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代矿区大哥的小弟十三岁

2004年的一个深夜，没有风，也没有月亮。“九零路”上，两排路灯散着黄晕的光。路上很久才会碾过一辆货车，或是走过一个行人，随便踢一脚易拉罐，响声都要回荡好久。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叫喊声打破了沉寂。一个年轻人甩着膀子往前跑，一群年轻人提着西瓜刀和钢管在后追赶。

年轻人的背上已经挨了几刀，不顾一切向前方不远处亮着白光的治安亭奔跑，到了治安亭旁边，他使尽力气“砰！砰！砰！”敲门，把里面两个正在打盹的实习警察吓了一跳。

“快点！开门！让我进去！我给你们50万！”年轻人嘶哑地叫喊。两个实习警察站起身，刚想开门探个究竟，却透过玻璃窗，看见一群操着家伙的年轻人已经围在了门外。

还没等实习警察出来，年轻人已经死在了乱刀之下，砍人的人一哄而散。

1

被砍死的年轻人叫项飞，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哥，大我两岁多。

人们第二天上午就听说了项飞的死讯。那时候我刚上高二，粉馆老板和熟客一早吃饭时就在交换信息，学校里的男同学们也在东一句西一句地议论。那天中午放学，我在“九零路”上还发现了几串零星的血迹，可能是警方或清洁工遗漏的，未及清理。

深更半夜，一个混混被砍死在街上，当时在我们县里，本来算不上什么大新闻。我清楚地记得，上初二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刚走出校门，就听见人群中远远近近几个声音同时在喊：“打群架了！”“砍人了！”

一阵极短暂的慌乱过后，熙熙攘攘的街道一下子空出许多。路人们站在路的两边，围观一群手上操着家伙的少年，围追着几个手无寸铁的少年。我也跟着立到了街边，不敢走动，一万分的小心。

一个穿着白衬衣的少年，被一个穿着黑T恤、臂上露着纹身的少年大步追上。白衬衣少年喘着气哀求道：“哥，算了嘛，真的不关我的事。”

黑T恤少年恶狠狠地说：“算了？现在晓得错了？之前搞XX去啦！”说着挥手就是一西瓜刀。白衬衣少年本能地横起胳膊护住头。

黑T恤少年砍完这一刀，吼了一声“滚！”没再搭理白衬衣少年，大步跑去追堵别的目标。

白衬衣少年踟蹰在原地，垂着头，一只手紧紧捂住挨了刀的胳膊，鲜血很快渗出了指缝，顺着胳膊往下淌。

据说当天还死了一个少年，但人们对此并没有太多的评议。

可是，项飞的死不同——他是在县里混出了名头的人。我外婆听说了这件事，又唠叨起我那些夜不归宿的日子：“要不是小时候及时管住了你，你怕不是落得跟小项飞一样的下场！”

项飞家和我家都住在县里的“老街”。

“老街”是一条缓缓的斜坡路，分“上街”和“下街”，项飞家和我家都住在“上街”。他的外公是我外婆的亲大哥，我得叫“大公公”。

我6岁的时候，大公公就已经一把年纪了，头发花白，眼珠子黄浊，眼袋松得直往下掉。他每天推着车去“新街”摆摊，卖一些针头线脚。

从家到摊位，大公公得经过两段一急一缓的坡路。早晨出发时，他在下坡时自己还拉得住车；到了傍晚收摊回家，经过比较陡的上坡时，他一个人推车就很吃力了。

我、项飞、项飞的弟弟项星，还有一些邻家小孩，经常会在这时去帮大公公推车。推车的轮子是四个滚珠轴承。每次车子走在路上，轮子就会“哗啦啦”响，推得越快，声响越大。我们很喜欢那个声响，常常卯足劲儿地推车，轮子响得整条街的街坊都在抱怨。

每次傍晚推完了车，大公公都会从那条深蓝色围腰的口袋里，摸出几张一角、两角、五角的票子分给我们。别的小孩一般都分得一角，只有项飞经常分得两角或五角。大公公说他最乖，推得最勤快。

一天傍晚，暴雨忽至。我正坐在屋里望着窗外的雨，突然看见了大公公、项飞和项星，正吃力地推车爬那段大斜坡。我立即冲进雨里，项飞见我上来搭手，抹了抹脸上的雨水，笑着叫了起来：“你怎么来了？”

他笑得灿烂，穿透了淌着的层层雨水，那是我唯一一次觉得项飞也有阳光的一面。

2

小时候，项飞就是我们的老大。

夏天天一擦黑，“上街”的小孩们就会聚在街头，玩一个叫做“划追”的游戏：先划拳决定谁“追”、谁“被追”。每次划拳，如果项飞没胜出，他就会找借口让大家重新划一次。我们知道他赖皮，但也只得由着他。

“划追”玩累了，就换成“压人山”——就是一群人将一个人扑倒垫在最下面，然后大家再一窝蜂地压上去，层层摞起来像座小山。比较好欺负的小孩，一般都是被扑倒的对象，我跟着压了几次别的小孩后，也被扑倒垫了底。

我被七八个小孩压着，感觉喘气十分困难。突然大腿一道凉，一只手探进了我的裤兜。我想起里面有一张两元钱纸币，连忙挣扎着抽出被压在肚子下的手，可还是没能及时抓住那只伸进我裤兜的手。

过了一会儿，大家陆续站起身来。我一爬起来，身上的泥土都没来得及拍，就赶紧摸了摸裤兜，果然，钱不在了。

我立马质问在场的人，别的小伙伴都翻开了衣兜和裤兜自证清白，只有项飞拒绝。我盯着项飞：“我晓得是你，你拿了我的钱。”

“没有，儿子才会骗你！”

我哪里肯信，咕噜了几句。他失去耐性，立即黑下脸：“不要再跟老子逼咕噜，信不信老子一耳巴！”说完做势要打，我只好闭嘴。

后来，我就没再跟项飞以及“上街”的那群小孩一起玩了。

几年后的一个中午，我走在县“一小”大门口那条盘曲的斜坡路上，三个比我大些的混混围住了我，问：“身上有钱没？”

我说没有，不信就搜。

三个小混混果然把我的衣兜、裤兜、甚至衣袖子都搜了一遍，一无所获。但是，长相最恶的那一个突然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让我把鞋脱了。

我知道这下完了。

见我迟迟不肯动，一个小混混抱住了我的腿，强行将鞋子拽下。鞋底藏了四块钱，那是我捡废铁赚来的。那时候我上小学四年级，被小混混抢劫是家常便饭，所以每次揣钱出门，都会有意识地藏一下。

那个长相最恶的小混混，立即给了我一耳光：“哄老子！不是说没钱吗！”

我不敢反抗，没有说话，脸上烧乎乎的。

这时候，项飞从不远处走了过来，站定在我们面前， 三个小混混忙堆起笑招呼：“是飞哥啊。”

项飞说：“你们这是啥子意思？这是我表弟！”

于是，四块钱就转到了他的手上。

眼见着小混混们都走远了，他却没有把钱还给我的意思。他见我一直望着他，就说：“看啥子看，这钱给老子买几杆烟抽，算是借，改天还你。”

3

打小，街坊们就管项飞爸叫“小二蛮”，管项飞叔叫“小三莽”。项飞开始学坏的时候，项飞他爸还在坐牢，据说是因为几年前入室抢劫被抓，判了好几年。他叔叔更不成器，抢别人货车的时候，用铁锤敲碎了司机的脑袋。被抓后，直接判了死刑。

项飞他妈是一个矮胖的女人，没有正经工作，成天都在打麻将，东家窜了西家窜，是街坊口中的“麻婆”。她管不住儿子，不时就会跟街坊抱怨：“这娃娃是匹无笼头的马，整天整夜地在外头跑，一两个月不归家。”

所以，虽说是亲戚，但家里的大人却很少跟他家往来。

所以一晃再次见到项飞时，我已经上初二了。

那段时间，我和一个死党迷上了一款叫“幻灵游侠”的网络游戏，我们逃学，没日没夜地在一个叫“黑梦”的网吧里疯玩。

“黑梦”位置差，机子旧，别的网吧都是严格按每个小时2块钱或3块钱计费，“黑梦”只要6块钱一通宵，20块钱一整天。尽管如此，生意还是惨淡，白天偶尔会进来几个客人，到了晚上，就只剩下我们几个熟客、一个负责看场子的混混以及负责收银的老板侄儿。

晚上网吧只有收银台上方悬着一盏昏暗的节能灯。人坐在显示屏前，脸上映着荧光，身上一团模糊，像极了《千与千寻》里带着白色面具的“无脸男”。大家把游戏挂机、系统自动代练后，就会搬椅子围坐在网吧的回风炉边摆龙门阵。

项飞走进“黑梦”那天，坐在火炉边的一群人见了他，立即全都站起身来，给他递烟，他随手接过两根，一根点了叼在嘴角，一根夹在耳背，然后拣了一把别人让出的椅子坐下。

虽然几年没见，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个头依然不高，还是留着板寸，只是皮肤黑了不少，脸上长满青春痘，左耳戴了一只银亮的耳花。

此前网吧里的人谈起他，仿佛都在说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因为“他曾把县里的老大打得跪在地上”。我虽然讨厌他，但还是忍不住插一嘴：“我家和他家是亲戚，他还算是我表哥呢。”

现在，我和我的表哥在网吧碰到了，却没打一声招呼，仿佛彼此都不认识对方。我觉得有些尴尬，就搬着椅子回到自己电脑前去了，离他们也就三四步远。

网吧老板的侄儿已经16岁了，项飞问他还是不是处男，那个负责看场子的混混笑呵呵地抢着答：“上个月就不是的了。”

老板的侄儿骂了句脏话，装着哭腔逗乐着大家说：“他们带我喝酒，故意把我灌醉。等我第二天醒来，才发觉有个女的光屁儿郎当地睡在旁边。可怜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处就莫名其妙地破掉了。”

旁边的人哈哈大笑。

“那女的包红包给你没？”项飞问。

“没有啊。什么红包？”老板的侄儿反问。

那拨人又是一阵狂笑。

来年春节，外婆叫我去给大公公拜年。大公公家和项飞家是同一栋自建楼，那天晚上，项飞他妈准备了一大桌菜，项飞没在，我和项星被几个亲戚劝着喝了几杯白酒，竟然醉得只得留在他家过夜。

半夜，我迷迷糊糊地醒来，听到街上传来一男一女的争吵声，男的声音耳熟。我爬起床，扶在窗户上往外瞟了一眼，果然是项飞。那个女的我不认识，身材高挑，过肩的长发在昏黄的路灯下映出一抹栗色。

“大半夜的，不要在老子家门口唧唧歪歪的！”

“你跟我说清楚，说不清楚我死给你看！”

“不要冗三倒四的！都跟你说了，就只是跟他们喝点酒，啥子都没做。”

“我信你？这种事又不是一回两回了！”

“不要拉拉扯扯的，跟老子放开。放开！你信不信的，老子数三声。一！二！三！”

“啪”一声脆响，女的脸上挨了一耳光。

“你打我？你再打一下试哈！”

“啪”又是一声脆响。

“你敢打我，你竟然敢打我！”

“啪”又是一声脆响。街上空落落的，每一个耳光的声响，都久久地回荡着。

“你再打！”

“啪”。

“你有种再打！”

“啪”。

……

我在心里认真地数了一下，女人总共挨了9记耳光。

第二天一早，起床后我就想回家，却被项飞他妈叫住了，非让吃一碗汤圆再走。我手上刚接过汤圆，项飞就走了进来，后面跟了一个比他高出半头、壮上一圈的男生。

我怯生生地朝他喊了一声：“哥。”他望了我一眼，应了一声“哦”，然后跟那人就坐在了旁边的长沙发上，端起茶几上的两碗汤圆吃了起来。

那个男生问：“老项，后来杨丹咋个说？”

项飞无所谓地说：“要咋个说，哄一下，还不就乖了。”。

“她脸不是都被你打肿了嘛？”

“哼，管求她的。你老杨又不是不晓得，女人就是欠打，越打越听话。”

4

我上高一的时候，仿佛是一夜之间，县城的大街上出现了好几辆跑车，项飞家门口也停了一辆红色的。跑车与县城非常违和，要知道，那时候县里连公交车和出租车都没有，街上载客的只是些电动三轮车。

一到晚上，跑车引擎的轰鸣声就像是要撕破空气一般在街头响起，将行人吓得忙不迭躲到街的两边。上岁数的人总会愤愤地骂上一句：“狗日的些！这帮小崽，早晚要撞求死。”

飙车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副驾是打扮艳丽的姑娘，她们喜欢从敞篷里探出身体，迎着风一路惊声尖叫，长长的头发吹得飞了起来。

许是受了日本动画片《头文字D》的影响，午夜时分，这些年轻人会相约在县城新修的环城路上比赛飚车，一晚晚急刹车带来的尖锐声响，不知道碎了小城里多少人的梦。

死党说：“这些飙车的小崽，都是矿山上下来的打手。”我告诉他，项飞家的楼前就停着一辆跑车。

他说：“我当然晓得，‘上街’的人都晓得。他天天停在门口，不就是想炫耀嘛。”

春节时我在项飞家撞见的那个又高又壮的男生叫杨德贵，街坊们说，项飞的发迹是从跟他在一家店里喝酒开始的。那是一家声名狼藉的烙锅店，外面亮着大红的灯，里面隔了许多包间，每一个包间墙上都贴着塑料花草和彩灯，靠墙摆了几条松软的沙发，许多嫖客经常带着小姐光顾这里。

项飞和杨德贵常常在这里喝啤酒聊天。几个月前，杨德贵跟着一个“大哥”去了矿山，混得还不错，就想拉项飞也一起去。项飞早就听说矿山生意红火，一直想过去“闯一闯”，但苦于人生地不熟，又没本钱，一直没有动作。

杨德贵告诉项飞：“没本钱不要紧，又不是自己掏钱开矿，只是替矿老板占矿井而已。”

那时候，省里的专家刚在M乡新勘出一大片铅锌矿的富矿区，县城里面许多有点本钱的人家，都在疯狂地砸钱倒卖锌块，就连M乡的农民，也几家、十几家一起砸锅卖铁，凑上百八十万，合伙去挖矿。

这种缺乏管制又粗犷的开采方式，让挖矿变成了拼运气。同一片矿区，有些地方挖了一两年都没挖出像样的矿石，有些地方才开挖几天，就一车一车地往外拖出品位最好的矿石。农民和小矿主每每挖出富矿，就会被矿区里几家大佬派人去占掉，占了之后马上扩建，加大开采规模——至于矿井的原矿主，随便分点红也就打发了。

大佬占矿，除了拼“名头”，更要紧的是拼“火力”，哪家打杀得凶，矿井就算哪家。所以，大佬们急需大量打手，县里的混混和山区里的彝族人都是他们招募的对象。只要不怕死，上矿山当个小打手，一年就能挣十来万；要是当上打手头头，一年能挣上百万。

项飞就是被杨德贵提到的“上百万”刺激到了，第二天就跟他一起上了矿山。

听从矿上回来的人说，矿区里三五天就有一场群架。即便是普通的群架，双方各自百十号人，面包车先开到约架的地方停着，里面装满了管制刀具，随便一方走在路上，路差不多就被堵死了。

我跟死党去过一趟，路上碰到过一群正去“赴约”的混混，听到其中一个告诉另一个说：“这种群架我跟过好几场了。我跟你说嘛，过会儿要是真打起来，我们就混在队伍后面，要是不行了，撤退的时候还可以先跑。”

那两个混混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还没变声，一口娃娃音。

我问死党：“他们这种小屁孩去打群架图啥子，长见识吗？”

“图啥子？只要跟着去，每人少说可以领一个两三百块的红包。表现好的，老板还安排吃住星级酒店，年纪大点儿的还给安排小姐。”

死党还告诉我，他曾经跟着一群混混走在M乡的矿山路上，见着一具尸体躺在路中央。打手头头让大家上前瞅瞅，是否是自己认识的人。混混们瞅了瞅都说不认识，头头立即派了两个小混混，把尸体随手扔到路边的旱沟，“碍事儿”。

5

18岁的项飞上矿山才两个多月，就凭狠劲和之前积累下的恶名，混成了有名的打手头头。

一天傍晚，项飞召集手下的混混，准备摸黑去抢些成品锌块。一行十来个人，项飞吩咐着，哪几个负责搬运锌块，哪几个负责镇住现场。

一个新入伙的小混混才十四五岁，一脸跃跃欲试。项飞问他：“到了那家锌矿厂，人该怎么砍？”

“一定往死里砍！”

旁边的混混听了都“噗嗤”笑出了声。项飞忍住没笑，右手竖起中指往小混混脸上捅，强调说:“砍人要砍身上，砍大腿，避开脖子和脑袋，尽量不要搞出人命来！”

然后项飞又让小混混把手上的西瓜刀换了：“打起架来不实用。”

那时候，矿山上出群架时最常用的武器是一种自制的“钢管刀”——钢管上焊接一把西瓜刀，颇像古代的朴刀。

那个小混混说，自己才上矿山没几天，还没来得及找人焊一把“钢管刀”。项飞把自己靠在墙脚的那把钢管刀递给他，然后打开身后的柜子，抱出一个一米半长的枣红色木盒，打开，抓起里面的东洋刀，扛在了肩上。

那天晚上，项飞带着混混们直奔一个露天锌矿厂。一伙人赶到时，工地上正亮着一盏碘钨灯，地上散落着电线、插线板和机械。矿石摞在一边，炼锌矿的砂罐摞在另一边，中间是几间石棉瓦房，窗户隐隐透着些黄光。

一个混混熟练地点了炸药包，往厂子里的空地上扔。“嘣”的一声，地上的碎石砸在了石棉瓦房的墙上和门上，房里随即一通骚乱。不一会儿，又一声“嘣”，几间房的灯光立刻就黑了。

这种“敲山震虎”是抢矿的惯用伎俩，石棉瓦房里的炼矿工人听到爆炸，就知道是抢矿的混混来了，不敢出声，更不敢出门。

项飞带头冲到厂里唯一一座水泥砖房的铁门前，扬了扬下巴，让跟上来的混混砍锁。几刀下去，铁锁还没脱落，混混们便一人一脚地踹起来，几脚，门就开了。手电一照，里面是一堆铁饼状的锌块。

几个混混连忙推车进去搬运，来回几趟，停在远处的小卡车装得已半满。

自从杨德贵和项飞两人分别在矿山当了打手头头，都在忙着经营自己的“势力”，见面就不如从前那么频繁。

一天，杨德贵约项飞喝酒。酒酣饭饱，杨德贵勾着项飞的肩，笑嘻嘻地说，过几天自己有一笔横财可以捡：“丫巴山水塘那边有个矿井出矿了，品位不错，估计是块富矿，我打算带着手下过去占了。”

项飞疑惑：“那边不是‘万马儿’的场子么？他的场子矿山上的人都知道动不得。”

杨德贵却说他打听清楚了：“那是‘陈三’的场子。因为之前‘陈三’跟着‘万马儿’干过几年，外人就以为是‘万马儿’的。其实，那就是他们陈家院的几户农民凑钱搞的。”

杨德贵手下的几个混混刚去了L市，要过两天才回来，所以一直没有动手。趁着酒性，他将自己的具体计划一五一十全都说给了项飞。

项飞点头听着，末了表示，只要杨德贵一句话，自己手下的人任他驱使。杨德贵笑着摆了摆手，客气地拒绝了。

过了几天，杨德贵带着合同书和十多个拿着钢管刀的小混混，向“陈三”的矿井奔去。与“抢锌矿”不同，“占场子”大都是在白天，混混们镇住场子，打手头头拿着东家的“融资”合同，强迫矿主签字。

可当杨德贵赶到地方时，却傻眼了。因为矿井管事的人说：“场子已经被项飞‘照看’了。”

杨德贵当即给项飞拨了电话，项飞解释说：好几家的扛把子都在打这个矿井的主意，他去占场也是他的东家、M乡首富“煤猪儿”的意思。他若不去，一方面怕忤逆了东家，另一方面也怕杨德贵下手晚了，这么好的场子遭“外人”占了去。

杨德贵听得直咬牙。

6

半个月后，项飞在龙口山赌钱，席间遇到了杨德贵。在场的混混私下说，两人虽然笑着打了招呼，但明显“生分”了不少。

在县里，混混赌钱，黑话叫做“山林赌”。赌场临时设在深山人家或林中木房里，路上有专人放哨，一旦发现警察来查，立即电话告知。“山林赌”中最流行的是一种叫做“筒子二八”的赌法，输赢很快。

当天，杨德贵运气不好，背去的30多万现金全输光了。但同一张赌桌的项飞却手气极好，天才擦黑，就已赢了60多万。

杨德贵退了局，坐在项飞身旁。几局之后，他开口向项飞借10万元。

项飞叼着烟，一只手罩着庄家发给他的两张麻将，另一只手的拇指缓慢有力地顺次翻起麻将的一角，刚够瞟清楚牌上的花色，就立马将麻将压在桌上。看完牌，抬起头，抽两口烟，望望桌上其他赌客的脸色，等庄家喊开牌。

一系列动作做完了，他像是突然想起杨德贵的话来一样，没多想就拒绝了：“牌桌上借钱闪手气，你再等等。”

等了一会儿，杨德贵再次开口，却仍遭到项飞的搪塞。杨德贵等不了，随即找赌场“放码”，再次进入赌局。

赌了一宿，杨德贵借的100万高利贷输得一分不剩。他还想再借，“放码”的人赔笑拒绝了，因为那个赌场规矩是，最高只能放100万。

而那桌“筒子二八”散了的时候，项飞统共赢了100多万。杨德贵又想问项飞借101万，把赌场的钱先还上——“放码”是1分的日利，杨德贵借了100万，每天就是1万的利息。

可项飞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也没有答应借钱。杨德贵只得在M乡和H县东拼西凑，借了半个多月才还上了“码钱”。

还清高利贷的那天晚上，杨德贵带着手下的三个混混在H县城撸串喝酒。不知是谁第一个开口，说项飞不够意思，赢了杨德贵那么多钱，也不借点给他救急。

杨德贵不说话，只是端起杯子一杯一杯地干啤酒。

另一个混混接过话来，说，幸亏当初还是杨德贵带项飞上矿山去混的，现在项飞不但不感恩，甚至还不把杨德贵放在眼里。

杨德贵沉吟了片刻，终于开口：“项飞是他妈有点儿不像话，赌钱的事就不说了，连我看好的矿井也抢了。”

老大开了口，三个混混你一言我一语地跟着拱起火儿起来。最后的结论是：“他老项早就没把你老杨哥当兄弟了。”

“杨哥，我刚才来的路上，看到老项一个人在党校门口的饭馆喝酒。只要你杨哥一句话，兄弟们喊人，过去把他做掉！”一个混混说完拍了拍胸脯，脸颊上一片醉红。

话一出，桌上一下子安静了片刻。

另一个混混的叫嚷打破了安静：“真的，狗日的老项我们早就看他不爽了！他既然无义，也就不要怪我们无情！只要你杨哥吭一声，兄弟们马上过去把他做掉！”

“是呀，杨哥你表个态！”

杨德贵沉着脸，眼睛凝视着手上把着的空玻璃杯。许久，他舒了一口气：“好！反正无所谓了，就照你们意思去办！”

项飞被砍死的那天晚上，他的那辆亮红色的敞篷跑车也被偷了，至今没再见到。

杨德贵酒醒后，知道事情闹大了，跑路了。半年多后他被缉捕归案，供述了案件始末。

项飞身上那最致命的几刀，是两个13岁的小混混砍的。那些混出头面的老混混，最怕的就是这种年纪的小混混。因为这种想出名、想上位的小混混，总想逮着机会捅死个把“大哥级”的老混混。就算被抓了，因为年纪小，也就判个几年。出狱之后，他们自然就成了“大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条人生的捷径。

后来，杨德贵被判了10年。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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