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真的有好人好报

手榴弹，6亩地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是陪着有钱人家的孩子一起读的。后来因为交不起学费，就到了县城一家中药店里当学徒。学徒期满时，这家中药店失了火，老板认为是学徒们吸烟惹的祸，扬言要把徒弟们吊起来打，父亲和师兄弟们连夜逃走。

父亲逃到淮河边上的庙台集，在姥爷的资助下开了一家杂货店，卖些油盐酱醋。那时候，老百姓家家都穷，哪怕买二两盐，都要回去较秤。父亲卖出去的东西，样样都够秤。街邻街坊们赞扬父亲做生意实诚，回头客越来越多。

后来，父亲有了本钱，又开起了中药店。

也就在这时候，我的一位远房大伯带着个十来岁的孩子运周前来投奔父亲。那时他们父子俩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形同乞丐。父亲收留了他们，给他们换上新衣服，做好吃的，还让大伯挑担到县城给店里进货。

大伯很感动，干活很卖力。他早出晚归，挑着沉甸甸的货物回来。父亲看他很辛苦，每天等他进货回来，都要弄上几个菜，和他喝上二两，兄弟之间，情同手足。

有一天早晨，运周从外面拣回一颗手榴弹，他想要那个弹壳玩，就趁我母亲不在，把手榴弹放在锅灶里烧，想把手榴弹的木手柄烧掉。

他刚把手榴弹塞进锅灶里，母亲就回到厨房，蹲在锅灶后面洗脸，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房顶被掀翻，铁锅被炸得无影无踪，母亲昏倒在地。

父亲吓得魂飞魄散，赶到厨房，赶紧把母亲抬到堂屋里，扎针、灌药。由于母亲蹲的位置低，没有受到外伤，只是被震晕了，经过抢救，所幸拣回了一条命。

运周闯下这么大的祸，父亲连一巴掌都没打他，也没将他们父子撵走。

尽管父亲这样宽容，一年后，大伯看父亲生意做得红火，红了眼，加上听信了别人的挑唆，闹着要和父亲“分家”。

母亲给他做的鞋，他不穿，给他做的饭他也不吃，叫他进城进货也不去。父亲找朋友做他的工作，他不听，说：“我不能像一条烂脊梁的老驴给老三（我父亲排行老三）累了。”父亲的朋友说：“你两手空空来的，现在要分家，怎么分，分给你多少？”“我不会做生意，我就要他那几亩地。”

父亲的朋友把他的要求转告了父亲。我家原有6 亩地，因为忙不过来，租给别人种了。父亲虽然心疼大伯，但是为了息事宁人，还是答应了。

分家后，大伯不好好种地，加上赌博，两年的工夫，6亩地折腾干了。运周被卖了壮丁，在国民党军队里突发眼病，双目失明，等他回来时，大伯已经病故。

三年后，土改开始了。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家因为没有土地，被划为贫农。左邻右舍都说，“行好得好，要不然你家至少得划个小地主。”

穷哥们能挣命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每年春节守岁的晚上，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包“红包”，每个红包里放下一摞铜钱，够单身汉过年的，大概要包二十多个红包，放在一个木制的托盘里。

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一群穿着破烂的穷人来到店门前，高声叫着父亲的堂号喊道：“俺们来给你拜年啦！”父亲一手举着托盘，一手将红包分给他们。好像他不是在施舍，而是在馈赠。这种馈赠一直坚持到1955年实行“公私联营”，我们家的中药店已不复存在时。

那时我年幼无知，对父亲的做法很不理解：为什么对这些“穷光蛋”这样客气？后来，父亲给我讲了一个“遇难又呈祥”的故事。

解放前的一天早晨，父亲下门板，突然看见门板上有一张纸条，上面扎着一把匕首，纸条上写，着限期三天把四十石（每石300斤，共一万多斤）小麦送到指定地点，“否则拿人头是问”。父亲吓得面如土色，他知道这是土匪贴的“票子”。

父亲在惊恐万状中熬过了两天，仍然想不出辙来。因为庙台集位于淮河码头，国民党部队经常从这里路过，不是抓丁，就是派捐要粮。加上土匪不断来抢劫，生意越来越难做。有时候不得不借高利贷维持。三天之内，他上哪儿弄这四十石小麦？

第三天，一群土匪来到庙台集北一里多远的高庄子。土匪头子把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掼，暴跳如雷叫道：“这个闫益堂（我父亲的名字），是个‘抗户’吗，怎么还不把粮食送来？真的不想活了？”他当即命令手下的土匪：“马上把闫益堂捆来！”

正在这时候，集上二十多个穷哥们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及时赶到，“扑通”一声跪到土匪头子面前，跪了一大片，发誓赌咒，为父亲求情，说我父亲做生意的钱都是拿的“小包钱”（高利贷），实在弄不来四十石小麦。

有个外号叫“督军”的一边哀求一边磕头，磕得满面是血。土匪头子被这意外的场面感动了，说：“没想到闫益堂还有这么好的人缘，看在穷哥们的面上，我饶了他。这四十石小麦不要了。”

这一件件往事，却像是被刻进了心里，任时间冲刷而历久弥新。

听说土匪已经到了高庄子，眼看大祸临头，在劫难逃，父亲吓得大汗淋漓，催促母亲带着我们赶快逃走，并做了最坏的打算。

就在父亲手足无措时，有个叫王成的穷哥们飞奔而来，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好了好了，粮食不要了。”

父亲问清来龙去脉，如同获得大赦，瘫坐在地，冷汗一个劲地往下流。王成给父亲出主意，趁土匪没改变主意，赶快买了几条小刀牌香烟，把土匪打发走。

经过这场变故以后，父亲像对待亲兄弟一样，敬着这些穷哥们。

把姐姐拴在没草的地方

姐姐十几岁时就订了婚，那时候还实行父母包办，姐姐的未婚夫是父亲朋友的儿子张福年。父亲看中的是朋友的忠厚善良。他说：“上人有德，下人有路。”他认为，他的朋友是个有德之人。

可惜好人无寿，父亲的朋友夫妻俩很快都病故了。张福年寄养在他伯父家。那时他还是个没长成人的孩子，有一天，在淮河边玩，被船拐子拐走了，一走多年没有音讯。不少媒人来到我家，让我父亲退掉姐姐的婚事，另嫁有钱的人家。

有的媒人对父亲说：“闺女订婆家，跟栓羊一个道理，你把它栓在有草的地方，它就有草吃。你把它栓在没草的地方，它就没草吃。张家有啥？”

还有的媒人说：“福年这孩子，一走多年没音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啥指望？我给你闺女说的这家，有骡子有马，还有好几十亩地，哪点不比张家强？”

可父亲认老理，说：“做人得讲信用，说话得算数，不管张福年这孩子是死是活，得等到有个实信儿才讲。”

结果一直等到1953年，姐夫从佛子岭水库工地上回来迎亲了。原来，他被拐到船上后，船主让他拉纤，一直拉到江苏省的洪泽湖，赶上淮海战役，他参加了解放军的担架队，抢救伤员，还立了功。

淮海战役结束后，姐夫被留在国家水利工程局施工队，成了一名水利工人。姐姐婚后也到了佛子岭施工队，参加了治淮工作。而媒婆们为姐姐说的那几户有钱人家，土改时，家家都被划成了地主。

“王神仙”

1962年，农村实行“土地包到户”时，我父亲从区卫生院退职回家种地，我家里还常备一些急用的药。人们都还记得，父亲曾经是个看病的“先生”。

离我家五里路的沈家楼有个孤苦老人，姓王，腿瘸，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精神不正常，常发颠痫症，人们给他起个外号“王神仙”。

王神仙以乞讨为生，每当颠痫发作时，常常跌得头破血流。因为他没有钱到卫生院包扎，就常来我家找父亲。

有时候正在吃饭，王神仙就血流满面地来了，他常年不洗澡，浑身散发着难闻的臭气。我的侄女见他来了，一怕他“疯”，二嫌他脏，就赶紧躲开了。可是父亲把饭碗一放，立即给他清洗伤口，在伤口上撒上药粉，然后包扎好。

王神仙无以回报，总是在父亲面前跪下，磕几个头才走。

1977年，父亲病故时，王神仙在霍丘县讨饭，当他讨饭回来，得知父亲病故，在我父亲的坟前长跪不起，像死了亲人一样放声大哭数日，哭着喊着：“好人呀，好人呀，我咋不替你死呀！”

后来还是我家人反复劝说，他才哭着回去。

我父亲一生不爱言语，更很少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什么教导，年头久了，连他的形象都已在我的脑海里模糊，但这一件件往事，却像是被刻进了心里，任时间冲刷而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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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那山那人那狗》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