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历史的幽灵无所不在

2017-11-25 20:32:55
7.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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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柬埔寨,风光秀丽的巴萨河畔,人们脸上常见神秘的微笑,但人口拐卖、赤贫、文盲,以及内战的后遗症亦如影随形;当地人央求国际组织为其修缮寺庙,年轻的和尚却对外面的世界蠢蠢欲动;来到这里的外国人,既有国际组织志愿者,也有自我流放者和淘金者。 1998年,刘绍华加入“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提着一只皮箱便来到柬埔寨,在那里生活了两年。之后,她以人类学家的视角写下了自己的柬埔寨记忆。

1

我从来没有如此恐惧过,从脚底窜到头皮的恐惧,逃跑的勇气都没有,甚至连移动脚步引起的空气流动,都带来更多的恐惧感,黏附在我已毛发直竖的皮肤上。这充满怪异气味的空间里只有我一个活人。密密麻麻的黑白大头照片贴满墙壁,那些受尽折磨的亡者垂死前无助的眼神盯着我,从他们身上剥下的沾满血迹的衣服堆在玻璃橱窗里,墙上是用骷髅头和四肢骨拼凑而成的巨大柬埔寨地图。我虚弱无力,害怕得想哭。

终于,一名白人男子走进来,我们对望了一眼,在彼此的眼里看到了惊吓与支持。突然,华裔柬人阿英姐跑进来大叫我的名字,吓得我胆都要吐出来,我跑上前紧抓着阿英姐的手臂像找到浮木似的,没料到她一个突兀动作,让我全然崩溃。她,居然用右手食指头,伸进墙上骷髅头的眼窝中,然后又敲敲骷髅头的牙齿,嘴里还发出啧啧的声响,说:“好可怕呀!”

金边市中心的波尔布特罪恶博物馆“堆尸陵”集人类的恐怖血腥于一处。本是一所三层楼校舍为主的中学,而今,整幢楼的教室堆满了当年受虐者的人骨。一间间隐晦的刑房摆着当年的刑床,床头上方,是当时躺在床上令人不忍卒睹的受虐者照片。床前地板上的斑斑血迹仍在,原来该是操场的空间变成坟场。这里没有一丁点不可怕的东西。不过,最令我头皮发麻的,并非那些人骨血迹,而是人的意念与精明——全表现在为虐杀而发展出来的种种匪夷所思的刑具上,我惊骇至极。

离金边二十分钟车程远的郊区外,还有一处杀戮战场,那里的一座高塔,远远就见到玻璃窗内人骨拥塞,黄土堆下更是埋葬了无数冤魂。经历四年的恐怖统治,柬埔寨保留这些罪恶之地警惕世人。

光是“堆尸陵”一地,四年间就有两万人在此遭受拷问、折磨与处刑。魂魄杳冥,唯幸存近四千份受虐者自白档案,成为史学家见证虐杀的血泪文献。

我是硬着头皮走进罪恶博物馆的,只为了了解柬埔寨的过去。出来时,我觉得这辈子不可能再有勇气走进那里了。我以为,不再靠近那时空冻结的人间炼狱,就能把那恐惧悲恸丢到脑后。我错了!这个国家,历史的幽灵无所不在。

2

1999年风和日丽的某天上午,我到巴萨河中的一座小岛拜访日本义工友人。那里被称为“寡妇岛”,据说居民都是被安排迁居至此的寡妇及幼儿。岛上尽是破败的茅顶木屋,生活贫瘠。抵达的时候,朋友不在她暂居的荒废校舍里,村里的小孩兴致高昂地领着我去找她。一群衣不蔽体的小孩簇拥着我走在田埂上,阳光煦煦,很美丽的一天。

走着走着,看到田中央有一个破破烂烂的迷你小屋,我指着它问小朋友是什么,小孩们七嘴八舌地叫起来。我没听懂,他们拉扯着我的手,把我拖下了田埂向田间走去。到了小屋前,看清了,其实只是一间约两公尺高的四面木墙搭起的棚子,屋顶漏空,建在黄土堆上。小孩们示意我走上土堆往里看,我太矮了,看不到。他们又用肢体语言示意我爬墙,我照做,结果,惊吓得差点跌下来:棚里是堆叠满满的白森森人骨。见我惊恐得说不出话来,小孩们一个个在阳光下笑得灿烂得不得了。那些人骨也是屠杀的牺牲者。我后来在许多乡村田间也见到类似的棚子。

我开车下乡时,常见画着黑色骷髅头及“X”的标志,矮矮地倒立在田边路旁,那是警告地雷的标志。清除地雷的组织多属于加拿大和英国,他们就像军团一般,执行任务时着军装、住营帐。我的日本好友Higashi加入英国扫雷组织,我去吴哥窟所在的暹粒市找他时,他带我参观了地雷工作站及宿舍,像个兵工厂,雄性极了,我很不适应。

邻近金边的省份,地雷多已清除干净,而与泰国和越南交界的边区地带,仍是地雷密布。内战期间埋下的地雷,多到没人清楚。即使在金边所在的干丹省,部分地区地雷埋布情形仍不明了,所以我下乡时偶尔也会见到地雷标志。只是,我常看到当地小孩视若无睹地进入警戒区放牛。

这些小孩和阿英姐一样,他们不是不知苦痛。只是,生活在这样有着如此悲惨过去与艰苦现况的国家,他们对悲痛恐惧的感受和我不同。

3

恸,是一种文化差异。在柬埔寨,日复一日,我渐渐克服了这种文化冲击与差异。

第一次去Neak Leoung拜访后来成为邻居的“小水滴”孤儿院,瑞士组织办的,瑞士籍工作人员Fabio说这里收容了二三十名来自柬埔寨各地不同年纪的流浪幼童。保姆和老师都是当地人,看到外人来访,一名妇女抱着个小婴儿走上前来打招呼,还有其他小孩也团团围着我们。原本兴高采烈的我,没料到看到的是一名缺手缺脚的小女婴,长得是人见人爱,但我惊惧于那小小的残缺人形景象;而其他小孩抢着拥抱这小婴儿,又亲又搂的,对于小婴儿的残缺似乎无人引以为意。我为自己感到汗颜,但无法掩饰视觉上的惊惧带给我的心理震撼。

突然间,泰缅边境甲良人难民营里“短短”的影像闪过,那是一个天生残缺的小男孩,出生时就缺少膝盖以下。我见到他时,他年纪约八岁,穿着一双大雨鞋,身形看起来短一截,在难民营工作的服务团人员说他因而得名“短短”。虽然少了一只正常的腿,但见到“短短”时,他正在山坡的营区里奔跑,嘴巴笑得大开。“短短”的快乐让我异常温暖。想起“短短”,我终于克服了心理障碍,伸手拥抱了这只有小小躯干的婴儿。我还是会颤抖,只是愿意更靠近一些。

在柬埔寨生活久了以后,和当地人一样,我的耐痛度越来越高,甚至练就了漠然的本事。虽然,最漠然的常常是当地人。长居柬埔寨的外国人大多了解,有时,漠然是一种继续留在这个国家的生存之道。太多的情绪反应,很难待下去。漠然,像是一种必要之恶。

只是,人常是先走过螳臂挡车的荒谬阶段,重新度丈自己的能耐后,才逐渐走向漠然。

4

刚到柬埔寨时,我几乎天天在捐钱,虽然每次都只是台币三五元左右。老小乞丐、被地雷炸掉一条腿的年轻人、病人、游民存在于所有我经过的空间。我开始学会将一切看在眼里但不让自己情绪激动。渐渐地,看到断肢残臂的乞丐和流浪的小孩,我也不再给钱。我发展了一套自我逻辑,给食物,不给钱。看到村民修道路,给钱。只是,后来发现,很多时候,给的其实是村民勒索的过路费。最后,我得到结论:不解决结构性的暴力,个人的施舍无法救这样一个国家。我以为自己认清了天经地义的残酷事实。

我只对了一半。错的那一半,差点让我忘却了恸是珍稀的人性感受。不止是我,我也看着朋友在挣扎,在消减痛的文化差异与慈悲之间挣扎。

那天晚上,印度好友Mack开着他的无门吉普车送我回家时,在转角巷子口,见到一个小女孩坐在路旁啜泣,她手上拿着一个洗脸盆。已是晚上十点了,金边入夜后的治安很差,我们绝少夜间还在路上行走,遑论停留,小女孩独自一人在那哭泣,情况不寻常。Mack有着见不得人哭的好心肠,他问我怎么办。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要我也下车去和小女孩说话,因为他不会说柬语。Mack和众多他的联合国同僚一样,从来不学柬语。

小女孩说她乞讨了一天的钱被强盗抢走了,没有收入她不敢回家,会被打,又哭得唏里哗啦。问她乞讨了多少钱,她说的数字超过五美元。Mack虽伸手掏腰包,但还是问我觉得如何。我开始理性分析,以柬埔寨人的收入,一天乞讨收入五美元,太多了。在乞丐充斥的金边市,我想象,这样一个小女孩,不太可能有如此斩获。

Mack也有些怀疑,但他无法掉头就走,他说只有五美元,就给个心安吧!好心的Mack同时招来一辆摩托计程车,付了车资,要骑士送小女孩回家。望着小女孩离去的背影,Mack还担心摩托车骑士会抢了小女孩的钱。我们也各有所思地回家了。

5

金边的某些外国人,尤其欧美人,喜欢搞文艺活动,像是戏剧、诗歌朗读会等。苏格兰友人Jane尤其活跃,专长戏剧导演。一天,Jane办了个诗歌朗诵会,她知道我偶尔写诗,邀我参加。我不好意思拿自己的呓语献丑,选了一首隐地的诗《寂寞方程式》,和曾在天津留学的美国友人Heidi一起翻译成英文。一位英国友人帮忙念英译文,我读中文原作。隐地的诗成为当天唯一的非英、法语诗文作品,最受欢迎。下台时,很多人问,“ji- mo(寂寞)是什么意思?”

活动结束后我们一群人继续在这间花园餐厅里喝酒吃饭。周末仍然工作的Mack迟到了,没听到我念诗,我向他解释诗的意思。突然间,我们同时抬头望着一名美国女人口沫横飞地说着一个小女孩的故事,Mack高喊,“我也遇到过那个小女孩!”并激动地摇着我的手臂。在场许多人都遇到过这个演技令人惊异的小女孩,听过同样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与处理方式。当Mack对我大叫“我应该听你的”时,那名美国女子手持盛着红酒的高脚杯,开玩笑地对他说:

“你应该听女人的话。”

听见那美国女人说这话时,我心凉了。虽然结果证实我的怀疑与分析是正确的,但我对Mack说,还好你没听我的。像Mack这样出生于印度、拿到美国经济学博士、长年在国际奔走、看尽第三世界落后但也享有联合国官员优渥礼遇的人,却没有放弃那人性中最基本的同情。我但愿自己和他一样被骗,而不是被自以为是的理性囚禁。

失去痛感,理性寂寞。我没能克服痛的文化差异,悲恸始终存在。

周末晚餐,我和Emma常开着办公室的敝蓬卡车去金边一间中国东北人开的饺子馆,我们最喜欢芹菜叶做馅的水饺和豆沙包。去那吃晚餐是周末一大享受,我们总是多点些食物,吃不完便打包回家。寻常地,吃饭时总会看见乞丐游民的脸贴着玻璃门往里看。在金边待久了,我们已练就眼不见为净的本事,专注于盘中飧。餐馆老板循例出去赶人,免得客人受干扰。

用完餐,提着食物包,走出餐馆。一名年轻女子扶着一名盲眼老妇,迎上来卑微地向我们讨钱,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看起来是从乡下到金边讨生活的农民。两名瘦弱的农妇流浪金边,我想不出她们有何机会。犹豫了一下,我们递出食物,照例没给钱。我继续爬上卡车的驾驶座,车子开动。准备转弯时,瞧见两位女游民几乎没移动就在路口蹲坐吃起来了。餐盒内的食物暴露出来,看见两人开心地吃着我们刚用剩的食物,又听到Emma在一旁说,“她们一定很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我像遭电击似的,突然哭了起来,一时泪眼模糊,无法开车。

我为她们感到伤痛,也为自己感到悲哀。是什么样的世界,让人活得如此没有尊严,也让人活得不再勇于感受。

我的痛感回来了。我终究无法漠然以对。柬埔寨走一遭,看尽饥饿与疾病。所幸,我也深受感动。尽管历史的悲哀继续发酵,柬埔寨人的微笑依旧迷人,从古至今。那神秘的微笑,四度吸引我进入吴哥古城。那神秘的微笑,让我在巴阳庙决定给自己至少十年的时间,去了解艾滋病这令穷困已极的国家更满目疮痍的政治经济疾病。那神秘的微笑,挂在我周围每个柬埔寨友人的黝黑脸上。你见过那神秘的微笑吗?如果你去过柬埔寨,你一定看过;至少,我的法国摄影师友人蒂埃希·迪弗,也被那神秘的微笑吸引,出了一系列黑白摄影的明信片,就叫“柬埔寨的微笑”,很受西方旅客欢迎,你也许看过。蒂埃希帮我和那巴阳庙国王的微笑拍了合照。长年独自旅行的我,很少有自己的照片,真要谢谢他替我留下这难得的纪念。

本文选自三辉图书《柬埔寨旅人》,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本文正文与图片节选自《柬埔寨旅人》,未经出版社授权,不得擅自另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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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他们先杀了我父亲:一个柬埔寨女儿的回忆录》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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