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我只会做导演

2017-10-16 15:22:55
201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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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

1985年2月,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八个纸箱,准备回台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

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你将来在美国没问题的,若有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有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捧到我没有抵抗力,觉得好像是真的,当然后来成真,但当时谁晓得。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刚开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难过,都不想活了。不过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

同一年我与乔尔?罗斯合写了剧本《不是迷信》,也开始到好莱坞去试试,两个礼拜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他们都是看了我的《分界线》,然后一直吹捧,令我觉得充满了希望。有人建议剧本的某部分得加以修改,两个月后再去,又要再改,就这样来来回回,都没有付费。

在美国攻读电影的人都尝过写英文剧本的苦头,那几年,我主要做的就是发展剧本的工作:自己写的,找美国编剧润饰、合作的剧本就有好几个;别人的剧本,请我以导演身份改写的,也有几个;自己的构想,找美国作家写的,也有几个。

这些剧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欢,就叫你改写,三番五次地修稿,这样一两年耗下去,不是无疾而终,就是继续发展,预算从美金六十万到七百万不等,这是美国所谓的企划炼狱。据说平均一个本子从初稿到开拍要缠斗五年,那还是指千万分之一顺利拍成的剧本。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

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

1980年初,台湾新电影崛起,但后来受到商业考验,开始消沉。这段期间我跟“中影”(台湾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洽谈过,企划小野、吴念真虽然好意热心,但讲话都很低调:“没什么希望!”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够宽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

我天天待在家里很无聊,有时间就看报纸练练英文,也没什么进步。我这个人是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所以惠嘉说过:“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会很高兴,到城里找人写剧本,自己做研究,很来劲。如果我看起来很忙,她就不来管我;如果看我从早到晚呆坐在那儿,她就会问:“你到底在干吗?无聊的话找个事做,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自怨自艾地过日子。

这么多年看下来,我觉得电影这一行真是形势比人强。我那时发现,身边当上导演、又做出点成绩来的,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许多人一出校门就有工作,如剧务、剪接或制作,到后来就继续那份工作,很难再往导演方面发展。

我曾在纽约街头碰到一个NYU的学弟,比我晚几届,当年他也因学生片红极一时,人又高又帅、口才又好,片子艺术性强,比我的《分界线》受注目。但他至今仍无机会拍片,最多执导HBO(Home Box Office 电视台)的片子,不过他还在埋头笔耕创造新的契机。

NYU毕业的校友,在我之前那几届最杰出的就是斯派克?李,他也不是上班族,而是持续写作及申请基金会的补助。那时拍电影的老中很多也走这条路,但我对这个没兴趣,因为拿补助拍的都是社会片、实验片,和我的路数不合,加上我又没入美国籍,不是市民。申请基金补助好像还得靠行,混入圈内大家轮流当评审,相互给补助。我资格不够,又不会弄,所以没朝这方面发展。

抱着年幼的大儿子阿猫,初为人父的我,还在埋头写剧本、找出路。抱着年幼的大儿子阿猫,初为人父的我,还在埋头写剧本、找出路。

当年我就很怕自己像台语歌《烧肉粽》歌词里所唱的:“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惜,让我读过几年书,毕业之后头路无,暂时来卖烧肉粽……”自怨自艾,久而久之竟不知不觉地叫卖了一辈子的“来呷烧肉粽”。所以我就赖在家中,不肯去做赚钱的工作。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等等,但都不灵光。还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栋大空屋去帮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会遇上宵小或抢匪闯入抢劫。为了身份,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闹了很多笑话。后来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东西,其他机灵的事由别人去做。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万万没想到会谷底翻红

1990年暑假,老二石头(李淳)出生时是我最消沉的时候,丈母娘与岳父来美帮忙,一下飞机,惠嘉就叮嘱他们千万别提拍片的事,怕我会受不了。

我每天做好菜饭给他们吃,他们就直说:“好吃,好吃。”有一天,丈母娘忍不住很正经地提议:“李安,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我说:“开餐馆跟家里烧饭不一样。”

饭后,我躲到房里给台湾《中国时报》写影评与报道,当时在美洲《时报周刊》工作的好友冯光远邀我写稿并提供资料,等于是接济我。写了两个月,差点要疯掉,只得停笔。

当时我有个想法:“要不然就是老天爷在开我玩笑,我就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的儿子是个天才,或者机运未到,就连叫花子都还有三年好运!每个人都有他的时运,份大份小,要是时机来了,我抓不到的话,这辈子就很窝囊。”当时老觉得自己像是京剧中潦倒时困在小客栈里被迫卖马的秦琼,有志不得伸,“店东主带过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提起了此马来头大……” 就这样一路熬着苦等时机,当机会快来时,我已经濒临谷底,快要不行了。

就在计划全部泡汤的几个月后,《推手》、《喜宴》的剧本在台湾得奖了,整个运势从谷底翻扬上来。

当时我真不敢相信,因为过去六年都是走霉运。1988 年,有一次再三个月我就要开始前期作业的新片《霓虹》,我当导演,请了一个编剧改写剧本,男主角是文森特?多诺弗里奥与迪伦?麦克德莫特,还选了朱莉娅?罗伯茨演女配角。当时请她来面谈,她才十九岁。我们在2001年奥斯卡典礼前的洛杉矶影评人奖颁奖典礼上碰面,我问她还记不记得那件事,她说:“当然记得啊!”在《霓虹》里,她要演个落跑小妓女。就快要拍了,结果发行公司跟制片公司谈不拢而作罢,那时候净碰到这种事。

所以“中影”的事情一来,又是华语片老头子的戏,我也不想拍。因为《推手》的剧本是为了拿奖金,原本不是为了拍片而写的,《喜宴》却是,但我对《喜宴》已经不抱希望。因为当时在海内外都筹不到资金,这个题材对那时的台湾来说比较敏感,对海外来说又太中国。就因为钱没有着落,《喜宴》被卡在那儿动弹不得。当时绝大部分的台湾电影只限于本地市场,海外市场及资金根本没个影儿,台湾电影在海外的上映渠道除了中国城的戏院,就是“新闻局”印制十六毫米拷贝“宣慰”海外华人。不像现在,华语片能卖世界版权,就算本地不拍,海外也能筹集到资金。

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时期。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我只是不管他,leave him alone。”

惠嘉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自己独立生活。她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出去上班。当然她赚的还不够用,因为研究员只有微薄的基本薪水,有时双方家里也会变相接济一下。我一直不想让父母操心,我们家从来不谈钱的,但爸妈也会寄钱来给我们救急。

我拍片后,许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是个什么样的贤内助。有一次,北一女北美校友会因为她是“李太太”颁发杰出校友奖给她。她对“妻以夫贵”的事情很不以为然,在致辞时很不上道地一语道破:“我只是不管他,leave him alone。”

其实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给了我时间与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电影生涯。

我和林惠嘉是在伊利诺伊大学时,前去世界青少棒冠军赛为台湾荣工队当啦啦队加油时认识的。1978年8月3日,我至香槟城伊大报到,不久就和一群留学生开车到芝加哥附近的盖瑞城去看青少棒冠军赛,那年荣工队获胜,我们同车比邻而坐,因而认识。

1983 年 8 月 19 日,我们于相识五周年纪念日结婚。在纽约市政府公证。婚礼派对还蛮特别的,很多《喜宴》里的情景都是我结婚实况的翻版。

林惠嘉是她家最杰出的孩子,先后就读再兴、北一女、台湾大学,是伊利诺伊大学博士。我们结婚时,岳父和她二姐来,她二姐从圣荷西自家花园里摘了两朵巨大的新鲜玫瑰,还绑上松枝及别针,好让我们这对新人当胸花。没想到这个妹子一看那么大朵花:“要我戴树啊!”当场发飙不肯戴。还是伴娘罗曼菲机灵,正当大家乱成一团时,她跑到楼下花店去找了一束秀气的小花,才平息了新娘子的怒火。

好友王献篪穿条短裤,开我们的车子送我们去纽约市政厅注册结婚,因为路不远,其他宾客则步行前往。没想到王献篪走错车道,一下就弯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当时正逢交通堵塞,结果我们绕了一大圈,等我们到达时,他们早在半小时前就到达会场了。王献篪去停车,久等不来,负责照相的冯光远外出打电话询问,来回不到两分钟,他回来时,我和惠嘉已经彼此互道“I do”行礼完毕,结婚照也没照到,就这样乱七八糟地结过了。

李安与妻子的结婚照李安与妻子的结婚照

有一年,精于看相的好友余季无意中拿起我的手掌一看,顿时惊呼:“啊!那年你居然敢结婚,也不翻翻皇历跟八字对一下,你那年结婚一定搞得乱七八糟!”

不过晚上的婚礼派对倒是十分的浪漫别致,我们在好友郑淑丽租来的旧仓库工作室开派对,十分热闹。大家尽心地布置场地,罗曼菲和王献篪从高速公路边摘了大束野花来,电影道具、布景都成了现成的装饰,因为没冷气,便自众家友人处搜刮了一堆电风扇来,摆在房屋的四周送风。大家在客厅里跳舞,背面大片墙面成了银幕,放映我的毕业作《分界线》,还蛮特别的。

远从台南赶来的爸妈,坐在一张大红被单铺成的床前,接受我和惠嘉的磕头跪拜,正跪拜完,妈妈突然掉下眼泪拉着惠嘉的手说:“惠嘉,我们李家对不起你,让你结婚结得这么寒碜,我们老远从台湾到美国一点用也没有。”

这一幕,后来成了《喜宴》里的情景。而那张红床单,收藏多年,在《喜宴》里也派上用场,成了赵文瑄和金素梅新婚夜的床单。此外,《喜宴》中大闹新郎新娘啃吊鸡脖子等戏码,我们也领教过。

不过一想起拍《喜宴》时,我给戏里的新娘挑礼服、化妆打扮,我太太都没有经历过这些,我心里就有着罪恶感。

我一直觉得喜宴很荒谬、很假,它是一种社会表态的仪式,其实跟婚姻没什么关系。惠嘉是个不爱俗套的人,我在婚礼前两个 礼拜还在忙着拍毕业作《分界线》,所以这个婚礼被我们搞得一团糟,其实也是下意识对喜宴仪式的一种反抗。但父母千里迢迢 地从台南飞至纽约,没想到我这个李家长子的婚礼居然如此的不庄重,让父母很伤心。我才发觉,喜宴的形式虽然荒谬,但人投入的感情却是真的,这也引发我之后拍摄《喜宴》的灵感。

婚后我和惠嘉人隔两地,她继续念书,我在纽约剪辑毕业制作。

1984 年 5 月,我还在等毕业作冲印出来,大儿子阿猫诞生时,我这个爸爸还不知情地在纽约公园里玩棒球、丢飞盘。直到晚上回家,才知太太已经生产,第二天赶忙搭机飞去伊利诺伊看妻儿,当我傻傻地冲进医院时,大家一见我来都高兴地鼓掌。原来头天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时,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她说:“不必。”问要不要通知友人,她也说:“不必。”她感到羊水破了,自己开着快没汽油的车子来到医院,院方还以为她是弃妇。她的个性就是很独立,自己能做的事就不愿麻烦人。

本来我们说好,腹中胎儿的头部开始移位往下转时,大约是预产的前一周,我回来照顾她,结果她也没告诉我。所以老二出生时早产,我特意盯在一旁,她还是频频赶我走:“杵在这儿干吗,你又不能帮忙,你又不能生!”挤孩子出生时,我去拉她的手,她还把我挡开,让我一点参与感都没有。

我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补性格,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不太懂得照顾自己和别人;太太性情刚直专注、独立聪明,和她所学的微生物科学理性中带细腻的性质很像。

在生活里,不论我的事业处于低潮或高峰,我们的感情一直差不多,相处上也没太大差别。当我低潮时,太太比较主动,是我迁就她的行程;在我高峰时,有时她要迁就我的行程。

在精神上,她以前比较痛快,从前她工作忙,我依赖她;我出名后,现在她有时候要出来做李太太,打搅了她的工作。

我觉得,夫妻间相处如一切事体,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做适度调整,甚至以变化来保持不变。以前我在外面谦卑,回家一样谦卑。现在我在外面比较神气活现,回家再谦卑,就觉得是在调整,其实只是保持不变。

而每经历一次成功,又要做些调整。像现在,不论坐地铁或上街,老是被人认出来。去中国馆子,都没法子坐下来安静地吃顿饭。

前些日子我和太太到纽约法拉盛的华人区去买菜,我把菜装上车,太太到停车场对面的路边买西瓜,有位台湾来的太太对她说:“你真好命,你先生现在还有空陪你来买菜!”

“你有没有搞错啊,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那位太太听到我太太这么说,一时气结,半天接不上话。其实以前她就很少陪我买菜,现在也一样。不过她管家有她的一套,儿子们服服帖帖,我也很服气。

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恩爱”,恩与爱是扯不开的。

本文选自中信出版社《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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