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过多少行,没能搬出泥砖房

2017-11-16 17:22:26
7.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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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晨,年过八十的陆老汉站在田埂边,在石头上细细蹭着自己的鞋底。远处走来一个中年人,走进眼前的田野,身影淹入一片金色。陆老汉四下望了望,跟着走了进去,露出藏在身后的刀。

田野沙沙作响,穗头耸动。中年人被陆老汉捅倒,淌着血,脸蹭着土地发出哀嚎。

陆老汉涉嫌故意伤人,却没有派出所敢收他。民警说:“他不也没死吗?赔几万算了,这老人都岁数了,万一关进来死了,我们可就解释不清楚了。”

陆老汉没有收入,赔钱的责任落在了他的儿子阿初身上。五十岁的阿初有张疲惫的脸,他闯进来气急败坏地问:“您捅他搞么斯?”

陆老汉将脸别过去,理直气壮地说:“他家跟我们抢房子,那间老房子是我们本家兄弟的。”

阿初苦口婆心劝:“那房子就算是本家兄弟的,也不是你继承,别个有钱买我们没得钱买,你非要争,现在好了,还要赔别个钱!”

阿初没有时间去细细数落他的老父亲,他争分夺秒地离开,一路上掰着指头,算自己需要“倒”多少具墓碑,才能补上这次亏空。算到最后,他对着空气啐了一口,拳头重重地落在三轮车把上,生锈的铁皮嗡嗡作响。

他冲着东边的太阳生闷气,又不得不咬牙蹬着三轮车继续前行。

“我这辈子,从一开始就毁在我爸手里头!”

2

1958年,阿初出生在武汉市黄陂区陆里管的一间泥砖房里,墙体披着简陋的黄色。后来,周围的泥砖房渐渐变成了红砖房,又变成小洋楼,如今就只剩这一间泥砖房了。

在这里,阿初见证了种子如何从墙缝里开出花,凹凸的地面如何被踏得平整,时至今日,阿初家仍住在这儿。

图为阿初所住的老房子,作者供图

阿初出生在“地主家庭”,这在童年时,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坐在教室里的阿初,每日要承受的第一遭,便是同学们不怀好意的眼神。他们会围着阿初莫名地笑,朝他扔纸团,正义凛然地骂他:“你的父亲是坏蛋!旧地主!剥削劳动人民!”

起先阿初忍着,但隐忍带来的却是他们变本加厉地戏弄。

公社主任的儿子撞上了阿初愤怒的临界点,做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毫无征兆的勇气袭来,阿初握起拳头,对准了那位公社主任的儿子。拳头落在对方脸上一声闷响,世界终于安静了。

学校罚他停课一周,但阿初洒脱地背起书包离开了,再也没回过教室。

家中,父亲隔三差五被批斗,母亲腿有残疾,弟弟年纪尚小,生活的重担只能由他一人承担。扔下了课本,他开始种田。

小小的身板,每日要赶在天亮前睁开双眼,在烟青色的凌晨开始洗漱。六点出工,跟着大人一起下地插秧。少年的脊背从早晨弯下去,直到日落时分才直起来。

农闲时他去修水库,肩上压着扁担,抬着石头从东面走到西面。汗水淌进眼里,他没空儿抬手去抹,只能在模糊的世界里小心翼翼前行。

因为成分不好,没有人对这位少年多有照顾,反而将琐事全堆在他身上。阿初不吭声,保持着逆来顺受的姿态,不再去做“打破石头”的人。得罪了学校同学,他可以离开学校,而出了学校,在社会里“打破石头”,他无处可去。

他每日挣的工分顶多十个,换成钱也就四五毛。阿初劳动一整年,反倒还欠了集体一百来块。负了债的阿初,来年只能更加努力地劳作。

阿初的债务年年递增,最多时,他欠了集体959.25元。

回想起来,阿初自己也不明白,这些债务是如何滚雪球般变大的。他连日辛劳,不仅没能喂饱自己,反而成了负债累累的穷鬼。但他一刻都不能停下,因为他得活着。

3

这样的状况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有所好转。

二十多岁的阿初仍在干农活,但已经不用为工分而操劳了。那时候,人们已经不再谈论他的家庭成分,父亲摘掉了脖子上的牌子,阿初也分到了自己的田地。但家里的劳动力仍然只有他一个,每日揉着眼睛去下地,一年到头换得的口粮,也只是维持生计罢了。

午后太阳正热的时候,他躲在阴凉里消暑,一闭上眼睛就想到家里的米缸。薄薄的一层米粒儿盖在缸底,再睁眼看看眼前这片土地,也不知今年能收获几粒。

夏日里,不是烈日便是雨水。瓢泼大雨没完没了地下,天上好似破了个窟窿。雨水多了,野沟野河的水便涨上来,一波一波地向岸边拍打。

不知从何时开始,河边出现了一群人,他们将某种东西抛入水里,接着站成了一尊尊雕塑的样子,只待时机一到便猛地收绳,往往满载而归。

阿初见他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渐渐心动起来,便找机会打听:“这是个么营生?”

别人答:“搞些水产去卖。”

阿初眼睛一亮,“这赚钱吗?”

“赚,不过这是个技术活,也要能吃苦。”

阿初只听着“赚”,对后边的话毫不在意。摩拳擦掌地买来一套设备,锚钩、铅坠,自信满满地来到河边,却鲜有收获。

他技术不够,往往会让到手的鱼跑了,又或者根本没有鱼上钩。锚钩入水,人便不能轻易走动,只能立在太阳下烤着。“这滋味,比当初修水库扛石头还不如。”

阿初看着耕田的人在树下乘凉,捞鱼的人满载而归,而他两手空空,家里的米缸又一次见底,他开始怀疑自己:

“我不适合搞这个……”

“也许鱼已经被他们捕干净了,我来得太晚了……”

阿初一遍遍安慰自己,终于,他扔下锚钩与铅坠,又回到了农田。

“粮食够吃,能活下去就行了。赚这些钱做么斯,我老爹赚那多钱,最后还不是天天被批斗。”

阿初彻底说服自己,心满意足地将生活摆回原点。

4

1986年,已经成婚的阿初,与妻子一起种田,每年收成尚可,能保全一家人的温饱。可若要再添上几口人,手头这些粮食便有些捉襟见肘了。

这时他注意到了家门口游乡的货郎,那些货郎骑着二八自行车,背一个箱子,来往于各个村落。有人喊便停下来,打开箱子,拿出工具“乒乒乓乓”开始干活。

阿初凑过去看,原来是打首饰。人们将家里留着的袁大头、祖上传下来的银首饰交给货郎,货郎熔了后再打成新的首饰。那个年代没有模具,大多数人只要求将银料打成光秃秃的扳指。这活儿看起来倒也不费事,于是阿初又动了心。

“赚钱吗?”他问。

别人答:“赚钱,但你得先学手艺。”

他兴致勃勃去买了工具,跟着游乡货郎学了几日,心底生出自信来:“将银料打成个光秃秃的圈儿,这有谁不会?”

多学一日,便晚一日挣钱,于是阿初宣布,他要开始独立经营了。蹬着叮铛响的自行车,他也开始了游乡。车轮遍布各个村落的黄土地,期盼着每一个唤他停下的声音。

起初形势尚可,打得稍微不平整,歪歪扭扭倒也无人计较。后来,有顾客送来含银量较低的首饰,对阿初说:“帮我提纯,然后弄成小戒指。”

阿初对着首饰翻来覆去地瞧,最后只得灰溜溜跑回去问同行:“提纯要怎么搞?”

解决了提纯问题,新的难题又来了。人们开始喜欢打金饰,要求也变多了,“需要十分光滑平整”、“给我来点儿纹路”。

阿初仍按照做银饰的经验,将顾客送来的金料熔掉再打磨。他技艺本就不精,打出来的金戒指不够平整,便一道一道慢慢磨平,最后的成品比原本要轻了很多。

顾客不依,少的部分要阿初赔偿,一来二去,阿初生意转亏。又因着手艺不好,在金银首饰这个行当里声名狼藉,很快就混不下去了。

1990年,阿初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晦暗的屋里挤着一家五口,就靠一块可怜巴巴的田地过活。儿子啼哭的刹那,阿初眉头上的皱纹又深了几分。

有人劝:“阿初,你跟我一起运菜吧。把菜卖到城里,一趟能挣好些钱!”

嗷嗷待哺的儿子逼得阿初六神无主,病急乱投医地弄来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跟着“吱呀吱呀”地往城里赶。卖菜靠的是薄利多销,阿初每月攒个几毛几分,大人们勒紧裤腰带,也算勉强养活了襁褓中的大儿子。

1992年,阿初的二儿子出生,卖菜的收入已经杯水车薪,这时又有人劝:“阿初,你可以去搞养殖,养点鸡鸭去城里卖。我看他们搞养殖的这几年都富裕了。”

手里没有余钱,家里没有余粮,反正横竖是死,阿初毅然决然东拼西凑地借了钱,养了许多小鸡崽。

一面忙着农田,一面顾着养鸡。太阳一日日升,月亮一夜夜亮,巴掌大的鸡崽终于长大,他运了一满车鸡去到农贸市场,却又傻了眼——鸡肉供应已然饱和,每个人都有了相熟的摊位,很难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鸡迟迟卖不出去,家中孩子并不等待,还在一天天长大,所需费用不断水涨船高,而他的收入却始终如一潭死水。

在压力与焦急中,他又看见了一条新的出路:做客运。说是“客运”,实则是在城市里开小三轮载客,穿梭于大街小巷、城市与乡镇之间。

5

载客于阿初而言,算是条没有门槛的活路。不需要过多技术,会驾车能认路便可,乘客们遇见谁便上谁的车,基本不会有回头客。当司机的每日坐在车上,支起一架小小的遮雨棚,除了遇到极寒天气,其余时间工作起来倒也不会太辛苦。

阿初靠着开三轮,终于为家里撑起一片相对平稳的晴天。他庆幸自己终于选对了行业,因为这份收入不光能负担起两个儿子的学费,即便加上要养育新出生的女儿,也绰绰有余。

一家人和和美美地迎来了新世纪。

2003年秋天,大儿子上了初中,他开始频繁往返于学校周边。

学校附近人流量大,光顾他生意的人也随之增加。闲来无事时,他便停在学校附近的街边,望着不远处教学楼里跑动的身影,这份安逸令他心满意足。

阿初也时常能看见一些不安分的学生在午后偷偷溜出校园。他们留着长发,身穿松松垮垮的衣裤,熟练地翻过围墙,如重获自由的小鸟般倏尔飞走。

一天阿初坐在车上等生意,翻墙而出的少年们看见他,气势汹汹地走来:“钱拿出来!我们缺钱用!”

阿初愣了一下,没料到几个小毛孩竟然有胆量打劫成年人,干笑道:“孩子,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少年们急躁起来,嫌他啰嗦,径直扑上来翻他的口袋和腰包。阿初手忙脚乱地想推开,但几双有力的手却紧紧地抓着他。僵持中不知是谁先踹了阿初一脚,随后少年们的拳打脚踢便落在了阿初的身上,仿佛他只是一个沙袋。阿初吃痛,弓起身子伏在车座上,护着腰包的手渐渐松了,只剩下绵长而无力的呜咽。

阿初被少年们打断的腿,固定上了石膏,人卧在家中动弹不得。那辆三轮车被搁置在院角,他静静望着上面生锈的铁皮,心同车一起落了灰。

家里的日子再次变得紧巴巴,妻子辛劳维持着,每日哼着腰酸背痛入眠。大儿子先斩后奏地退了学,对卧床养病的阿初说:“爸,我去赚钱,供弟弟妹妹读书。”

阿初看着自己裹了石膏的腿,说不出话,一家七口人,总不能活活饿死。

那时越来越多的小区住宅开始兴建,大儿子便去工地做泥瓦匠。阿初养好了腿,不再开三轮车,又回去种田,一家人的日子又才重新算过得下去。

不知不觉中,四周的房子都变成了新式洋楼,独独剩了他们一家还是泥砖房,围栏枯朽,无可奈何。

转眼,二儿子上了高中,学费陡增,住宿费、学杂费已没有政策可以减免,大儿子做泥瓦匠的收入已然支撑不了。大儿子听人说,去食堂掌勺,赚得比泥瓦匠多,于是就像曾经的父亲,立马换了行当,跟人学烧菜。

好在二儿子成绩优异,在乡镇的高中能排到年级前五。一家人苦苦熬着,都盼着家里能出一位大学生,来扭转命运。

许是期盼太重,临考前家人一遍一遍说的“莫有压力”,反而成了二儿子最大的压力,他考出了上学以来最差的成绩。从学校回来,老师的那句话一直在阿初脑海里盘旋:“以他的实力,复读一年肯定能考上好学校。”

阿初掰着指头算了算,发现自己根本供不起二儿子复读的费用。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二儿子双眼红肿,哑着嗓子艰难说道:“爸,我不复读了,我去挣钱。”

引以为傲的二儿子遭遇滑铁卢,自己却连施以援手的能力也没有,阿初心底最后的一抹光也灭了,他甚至没有流泪叹气,只有死灰般的平静。

他扔下农具,沉默地走出农田,开着三轮车去了最安静的地方,做起了倒铸墓碑的工作。只需把几种模具摆好,将材料灌进去成型,工作便算基本完成。

“一开始我捕鱼,鱼只上别人的钩。我打银,赔得几乎过不下去。后来我养殖,别人不爱买我的。于是我运客,却被人打断了腿。现在我跟‘离开了的东西’打交道,他们不会为难我,挺好的。”

6

2011年,阿初的父亲陆老汉盘算着搬进本家兄弟留下的一座房子里住,没想到邻居家失火,为安身率先搬入了那座空房子。

听闻邻居打算出钱买下那房子,而自己却没有钱,陆老汉急得直打转。眼看换房子住的愿望即将破灭,老汉挑了一个清晨,失智般握着刀扑了上去,将邻居捅倒在田地里。

没抢到房子,反而倒要赔几万。阿初好像已经习惯了命运跟他开的玩笑。

二儿子没再复读,与大儿子一起贷款,在黄陂汽车站附近开了家小型自助餐馆,小女儿在超市做收银员,每天回家后像五十多岁的母亲一般腰酸背痛。

大儿子是个半路出家的厨子,学艺不精,餐馆菜肴不可口,没有太多的回头客,兄弟俩也不懂人际交往,没有资金宣传,也吸引不来新的顾客,自助餐馆没过多久便黄了。

大儿子背了债,买不起新房,和女朋友一拍两散。债务催得紧,他急切地寻找着新的出路,不停地尝试,又不停地以失败告终,再不停地另寻他路。

新一代的轮回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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