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在树上的少年

2017-08-30 19:23:39
2017.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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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的时候,有一天跟寝室的哥们儿闲聊。我说上海世博会时,我曾躲在世博园里睡了好几夜,不但省了门票,还可以每天一开园就排在最前面。

四个哥们儿对我“露宿街头”的经历颇为惊奇,我却不以为然,“小时候我还经常睡在树上过夜呢。”

1

大概从七八岁开始,我就常常夜不归宿了。

那时候我住在外婆家,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家里除了外公外婆,还有几位还没结婚的舅舅和姨妈,上上下下七八口人。外公外婆还欠了外债,根本没功夫管我。于是,我就成天在外面疯玩,只有饿了才回家匆匆扒几碗饭。

外婆家是县城中心自建的一座六层楼房。一楼是两个租出去的商铺,商铺之间是上楼的巷道。巷道的铝合金卷帘门装得很不仔细,每次开关门,铝片都会刮擦着铁门框,发出尖锐的声响,刺得耳朵生疼。

晚上9点一过,卷帘门就关上了。我那时年纪小,大人不让带钥匙,每次玩晚了,就只能站在楼下,仰着头、扯着嗓子喊:“婆——婆——婆婆。”外公耳背,舅舅和姨妈我不敢喊,所以喊门从来都是喊外婆。

外婆的左脚动过手术,常年杵着拐棍,行动不便。所以每次听到我的呼喊,她就得摇醒外公,或是敲开某个舅舅的门,催着他们来给我开门。

“嗤——嗤——嗤”,卷帘门卷上去一截,外公或舅舅,一手抓着门,头探出来,见了我一把拽进巷道里去。

如果开门的是外公,他就只是催我赶紧去睡觉;如果是二舅,有时候会骂我几句;可如果是幺舅,他有时会扇我几耳光,甚至会踹上几脚,怨我扰了他的好梦。

久而久之,我不想麻烦人,更不想被揍,改不了贪玩的毛病,慢慢地就养成了夜不归宿的习惯。

那时候,每次在外过夜回到家,外婆总说,她一直守着四楼的窗子,盯着大街张望,整晚都没合过眼。房间灯一直留到天亮,就是想让我知道家里还有人没睡,随时等着给我开门。

我虽然听得懂她的话,却还听不懂其中蕴含的感情。

2

夜不归宿的次数越多,抓住被痛打的次数也就随之增长。于是,我越发不想回家了。

夏天的时候,我喜欢睡在县城“新街”两旁的绿化树上。这样,就不会被上街寻我的外公或舅舅抓到。

那些大多都是桂花树,一到秋天,就散着淡淡的香。树脚围了一圈一米半高的镂空砖墙,我常常踩着砖墙爬上去,然后站在上面,抱住树枝,腿脚夹着树干往上蹬。这一系列动作我非常熟练,完成起来只在一瞬间。

我喜欢挑一枝朝向街道的树枝,搭着腿,背靠着树干,屁股坐在树杈里,调整一下姿势,再闭上眼慢慢入睡。

知了一声一声地叫,树下过着路人和车辆。月光透过枝叶,碎我一身。

其实,树上并不怎么好睡,我常常眼睁睁地望着路上过往的行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直到没有了,整个人疲惫得不行了,才能勉强睡着。

很多次我都望见了外公穿着中山装、挺着大肚子从树下走过。我在树上轻声轻气地喊了一声“公——”,没想到耳背的外公立即就停下脚步,四处张望,许久,又摇摇头走开了。

我知道他正在满大街的找我。我不敢多喊,怕他抬头往树上看,但又忍不住要喊上一声。

事实上,只有一年之中最热的那些天,才有可能在树上睡到天亮。更多的夜晚,我都是找一个灶台,蜷缩在一旁度过。

90年代中期,县里餐馆门口总会修一个灶台。打烊之后,店主会在灶台炉火里添上一圈一圈的煤块,再添上一层厚厚的稀煤——一种煤屑、黄泥和水的混合物,戳上一个透气的小孔,最后盖砖头。这样,炉火就能很省煤地燃到第二天。

添了稀煤的灶台,上半夜会冒热气,煤炭不完全燃烧产生的气味弥漫四周。我蜷缩在灶台壁旁,鼻子虽然难受,身体却很暖和。

比灶台更舒服的地方是各种机动车的车室。我会跑去各个停车场,挨个儿拉拉车门把手,试试能不能打开。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我竟然经常能找到没锁紧的车。

不过,我从来不敢睡得太深,天刚擦亮就得走人,生怕撞见赶早的车主。

有一次,我在一辆大货车上不小心睡过了。门“哐当”一声开了,我一下子就惊醒了,眼对眼地望着司机,彼此吓了一跳。我紧张得说不出话,觉着司机脸熟。

“咦,小贝塔啊,你晚上没回家,在车上睡的啊?”那个司机先开了口,我想起来,他是我的一个表舅,赶紧恭敬地敷衍两句,跳下车就跑。

偶尔,我还会带着同学夜不归宿。

有一次,带的是一对兄弟。我们躺在县城一中的草坪上,一边望着星星,一边聊天,很快就困了,别过头各自睡了。可就算是在盛夏,深夜的草坪上也冷得出奇。我们三个人紧紧抱在一起,脸贴着脸。到了半夜,实在睡不下去了,我提议上街找个灶台贴着睡。

刚上街没几步,兄弟俩的父母就迎面走了上来。他俩撒腿就跑,还跑出没几步,就听他们父亲远远地暴吼了一声,他俩就再也迈不开腿了。

兄弟俩是被打着拽着回家的,留我一个人站在路灯下。

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好几次。那时候,我很佩服这些大人,也很好奇:为什么无论多晚了,他们总能找到我们?

3

一天半夜,我又在街上晃荡,看到一家电玩厅灯火通明。偌大的店,玩家就只有一个,我在一旁看了很久,直到他玩完走出店门。外面太冷,我就挨着店主,坐在收银台的火炉边。

店里很安静,店主问了我一些话,我撒谎答了一些。他提议跟我玩一个游戏,剪刀石头布,赢了,他就给我一个游戏币,输了,就让他弹一下脑瓜崩儿。

我只记得,他下手极重,每次都是拇指紧紧压住中指,整只手在我的额头上颤抖,蓄力很猛的样子。他刚说完“准备好,来了哈”,我就立时闭上眼睛,皱着眉头,绷紧了神经。

“嘣——”一声脆响,我的头被弹得直往后仰,眼泪差点就流出来了。他整张脸笑得有些变形,龇着牙。

我用衣袖擦了擦眼睛,然后望着他,说,再来!

那晚,我总共赢了七八个游戏币。其实我想赢更多,可是他的女人叫住了他,“你下手真是不知轻重,把人家娃娃脑袋弹坏了,你得负责!”

从那天起,只要没课,我都会去那家电玩厅。当时最流行的是《街头霸王》和《侍魂》。没游戏币的时候,就看着别人玩;一旦搞到游戏币,就赶快爬上机子。

很快,所有的游戏都可以一币通关。每当谁就要快被怪打死时,马上就会喊“小贝塔”或“那个谁”,快来帮一把!偶尔遇到输不起的大孩子,快打输的时候,就一肘子将我撞到一旁。

很快,我成了大家口中的“高手”。

《街头霸王》是一个叫小华的男生教我的,他比我大好几岁。

那时候,他喜欢带我去偷东西。每次都是他先去踩好点,再去电玩厅叫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偷一间瓦房。我跟着他爬上房顶,他慢慢揭开几片瓦,露出一个洞,然后将绳子套在檁子(屋顶的横木)上,将我坠下到屋里,去给他开门。

我们干得很顺利,可就是房主穷得响叮当。房里只有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和大堆大堆的书。他掏了几个小物件揣着,然后我们一起捆了几十斤书搬去废品收购站。

小华跟我平分了钱,我们一起买了羊肉粉,又一起买了游戏币。

不过,这段友谊没有持续多久,大约半年后,他就没再出现过。

再次见到他,我已经11岁了,正上小学五年级。

那时,我正在上体育课,远远望见班上那个一直争当学校老大的“混混”正耷着头、垂着手,跟一个比他高出一头的人说话,我几乎一眼就认出了那个高个子。

小华明显壮了一圈,染着黄发,脖子吊着链子,上身穿着短窄的皮衣,下身穿着破洞牛仔裤。不再是小平头,也不再穿原先的那套土气的蓝色斜纹布衣裤了。

他也远远地望见了我。目光交汇时,我低下了头。

下课后,“混混”跟我说,“他现在在道上混得很好。临走时还特意嘱咐了几句,让我平时罩着你点,别让人把你给欺负了。”

我有些感动,也很担心,怕再和他那样的人扯上什么关系。

两年后,我和“混混”升到初中,不在一个班,平时没什么交集。直到某一天放学路上碰到,我忍不住问他,小华混得怎么样了?

“死了,被人砍死的。”

4

还是那年冬天,我在电玩厅认识了王杰。

王杰比我大6岁,圆脸,小眼睛,嘴唇肥厚,总是穿一件大了好几号、坏了拉链的灰色夹克,头上带着一个土黄色的破旧针织毛线帽。他妈在他一岁多的时候,就丢下他跟人跑了。

他家住在城郊,我曾跟着他去过,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就为吃一碗面条。

那是一所水泥平房,房里除了电炉丝再没有别的电器。那碗面也只是放了点猪油和酱油,至于盐、辣椒等其他作料,他说一个月前就用光了,他爸一直没去添置。当着我的面,王杰还翻了翻他爸所有的衣服口袋,没有摸出一毛钱,吐了吐舌头,表示抱歉。

他也带我偷过一些东西,印象最深的是偷别人晾在阳台或院里的香肠。

每次偷到香肠,我们就找地方升篝火,把香肠架在篝火上。望着肠皮慢慢变得焦黄,油脂一滴滴落下,篝火吱吱作响,实在很磨人。

在最初的日子里,王杰对我很尊敬,尊敬我是一个游戏高手。可是时间久了,他发现我跟他一样,是一个没人管的野孩子,就开始欺负我了。

那时候,县电影院播放《东成西就》,我跟着他翻墙进去看了很多遍。

电影里有一个情节:洪七公按住欧阳锋的脉门,欧阳锋连连喊苦。王杰很喜欢这个情节,总是学着洪七公,用力按我手腕上的脉门。每次见我痛得眼泪打转、叫得汗流浃背,他才满意地放手。

但小时候的“友谊”往往很难解释,抱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心情,我仍是经常跟他厮混,直到那件事的发生。

王杰在前河河岸壁上的一个排水道口,安置了一个自己的小窝。

那是一个长方形的排水道口,高一米半多,宽一米。只要不遇暴雨,平时就只有两指高的水量。站在排水道里,脚踝都淹不到。在靠近口子的两壁上,有几根粗大的水管。王杰把一张门板搭在水管上当床面,板上还有被褥、枕头、手电以及许多他搜集的小玩意儿。

板子下面响着流水声,板子上面是水泥顶,响着行人过往的脚步声,是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七八岁的我很喜欢躺在那块门板上面,听着远远近近的流水声、脚步声,实在很有意思。

有一天,王杰带着我和阿超去他的小窝,我们三个人躺在木板上,说些有的没的。阳光很好,斜照进排水道口,映着河里平缓流动的废水。

阿超说他想回家了,我说那我们就走吧。我正要爬起来,王杰突然翻身压住了我。

他虽然不胖,但身体的重量让我喘气艰难。我使劲推开他,却怎么也推不动。他想亲我,我偏过头,刚要横起袖子擦嘴,他一把按住我横起来的手,嘴重新贴在我的脸上,慢慢顺着下巴滑到脖子上。

我顾不上平日对他的恐惧,一拳头往他的头上砸去。他痛得松开了手,揉揉头,随后又重重地打了我几拳,我痛得蜷缩着,一时说不出话来。

阿超本想逃走,王杰大吼了一声“不准走”,阿超就愣住了。王杰见我直喘气,蜷缩成一团,就将手伸向了阿超,还没摸几下,阿超就哭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仿佛头顶上的路人随时都能听见。王杰连忙捂住阿超的嘴和鼻子,阿超难受得直揣脚,铺在木板上的褥子,滑下去了一半。

我吓坏了,使劲拉住王杰,“你要闷死他啊!”王杰这才松开手。阿超一边哭,一边说,他要告诉他爸,告诉他表哥。阿超的表哥是县里有名的黑社会,大家都知道。

王杰慌了,连哄带骗止住了阿超的眼泪,然后约定,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才放我们出去。

不过,阿超一出去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爸,等他爸带着人再去那个下水道找王杰,人已经不见了。这件事不了了之,我也没再跟王杰联系。

后来,阿超和我都没再提过这件事。

5

每次要是连着两三个晚上都没回家,我就越发不敢回家吃饭了,只能一直饿着肚子流落在街上,直到被外公或舅舅逮住。

一天晚上,电玩厅提前打烊,我走在街上,想等着夜深些,寻个地方睡觉。

走到县一中门口时,见到几个大妈正坐在板凳上啃红薯。我停了下来,悄悄站在一旁。红薯是生的,她们用门牙将红薯皮一圈一圈啃掉,露出白肉,一口啃上去,嘎嘣脆。

一个大妈说,“这红薯真甜,生吃也好吃。”另一个大妈应道,“可不是嘛,下地的时候经常就这么吃。”

她们说话的声音很大,仿佛盖过了过往行人和车辆所有的喧嚣。看着她们满足的神情,听着红薯的脆响,我觉着那应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

我嘴里包着口水,一直站到她们啃完红薯,扯完闲天,各自提着板凳回家。我又等了半晌,确定她们不再回来,才走上前去,捡起地上的红薯皮,轻轻地啃着皮白的一面,仔细地品尝,想着这那该是怎样的一种人间美味。

那年冬天,我在一家餐厅门口遇着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乞丐。他拄着一根烂头木棍,里里外外穿了好几件破碎的棉衣,一根红色的腰带勒在腰上,脸上、头发上全是黑泥,眼睛深黑,红通通的。

当时,我正饿得四肢乏力,餐厅里猪油和糊辣椒的饭香,一路将我引来。我望着老板娘站在门口装碗,饭粒在碗里堆出一个小山尖,又红又亮,闪闪发光。

老板娘将冒着热气的炒饭,端到乞丐手上,递去一双筷子。乞丐缓缓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开始扒饭。猛一抬头,他的眼睛撞见了我的眼睛,我立即把头偏向别处。

在那个老乞丐扒饭的瞬间,我真恨不得自己就是个小乞丐,这样就可以吃到老板娘剩在锅里的半碗炒饭。

这种羡慕得要命的感觉,再有已是10年之后了——我最好的朋友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如何夺了我暗恋姑娘的初吻。

6

当然,那时候的我心心念念的,只有电玩厅。

那时候,外婆在楼前摆了一个小摊,卖些烟、酒、饮料。我知道电玩厅的老板是个烟鬼,就常常偷家里的烟去跟他换游戏币。开始一次只偷一包,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偷得越来越多,最多的一次偷了整整半条。

一天傍晚,我刚到电玩厅,玩了没几分钟,一只大手就落在了我的肩膀上。我正忙着打游戏,没空理睬,却被一把拽了起来,我回头一看,二舅正狠狠地等着我。那天,他一路跟踪我到了电玩厅。

我被抓回了家,被全家人团团围住。外公打了,二舅打;二舅打了,幺舅打。最后,甚至连四姨、小姨、外婆也跟着动手。有的徒手打,有的用筷子打。见我一直嘴硬,就换上了细竹条和铁衣架。

平时在家里,二舅是一个比较好说话的人,轮到他打时,我哭喊道,二舅,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啊。没想到他竟然笑了,说,“你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爸妈,对不起你外公外婆。”

那天我大概挨了两个多小时的打,感觉整个人都奄奄一息了。

实在扛不住了,才坦白了一切。全家人听后,更是气不过,叫上我三姨一家、大姨妈一家,一行10多号人冲去了那家电玩厅,找店主讨个说法。我作为活体证据,虚弱地趴在二舅背上也被带了过去。

那晚动静很大,全家人围着电玩厅,闹到深夜1点多,电玩厅周边的街坊们纷纷跑来,围得店门水泄不通。最后,烟钱自然没得赔,不过店主保证,再也不让我踏进他家电玩厅了。

我还记得那晚上,有街坊将外婆拉到一边,说,“你们胆子怎么这么大。这家店老板年轻时是出了名的混混,打得凶,杀得凶,你们一大家子人这么一闹,保不住要闹出人命来。”

外婆愤愤地用拐杖敲了几下地面,“不闹不行啊,这孩子眼看就要废了。”

后记

一年多后,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县里家长们集体大闹了一场,说电玩厅严重影响了孩子们的学习和成长,就像白粉一样毁人。很快,所有的电玩厅都被查封了。

加上那顿揍的印象实在太深刻,我渐渐戒掉了外出疯玩、夜不归宿的习惯。而那些日子留给我的,除了断断续续的回忆,也只有后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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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奇迹》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