮撕下来,贴在那莺莺燕燕的封皮上,心想就算被抓也横竖横了。陈咬金倒是半个也没杀出来,但那年江南大雪,在遂川等不到车,老廖拖着箱子,自以为用脚就能把这十里路给解决了,谁晓得没走两里,箱子散在地上,一地的书在朔风里“躺窝不起”,老廖索性也躺下,哭,哭完再上路。

说到底还是好色惹的祸,可他就是脾性不改,在江西也没憋住,跟当地的女孩结了婚,生了孩子。九十年代初,好不容易孩子老婆都弄回了上海,可自从老廖在虹口公园经营自己的曲社后,沾花惹草的毛病又生了出来,最后被妻儿扫地出门,他也成了初期净身出户的优质典型。

“搂着那腰,就跟搂着一朵云一样。”“搂着那腰,就跟搂着一朵云一样。”

让老廖住进老年公寓的阿婆,是人见人爱的旷香梅。旷香梅是当年鲁迅公园的一块宝,60岁还风姿绰约,据说她年轻时在文工团跳领舞,退休后,在鲁迅公园的曲社里长年霸占着杨贵妃的角色,自然有一众老头为了能演上李隆基争得头破血流。

这是一场用实力说话的荣誉之战。最后,“李隆基”就在老廖和曾祥和两人之间产生。曾祥和与老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胖得要死,不像老廖明“骚”,是暗“骚”,他真住万科新楼盘——拜他那个体贴又大款的女婿所赐,他还跳拉丁舞,总之,他成了老廖的一块心病。

老廖是这样形容曾祥和——“第一,阿拉是不会卖女儿的,第二,伊那个叫拉丁舞吗,你们看看伊那只屁股,跳舞的时候跟个脸盆一样。”后来自然是老廖赢了,据说他赢得也不轻松,他废了半条老命做了一套十三响(京剧招式)之后,曾祥和甘拜下风,带着脸盆一样的屁股去鲁迅公园“恰恰拉丁舞社”混了。而老廖和旷香梅一日千里,据说旷香梅在世的最后一段辰光,在老年公寓跟老廖双宿双飞,直到因为结肠癌过世。

我很好奇,这艳冠鲁迅公园的旷香梅究竟长什么样,倏忽又想起老廖的照片百宝箱,缠着他给我看旷香梅的照片。

老廖说早没了,所有的照片都给了旷香梅的儿子。给旷香梅办葬礼那会儿,她的家属发现,竟找不到这美了大半辈子的女人的近照,他们千方打听找到了老廖,把二十多张“老廖出品”的照片全部借去,择优放大,做了遗像。最后也没还,可惜了。

老廖不好意思催,逝者为大,可这事究竟成了他心里的一个疙瘩,所以,我就再也没在他面前说起过这位老太太了。

这些事竟让我对老廖生出些许崇敬来,于是跟他吃咖啡的次数也渐渐增加,一般我们都选山阴路口的上岛咖啡馆,偶尔也去曲阳公园里的烟雨江南,他绝不去鲁迅公园里的茶室,说是认识的人太多。

他说自己其实不那么喜欢热闹,在我看来,他是怕别人爆太多料,有些事情老廖也知道很不堪。我听说,老廖喜欢看黄碟,为此,他没少去虬江路看货,那个篮球场边上卖碟的福建女人,远远见他过来,就笑眯眯地招手迎合,“阿被(伯),阿被(伯),有新的,有新的。”

福建女人用塑料袋给他包好。有那么几次,袋子太小,没法儿把碟全部装进去,总有个角露在外面,于是老廖就仔细揣摩,左看右放,要把最安全的那只角露在外面,才放心走人。

说起来,老廖宿舍里那台DVD播放器还是我买的,算是约他做跟踪报道的报酬,为此,这不堪里到底也有我的一份。

3

2012年初,老廖突然跟我断了联系,电话总是“已关机”,我去了一次鲁迅公园,想碰运气,可公园早已关门大修,只有游乐园还在开放。那天,坐跳楼机的男男女女叫得天昏地暗,虹口公园被那扇深绿色的铁门牢牢地锁着,好像那后面是一个危险、荒芜又贫瘠的世界,远没有这些近在咫尺的新鲜尖叫来的真实。

约有大半年的时间,我几乎忘了老廖这个人,直到后来,当初的介绍人说,这老家伙住院了,想来也不会太好,我要来地址,赶去医院见老朋友。

病房里有一股又闷又暖的臭味,老廖的床位在最里面,他滔滔不绝地阐释着自己对于贪污腐败的看法,从东莞扫黄到孕妇被枪杀,他用沙哑的声音铺陈自己的真知灼见,看见我他也不停,直到讲完最后一个字,才跟我打招呼,接下去那句话就是——“册那!虹口公园关门了!”

这次发病依然肇始于他的顽劣,虹口公园关门之后,老廖竟然去坐了游乐园的跳楼机。坐完后,第二天夜里就不好了,老年之家赶紧打120送医院,查下来是中度脑梗塞,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儿子儿媳都出现了,“这次再不多看看,以后怕是没机会了。”

可醒了之后,老廖一点都没有弥留的样子——不郁郁寡欢也不愁云惨淡,他问儿子能不能给他弄个iPad,他有很多片子要研究,看来,对于这件事情,老廖是至死不渝的。

当天,我们聊了很多,不过都是些以前谈过的事儿,我发现,很多事情老廖爱不停地聊,好比那个拿乒乓球拍做团扇的女生,他的江西之路,和曾祥和的大战,好像他就只记得那些事儿了。

临走的时候,我说:“廖中国,再见咯。”他惊得打哆嗦,甚至都有些口吃:“很少……少……人晓得我真……真名呵!”

“病床上不是写着嘛!”我故意用很轻贱的口气打击老廖,我愿意老廖生气,他生气我就高兴。

“所以我们算是联系上了?你可别再搞失踪了”,我埋怨他。

“失踪?哪里有什么失踪,我换了个手机嘛!你看你讲话难听伐,来来来,你打个电话给我”,他拿出一只老年机——超大的按钮和浮夸的金属色泽都在喧叙它made in虬江路的出身。老廖背不出自己的号码,于是带上那双传家宝一样的熊猫眼镜,翻找起来。他报数字的过程也很混乱,耗了快三分钟也没讲清楚。我果断抢过手机,看着号码拨了过去,庞龙的《两只蝴蝶》响了起来,那响度有昭告天下的气势,但这还不够,手机在我手里剧烈震动,吓得我赶紧把手机扔还给他。

“嗯,丁——记——者,我就写你是丁记者了哦”,他用商量的口气跟我讲,一边把我的号码输进手机。大概是想起我之前一惊一乍的样子,老廖又说:“怎么样?震得适宜(舒服)伐?!”

“11个数字也报不清楚,侬大概要老年痴呆了!”在跟老廖的唇枪舌战里,我是不好落下风的。

谁晓得竟一语成谶。

4

在之后的两年里,因为老廖的走失,这只手机打来两次电话,大概家属觉得这个抬头在找人时很好用。但彼时我早已离开社区报,去了城中的一家娱乐媒体,这算是离民情越来越远,但好在还有微博,好在我手机里还存着一张曾给老廖拍过的照片——在虹口公园的鲁迅墓前,他穿一件黑色夹克衫,背光站着,照相那天的天气太好了,所以照出来的老廖,站在一片澄亮的白色中,黑瘦的身形,加上黑眼镜,简直像是用PS软件抠出来的溥仪,浮在一片混沌中。

第一次还算顺利,我们在大连西路四平路口的肯德基里找到了他,背着一个双肩包,里头放了一双旅游鞋。已近午夜,他坐着,在看地产公司塞给他的宣传单,很多张,其实每张都一样,但他不停地看,一张接着一张。他跟我们讲,他想去虹口公园,但是忘记路了,这个传单上有楼盘地图。我拿来一看,确实印着一个公园,却分明是和平公园,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最后,他儿子谢过警察,叫了辆车,把他带走了。

老廖定是在这样一个大白天,坐在这飞旋的转椅里,看了一场免费烟花。老廖定是在这样一个大白天,坐在这飞旋的转椅里,看了一场免费烟花。

第二次运气就没那么好了。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已近凌晨一点,我裹上衣服出门,那天PM2.5爆表,路上行人本就稀少,偶有几个路过,还带着口罩。经过每一个这样的人,我总想,他会不会是老廖?但一转念,又觉得自己傻,老廖我还不晓得嘛,他情愿呛死也不会戴口罩的,那是多没腔调的一个形象,可以直接把他自认的潇洒全部毁掉。

养老院的护工说是本来将他绑在床上,看着他睡熟的,谁晓得怎么就逃出了“五指山”。那护工用一口江北话,跟警察不停地抱怨:绳子其实很结实的,不过是打了活结。

“活结……!你们知道的哦……”他一边讲,一边用手比划,仿佛那条打了活结的绳子现在就在他手里,只不过那个人就这么不见了,好像这是一桩灵异事件一般。

“所以,他大概还能去哪儿”,他儿子掸了掸烟灰问道。

“虹口公园附近都找过了?”我把口罩拿下来。

“一直找到曲阳了”,他提高了嗓门。

“我想想……”

尴尬的沉默,只有警员腰带上的对讲机里时不时有声音传出,除了他自己,谁也听不懂。这让我想起了那只超大振幅的手机。

“有没有去虬江路看看?”

他确实在虬江路,但境况并不好。我们见到一堆人围在一起指指点点,就晓得估摸是老廖,拨开人群,走进去,一股恶臭直冲冲地袭来。老廖坐在地上,左手抓着一团白饭,偶尔用右手捻几粒出来,往嘴里送。他一直在念叨一句话:“老早不是这样的,老早不是这样的。”

他有些难为情,一边用手捻饭吃,一边拿手掌去擦拭身下那块地面,湿漉漉的一滩,臭气从那里出来……

他儿子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抓着他手臂甩了几下,直到手里的饭粒全部落在老廖的那滩尿上,然后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他披上。

老廖在警察和儿子的搀扶下,从人群里走出来。老廖从我面前走过,他根本不认得我,他朝所有人举起手,微笑,嘴里还是那句话:“老早不是这样的!”

5

2014年3月,是春天该来的时候了,上次见面后,老廖的手机没有再打来电话,我也没打算再联系他。但见鬼!我竟然想去坐那个跳楼机,我一直想搞清楚,这个老头让自己从高空“摔”下来的道理是什么。

皮椅缓缓上升,白云弥散在亮眼的蓝色天幕上,好像永远不会远也不会近。我不敢往下看,只能把脖子掰直,像祈雨的原始人,不知疲倦地望向天空。在快接近顶端的时候,终于可以放平视线,向远处望,鲁迅公园并非想象中的工地一般凌乱,只有零星吊车在湖边清淤,但不知道有多少人见识过一个没有人的公园,各种颜色的野花在堤岸边和草丛里疯了一样地生长,在这架机器里,你像一只鸟,上升……上升……

终于开始下落了,所有人都在尖叫,那片寂静的草坪朝你扑过来,上下、旋转,人的喧闹声被悬臂的惯性甩出宇宙,这公园是一个子宫,它自私地把春天藏在肚腹里,而坐上这架机器,那些不愿意被人瞧见的春光,终于得以在旋转的天地间四处飞溅,我几乎可以确定,老廖一定是在这样一个大白天,坐在这腾空飞旋的转椅里,看了一场免费烟花。

2005年6月,那大概是刚认识老廖的日子,我决定辞去社区报的工作。

在和老廖交流了几次之后,我觉得他是个鬼祟、门槛精、死要面子又有些小本事的人,但我真不晓得那报道该怎么写,他不符合我的范本,直到离开报社,我都没有开始正儿八经地写,只匆匆想好一个标题,如果有缘,我愿意把它说给老廖听。

“嗯,蛮好,阿拉吃咖啡去。”我想,他一定会这样回答我。

本文转自“上海文学”(ID:shanghaiwenxue),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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