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逃亡与解脱

2017-11-09 18:46:09
2017.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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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店后门的停车场,数十人将我围住,有些人是熟悉的,有些人是陌生的,他们咒骂着我,或询问着我什么,记不清了。我将手上紧握着的开山刀扔在地上,踉跄着从人群的缺口逃出去。

只有胸膛里剧烈的心跳声,除此以外,正午时分火辣的阳光似乎融掉了周围所有声音,直到我一路疾走回到了家,在沙发上坐下,右手依然不住地颤抖。

视线聚焦在我的白色鞋子上,上面零星的血迹提醒着我,刚才发生的械斗是真的,我还活着也是真的。十多分钟以前,那些高举着消防斧朝我冲来的狰狞面孔,还历历在目。

调整好了呼吸,嗓子干得可怕,走到了饮水机前,正举起水杯,手机伴随着来电铃声在我裤兜里震动。

陌生号码,我接起电话,嘶哑着警觉地问:“喂?”

竟是母亲的声音:“你……你收拾东西先跑吧!”

“为什么要跑?”

母亲轻轻地啜泣起来:“你砍伤人了,我在医院和他一起,看到他的手掌被砍断了。”

“我砍伤人了?我不记得。”我感觉一阵头晕目眩,嗓子像是要冒烟。

“是你砍的,监控录下来了。”挂断电话前,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先跑吧!”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慢慢的,一些在电视剧里看过的片段浮现在脑海。我将手机关机,SIM卡拿出来折断,扔进了垃圾桶,冲进房间胡乱收拾了一些衣服,在抽屉拿走了我所有的现金,想了一会儿,将一顶高中时候买的黑色鸭舌帽扣在了脑门上。

下楼后,我一直跑到马路旁,拦下一辆出租车,开到市区的时候,上了一辆半路停下载客的大巴车。

我要去哪儿?我不知道。先逃离这座城市吧,我想。

1

2016年的6月初,我找了一份在传媒公司的工作,朝八晚六,来回两小时车程,月薪正好三千。在此之前,我虚度了足足一年多的光阴,每天泡面度日,在网吧与酒吧之间往返流连,活得人鬼不似。

那段时间里,我结识了一个女生,姑且叫她梁姑娘吧。“在无能为力的年纪,遇上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她的美好使我自惭形秽,也让我顿悟人生不该继续荒唐。

我认真工作,想将荒废的时间用更多的努力弥补回来。三个月之后,我的工作终于得到了上司的认可,中秋节的前一天,上司对我说:“放完假回来,就给你提工资。”说完,便让我拎着两盒月饼提前下了班。

那两盒月饼被我遗失在公交车上。不知为何,这件小事使我整个中秋节都过得惴惴不安。

中秋节那天的晚上,我约了梁姑娘出来见面,聊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一直藏在心里的表白,最终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

“明天,明天一定要跟她表白。”躺在床上的我,怀抱这个想法入睡。可没有想到,一觉睡醒,我的人生便彻底发生了改变。

2016年的9月16日,中秋节后的第一天,早晨10点左右,家里的电话铃声吵醒我,我听见客厅里哥哥焦躁的声音:“什么?爸爸被人砍了?”

“爸爸被人砍了”这句话仿佛一道惊雷在脑海中炸响,我腾地一下跳下了床冲出去,在客厅里,我看见嘴唇气得发白的哥哥,还有无助的母亲。

哥哥愣了一会儿后,跑到门口穿好鞋子,我也跟着穿上了鞋子。哥哥又转身走到阳台,拎起了一根空心的铁管,我也仿佛溺水的人寻找救命稻草一样,在鞋柜上的工具箱,找到了一把开山刀。

那是上个月,家里出租房的租客退租时留下来的刀,被母亲看见后随手扔在了这里。后来母亲经常说起:“如果没有这把刀就好了,你就不会砍伤人了。”

2

出事的地点在离我家100米远的一家星级酒店楼下,我对具体发生的情况知之不详,路上问哥哥,他也说不出所以然,看到他因为担忧父亲的安危而莽撞得像一头犀牛一般,我在即将抵达酒店时还一把扯住了他,仔细嘱咐他:“待会千万不要冲动,先找到爸爸。”

他嗯了一声,但是我看着他的样子,实在怀疑他有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

我们从酒店的后门经过,一群彪形大汉正堵在后门口,我匆匆一瞥,赫然见到他们藏在身后的消防斧,吓了一个激灵,走在前头的哥哥折返回来,问我:“看见爸爸了没有?”

我紧紧抓住他的手臂说:“我们去前门找找,还有,你看见后门那群人了吗?他们都拿着斧头。”

我哥哥不耐烦地甩开我的手臂,往前门跑去,心中的不安再次笼罩着我,我开始不断地轻声祈祷,忘了自己从来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操!”我哥哥突然转身,往后门的方向跑去,我的脑子轰的一下炸开了,感觉全身的血液在一瞬间流失殆尽,头皮紧紧地揪在一起。

我看到父亲不知何时出现在酒店的后门,那群彪形大汉正呈扇形围住了他,而我哥哥不由分说地冲进人群,举起铁管便往其中一人的头上敲去。

当我哥哥敲第一下的时候,那个人愕然地抬起头,直到我哥哥连续在他的脑袋上敲了三下,鲜血才开始从他的头发下面渗出,流了满脸。

那个人倒在地上,其余的人终于反应过来,大骂着挥舞起沉重的消防斧,我哥哥在抵挡了两下之后,慌忙地转身逃跑。可是他并没有跑出去多远,我看见对方领头的人用消防斧在我哥哥的背后砸了一下,我哥哥便倒在了地上,身下尘土飞扬。

我怔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他们密密麻麻地围着我哥哥,“哥哥要死了吗?”我心里闪过这个念头。

我一直以为死亡离我很遥远,可当死亡的危机出现在面前,最深处的恐惧无可避免,我没有冲上去救我哥哥的勇气,只感到从头到脚的羞耻和无力。

羞耻和无力还没有持续多久,正在殴打我哥哥的人之中,有两个人看见了站在一旁提着刀、呆若木鸡的我。我清楚记得他们一个人拿着消防斧,另一个人拿着铁铲。后来,提审的警察还给了我两组照片,让我从中辨认出他们,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他们的样子。

拿着消防斧的那个人向我小跑过来,指着我说:“还有你是吧?”

我滑稽地从嘴唇里蹦出三个字:“等一下。”

可是,他们并没停止动作,两个人几乎同时举起了手中的家伙,朝我狠狠劈来。

“我要死了。”当这个念头一闪而过,莫名提起的勇气,驱使我本能地用左手挡住铁铲,挥刀砍向了消防斧的斧柄。

铁铲打在了我的掌心,我没有感觉到疼痛,让我意外的是消防斧的斧柄远比我想象中脆弱,被一刀轻易地劈成了两截,我最后的印象,停留在拿着半截斧柄的他茫然无措的样子。

大概有一分钟的记忆在我脑海中遗失了,当我的记忆片段连接起来时,那群人已经不见了踪影,地上只留下半截消防斧和零星的仍未干涸的血迹。

别的,我都不记得了。

3

到了邻市以后,我在一间超市连接了店主的私人WIFI,没有手机卡的手机依然可以登录微信,我翻找通讯录,找到了一个在当地工作的朋友。我简短地对他说明了情况,正在上班的他请假出来,用他的身份证为了我开了一间酒店的房间,之后就先离开了。

我在浴室的镜子里,看着脸色苍白的自己,才发现脸上有褐色的血迹,衣服上也有星星点点飞溅的血滴。我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将沾了血液的上衣丢到了垃圾桶里。

暂时安置下来的我,开始思考该何去何从。

在那天以前,我从未考虑过坐牢这个问题,我法律常识再匮乏,也足够我认清自己当时的处境,砍断他人的手掌,伤势无论如何也能构成重伤,这意味着我至少也要坐三年牢。

我感到命运对我恶意的嘲弄,如果事情发生在我还在醉生梦死的那段时间,我也不至于如此沮丧,可偏偏正当我一切看起来都有了起色、重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时,残酷的现实却迫使我只能像个废人一般,在牢狱中度过人生最美好的阶段。

我开始盘算,当时的我二十二岁,如果运气好,坐三年出来不过是二十五,如果运气不好,也不至于超过三十岁,年纪仍然算不得太老。

我打开微信看留言,有几位不常联系的同学询问我在哪儿,我不敢回复。还看到了母亲转账给我的五千元钱,我点了收取,回复了一句:“情况怎样了?”等待回复时,精神持续紧绷导致的疲惫向我袭来,我转身就睡着了。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的三点多钟,手机的提示灯闪烁不停。我看到母亲的留言,说派出所已经立案,酒店方也开始和母亲谈判,父亲并无大碍,哥哥在住院检查,而伤者被砍断的仅有尾指和部分连接的手掌,母亲宽慰我说,很大可能只是轻伤。

我回复母亲说:“我真的不记得我砍伤人了,当时我也没有看到血,没有听到叫声。”

母亲很快回复了我的消息:“他们说是你砍的,警察也认定是你砍的,不说这些了,我会赔钱给伤者,怎样也不能让你坐牢。”

看来发生这样的情况,彻夜无眠的不只是我。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一切关于故意伤害罪的资料,甚至包括关于逃避警察追捕的信息,虽然无可奈何,但我也只能接受了自己在逃人员的身份。

微信的朋友圈刷不出动态了,我不敢联系任何除了母亲以外的人,酒店房间空空荡荡的,只有空调轻微的噪音不停地响。我鼻头一酸,不住地落下眼泪。

我的人生,算是毁了。

4

那天凌晨醒来以后,我一直熬到了清晨,眼睛因为落泪变得干涩。母亲没有再发微信过来,倒是梁姑娘发来了一条微信,简简单单的一个字:早!

我险些又哭了出来,从未想过自己会有如此脆弱的一天。我假装无事发生,一边和她在微信上闲聊,一边穿上衣服离开酒店,我得买一张新的电话卡。帮我开房的朋友用他身份证给我办了一张电话卡,我将新卡插进手机,注册了一个新的微信号。

我只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警察抓住,如果事情真的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那我也应该选择自首,毕竟这样可以减轻量刑。

出于更深层次的考虑,假如我没有被警察控制,那么对于母亲和酒店方的谈判,显然更有利于母亲一些——酒店方和当地派出所关系暧昧,是所有人心照不宣的秘密——后来当我的母亲拿着伤者亲自签署的谅解书,找到派出所所长时,对方竟愤怒地说:“怎么不跟我说,就私自签署谅解书了?”

母亲说:“伤者谅解时有律师在场,有视频和收据为证,哪条法律规定必须要派出所介入了?”

所长哑口无言,脸色铁青,而在我的母亲离开派出所后不久,酒店的老板便已得知了这个消息。

在我第一时间将新的电话号码告知母亲后不久,接到了第一个来电,同样是陌生的号码。我忐忑地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是哥哥的声音:“我出院了,你在哪?”

当鼻青脸肿的哥哥出现在我面前,终于让我感到心定,他苦笑着摊了摊手说,“我身上的伤估计连轻微伤都够不上,一出院警察铁定得抓我去关着,还是走为上计。”

“接下来,咱们咋办?”我带他回酒店放行李的路上问。

“先躲着吧,看看情况怎样。”他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晚饭后,我和哥哥一起去堂哥家,全家人商量看这事如何妥善处理。堂哥家的小区在数十公里外,隔着一条街就是本地的法院,我看着车窗外发呆,心想,如果被检察院起诉,那么就会在这里开庭审理。

堂哥住在13楼,我们还专门搭电梯到了15楼,小心翼翼地走楼梯下去。后来我在派出所门口若无其事的路过,才发觉当时这些故作聪明谨慎的行为实在可笑,不过是一件普通的伤害案件,并不值得警察大动干戈地去搜捕嫌疑犯。

但那时候,听说自己上了公安系统的网上追逃名单时,感觉则是天塌地陷一般绝望,除非隐姓埋名过一辈子,否则根本没有办法逃脱法律的裁决——如果真的隐姓埋名逃一辈子,工作该如何?结婚生子该如何呢?我不敢想。

5

在堂哥家中见到父亲母亲时,我强装镇静地坐在他们面前,手却抑止不住颤抖。母亲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一条糟糕至极的消息:“酒店方索赔50万元。”

“50万!”我按捺不住叫了起来,“我去自首!大不了坐一两年牢,就当打工了,月薪两三万,怎么也不亏。”

母亲凝视着我许久,最后叹了声气说:“唉,我打算赔了。”

“不准赔!”我又急又气,“我现在就去自首!”

母亲眼眶红了,眼泪攒在了眼角:“怎么舍得让你们去坐牢,怎么舍得……”

“其实说到底,他们狮子大开口要价50万,是还惦记着10年前的仇呢。”母亲最后说。

在糊里糊涂成为了网逃人员的第二天,我终于知道了事情全部的来龙去脉。

2004年初秋,父亲在法院拍得一栋别墅,同年,相隔20米的烂尾大厦开始装修成酒店。

到了2006年的时候,酒店两侧及身后的道路和空地悉数被酒店非法占用搭建了停车场,还封住了路口导致车辆无法正常通行。

为此,父母三番两次找到城管部门投诉,但也毫无作用,酒店的老板甚至在父亲面前说:“别瞎忙活了,你搞不下来的。”

2008年,停车场的围墙曾被城管拆除,但两个月过后又围了起来,父亲拿酒店老板无可奈何,心中始终藏着郁结。

这件事情逐渐淡去,父亲年逾六十,早就不再因为停车场的事情置气了。这次斗殴事件的导火索,源于父亲新买的车停在酒店停车场的时候,被酒店的客人剐蹭后逃逸,父亲前去酒店理论,酒店以父亲并非酒店客人为由,不愿负责。

父亲登时火冒三丈,骂道:“这停车场是你们酒店的地皮吗?提起这事儿就生气,不是你们将路围了起来,我会停车在你们这里吗?”

争吵逐渐变成的推搡,就是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和哥哥接到了电话……

索赔谈判时,酒店老板倒是直言不讳:“10年前你搞不了我,现在你更搞不了,我也不是缺你这50万,当年你搞得我很没面子,我现在就是要拿回面子。”

听完母亲的讲述,我沉默了许久,闷闷不乐地说:“如果真赔了50万,我这辈子都不回家了,去北京上海深圳哪都好,就是不回家了。”

父亲始终铁青着脸不发一言。我知道父亲生平最看重面子,戒烟6年的他再次抽起了烟, “赔钱吧,把车卖了,别到老了将俩儿子弄进监狱,那样更没面子。”

“现在还管什么面子……唉。”既然已经决定赔钱,父母反而松了口气,母亲让我和哥哥那晚住在堂哥家里,就和父亲一起离开了。

那一晚我彻夜未眠,思绪万千。

6

第二天午饭,父母又来到堂哥家里,进门时母亲就愁容满面,坐下没多久,母亲说:“伤者去做了伤情鉴定,公安已经立案,没办法撤案,赔钱了一样要坐牢。”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反而轻松了,说:“那更好了,不用赔,直接坐吧。”

父亲大口抽着烟,说:“不急,先在邻市躲一段时间,警察抓不到人,伤者会更急,现在医药费都是酒店老板垫着,拖着吧,伤者迟早得去酒店闹。”

我和哥哥顺从地点了点头,吃完饭后收拾好行李,便去了邻市,借朋友的身份证租了一套房子住了下来。

两天后,母亲就高兴地打电话给我说:“鉴定结果出来了,轻伤二级。”我愣了一会儿,母亲听我没有说话,于是继续补充说道:“一年以下。”

“噢……”我捏紧了手机问:“那什么时候自首?”

母亲的情绪再次低落下来,她说:“唉,一天牢也不想让你去坐,再等等吧,你爸爸在找以前的那些朋友,看看有谁能帮得上忙。”

让我没有想到,商量好自首的时间因为各种原因一再拖延,每次下决心孤注一掷的时候,总会有“某某部门的谁”带来新的希望,甚至遇上了一个骗子,说是市长的侄子,母亲险些被他骗了23万。

在无数次鼓起勇气自首、又被反复被打乱的过程中,我适应了“逃亡”的生活。那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在街头无所顾忌地行走,除了再也没有和以前的朋友联系之外,生活似乎与从前并无不同。唯一经常和我联系的人,除了父母,就是梁姑娘,我对她全盘托出我目前的情况,甚至连详细住址也没有隐瞒。

那年春节的一个晚上,我独自走在空旷的街头,鞭炮声从远方传来,仰头看四周高耸的楼房,围成一堵钢筋水泥铸就的墙壁,仅露出头顶一小片深邃的星空。我忽然很想要自由,我知道,现在的我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哭着说:“妈妈,不要拖了,让我自首吧。”

母亲冷静地说:“好,现在正在和伤者接触,谅解书一签你就去自首。”

挂断电话以后,我打开微信,问跟着母亲回乡探亲的梁姑娘:“什么时候回来?”

她说:“三天后。”

我说:“见个面吧,然后我就去自首。”

她说:“好。”

7

我还是没有如愿和梁姑娘见面,我不断问自己,见面了我该说些什么呢?见完面我就要去坐牢了,可能是九个月,可能是一年,我能给她什么许诺,又能要求她的什么许诺呢?

我越想越怕。相约见面的前一天晚上,我喝得大醉,单方面删除了梁姑娘的所有联系方式。

母亲如愿拿到了伤者的谅解书,赔了17万元,高于一般轻伤二级的民事调解赔偿金额,但母亲说,只要能让法院少判我一个月,钱赔了也是值得的。

春节过完,我终于可以为触犯法律而承担后果,赎清自己的罪孽。家中最年长的哥哥开车接我回家去自首,车子经过了事发的酒店,也经过了家,我站在派出所的门口,连续抽完了两根烟。

警察比想象中和善,录完指纹采了血样,警察拿来纸巾让我擦拭指头的血迹,我看见血液在纸巾上泛开,留下了小片血污。

在等待讯问前,我待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探照灯迎面打了过来,我问警察可不可以抽烟,警察笑了笑说:“你烟瘾还挺大。”然后递了根香烟给我,隔着铁栏给我点燃。

我深深吸了一口烟,顺着墙壁缓缓坐下,扭头一看,角落里有用血抹出来的两个字:公道。

讯问结束,已经是将近黄昏,警察即将押解我去本市的看守所,走出派出所大门的时候,憔悴的母亲双眼通红,等待在门口。

她沙哑着喉咙问警察:“为什么还上手铐啊?我儿子自首的,不会跑的。”

警察说:“没办法,这是程序。”

眼看母亲快要哭出来了,坐在车后座的我举了举手上的手铐说:“妈,给我拍张照呗,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戴手铐的。”

母亲被我逗笑了,车子启动后平稳地行驶,尘埃落定,我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石头,眼泪也又一次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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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一念无明》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