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听摇滚,但我只是个流水线工人

2017-07-18 16:31:34
201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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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胡留帅,因为太喜欢海子,给自己起名叫小海。我今年已经三十了,光在流水线就耗了十几年。

“我不要过那样的日子,但是我不知道该过什么日子。”我给歌手张楚在微博里发了这条私信。张楚竟然回复了我,介绍多哥(许多)给我认识。我毅然辞职离开流水线,去了北京的皮村找多哥,正式成为一名北漂。

我觉得自己是个矛盾的、尖锐的、颓废的大龄男青年,是流水线上的产物。

如今我没有房子车子,也没有存款和老婆。不过,还好我可以写诗。

“我有名 有姓 29岁
我有快乐 有悲伤 没有对象
我是联大的 中诺基的 泰莱的 申洲的
富士康 简龙工业园 新郑航空港 辛德勒西餐厅的
我是7639 11515 6100350 工号12
我是他们嘴里的空想家 不现实 文艺青年 还没有醒的
屌丝 草根 单身一族 困难份子”
——2016年12月31日 写于北京南锣鼓巷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出生于豫东平原。家里姐弟四个,我排行老三。2002年,家里供不起两个高中生,我就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我哥。2003年夏末,不到16岁的我交了一千多块钱,跟着县里的技校老师去了深圳打工。

去之前,有一个多月是在县城的技校度过的。那时候很流行读技校,学电脑、电焊的居多,我妈却觉得学缝纫挺好,“风刮不着,雨淋不着,是个技术活儿。”于是,在我妈的建议下,我学了缝纫。当时交了七八百块钱的学费,踩了一个月的废布,就算是毕业了。

过了四五个月,学校给村里有电话的一户人家打电话,转告我说要出去工作了,不过还需要交一千二百多块钱,介绍费、路费都算在一起了。我爸卖了好几架车子粮食,才凑够了钱交给学校。

那时候,爸爸骑着自行车送我去县城学校的路上,对我说:“遇到什么事儿,你都忍着点儿,好好干。”

几乎都是第一次出家门,我和同学一起挤上了南下的列车。

我是第一次乘火车,尽管上了车厢只能站着,但我仍觉得新鲜。可当列车行驶了七八个小时以后,我才头一回体会到,一秒钟被掰成两半过是什么样的,到了下半夜,我勉强在两截车厢接口的水池边找了个地方蹲着,刚眯一下眼睛就又被火车的轰鸣声震醒。

不知穿过了多少桥洞与隧道,30多个小时后,这种煎熬才算告一段落。

从惠州下了火车,我们坐上了一辆大巴。没想到,本来说好的每人10块车费,到了半路就变成50了。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跟收费的人发生了争执,被打了一嘴巴,全车的人集体站起来表示抗议,不过代价是被迫下车。我们半路拦了一辆车,才到了深圳横港。

本以为学校已经安排好了,没想到“老师”原来要现找旅馆,再找工厂。三天后,我们稀里糊涂地进了家电子厂,不管你学的是电脑、电焊还是缝纫机,到了那地方,有什么厂进什么厂。

工资三四百一个月,几乎没有休息。如果不太忙,发工资后第二天就放假一天。

不过第一次上夜班是极其难熬的,我至今难忘。我本来在二楼装配部,但因为一楼注塑部没有做出来,我们就被调去注塑部。我的任务是用小刀刮刚加工出来的收音机塑料壳子上的塑口沿儿。结果我实在熬不住,打了瞌睡,锋利的刀片一下就在手指头上削了个口子。我忍着痛撑到了早上下班,手指头已经肿得老高,最后还是室友帮我挤出了脓水,贴了个创可贴,才算好了点。

还有一次,我下了夜班出去买早餐,被查暂住证的人抓了去,非要让我们找人来接或者交钱。我们这些从不同地方被抓去的“流民”被关进派出所一个临时的大房子里,房子就像老家的猪圈一样,也有一个大栅栏。我趁着派出所的几个人吃早餐的功夫,推开了忘锁的大门,飞也似地逃了出来。居然就这么逃了出来。

我在那个工厂干了一年多,每月几乎上三十天班,每天在流水线上工作十多个小时。直到2004年秋天我离开那里,月工资也从没超过六百块。

2

经过工友介绍,我去了东莞的服装厂。

虽然工资不高,但扣除吃饭,每月还能剩八九百块钱。到服装厂后,我负责其中一个工序,有时候用剪刀开口袋,有时候踩着平车缝纫机在衣服的接口处压一条线。衣服从半成品开始做,做好了就记包号、工序和件数。

有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制造垃圾。高仿品牌的衣服往往布料不怎么好,再加上衣服按件计工资,工友们都做得比较赶,次品率很高,返工率接近一半。我也常常想,也许自己做的衣服别人穿几次就不穿了。

我一边做衣服,一边打螺丝 ,然后一遍又一遍地怀疑人生。

后来三年,我又换了六七个厂,都在东莞。前后我做过香港女装,耐克、阿迪这样的运动装,名牌代加工和羽绒服等等。

在小工厂做羽绒服时,车间的羽绒满天飞的都是,粘在身上、脸上,甚至鼻孔里。绒也不是什么好绒,味道很大,工厂根本不提供口罩,工人们也没有意识做自我保护。

等到下班,就用专门打扫卫生的喷枪吹掉身上、头发上的绒毛。一个组只有一两个喷枪,只能看谁先抢到喷枪,抢不到的就自己回宿舍弄干净。

虽然服装厂工资低,但服装厂一般不会装全自动流水线。偶尔想写一两句话,我可以拿出笔,写在产品维修单的纸后边。电子厂就不行,几乎从上班忙到下班。

有一次,班长把我写的东西收走了,同事看到我写得潦草,都笑说“画符呢”。

2006年,打工三年多,我跟工友学会了买彩票。不过总是不中。

我一度放下狂言,对当时也在东莞打工的哥哥说,“有买彩票的钱不如省下来买本大词典。我要写部惊世之作。”那时哥哥在县重点读了一年后,也辍学打工了。19岁的我真的花了20块钱买了本定价60元的大词典,盗版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买书。回去后,我还真从头看到尾,仔细地看了好多遍。

2007年下半年,我去了宁波,本来想干点别的。可在北仑人才市场找了好久,最后还是重操旧业,继续“踩平车”做衣服,一待就是四年。

2011年开春,我从宁波的服装厂离职,去了苏州投靠姐姐。下了火车,我一手扛着装铺盖的大背带,一手拉了一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衣服、书和五六本笔记。摇摇晃晃地下车、过地下通道、出站、转公交,窘迫极了。

2012年冬天,在苏州高教区大学城一个流动书摊,我买到一本海子诗集,五块钱。书是旧的,扉页还有第一次购买者写的购买时间与地点,我却如获至宝。这些年我走到哪带到哪,还在上面写了自己走过的地方作为纪念。

2012年冬天,我买到一本海子诗集,五块钱。(作者供图)2012年冬天,我买到一本海子诗集,五块钱。(作者供图)

2014年母亲节,我在常熟的一个羽绒服厂上班。车间工作间隙,我潦草地在笔记本上写了首《母亲》。

我没有和家人交流的习惯,母亲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首诗。只有我赚了钱、结婚了,我妈才会高兴,觉得有用,诗歌没用。

“妈妈
没有姑娘愿意爱我
我知道这孤独才刚刚开始
这条路还会有很长很长
……
妈妈
我只是将青春都献给了那看不到太阳的工厂
可有谁知道那生命的火焰在压抑着疯狂的舞蹈”

3

2015年5月份,定居郑州的姑妈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是个图书管理员,我们互换了QQ号。聊了一个多月,我就去郑州看了她,还从苏州给她带了碧螺春和星月菩提。她有160斤,我100斤,走在二七广场的大商场里,路人不停地看我俩。可我觉得她挺好,当时我28了,觉得自己不能挑了。

我从苏州请了三次假去见她,看了三场电影。跟她聊文学、聊音乐、聊电影,但是她都笑笑不说话。最后一次,我告诉她我已经提出了离职,准备去郑州陪她。结果女孩却说,“我们不合适。”

其实我从2009年就开始相亲了。一次下着雪,我妈还去媒人家烧锅,好让媒人腾出时间带我去女孩家见面。那个女孩挺好,有个头,还不丑。但是我没上心。

23岁时,我也算谈了次恋爱。初恋是车间里同组的女孩。我原来对她不感冒,结果别人说她喜欢汪峰,我们才开始接触聊天。她是我唯一的正式女友,虽然只有短暂的三个多月。很快,她就回了四川老家,我们后来也没有再联系。

2014年,我在苏州的厂里跟一个女孩表白,借了钱买了一束红色的玫瑰花。结果女孩不愿意要。我说,你不接受算了,起码把花拿着,就算回头扔了也行。

几乎每年过年回家,家人都会催我提前回去,虽然我极其厌倦,但每年也要见上几个,基本一两天一次。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找对象也越来越难。

虽然姑妈介绍的女孩拒绝了我,可我已经提了辞职,最终还是去了郑州。本打算转行做业务,但过了半个多月一直没找到工作,最后还是进了富士康。那时做苹果6s,活少,工资才一千多。

在我的打工生涯中,那是段很异样的往事,我总有恍然如梦的感觉。那个冬天凌晨四点的下班路上,呼啸的北风、飘飞的大雪、各种叫卖的商贩、沉默而鲜亮的月色、孤独的星辰以及簇拥着行走却表情漠然的工人大队伍,构成记忆中难忘的画面。于是,就有了我在2017年打工春晚上朗诵的《下夜班的工人》。

“走出四点一刻的厂区大门
北风裹挟着咳嗽的青春
四周前后踮脚
赶路的足音
山东葱花卷饼,西安羊肉泡馍
袜子,保暖裤的叫卖声
和生活的魔鬼
在黎明前劈头盖脸的袭来
……
人群蒙面奔走
如一场深冬的雪”

那些是我生活与灵魂的双重写照。

一千多的工资显然不能养活自己,况且还要找对象结婚。过了一个多月,我又跑去推销手机投影仪,地推借贷软件,但都没挣到钱。

过了年,我和同学去了浙江嘉兴电子厂。他说,还是电子厂女孩多一点,找对象是首位。

我才发现,就算自己一直想要跳出来,但始终难以摆脱流水线。

4

在嘉兴电子厂加班的车间,有一天正干着活,我抬头看到一片黑暗,就想起十多年来的漂泊、搁浅的理想,还有昨天姐姐的电话。

电话那头,姐姐问我找对象的事,“老大不小了,不能整天的做梦了,妈妈又托三姥爷给你提亲呢。”

后来,我写下了《姐姐》,这是第一次给姐姐写东西。

“姐姐,我在江南的一座小城里住了很久很久
我竟然忘了光阴也在我的身上流转过
我忘了
姐姐,虽然我见过明艳的桃花盛开
可二十多年我从来没有真正的遇到过一个春天
我没有
姐姐,傍晚我在加班的车间就突然想起了你
窗外是一片江南的朦胧
……
姐姐,我现在已不再向谁说起理想
这包括三月的野草和夜空的星辰
不再说”

慢慢长大了就发现,很多时候面对亲人总是无言。就像我在嘉兴打工,哥哥在兰州打工、爸爸在内蒙打工一样,我们都是沉默的。

我还清晰地记得,姐姐早在十年前就对涉世未深的我说:“生活,会教育得我们褪下几层皮。”我那时候才20岁,只能隐约感觉到姐姐这些年的委屈。她初一就辍学打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有三个要上学的弟弟。爸爸肯定也告诉过她“遇到什么事儿,你都忍着点儿”。姐姐那些难以言说的委屈,我不知道她可以向谁倾诉。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非常集中地写作了。

写在工厂的维修单、进货单、工作表的后边,写得非常潦草。如果不及时誊稿,过段时间自己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晚上下班后,我总会去网吧上一个小时网,把白天写的诗誊在QQ空间,也无关别人看与不看,只是一个记录。

我在网吧是个异类,只有我在抄诗,周围的人大多都在打游戏。

我在车间也是个异类。我给工友背诵唐诗《春江花月夜》、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许立志的《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工友说,这些人写得挺好,可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用处呢?

如今我没有房子车子,也没有存款和老婆。不过,还好我可以写诗。如今我没有房子车子,也没有存款和老婆。不过,还好我可以写诗。

有时候我也恨这这样的自己,可我又不知道在命运面前到底该如何妥协。也许,它只是一个普通工人的悲喜苦乐与青春挽歌记录。

这些年来我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些破碎的诗歌。

5

2012年,我不光买了本海子诗集,还花了130块钱买了苏州乐园的门票,去“热波音乐节”看汪峰唱歌。他唱了四首歌,我就像见了初恋情人般,跟着一起唱一起跳,感觉像绽放了内心深处的自己。

当时我工作的工厂离现场有一二十公里,我为了省钱不舍得打车,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回到住的地方。

后来又去了几次汪峰的演唱现场。我记得他在上海体育馆“峰暴来临”那场,请假时,班长怎么都不批。可我非走不可,就直接穿好外套,扭头走出了车间。周六晚上五点多走出工厂,跑去公交站坐到苏州火车站,再坐动车到上海,到了体育场,演唱会已经开始半个多小时了。不过票已经便宜了,最远的看台票本来280,200左右就可以买到一张黄牛票。

那次,他向章子怡求爱,好多人高声呼喊着“在一起,在一起”,大屏幕上的章子怡流了泪。演唱会结束后,我就只能找个网吧猫一晚上。为了省钱,我每次看完演唱会都不会住宾馆,太贵了。

后来,我开始在微博上给一些摇滚歌手评论,把我写的东西私信发给他们,汪峰、许巍、郑钧都发过,但是都没回。可我还是会坚持发。

本来以为是个没有回响的树洞,张楚大哥却回复了我。我把写在纸上的诗歌抄送私信发给他,跟他说我对音乐、对生活的看法,以及我枯燥无望的工厂生活。在车间,我和工友几乎很难交流诗歌。

张楚告诉我,不要太极端,要阳光,不要忧郁。他还寄了一套书给我,像是梦想成真了一样。中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他介绍了新工人艺术团的许多大哥给我认识。

有一天,我告诉多哥,我想去北京,他告诉我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我听了他的话后也是不假思索:“我既然考虑要来,就已经做了所有打算,再苦再累也好过继续苟延残喘。

2016年7月13日,我直奔北京的皮村。我买了打折的机票,从杭州萧山机场到首都机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下了飞机已是深夜,找地方睡是头等大事,去宾馆太贵,我就在机场的长椅子上坐着睡着了。

早上七点,我联系了多哥,打车去打工文化博物馆,这要是在之前,我肯定不舍得。但到皮村确实没车,第一次更是不好找。虽然好几十,但还是咬咬牙去打车了。

皮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大风吹着灰尘满天飞。杂货店、小餐馆、路边摊把皮村织成了一张网,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忙碌地寻觅自己的餐物。

多哥带我参观了打工博物馆,让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就算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加工商富士康,包括最大的针织服装加工商申洲集团,工会都只是形式,没有一个是真正关注工人精神层面的。

可在这儿,我看到了活着的平等与尊严。

6

我喜欢艺术,之前听说过798艺术区,准备在那附近找份工作。但找工作远远没那么顺利,我白天在画廊与艺术馆之间转悠,晚上在十二点后去网吧猫着。

我也尝试了在公园长凳上睡,被一些蚊子咬醒后就不敢再睡外边了。网吧包夜25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有一次,我试着包两个小时花六块钱,但是电脑关机就被网管赶了出去。那是我第一次领略了北京的房子是何其重要,就算空着,都不会让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待着。

还有一次,我在地安门大街的一个网吧坐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以后发现手机不见了,去前台问,网管说没见。这时旁边一个光膀子正打着游戏的纹身大哥搭腔了,“手机在我这,想要得买两盒好烟。”我鬼使神差地跑去前台花了40块钱买了两包玉溪给他,那时我身上只有50块钱。

三天夜宿网吧后,我只想快点找到份工作。

很快,我找到一份在798德国西餐做服务员的工作。随后又去了三里屯酒吧做服务员,干了三天,见了好多没见过的:男同和百合、唱歌的流浪歌手、抽水烟的销魂女子。最后领班以性格不适合为由,辞退了我。

一个多月后的周末,我在皮村打工博物馆办公室外,隔着门口的玻璃,看到办公室里文学小组正在上课,可自己却不敢进去听。

第二周,我早早就过去等,去了以后才发现,所有人都非常平和自然。“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从此我便成了文学小组新的一员。

为了周末学习方便,我去了皮村的同心互惠公益店服装店做售货员,每月工资两千多。到2017年打工春晚时,我们六个来自不同职业的一线工人各自朗诵了自己的《劳动者诉说》。

皮村让我充满归属感,我不想离开北京。以前待过的那些大工厂,我一点都不眷恋。

这些年,我跑过十多个城市,做了十几份工作。作为一个跟着流水线一起走了十几年的车间工人,从青春年少蹉跎至而立之年,颠沛流离十余载,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制造垃圾。

一年又一年,在车间流水线上加班加点,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困得睁不开眼、累得直不起腰,没完没了地干,可还是一无所有。这让我不断地怀疑人生。

诗歌就是我的出口。

我很佩服那些能把故事写得很感人的作者,但我从来不具备那种讲故事的才能。我想把我求生的流浪人生写出来,作为3亿工人里庞大单数的一员。

想起2009年我还在苏州一家工厂时看到纳兰性德那句 “万里他乡,非生非死,此身良苦”,回过头才发现,这些年来无论“南流”还是“北漂”,似乎“良苦”从未改变。

一些农村的家长看到“北漂”,会在电话里会殷切地劝导孩子“好好工作”,我们也总是报喜不报忧,承载着家乡对大城市虚无的想象和不切实际的期盼。不过,我没想过买车买房,对我来说,这些都太遥远了。我只要活着就好,就是那种正常的活着。

说实话,我觉得我现在都没有理想了,真的,我受够了那些机械般的废墟日子。找个对象过日子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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