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你个老学霸

2017-07-04 16:31:27
2017.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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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那年,我从作业本上撕下四张纸,分别写上“青”、“华”、“大”、“学”四个大字,贴在了书桌前的墙壁上。

其实我根本不了解清华,只是时常听人说,那是全国最好的大学。当时的我甚至不知道,原来清华大学的“清”还得要有“三点水”的。

我一时心血来潮,却被姨妈知道了,第二天就告诉了每天一起晨练的英语老师老陈。结果,老陈在其他班上课时,把这当作励志故事大肆鼓吹:瞧瞧人家贝塔,多有志气,大家要向他学习!

那些天,我觉得许多同学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但是他们都没主动提起这茬儿,我也就没有当面解释的机会,心里憋得好难受。

当时,身边的人对我大都是很鼓励的。长辈会语重心长地说,“只要不贪玩,你就能考上”。

可是商琰和我们不一样。从来没有谁在他面前提什么“只要”。所有人替他操的心是:该上清华还是北大?

1

第一次见到商琰,是小学六年级开学时。班主任领着他站在讲台上,介绍说是乡里来的转校生。

他高高瘦瘦的,眼睛细长,皮肤白净,戴着眼镜,很是斯文。穿着一件白衬衫,外面套着驼色的毛线背心,很干净。

不过没两天,商琰就凭才华震住了我们所有人。

他转来我们学校写的第一篇作文,就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念,念罢啧啧赞到:“高中生都写不出这样的作文来啊。”

我们却都怀疑,他该是从哪儿抄来的。

可是随后在学校举办的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上,商琰都拿了第一。评奖的老师们毫不隐晦地说,“商琰完全是辗轧第二名胜出的。”我们完全服气了。从那天起,他被我们划成另一类人。

家长之间也开始流传各种关于他的传说。有一天,我姨妈很认真地问我:“你们班是不是有一个叫商琰的,他妈在县医院工作?”

我说:“是啊,怎么了?”

“人家太乖了。放学回家,家里没人,没带钥匙,就自己坐在门槛上看书等爸爸妈妈回家。”

见我没什么反应,她又补充道,“人家走到哪里,手里都捧着一本书!”

我听得不耐烦,转身就出门打弹珠了。

中考,商琰毫无悬念地拿了全县第一,比第二名整整高出了50多分。

高中我们分到了同一个班。那个班集合了我们县当时中考成绩最好的一批学生,学校也给配置了最好的高中老师。

学校很有野心,第一堂班会课,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等领导都来了,放话要在我们那个班培养出四五个清华北大的。

我们干劲十足,觉得自己就是那四五个后备生,再不济,至少也能混个浙大、上交什么的。从来不看书、不做题的我,激动得天不亮就起床学习。

可是,这种鸡血状态只持续了三个星期。

不久,县里一所刚成立的私立学校“英才中学”来我们班上挖老师。每位老师一次性支付30万元作为离职补偿,开出的工资更是他们在县二中的3倍。条件着实诱人。那是2004年,30万元可以在我们县的城中心买五六套100平的商品房了。

果然,各科老师都走了。只有英语老师留了下来,他是我们的副校长。

许多乡下考来的学生都跟着离开了。那所私立中学承诺,只要是我们班的同学,过去上学不但不收学费,还提供免费住宿。

走还是留?我陷入了迷茫。直到半个月后,确定了商琰不转学,我才放心留了下来,一切顺其自然。

经此波折,许多同学已不复开学时的激情。我也退回到原来那种不看书、不做题的状态。只有商琰,似乎未受丝毫影响。每次考试,都是稳稳的年级第一。

高考之后,我们对着标准答案,凭着记忆估算自己的分数,然后再选报大学。

我报了中国传媒大学。根据自己的估分以及它此前三年在贵州的录取分数,数学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没问题的,你的分数准能上。”

结果,我落榜了。

那是2006年,北京的大学录取分数线普遍暴涨。大家都说涨分的原因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大家都想去北京做奥运会的亲历者。

“你晓得不?商琰也落榜了。”一个同学小声给我讲,像在讲什么国家机密。

“什么?”我着实吃了一惊,连忙追问,“不可能吧,怎么会!”

“真的啊。估分的时候,他就说没发挥好,恐怕才有650多分。”

“之前学校不是给他弄了个‘省级三好学生’吗,额外加20分。670分的话,应该没问题啊。”

“上不了。他实际分数好像才630多点。”

2

后来,商琰去了旁边的一个市重点中学补习。

原本我们县二中的领导联系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争取到了额外的补招名额。如果商琰愿意,就可以前去就读,专业任选。可是他拒绝了。

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他拒绝得理所当然。因为再考一次,他肯定是要上清华北大的。

我去了山东的一个二本。在去学校报到的火车上,我安慰自己,学校不好没关系,在大学只要努力就好,到时候再考好大学的研究生。

然而到校的第一周,我就崩溃了。原来那所大学,两年前才刚刚从专科升级成二本。学校的办学水准仍是专科级,而以我那年的分数,报考山东大学也是可以被录取的。

那时候,贵州高考报志愿,实在是一种赌博。如果第一志愿落选了,那这个考生基本也就落榜了。后面所谓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志愿学校,并不会因为分数高就会录取,而是会优先录取第一志愿的考生。除非录不满,才会考虑。

这种规则之下,常常会有戏剧化的结果。2007年,有个人考了640分,报考中国人民大学落榜了;另一个人考了540分,报考北京大学却被录取了。

我不甘心待在那个学校。我想我是有实力的,只是赌运不佳。于是,我退学回到了贵州。待在省城贵阳打了一段时间的工,半年之后,我回到老家的县二中补习。

很快,第二次高考来了,我报了中南大学。结果,又落榜了,分数仅差1分。

我觉得,命运简直就是在玩弄我。但我很快得知,商琰也落榜了。

那个假期,我很怕见到那些同届、已经上大一的同学,也很怕待在家里,面对家人。每天跑到山里静坐,或是沿着河岸不停地走,直到天黑。

但抵不住老同学们纷纷打来电话邀我去聚会,有一两个实在推不脱,只得硬着头皮去了。

一次聚会上,我遇到了商琰。

他问:“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说:“不知道。怕是要去广东打工吧。”

“要不,你跟我去六盘水补习吧。水矿一中,我去年就在那补习。以你的成绩,什么费都不用交,我们还可以住一个房间。”

那时候,我们那儿的人都认为,高考失利补习一年无可厚非,可要是补习两年,那就无地自容了。所以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再在我们县待下去的。不过,我没好意思立即答应他,推说,“我再想想吧,过两天给你打电话。”

3

几天后,我跟着商琰去了水矿一中。到了没多久我就发现,商琰仅仅是在那儿补习了一年,整个高中部40多个班,便几乎无人不知他的大名。

那年是水矿一中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有8个考上了清华北大,1个考上了第一次来贵州招生的香港大学。可商琰却落榜了。

大家都说,商琰的实力其实比那些学生要高出一截,都替他感到惋惜。我姨妈也说:“商琰考运不好啊。可能心理素质差了点,每次高考就是使不上力。”

如商琰所说,我不用交学费和住宿费,不过我没能和他住一个房间。“班主任不让,要我选个成绩更好的同住。”

高考失利的伤疤,我们是不敢揭的。高考失利的伤疤,我们是不敢揭的。

我们所在的班叫“火箭班”。70来人,成绩最差的,上一年的高考也过了一本线。

开学之初,班主任给我们讲了一个本地传说:市三中有个男生非清华不上,补习了7年,参加了8次高考,最后终于梦想成真。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男生真是变态,现在回想仍有点毛骨悚然。但对我们这种第二年第三年补习的学生来说,算是一种慰藉。

当时班上有一个老乡,是第三年补习。去年考去了复旦大学,可刚上了两周课就回来补习了,下决心非北京大学不上。我当时觉得那人简直疯了。好在第三年他确实如愿去了北大。

“火箭班”节奏很快。每月都有月考,考后严格排名。成绩出来的那天,学生们全都站在教室外,班主任按名次叫名字,叫一个,就进一个去选座。

商琰每次都是第一个选座的,而我总是最后选座的那一批。

有一次,我让他给我占一个离他近的座位。结果,我之前一个选座的学生气呼呼地冲出来找班主任告状,因为他执意要坐在商琰旁边。

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桌子上都堆了两摞学习资料,中间空出,方便上课时看黑板。下课时,大家都在埋头解题。除了必要的吃喝拉撒,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不过偶尔也会把课间10分钟当作放松时间。男生们站在过道上,背贴墙壁站成两排,只留仅容一两人的宽度,然后盯着一个个过往的女生看。有俏一点的,男生们会很默契地起哄。商琰很少去站楼道。但总有女生来找他,不是问他习题,就是拉他聊天。

一次课间,我正在班上兜售批发来的零食和文具,一个甜甜的女声突然响起:“商琰——”

我循声望去,是一个穿着白针织衫套粉衬衫的女生,正倚着门框探进半个身子。长长的黑发,小小的脸,像极了《蓝色生死恋》里面的小恩熙。

那女孩又一连叫了几声,频频招手示意商琰。另一只手拎着练习册,看样子像是来向商琰请教的。我扭头看看商琰,他竟没有一点出去的意思。

事后我跑去商琰的寝室,问他怎么不理那个女孩。

商琰白了我几眼不说话,我一再纠缠才说:“那个女生经常来找我问问题,我和她又不熟。”

我立马打断说道:“这么好的女孩,你还……”

商琰的室友这时突然笑了起来,他原是躺在床上的,这时直起身来,撩起蚊帐说:“你和盐巴(商琰的绰号)是老同学了,还不知道他有多招女生喜欢?”

他接着说,“你是没瞧见去年,天天都有高二高三的女生来找他,真是络绎不绝。”

我本想调侃:你就是因为女人缠身,高考才没考好的吧?

不过话没出口就打住了。高考失利的伤疤,我们是不敢揭的。

4

第二年四月,商琰突然没来上课了。他的室友告诉我,他去云南旅行了。原来,商琰得了抑郁症,旅行散心是医生的建议。他妈和他姐都从单位请了假,全程陪着。

商琰返校之后没多久,全省模考开始了。750分的总分,他考了整整726分,全省第一。

考前停课的那天,班主任给我们一人发了两块巧克力。她说完最后一句嘱咐,转身走出教室,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拼命地嘶喊,桌上摞得高高的资料被撕得粉碎,整个教室像是遭了雪灾。

考完最后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雨下得正大,学校外的那条斜坡像是一条浅浅的河流。我冲进雨里,踩着水疯跑。跑累了,停下来喘息,发现远处还有几个像我一样的疯子。

那是我第三次参加高考,却是感觉最坏的一次。这次恐怕连一本线都上不了。

第二天,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按照约定,在学校斜坡下的那家“干锅牛肉”馆子聚餐。

我们每个人都满上一杯白酒。动筷之前,我们齐刷刷地举起杯子。我仰头吞了一口,舌头又辣又麻,心想,“总算结束了!”

“咦哟……”班长突然啧啧说道,“真看不出来,这酒量,这真是轻易不显山露水。”

我以为他是在说我,但一看才知道,原来说的是商琰。他一口把整杯都干掉了,那可是二两啊。

那天,大家决心一醉,杯来杯往,商琰和我更是喝得像一心求死。商琰一向白皙的脸红得像是烧得正旺的炭,不用摸都知道很烫手。

那些天,我过得浑浑噩噩,心情焦灼而惨淡,不知该如何面对“一年不如一年”的现实。

所幸,那年贵州开始实行“知分填志愿”的新政策,不用再估分填报志愿了。

一周后,高考分数公布,竟远远高出了我的预期。

可是,商琰再次考砸了。他的分数有些尴尬,全省排名70多,无论填报清华还是北大,都不怎么稳。最后他选了上海交通大学。我暗暗替他惋惜。

一次,我在老家的十字路口碰到商琰,“其实你可以报一下北大,肯定能上的。”

他手揣在裤兜里,笑了,“算了,上交也挺好的,还能挑一个好专业……你报了什么大学?”

我说:“西南财经大学。”随即尴尬得笑了笑,“不知道能不能上。”

他惊呼,“你这个分数都上不了,简直没天理了。”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们这几年,没天理的事碰到的还少吗。”

他不说话了,意味深长地乜了我一眼。接着,我们突然一起疯狂地哈哈大笑起来,毫不顾忌身旁过往的路人。

5

大学时代的每一个假期,我们都会坐在一起搓麻将。大家不再聊学习了,聊得更多的是工作和婚恋。渐渐的,没人再提起从前的高考。

商琰上了大学之后,人生又恢复了顺畅,保研,出国,就业,一切顺理成章。

有朋友问起,商琰现在在哪儿工作。我总是装出颇浮夸的语气说道:“他现在造核武器了,在绵阳九院呢。”

不过商琰却嫌工作太闲了,那年搓麻将的时候还说:“我在想,是先考个注册会计师资格证呢,还是先考个律师资格证。”

我们听了都很嫌弃,“滚,你个老学霸!”

不过,他那时候说的话显然是认真的。他确实没再造核武器了,现在正在国内一家顶级证券公司做战略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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