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还要纠缠我的孩子多久

编者按 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凯雷特一直生活在战争的阴霾中，他的父母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的某些小说也因涉及大屠杀或巴以冲突的谈论禁忌，在以色列国内遭到抵制。如今，一场漫无止境的战争，又悄无声息地变成了凯雷特年幼儿子的童年风景。 这是凯雷特写作超过25年后出版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他说：“它让我作为写作者进入了新的领域，一个前所未知的领域，那么私密而易受中伤。这新地方太令人恐惧了，以至于我决定不以我的母语（希伯来语）、不在我住的地方（以色列）出版这本书，而仅与陌生人分享它。”

恐怖袭击那一天，儿子出生了

“我就是憎恨恐怖袭击，”瘦护士对老护士说，“来点儿口香糖不？”

老护士拿了片口香糖，点点头。“那你又能怎样？”她说，“我还讨厌急诊呢。”

“恐怖袭击跟急诊不一样，”瘦护士坚持道，“我觉得处理紧急事件没什么问题。但我跟你讲，这是恐怖袭击。摊上这事儿就全玩完 了。”

这时，我正坐在产科病房门外的板凳上，思量她说得没错。一小时前，我欣喜若狂地带着妻子到这儿，送我们来的是一位整洁得变态的出租车司机，我妻子羊水破了时，他一个劲儿担心他车子的坐垫毁了。

现在，我忧郁地坐在走廊里，等着护士从急诊室出来。除了这两个护士，所有人都去帮助治疗在袭击中受伤的人了。我妻子的宫缩减缓了。孩子可能也觉得整个生产过程相形之下没那么要紧吧。在我去医院餐吧的路上，一些伤员被放在轮床上吱吱地从我身边推过。乘着出租车来医院的一路上，我妻子像个疯女人似的尖叫，但这些伤者都很安静。

“你是埃特加·凯雷特吗？”一个穿方格子衬衫的家伙问我，“那个作家？”我很勉强地点点头。“呃，你都知道些什么？”他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磁带录音机，问道，“事情发生时你在哪里？”我迟疑一下，他用同情的口吻说：“慢慢来，别有压力。你刚刚经历了创伤性打击。”

“我没遭遇袭击，”我解释道，“我今天是碰巧在这儿。我妻子要生了。”

“噢，”他一点儿都没试图掩饰失望，按下录音机的停止键，说道，“恭喜了。”然后他坐到我身边，点了一支烟。

“你也许该和其他人谈谈，”我建议他，希望“长好采”牌雪茄的烟别在我脸上缭绕，“我刚才看见他们把两个人推进了神经科。”

“他们是俄罗斯人，”他叹着气说道，“一个希伯来文都不识。再说了，那些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进神经科的。这是我第七次来这家医院，我知道会有哪些场面。”

我们默然无语地坐了一会儿。他大概比我年轻十岁，但已经开始谢顶。他注意到我正看着他时，就笑着说：“真糟糕，你当时不在那儿。一个作家对袭击的反应说不定会给我的文章增色不少。某个人新颖的感受，细腻的视角。每次袭击后，我得到的总是这样的反应：‘突然，我听到一声爆炸。’‘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所有东西都被鲜血覆盖。’你愿意听这样的话几遍？”

“这不是他们的错，”我说，“这只是因为袭击总是差不多。人们对爆炸和死亡已经麻木了，你能让人说出什么新颖的东西？”

“不知道，”他耸耸肩说道，“你才是作家。”

一些穿着白大褂的人从急诊室出来，去了产科病房。“你是从特拉维夫来的，”记者对我说，“你干吗一路跑到这种垃圾地方来生孩子？”

“我们希望是自然分娩，这儿的妇产科……”

“自然分娩？”他窃笑着打断我，“对一个肚脐上垂着根缆绳、从你老婆阴道里弹出来的小侏儒，有什么自然可说？”我不想回应他。“我告诉我老婆，”他继续说道，“‘你要是生孩子，就得像美国人那样，做剖宫手术。我可不想因为我，你被哪个婴儿撑得变了形。’如今只有原始社会的女人才像动物那样生孩子。好啦，我得去工作了，”他缓缓站起身来，又试图采访我，“你或许至少想就这次袭击说点儿什么吧？”他问道，“它有没有改变你什么？比如会影响你给这个孩子取名或其他什么的。”我抱歉似的笑了笑。“没事儿，”他边说边眨眨眼，“伙计，希望一切顺利。”

六个小时后，一个肚脐上垂着根缆绳的侏儒弹出我妻子的阴道并立刻大哭起来。我试着安抚他，让他确信没什么好担心的，等他长大时，中东会变得井然有序：和平会到来，不会再有任何恐怖袭击，即使千载难逢地遇上一次，也总可以新颖的感受、细腻的视角完美地描述它。

他安静了一会儿，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他应该天真一点，因为他还只是个新生婴儿。但连他都不买账，他在犹豫了几秒，打了个小嗝之后，又哭起来。

三岁的孩子长大要不要参军

我不想吹牛，但我在带孩子去伊齐基尔公园（那是我儿子在特拉维夫最喜欢的地方）的家长们心目中拥有一个特别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神话般的地位。我不能把这特别的成就归因于我可能拥有的势不可挡的魅力，而更应该将其归因于我两个普通的、不起眼的品质：我是个男人，我几乎不工作。因而，在伊齐基尔公园，我被取了个“哈爸”的绰号，也被称为“那位父亲”，一个被公园里所有常客怀着极度尊敬、拖着长音招呼的、近乎虔诚又略带异族感的昵称。我所在社区里的绝大部分父亲每天早晨都去工作，而我天生的困扰我多年的懒惰秉性，最终被解释成特殊的敏感与慈爱，显示出对孩子们年幼稚嫩心灵真正的理解。

作为“那位父亲”，我可以积极参与很多话题，这些话题我是最近才熟悉起来的。我知识面广到可以从护理、吸奶器，谈到布尿布相对于同类型的一次性尿布的优点。谈论这些话题几乎令我意想不到的舒心。对于一个把他的短暂存活看作不同寻常而绝非琐碎无聊，每日的谷歌快讯内容局限于“伊朗核武器发展”和“犹太人+种族灭绝”这样狭窄范围里的过度紧张的犹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安静地聊几个小时用有机肥皂消毒的奶瓶和婴儿屁股上粉红色的皮疹更令他愉快的事了。不过这个星期，魔力终结了，政治现实悄悄潜入我的私人天堂。

“跟我说说，”三岁的罗恩的妈妈奥利特毫无恶意地问道，“列维长大之后会去参军吗？”这个问题让我措手不及。在过去三年中，我不得不处理一些关于我儿子未来的试探性问题，大多数问题恼人但不具威胁性，诸如“你会不会建议他成为一名艺术家，虽然从你的衣着来看，这工作没什么赚头”之类的问题。不过关于军队的问题把我推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超现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看见许多强壮的婴儿穿着环保尿布、骑着小马从山上冲下来，粉红色的手里挥舞着武器，喊着凶残的战斗口号。而胖乎乎、孤零零的小列维站在他们对面，穿着破旧的制服和军用背心。过大的绿色钢盔滑到他的眼睛上，他的小手里紧抓着一把带刺刀的步枪。第一波穿着尿布的骑士快要到他面前了。他把步枪抵上肩膀，闭上一只眼睛，瞄 准……

“你到底会不会让他去参军？” 奥利特把我从不愉快的遐想中叫醒，“会不会让他去军队服役？别跟我说你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她的语气中有种责备的意味，仿佛我和妻子没有讨论过我们孩子未来的军旅生涯，跟没带他去打麻疹疫苗一样不应该。我拒绝屈服于油然萌生的负疚感，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我们还没谈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还有时间。他才三岁。”

“你如果觉得你们还有时间，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吧。”奥利特挖苦地回敬我。

“鲁文和我已经为罗恩决定好了。他不会去参军。”

那晚，我坐在播放着新闻的电视机前，把发生在伊齐基尔公园的奇异事件告诉了妻子。“这不是很奇怪吗？”我说，“讨论是否要招募一个连内裤还不会穿的孩子？”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妻子回答，“太正常了。公园里的每个母亲都在跟我谈这个。”

“那她们为什么到现在才跟我谈这个？”

“因为你是个男人。”

“我是男人，”我争辩道，“可她们跟我谈怎么照料孩子也没什么障碍啊。”

“那是因为她们知道，你在谈论怎么照料孩子时理解和同情别人，但谈到参军，你会变得刻毒。”

“我并不刻毒啊，”我为自己辩护，“我只是说孩子还那么小，父母考虑这个问题太奇怪 了。”

“从列维出生那天起，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妻子坦白道，“我们现在如果要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不希望他去服役。”

我沉默了。经验告诉我，在有些情况下保持沉默更好。因而，我努力保持沉默。生活给了我很好的建议，但有时我拒绝采纳。“我觉得说那样的话太专制了，”我最终说，“毕竟，最后是他自己决定这些事。”

“专制一点，”我妻子回答，“好过十五年后在奥利弗山上参加军队葬礼。如果说保护你的儿子远离生命危险叫专制，那我就专制好了。”

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升级了，我关掉电视机。“听听你的话，”我说，“你把参军说得像参加极限运动。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生活的这个地区是我们赖以生存之所。所以你实际上说的是，你希望别人的孩子进入军队，牺牲生命，让列维享受生活，不冒任何危险或在形势需要时担起责任。”

“不，”妻子回答道，“我说的是，我们很久以前就可以采用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现在也仍然可以。但我们的领导人不那么做，因为他们知道大多数人和你一样：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孩子的生命托付到政府不负责任的手中。”

我正准备回答她时，感到还有一双大眼睛正看着我。列维站在客厅门口。“爸爸，”他问，“你干吗跟妈妈吵架？”“我们不是在吵架，”我试着想点话出来，“这不是真的战斗，只是演习。”

从我和奥利特的那次对话之后，公园里再没有哪个母亲跟我谈过列维服役的事情。不过我依然不能在脑海中想象他穿着制服、背着步枪的样子。就在昨天，在沙箱那儿，我看见他推了反战主义者奥利特的儿子罗恩，而稍后，在回家的路上，他又拿着根树枝撵猫。

“开始存钱，”我对自己说，“开始存钱，准备找辩护律师。你抚养的不止是一个士兵，还是个潜在的战犯。”我会很高兴跟妻子分享这些想法，但在我们差点没能活过上一场冲突之后，我不想再开始新的一场冲突。

我们上次通过几条协议结束了争执。首先，我提出一条听起来公平的解决方法：等到孩子十八岁，我们会让孩子自己做决定。不过我的妻子立即表示反对，声称他在各种社会压力之下没有能力做出真正的自由选择。最终，我们精疲力竭，又没有想出其他解决办法，决定施行唯一一条双方都同意的规则：我们在未来的十四年间，致力于家庭及地区的和平。

警报声中的熏牛肉三明治

在我们去特拉维夫以北几公里的尤纳坦外公家的高速公路上，空袭警报响了。我的妻子希拉把车停到路边，我们下了车，把羽毛球和球拍留在后座上。儿子列维握着我的手，说：“爸爸，我有点紧张。”他七岁了，七岁是个被认为还不到适合谈论“恐惧”的年龄，所以“紧张”被用来替代了恐惧。

按照“后方指挥部”的指示，希拉在路边卧倒。我告诉列维他也要卧倒。但他还是站在那儿，他那么幼小，汗津津的手抓着我的手。“快点卧倒。”希拉说，嗓门盖过警报声。

“你想玩个熏牛肉三明治的游戏吗？”我问列维。

“那是什么？”他问，没有松开我的手。

“妈妈和我是面包片，”我解释道，“你是一片熏牛肉。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做个熏牛肉三明治。我们上吧。首先，你躺在妈妈身上。”我说着，列维躺到希拉身上，尽可能紧地抱着她的背。我躺到他们上面，用手撑着潮湿的泥地，以免压到他们。

“这挺好玩的。”列维说着笑 了。

“做熏牛肉最好了。”希拉在他身下说。

“熏牛肉！”我喊。

“熏牛肉！”我妻子喊。

“熏牛肉！”列维喊。他的声音发颤，既因为兴奋，也因为恐惧。

“爸爸，”列维说，“快看，有蚂蚁在妈妈身上爬。”

“带蚂蚁的熏牛肉！”我喊。

“带蚂蚁的熏牛肉！”妻子喊。

“啊哟！”列维喊。

随后我们听到爆炸声。声音很响，但离我们很远。我们依然一个叠一个卧倒，很长时间都没有移动。我的手臂开始因为支撑身体而疼痛。我用眼角余光望去，可以看见其他卧倒在高速公路上的司机站起来，拍掉身上的灰尘。我也站起来。

“卧倒，”列维告诉我，“卧倒，爸爸。你把三明治弄坏了。”

我又卧倒一分钟，然后说：“好了，游戏结束。我们赢了。”

“但这个游戏很好玩，”列维说，“我们再这样玩一会儿。”

我们又保持卧倒姿势几秒钟。妈妈在底下，爸爸在上面，在中间的是列维和一些红蚂蚁。我们最终站起来后，列维问炸弹在哪里。我指着爆炸声传来的方向，“似乎离我们家不远。”

“哦，”列维有点失望，“拉哈弗大概又能找到一块碎片了。昨天，他带着上一枚炸弹的一块铁片来学校，铁片上面有公司的标志和名字。它为什么要在那么远的地方爆炸？”

“离得远点总比离得近点好。”希拉边说边擦裤子上的沙子和蚂蚁。

“它最好远到我们都没事，但又近到我可以捡点碎片。”列维总结。

“最好能在外公家的草坪上打羽毛球。”我否定他的想法，打开汽车后座的门。

“爸爸，”我把列维扣在安全座里时他说，“答应我，要是再有警报，你和妈妈再跟我玩熏牛肉三明治的游戏。”

“我答应，”我说，“如果发生爆炸，我还会教你怎么玩烤奶酪。”

“太好了！”列维说，过了一会儿，他更严肃地补充道，“但要是再也没有警报了呢？”

“我想起码还会再响一两次的。”我再次跟他保证。“如果警报再也不响了，”他妈妈从前座回头补充，“没有警报我们也可以玩。”

本文选自99读书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美好的七年》，网易新闻人间非虚构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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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无栖之地》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