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从县局爬到省局的

1

2009年，我大学财会专业毕业，那时候2008年经济危机的余波还未消散，想在企业里找到对口的工作难度像大海捞针。于是在当年10月和11月，我分别参加了公务员考试的省考和国考。省考报了一个厅局机关，国考报了一个偏远的县局级单位。一个竞争激烈，一个有点冷门，我想，幸运的话，我兴许能考上一个。

成绩出来后，果然只有国考进了面试，随后的面试也顺利通过了。2010年10月，我接到通知前往工作单位报道，在这之前，我要分别先去省局和市局开报道的介绍信。

从省局到市局是3个小时的车程，从市局到县局是6个小时车程。我带着两封介绍信，坐上大巴赶往县城。车上乘客穿着民族特色服饰，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车窗外起伏的山川和草原，都让我激动又好奇。

赶到县局已是下午3点多，我放下行李就去报道。副局长马魏简单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就把我带到办公室进行工作交接。原来的会计苏琼看上去不过才20出头的样子，她急不可耐地把交接清单拿给我签字，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得意——她要去别的科室当科长了。

就这样，我在新单位还不到半个小时，就正式上任了。

马魏叼着烟，眯着眼睛问：“苏琼，需要交接的都整理清楚了吗？”

“马局，都清楚了，财务上这点东西，能有啥交接不清楚的，你就放心吧！”

马魏调侃似的盯着苏琼：“账户上的钱对得上吗，会计账记到几月了？凭证装订完了吗？”

“哎呀，马局，你烦死了。”

苏琼娇嗔地白了马魏一眼，在他的后背和脖子处掐了几把又按摩了几下，完全不顾忌我的在场。

40多岁的马魏笑得烟灰抖了一地：“好啦好啦，那就签字吧。”

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2010年所有的会计凭证苏琼都没装订，会计软件上的财务账她也只记到了六月份，银行对账也有问题。

但那时我是新人，对业务不熟悉，况且副局长说让签字，我哪敢不签。

2

我在处理苏琼遗留下来的工作时，苏琼总以“不记得”或者“现在比较忙”为借口拒绝，导致工作被动。出纳齐姐是一个快退休的老同志，她义愤填膺地对我说：“小吴，你就不要再问苏琼了，问了也不会告诉你。人家现在当上科长了，马上又要嫁给副县长的弟弟，领导们都捧着她，嚣张着呢。”

在接下来年底频繁的大会小会中，局长陈昌贺表扬最多的就是“苏琼”和“孙宏志”。孙宏志是县局的文秘，和我同龄，但比我早两年上班，他名牌大学毕业，聪明能干。

可能是齐姐看我还算稳重，但又不太精于人情世故，干脆就把单位复杂的人际关系、各种八卦都一一向我这个新人进行了详细地“科普”。讲到孙宏志时，她说：“这是个聪明而又会来事的人。”比如，陈昌贺住在办公室里的套房内，每个周末孙宏志都会去给他洗衣服和床单被罩。

“手洗。”齐姐强调。

“陈局长让他洗的吗？”

“他自己要去洗的，年纪轻轻就这么会取悦领导，假以时日那还得了？”齐姐满脸不屑，“你以为每次开会都表扬，是因为他们真的优秀吗？小吴啊，你可别变成这样的人！”

2011年春节前，同事们请假的请假，休假的休假，在法定假期还未开始之前，单位就已经只剩下几个人了。

正月十五过后的一个周四，陈昌贺的司机挨个跑到单位每个职工面前小声说事。我隐约听到是说晚上去某某酒店聚餐，但没有通知我，我以为是私下里同事们的聚餐，也没在意。等下午下班，我照常去职工食堂就餐，却发现食堂大门紧闭。

第二天上午，看别人不在，齐姐小声问我：“昨晚老陈请客吃饭，你没去吗？”

我一愣：“没人通知我呀。”

“你春节没有给他拜年吗？”

“拜年了，我在电话里拜的。”

“我是说没去他家里吗？或者春节回来后给他送礼了吗？”

“没有。”

“所以他才没让人通知你啊，大家都知道昨晚就少你一个人。”齐姐怜悯地看着我，“他这人心眼儿小，不给他送礼就这样给人难堪，而且大家可能也觉得你不懂事儿。”

我这才知道，原来局里的同事们逢年过节是要给陈昌贺送礼的，就连食堂做饭的师傅都会送。

“特别是春节，低于1000元的礼物老陈都看不上。”齐姐整理着票据，“大家一般就是给他送些烟酒和茶叶，他再去楼下的烟酒行卖掉。”

那一年，我每月的工资还不到3000元。

3

2011年三月刚过，市局下了人事通知：本次面向偏远的四个县局，各抽调一名表现优秀的同志到市局工作，每个县局推荐三名。

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大事，因为市局已经很多年没有从基层抽调过人了。对于县局干部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虽说名义上是抽调，但等抽调期满，一般都会被正式调过去。

我们县局推荐的三个人选分别是苏琼、一名老同志还有我。人选怎么定下来的我全然不知，领导在做决定的时候也未曾找过我谈话。大家纷纷祝贺苏琼，看上去她去市局上班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当大家都在拍苏琼马屁的时候，齐姐偷偷让我看坐在办公室一角的孙宏志——他正发着呆，头发脏兮兮地粘在额头上，目光暗淡。

“小孙，你怎么跟霜打的茄子一样？”齐姐开玩笑。

孙宏志咧了咧嘴角，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微笑。

要说那时候，苏琼在市局也算是小有名气，她之前曾代表县局参加过系统内部的演讲、辩论赛，又在各项系统内部的专业技能考试中名列前茅。当然，她插足副县长弟弟的感情关系、成功上位的八卦，更为大家津津乐道，让她名气更大。

但孙宏志也不差。他原本以为这两年的“付出”能换来领导的青睐，至少会在被推荐的三人名单里，但他还是低估了领导的“大局观”——如果把他列进推荐名单，就会和苏琼形成竞争。领导要确保苏琼的“借调”不会有任何竞争压力，所以他自然不在考虑之列。

因为这次打击，孙宏志由原来勤劳温顺的“好同志”，变成了一个横冲直撞的刺头。在工作里，不管是谁、什么事情，他都没有好态度。很快，他就和副局长马魏大吵了一架。

对于被列进名单的我，在同事们眼中不过是“炮灰”一样的存在。

可在6月底，随着市局的通知在公文系统内进行了下达，一颗响雷炸在了县局上空：“市局决定抽调吴卫同志到财务科帮助工作，请该同志于7月1日准时到市局报道上班。”

这个通知炸得我有些懵，感觉外面的世界一片模糊，看不清楚也看不透。

有同事惊讶地对我说：“小吴啊，深藏不露啊。老实讲，是不是上面有人？”

一直看苏琼不顺眼的齐姐更是兴奋：“低调还是好！不像有些人，啪啪打脸的感觉可不好受——我说小吴，怪不得只有你敢春节不给老陈送礼，原来背后硬着呢。”

我哭笑不得。

领导们决定在我调走后还是让苏琼继续接上会计工作，等过几个月2011年的新人来报道了，再让她交接出去。

在我报道截止的最后一天，苏琼才在领导的催促下来接手工作。她黑着脸，把我移交给她的资料摔得啪啪响：“你的账为什么还差一个月没记？”接着转身要走。

“现在系统升级，市局通知这个月暂时不记账。”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交接给我就要全部记完！”

“你去年交接给我的账记了几个月？”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发火，“是不是1到10月都没记？”

苏琼白了我一眼，在桌子上用力拍着鼠标：“这破鼠标还不扔了——去，把09年以前的账簿全部拿出来。”

“09年以前的账簿放在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我没动过，交接的时候你也没给我。”我压住火气。

“我不管，现在交接，我就是要这些，谁让你当时不问我要。”

“你爱接不接，我可没逼你来接手我的工作。”我把手中的记账凭证摔在桌子上，“做人不要太过分，我虽然是新人，但不代表你每次都可以这样蛮横无理！”

和我同一批借调到市局的另外三个人，都各有背景：一个女同志的父亲是市里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一个男同志家里是做金属矿开发的，全身都是我叫不出名字的名牌，一到周末就去省城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没多久他就调到省里某局机关上班了；还有一个女生，据说是某个领导的人，有次这位领导喝大了，有人忙去往酒店送水果时，正撞见领导在套房里抱着这名女生。

所以这四个人里，可能只有我是阴差阳错被调来的——为什么市局当时会选择我，直到2016年我离开市局时，才斗胆问了主管局长曲向斌原因。他意味深长地说：“小吴啊，有时候呢，有关系的还不如没关系的。”

后来在为我送行的饭局上，市局秘书告诉我，正因为苏琼是副县长的弟媳妇，所以市局领导才不考虑她的。

4

2012年7月，是我抽调到市局满一年的日子。市局里几个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同事，一再提醒我，让我给市局局长侯迪书、主管局长曲向斌还有主管人事的局长送个礼，特别是侯迪书，要去他家拜访一下。

但我确实懒得走送礼办事的歪门邪道。私下饭局上，我向他们解释：“人生苦短，何必为了些蝇头小利去做一些自己不愿做的事。我这不是在装X，当然我也不是一个高尚的人。”

“你这就是在装X！”几个同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现在办事哪有不送礼的？”

“人生的志向不应仅限在此，你看我们县局的孙宏志，不是说辞职就辞职了？”我跟他们提起了两个月前辞去了公职的孙宏志。这件事在县局和市局引起了很多关注，因为之前这个地方还从未发生过公务员辞职的事。

“志向？”一个同事略有醉态，“陈昌贺可不是这么说的，他告诉别人，敢和他作对的人，就不要在他的局里混了，我倒是听说孙宏志是被逼辞职的。”

他说，因为孙宏志未满人事合同里的最低服务期限，最后是按“旷工15天”辞退的。

7月底，市局的决定下来了。两个女同事正式调到市局上班，而我因为“工作需要”，继续被借调留在市局，延长时间“待定”。

我和父母聊起借调的事，他们安慰我：“有借调这个机会已经不错了，市局不调就算了，这也不是咱能控制的事。歪门邪道的事咱别干，不管在哪儿都要把工作干好。”

此后，更多的同事跟我聊天时都明示或者暗示，“延长借调时间”不过是在给我最后的机会，要“抓紧时间给领导表示表示”。我每次都会谢谢他们，但还是难过自己这一关。暂且不说我没钱去送礼，就是把礼物准备好，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把礼物送出去。我想象了很多个送礼时的场景，但每一个都是让我有种无法呼吸的感觉。

11月底，科长找我谈话，说市局开会决定，我的借调期结束，需要回县局上班了。

几个了解情况的同事为我送行，几杯酒下肚，纷纷为我错失机会而惋惜，反倒是我开始安慰他们：“我作为新人，刚上班没多久就能借调到市局工作已经很开心了，而且借调了一年半，学习了不少。”

2012年12月，我刚回到县局上班，单位就开始发放目标考核、精神文明、未休假工资等相关奖金，这是每年除了工资外的唯一奖金，对于一个月工资不到3000元的科员来说，数额很大。

按照借调的政策，借调人员都是原单位发放工资奖金，但陈昌贺拒绝给我发放，理由是我这一年没有给县局工作，最多给我发12月这一个月的。

5

回到县局后，局里的会计已经换成了一个去年上班的新人，不是财务专业出身，对会计完全不懂。因为苏琼急于扔掉这堆烂摊子，所以在借调走后不久，马上抓住2011年唯一来的新人，把会计工作交了出去。

后来听说，在我回来的两个月前，也就是2012年10月底，市局对县局进行了2010年至2012年三年的内部审计，没想到，这次审计，暴露出了苏琼和新会计极差的业务水平。市局的马姐对县局混乱的财务记录大发脾气，要求县局彻底整改：“你们这样账账不符、账实不符，还涉嫌私设小金库！这些行为查起来，一把手是要被直接就地免职的！”

11月底，县局要把整改好的财务资料向市局反馈，总共两大箱子的账簿和记账凭证需要带到市局，齐姐就找陈昌贺派公务用车，没想到陈昌贺居然火冒三丈。

“错误是你们犯下的，还好意思让县局派车送你们？”陈昌贺说，“多光荣的事吗？”

“公务用车是你家的吗？”齐姐当场就在办公室发起飙来，“那些错还不都是苏琼犯下的？你把她整走了，我们现在是在给她擦屁股，难道还擦错了吗？”

“你是出纳你不知道吗，还往别人身上推，你还有理了？”

“我是出纳，但我能管着她审核报销单，管住她胡乱做账？我可没贪污一分钱，那些账都是谁报的？那些字都是谁签的？”单位里面，每年的公用经费大部分都是被办公室主任和陈昌贺的司机报销了。

“你说谁贪污了？”陈昌贺一听到“贪污”这两个字，立刻就炸毛了。

“谁贪污谁知道，把单位的车当成你的私家车，那是公务用车，不是你家的！”

两人在办公室吵得不可开交，压抑了多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你就是贪污犯，你就是个大贪污犯！”

“你去告我啊，有本事你去告我啊！”

争吵在两人复读机一样的高分贝叫喊声中慢慢结束，最后，公务用车还是没给派。齐姐和新会计带着两箱资料坐着长途汽车去的市局。

那时候，县局最好的车就是陈昌贺的专车，其他人连坐一坐的机会都没有。

到2014年，“八项规定”日渐严厉，陈昌贺终于自己买了一辆车，但是车辆所花费的燃油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还是以公务用车的名义，在单位报销。

我的2013年和2014年转眼就流失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穿着制服赶往更偏僻的村子扶贫；两会期间开着车在街道上值班；在内部刊物上发表文章；认识少数民族的朋友，了解更多的当地风土人情。

工作不会让人疲倦，让人疲倦的永远是工作环境中的人。我避免让自己陷入县局里复杂的人情世故中，避免留下男女作风问题的流言蜚语，不对领导卑躬屈膝，不为多报几百元钱费尽心思弄虚作假，也不为了年底的“评先创优”拉关系抢选票。

但春节来临时，我还是做了自己最不想做的事。

关系好的同事邀我一起去给陈昌贺拜年：“如果再不给他拜年，你就等着他给你穿小鞋吧。如果心里过不去这道坎，你就当是给长辈拜年了，不过多花点钱而已。”

我思量再三，还是随同事一起，买上烟酒在春节放假前给陈昌贺送了过去。

2014年8月，市局财务人事变动，原来的会计被调到外地，需要有人填补岗位。在合适的候选人选名单中，领导们再三权衡，觉得只有我能马上胜任市局复杂的会计工作。

这次依旧是借调，通知很快到了县局。对于再到市局上班这件事情，我是犹豫的，省里对公务员的基层服务期限要求是五年，在县局再干一年，我就满了服务期，可以参加中央或者省里的遴选，但市局不算是基层。

但这个事情，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能服从安排再一次到市局上班。很快市局的两个基建项目就上线了，我奔波于各个相关单位之间，无暇顾及其它。

6

2015年是市局风云陡变的一年，一直处在不断被审计的状态下，我也被一拨又一拨的审计搞得焦头烂额，渐渐的，审计的矛头逐渐清晰地指向了市局一把手侯迪书。

这年11月底，侯迪书找我谈话，说我是一个踏实肯干的人，市局决定把我正式调过来。但刚进入12月，他就因为严重违反“八项规定”被就地免职，同时，包括曲向斌在内的两个副局长被“记大过”，两个科长被“记过”。

但我心里还是很感谢侯迪书，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出事前一刻把我调进了市局，而且，我的正式调动刚好是在5年的基层服务期满之后——这样如果以后有遴选的机会，我就符合要求了。

“八项规定”执行的力度越来越大，侯迪书的免职给市局敲响了警钟。财务工作更加难做，尤其是基建方面，一道又一道的程序，不能有一点差错。

但很多事情，并不是一个小兵说的算的。每次关于财务的培训上，老师都会讲到，要做好一个单位的会计，必须要有得罪领导的勇气。可是现实中，谁能做到这一点？

2016年，中央遴选开始后，我决定报名参加。我知道局里还有别的年轻人也想参加考试，但都迫于压力不敢找领导签字。因为往年市局里参加省上的遴选的人，没考上的都会被侯迪书“贬”到县局，侯迪书曾说：“一天到晚就想着往外跑，不踏踏实实干工作，我们局怎么就亏待你们了？以后就给我老老实实在县局呆一辈子吧，别想着再给我考走！”

曾经有一个参加省里遴选的女生，在考上后，找了侯迪书三次，送了三次礼，侯迪书都没有同意给她签字：“对我们局有什么不满意的，你说出来，我们培养个人容易吗，怎能说走就走。”

女生最后只好说，如果单位不给签字，她只能选择辞职了。这样才在办理手续的最后期限前，拿到了签字盖章。

我先去找了主管局长曲向斌，他鼓励我说，有志向就应该把目光放长远，而不应该局限在我们地区这个小圈子里，但最终还是得一把手决定：“你去找局长好好说一下，要是侯迪书在可能就不让你考了，但这个新局长应该不会再卡你们了。”

不管能不能考上，我都必须去找新局长签字。

“我服务期已经满5年了，这5年我勤勤恳恳地工作，这次报中央遴选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家是外地的，像我这种既没关系又没钱的，只有考试这一条出路。”我跟新局长说得很诚恳，“希望局长给我这次机会。”

“我们有规定说可以考吗？”他不等我回答，又接着说，“你稍等一下，我打电话问一下。”

他打给人事科，人事科回答他，符合考试的规定，但我市还没有公务员参加中央遴选的先例。新局长又问其他市有没有先例，回答说，参加中央遴选的在省局系统里还没听说。

新局长又打给省局人事处。省局人事处展示了一贯的工作作风：这事由你们自己决定。新局长沉思片刻，又打给了省局负责人事的处长。处长告诉他：“只要符合规定，原则上都可以考。”

挂下电话，新局长斟酌良久，才抬头扔出一个问题给我：“如果考上了，那么你就去北京上班，但是如果考不上呢，考不上怎么办？”

“考不上怎么办？”我愣了一下。

“嗯，考上了你去北京上班，考不上呢？”他重复了一遍，不再看我。

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收起脸上的微笑，盯着他说道：“考不上就还踏踏实实地上班，不然呢？”

“你先回去，等党组开会研究决定了再通知你！”他转头开始处理文件。

7

最后，我还是拿到了签字盖章，但中央遴选我未能考上。紧接着，省里的遴选开始，我又报名了。

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加班到凌晨，第二天的考试浑浑噩噩。成绩很快出来了，我以倒数第二的名次进入面试，笔试成绩和前面的人相差很多，感觉基本上没有考上的希望。

遴选考试只要是进入面试的，都要政审。对我政审的时候，我正在外地出差。来政审的同志就找了我的办公室同事、科长、主管局长、正局长，分别进行了谈话。这样大张旗鼓的阵势，让市局的同事们都以为我已经考上了。曲向斌还特意打电话给我：“小吴啊，恭喜你啊，我就说你是个人才！政审的来了，我还说他们把我们的人才挖走了。”

这让我着实有些尴尬。

面试时，因为觉得希望不大，所以我的心态特别轻松。面对9个面试官，我竟一点紧张感都没有，将心里真实的想法都说了出来。

面试成绩是当场公布的，在我报考的那一个岗位的面试里，我意外拿到了最高分，弥补了笔试成绩的不足。于是我以黑马的姿态，通过了遴选考试。

整整6年，我从偏远的县城一步一步到了相对繁华的省会城市。这段人生岁月里，机关生活磨平了我多少棱角，我还保留了几分初衷，大概只有自己才知道吧。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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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