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归乡路

正东街在县城的东边，靠近从前的水运码头,是一条小街。街两旁都是高矮不一的砖房与木楼，中间是一道青石路面，石板光滑，历经了许多年，数代人的磨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也不知什么时候起，街上的居民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

每日凌晨两三点，两旁许多家户的门悄没声地就开了，人们从门里闪出，默契地开始各自忙碌。

静夜里，一条小街上人影幢幢，如百鬼夜行。只有街南边的屋后头，黑黑的浏河水静静流淌。

不多时，人们渐次闪进门去。再看路两旁，杂物摆了一地，五花八门，有自家的老门板，旧床板，晒干菜的圆箕，拖把、扫把，有的人家甚至将餐桌上的竹篾饭罩都拿了出来，占了一席。

再过一个钟点，车轱辘的声音在小街尽头响起，拉车的、挑担的、挎篮的菜贩们三三两两走进小街，各自选好地方，挪开地上的物件，摆起摊子。卖肉的掀了车上的油布，架起挂钩，板车就成了货架，油灯挂上架，一块块肉挂起。卖菜的放下挑子，铺开一张塑料布，仔细地将挑子里的时令蔬菜整齐地摆放上去。

路边的一家面店跟着赶早开了张，晕黄的灯光，灯下飘散着煮锅的蒸汽。码子的清香与油货的浓香一齐往外涌，总能引得几个馋嘴的汉子撂了摊子，进去吃上一碗。

面店店家姓冯，做生意实在，面条下得扎实，码子也地道，肉丝面一毛二，排骨面一毛五，牛肉面两毛，一排宽瓷碗早已布好了底，店家大勺舀一勺骨头汤，哗啦啦依次倾入汤碗，酱色的汤底一水儿平，腾腾冒着热气，煮锅揭了盖，沸腾的面汤如涌泉，掀起细细的游鱼般的面条，店家长竹筷夹起面，长柄敞口的竹捞箕探底一捞，便是一小箕白而晶莹的面条，箕口略倾，面条斜斜坠入汤碗，入碗时长竹筷平平地外拉快抽，面条在碗里摆成一个折叠，小铁勺舀起码子，抖三抖，剩小半，浇在面上。客人自己来端，踅回桌前，加点干椒末、倒些醋，筷子探底翻起面条，拌匀调料，呼噜呼噜地吸。若没吃饱，再加根三分钱的油条，蘸着碗里的汤汁，格外饱肚。

日头在对河的天马山边露出半个头，小街也热闹起来，买菜的人从小城的各处聚了过来，涌进小街，缓缓地走，细细地看。

不久，街边各家的门打开了，主人走出来，寻摊主拿回占位的物件，顺便收费。

摊位费看着生意大小收，卖小菜的二到三毛，屠夫摊子五毛到八毛，若是固定了摊位的熟人，价钱早已讲好，见面道声早，收了物件，摊贩租钱悄没声地递上，主家悄没声地接了，贺一声：“生意好啊，发财发财。”

“借你的好码头，混口饭吃。”摊主客气地应。

太阳斜斜地升上来时，财税所的干部也来了，收屠宰税。手里拿着完税证，现填现扯，遇见没开张的屠户，先等着，或者自家也买些菜，或者踅去面馆吃碗面，回头再来，总等到肉铺开张了，“没进钱，先出钱，生意人忌讳。”老税干教着新税干。

也有起得晚的主家，懒洋洋地开了门，嘴上挂着未擦净的牙膏沫，抻着懒腰，擦着目屎，低头看看家门的摊位，已经空了，卖菜的发利市，早收工。他也不急，寻到面馆去，自家的物件与租钱一准在那放着，顺便吃碗面，就当答谢老冯家的保管。

正东街的一天，就这么热热闹闹地开始了。

1

正东街上有一位老汉，占地收费是行家。

无需闹钟，早二点准起，自家的旧床板、扫帚、筲箕都拿出来占地方，每次总要占三、五处。天蒙蒙亮时又起，赶出来收钱。也不管菜贩有没有开张。有人嘀咕，钱给得不情不愿。“早晚开张，早给早发。”老人嘴里挤出一句，手伸着，不放上钱，就不收回去。

老汉瘦高的个头，清癯矍铄，一双眼犀利，像要看到人心里去。

老汉占街看心情，有时候多摆，有时候少摆，两三个位到三五个位子不等，自家门前摆完，左右邻居门前也占，偶尔还摆到对街去。

初时有邻舍不忿，找他理论。

“今天我摆，明天你摆。”老汉说得云淡风轻，“勤快有钱赚，你想学我，就是十点钟摆起我都没话讲，只要不妨碍人走路噢。”

邻居被话噎住。

便有街坊劝架，“不要争了，家门前也是公家的路，明天早点起就是。”

吵事的就坡下驴，噤了声，讷讷地往回转。

老汉收了租钱，街上走一走，买几样时蔬，偶尔为孙子称一块肉，一手提菜，一手背在身后，像一个巡视麾下的将军，一步步走得威严，慢慢地踱回家去。

他从来不在面馆吃面，即使遇着老冯家招呼，也只淡淡地点头，说句客气话，“生意好啊，家里做了，回家吃。”

木门吱呀地打开，老汉回到家，屋里黑漆漆的，只临河的厨房亮着灯。老伴起身了，忙活一家人的早餐，胖胖的身型在狭窄的空间里蹒跚来去，笨拙又巧妙地避开摆在地上的坛坛罐罐，煤灶已经启开，换上了新煤饼，火力足了，汤锅里的水开始沸腾。

老汉踱过去，买的新鲜菜扔在灶台，再抬头看着灶台高处小窗照进的微弱天光，探手伸到墙边，拉熄了灯，嗔道，“天亮了点灯，你捡了钱吧！”

然后背着手，沿着木梯慢慢地上楼。

楼顶有一个吊脚的阳台，几根木柱直插进河水里，

老汉站在阳台上运动，扩胸，呼浊吐清，略动几下。歇了，口袋里抠出一包红盒相思鸟（旧时香烟，现已停产），点上，望着一河荡漾的清波。

这一弯河水与五十年前并无两样，他总喜欢在这个阳台上，跟女儿、孙子说起自己年青时，到县城的第一个月，就跟着商队去上海的情形。

老汉名叫李满，正东街上的老住户，却不是浏阳人。

2

李满初到浏阳时，十分狼狈。

他本是贵州遵义人，军阀斗争中被抓了壮丁，当了娃娃兵，辗转加入三十五军（唐生智旧部），改编后，并入十九师，驻守长沙，1929年，“鲁涤平事件”中，弃甲投戈，成了逃兵，“枪爆豆子一样响，刚认得的长沙伢子易宝中了流弹，捂着脖子跑了几十步，仰躺在地上。我扔了枪就跑，好歹捡回条命。”李满后来说。

（鲁涤平事件：鲁涤平，时任湖南省主席。1929年2月，长沙驻军十九师师长何键联合原桂系军队第十五师及五十二师发动对鲁涤平部的突袭，鲁涤平溃败，率十八师退入江西。)

李满逃到了浏阳，在城外脱了军装，十七岁的伢子随着人流进了城。

浏阳是个山城，一湾碧水环绕，对岸天马山巍峨，山下是碧绿的田野，河这头是小城中心，山岭间的大片平地，几条老街，一栋栋旧屋，拥挤、繁华，带着市井间的喧嚣与宁静。李满走在街巷间，惊魂初定，开始思虑谋生。

想着自己年轻，一股子力气，总能找到事干，谁知第一桩就败在了沟通上。

之前，本在长沙驻扎了一段时间，长沙话不会说也听得懂些许，哪知进了浏阳，当地话完全听不明白，又不识字，倒像聋子进了城，只会张嘴打哈哈（浏阳话偏赣方言），在路上流离三日，几乎饿晕。

第四日，踉跄踅到一家脚行（挑夫行），见众人围聚着吃饭，他也凑了过去，桌上摸了个空碗，在饭甑里盛了一大碗红薯丝糙米饭，三两口扒完，欲待再吃，被按住了。吃下饭了有了力气，三个挑脚的按他不下，苦力们都涌了上来。他仓促间灵光一闪，用蹩脚的长沙话喊了一句，“我做得事，讨口饭吃！”

众人一愣，倒松了手，为首的一个光头中年人，用同样蹩脚的长沙话问：“找事做？么子（什么）地方来的咯？”

李满扭头四顾，望见墙旮旯处两捆劈柴，扎实满当，怕有两百斤，走到近前，双手运劲，提着就走，小街上走了个来回，放下，脸不红，气不喘。

在光头赞许的目光里，李满咧着嘴笑了，他早该想到的，这里的人说话他不懂，人家总能听懂省城话啊。

凭着两捆劈柴，李满通过了挑脚头的面试，安心端着碗，加入围桌的人群吃饭，那天桌上有两个菜，一碗炒大白菜，一碗辣椒拌干萝卜条，李满菜吃得克制，饭撑得扎实，六碗红薯糙米饭下肚，没敢再吃。

3

挑脚队伍十来人，每人两百来斤夏布，一根扁担挑着去上海，风餐露宿，夏布金贵，“人绊不要紧，护得货周全。”老陈反复念，李满听得真，担子挑得稳，不管在哪歇脚，挑子放下，先罩一层油布，挡雨避尘，老陈看在眼里，直道李满年纪小小，做事老成。

（注：夏布，浏阳特产，苎麻为原料编织而成，沤池自然发酵加工，夏季穿着特别凉爽，属上成面料，夏布鼎盛时，浏阳城中家家有沤池。）

做满三年挑脚，李满深得脚头老陈的赏识，翌年春上，老陈单请李满回家吃饭。

那一天正是立春，老陈住在交龙巷，屋北一栋青砖大屋，将他家的小木楼遮得终日阴暗，二人坐在厅里喝酒吃菜，老陈的婆娘与女儿忙消停了，躲进厨房。席间老陈借着酒劲坦陈了自己的心意，直言自家子息单薄，只得一个女儿，想招李满做个上门女婿。李满愣了，酒意上头，老陈家的女儿，他只模糊看了个侧影，单薄的身形，瘦削的脸，一根稀疏的黄辫甩在脑后。

沉默良久，李满还是拒绝了，“寻了师父的女儿，是我高攀了。但我的崽，还是要跟我姓的。”他诚恳地作揖，敬了恩人一杯酒，轻轻放了筷子，告辞出门。

老陈终于将女儿嫁给李满，已是四年后，女儿虚岁二十了，在旧时，年岁算是不小了，穷苦人家本没得挑，老陈招赘的想头更是让自己原本就不重的天秤一边少了砝码，他仍是固执地等待，直到听到那个消息。

日本人打进来了。

原本小城人只当笑谈，大清国倒了，百姓也还是过生活，日本人打进了国门，又有什么要紧。

直到某日脚行最赚钱的夏布运输生意也停了，“日本人占了上海，夏布停运了。”脚行老板遗憾地宣布这个消息，“以后运豆豉吧，跟船走水路，工钱月结。”

脚夫们黯然，豆豉不比夏布，短途的多，或者跟船，工钱少许多。

大前方的消息来得一个比一个凶，小城里，举丧的也渐渐多了，一些亲族中有人参军的贫苦家庭陆续迎来了丧亲之痛，远近鞭炮噼啪地响，刚刚冬至，却似过年，冷风卷着纸灰飘飘洒洒，喧嚣的声响里街市萧索，人们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浏河一湾寒水，拥着小城进入严冬。

各种传言雀起。

“见人就杀，管你拿不拿枪，平民百姓也杀，几十万人杀掉了。”有人带来南京的消息。

“日本鬼子会念咒，叽里呱啦说话，人就动不了了，女的糟蹋，男人杀掉。”有人说得活灵活现。

“国难民殃，和当年张献忠屠城有得一比。”（《浏阳县志》记载，“崇祯十六年九月，张献忠陷浏阳，死者枕籍，村市为墟。”）

老陈就是在传言满天飞的时候，急急地将女儿嫁给了李满，李满出了十个大洋作聘。出嫁前一天，老陈郑重地嘱咐女儿，“我们是清白人家，鬼子要真打进来了，没地方躲，你就去投河。”

婚酒就办在老陈家堂屋，脚行兄弟、陈家亲戚，满满当当坐了两桌，战时物价贵，四个银元勉强办了这场婚宴，一桌十个菜，六荤四素，不丢面子。新人祝酒时，李满先拉着婆娘（浏阳话老婆的意思）端着酒走到屋外，向着西边跪下，膝下这一片黑土，隔着山水连着故乡，他磕下头去，用乡音喊着爹娘，“满弟成家了，等太平了，就回去看你们。”

4

新婚后，李满住进了岳父家，在那栋看不见天光的房子里过了十个月的安稳日子，远方的消息传进山城，像跋涉了千山万水后疲惫的鹰，少了凶猛与戾气。挑脚行早已歇班，李满经人介绍，去了黄家当工。

黄家是城里大户，世代经营花炮、夏布，广置物业、田产，黄家当家的却只比李满大几岁，父亲早殁，接手家业早，年纪轻轻，为人忠厚，经营几年，在小城里有不错的名声。李满在他家做杂工，颇受优待。

此间，李满妻子害喜，肚子悄悄地胀起来了。

虽逢战乱，但未流离，虽离故乡，却成家业。李满以为人生的际遇如枯木逢春，一切向好，生活如暴风骤雨中偏僻石崖下开出的花朵，虽然贫瘠，好在安稳。

那一日立冬刚过，黄家厨下要磨豆腐，李满从地库扛出一袋黄豆，走在廊中，空气中传来嗡嗡声，一阵紧一阵急，李满正疑着大户人家吃食好，这冷的天还有苍蝇，一连串的巨响传来，吓得他扑倒在地，好歹当过几年兵，立时明白过来这是爆炸声。

黄大当家的在后院呼喊着众人，都躲到地库里去，李满却立起身子往前院跑，他急着回家看看情况，跑到前院，却看见了跌坐在地哇哇大哭的黄家少爷。黄家少爷彼时年仅五岁，几时听过爆炸声，李满将他抱起，送入了后院地库。

待再冲上街，已是满眼狼藉，几处地方炸塌了屋，漫天的浓烟中，飞机在低处嗡嗡地响，空中机枪的哒哒声与地上远近的爆炸声不绝，路上横着死尸与呻唤的人。

李满忘了自己是如何回到家的，只是远远地望见那栋缩在青砖大屋后的小木楼尚且完好，心里舒了一口气，却不知婆娘被爆炸的气浪掀倒在河边的菜土中，已然流产。

一两日后，全城举丧，城里的礼生（主持丧礼的专业人士）开始串场，锣鼓班子不够用了，四乡的也进了城。

李满向黄家告了假，投着大户丧家去帮忙，分得点平日难吃上的荤菜，给小产的婆娘补身。

（注：1938年11月，日军首次空袭浏阳城，出动战机27架，扫射、轰炸浏阳城一个多小时，死伤800余人。）

5

空袭不久，黄家遣人喊李满回去上工，因救过少爷，当家的给他涨了工钱，凡事高看一眼，私下也透出了雇他做长工的意思。

就连李满婆娘，黄家人也给她找了事做，给刚出生不久的小少爷当奶妈，黄家少奶奶体弱不发奶。小产后的李满婆娘却每日前襟透湿，乳汁如流水，正好来喂黄家小少爷。

寒来暑往，又是一年，日本鬼子来了复去，消停了一年，期间李满婆娘又小产了一次，怀上了，没保住。

民国三十年正月，黄家大当家破天荒地带着账房孙先生到李满家拜年，寒喧后怀里摸出一份房契送与李满，权当是报当日救子之恩。

李满惶恐拒绝，大当家执意要给。

最后还是孙先生想了个折中的法子，这套房子，大当家让利，李满贱价买下。李满摸出了藏在厨房酱缸下的十八个银花边，大当家略一思量，取了五个。

孙先生重拟房契，作了中人，双方签字画押。

出了正月，李满携妻住进了那栋住于正东街的临水木楼。

二月，黄家又添新丁，李满封了十二个银元的贺礼，大当家要退，李满死活不肯，直道那栋屋自己已赚了大便宜，再添一倍的钱数，也换不来的，如今只是贺喜，当家的不该拒绝，说得大当家也是无话。

过得几日，李满夜里歇了工，大当家请他喝酒，推杯换盏喝到一半，大当家问李满，有什么困难，可以提。

李满犹豫了半天，期期然提了个要求，想与黄家结个干亲，黄家子息旺，自己婆娘肚子却不争气，结个干亲，借了黄家的运，看能不能种下李家的种来。

大当家听得哈哈大笑，大当家亦是青年，无甚顾忌。当场叫来大少爷，在侧厅行礼。

扭扭捏捏的李满第一次坐上了太师椅，粉雕玉砌的大少爷，脱了瓜皮帽，跪在他面前，规规矩矩地磕了三个头，脆生生地叫了一声干爸，奉上一杯新沏的茶，李满喜笑颜开，高兴地伸手在空中虚画一圈，没口子应了，顾不得烫，嘬了一口茶，撂下茶杯，将少爷一把抱过，怀里摸出多年积攒的最后一枚银元，作了干儿的见面礼。

9月，日军飞机又来了，防空警报呜呜响起，李满带着再次怀孕的婆娘躲进了防空洞，再出来，中枢镇（现浏阳城区）里一片烟尘，人们木讷地清扫残骸，李满小心翼翼地扶着婆娘，“没有不舒服不？”他紧张地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舒了口气，伸手无意识地在空中虚画，大声赞着，“还是黄家运势高。”

11月的，一天深夜，防空警报再次撕裂夜空，李满从床上蹿起，一床被子裹起婆娘，横抱着就往外跑，一路冲进防空洞才放下，“颠苦我了。”婆娘一声接一声地呻唤，轻声嚷着，“憋尿不住，肚子痛。”李满就着昏暗的灯光看见婆娘裆下漫开的血渍，孩子又没了。（注：1941年9月底、11月中，日军对浏阳城实施了两次轰炸。）

自此以后，李满婆娘的肚子就像一棵孱弱的藤，挂果即断。不仅如此，每次空袭警报呜呜响起，她都会吓得尿裤子。

李满仅有的一个孩子出生于1949年，日本投降后，干亲黄家派人到长沙请来名医，转了二十余付方子调理，中药熬水喝了千把斤，终于筑牢了李满婆娘的肚子，怀胎十月，诞下了一个女孩。仿佛毕全功于一役，李满婆娘的肚子此后再无声息。

“搭绊了你舅外公一家，不然我要绝后咯，哪里还有你噢。”多年之后，李满与孙子说起此事，心有感念。而此时，孙子钢皮尚值总角，听得似懂非懂。

6

正东街有钢皮的童年。

钢皮出生在正东街，对于这条街的回忆，印象最深的，是他表舅家的一场丧礼，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钢皮十多岁时，爷爷带着他去表舅家磕头。

表舅姓黄，解放前家族世代经营花炮、夏布，是浏阳城里数一数二的大户，解放后散尽了家财，家人得以保全。八十年代，改革春风吹来，表舅一门心思做起了生意，初时倒粮票，后来托关系办了份介绍信，在几省间倒换物资，又发了起来。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时，舅外公过世，久旱逢甘霖的家境，盈出了黄家人血脉中带的礼性与传统，于是舅外公的丧礼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山城最隆重、最讲究的丧礼。

彼时，表舅家两进的院落，是落实政策后归还的。院门口低调地挂着一幅挽联：“七旬辞世，三代同悲。”院门虚掩，掩不住里头的锣鼓喧天。有客到，门一推开，司炮一挂短鞭点燃扔进竹篓，吹打班子锣鼓响起，内里梁上挂着白帷，挽联一进一挽，总成单数，孝子孝孙披麻戴孝在香案左右跪下，客人灵前上香，左右都有司礼，礼毕请入偏房喝茶。

屋后河滩边开起了十几桌的席面，也不知表舅淘换了多少肉票、粮票，动用了多少大小关系，才撑起了这场大宴，正餐八荤二素，平餐六荤二素，平日里年夜饭才看得到的菜肴通通上了桌。

正是冬日，舅外公先停灵七日，然后举丧，按老传统，成服、中斋、上山。

钢皮的爷爷带着钢皮赶早去了表舅家帮忙，适逢表舅出门，大马路上撞见，表舅扑腾一下跪倒，以头磕地，钢皮吓到了，只看见爷爷急忙上前扶起表舅，忙不迭地劝慰着。两人移到路边，表舅细细说着父亲的忽然离世，“我去长沙时，他还好好的，没想到过了两天就搭信来说不行了，还没有回家，就过了身。”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爷爷也哭，“几十年的干亲，说过就过了。”恸哭得老泪纵横，倒要表舅来安慰他。

爷爷哭了半天才止，抚着表舅的背只是叹气，“我去帮忙，我孙也去，要我女婿来不？”

“不必劳烦，你帮帮，你们一家我都放得心。”表舅说。

钢皮和爷爷每日去帮忙，钢皮年纪小，无外乎做些端茶送水的杂活，表舅看爷爷年纪大，也予优待，塞给他一把扫帚，只做内院的清扫。偶尔歇歇，爷爷就搬条板凳，坐在灵案后的，抚着棺与舅外公说话，他说得快又急，钢皮听不清。

“舅舅为什么要下跪？”舅外公的丧事过去许久，钢皮问爷爷。

“他们家是知老礼的，”爷爷说，“对联幅数、灵牌上的字数都取单，合大小黄道，香案、锣鼓都是老班子，举丧期间孝子孝孙见人行大礼，都是老规矩。父母辞世，儿子就是罪人，下跪是赎罪呢。”

“他们家是好人呢，”顿了顿，爷爷又说，“轻财好义肯帮忙，不是他们家，我们怎得能得着这处房产。”爷爷手一摆，钢皮环目四顾，只见晕黄的天光下，高而宽的门梁、阴恻恻的家具在角落静默，门外早已暗了天光，偶有路人经过，聊天的声响顺着门洞飘进来，这是一栋二层小木楼，前门临街，后门临河，位于小城老街正东街的正中。

7

钢皮七岁时，爷爷已经七十多了，老人嘴碎，钢皮好奇，爷爷总是说许多故事给他听。

“日本人恶啊，猪羊杀尽，又杀人，天马山下有千人坑。”

“你奶奶是个漏葫芦，怀了许多，只活了你妈一个。”

“黄家人好啊，跟我们这种下人结干亲，帮衬了我们家不少。”

“你爸是招郎招到我家的，他倒是爽快，他们家六个儿子，也有底气咯。”

钢皮很早就知道，爷爷其实是自己的外公，妈妈姓李，他也姓李，爸爸姓彭。而过从甚密的表舅一家，不过是爷爷从前的雇主，因结了干亲，妈妈才有了一位干哥哥，爷爷不过是嫌干舅不好听，才让他叫人表舅的，而实际上，两家人并无血缘关系。

在爷爷晚年更多的叙述里，钢皮终于知道了自己家的根，在贵州遵义的一个小山村里，那里像小城一样，群山围绕，山色青青，有许多的吊脚楼与芭蕉树。

“爷爷你回去过没？”钢皮问道。

爷爷神色黯然，半天才嗫嚅地叹，“回不去了。”

而在闲时，爷爷最喜欢说的，是自己挑着夏布去上海的时光。

“挑着夏布去上海，卖苦力赚钱。师父照应我，又有好运气，挑脚挑出一栋屋。”在爷爷的反复叙述中，钢皮开始向往那个叫上海的地方，那里的一切叫他痴迷，爷爷说到得意处，伸手到空中，虚画着圈圈，“马路上好多兵，还有鬼子，洋鬼子、日本鬼子，有人穿这样，有人穿那样（不同的制服），背着枪。有些女的不正经，穿衣服露肉呢，看是好看咯。”

每每说到这些，老人的思绪就开始杂乱，说的话也毫无章法，零碎的记忆争先恐后地涌到嘴边，“码头外边路上，半夜有卖馄饨的，好吃，还有一个香肉锅（狗肉锅），老板是个大胡子，一身肥膘，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怕是个打狗的，野狗打不到就不出摊。在上海歇（住一晚）得少，我们运到码头，挑进仓库就回。有时候有货带回来，有时候打空转身。老板都是结现钱的。”

钢皮无法想像爷爷挑起两百多斤夏布健步如飞的情景，自他有记忆开始，老人已是步履蹒跚，那是常年的重压对膝盖造成的不可逆的伤害。爷爷说那是挑脚的命运，“谁逃得过命噢。”

“挑脚就是赚钱呢，”爷爷眼神迷离，“挑着夏布去上海，挑出一栋屋。”

于是在钢皮的理解里，爷爷每日站上楼顶阳台，并不是为了晨练，而是一种仪式，这栋靠挑脚赚来的木屋，不仅仅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它已经无形中化成了爷爷的脚，每日一登高，美景在望，对岸青绿的田野，远处巍峨的天马山以及眼前这一湾绿水，还有身下的这栋在战乱年代存留下来的旧宅融为一体，成为他开枝散叶的家。这是他多年前到县城讨生活时反复憧憬的，一朝实现，别无他求。

8

而在奶奶的叙述里，爷爷多次动过回乡的心思。

第一次成行，是在日本鬼子投降后的第一个春天，四月中，爷爷拉上了新结识一位同乡，启程回遵义。

他们步行一路向西，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穿过湖南，从怀化境翻越武陵山脉进入了贵州，经铜仁到江口，还剩下小半路程时，听消息说又要打仗了，局势陡然紧张，穿城过县总能见到背着枪的士兵，入城检查严苛了许多，同乡出行前托人新办了一张国民身份证，遇见盘查时亮证，省了许多麻烦。爷爷嫌要印指纹，没办，此刻却生出许多阻碍，甚至被守城大兵端枪比划，吓得不轻。（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

最后，爷爷无奈折返，同乡只身寻亲，分手时爷爷反复恳请，到了遵义，要去他家看看。同乡入冬时才回，给爷爷捎来了一个坏消息，“家里没有人了，整个村子都荒了。”

十年后，爷爷启程第二次返乡，揣着请隔壁豆豉厂开的介绍信，带着奶奶和年幼的妈妈。临近遵义了，却蹊巧地丢失了介绍信，“他就带着我们回来，很轻松的样子，像卸了一副担子。”奶奶啧着嘴对钢皮说。

此后许多年里，钢皮都不明白奶奶的话。

9

钢皮幼时的印象中，爷爷疼他的方式，就是每周一荤食。老人每日早起占摊位，不过是为了砍一斤肉给奶奶做菜。

在每个礼拜的某一天早晨，他仍在呼呼大睡时，肉香已经升腾，顺着木板的缝隙，顽强地漫进了他的鼻孔。

于是在幼时的许多个早晨，他都会以这种美好的方式被唤醒。蹦蹦哒哒下楼，去吃一顿美味的早餐。

多数时候，餐桌的正中，是一碗香喷喷的豆豉蒸肉。

在县城，豆豉蒸肉是一道极平常的菜，新鲜猪五花肉切丁堆碗底，洒上干椒碎与豆豉，舀一勺细盐，加一星星白糖粒，放在饭甑中与米饭一同煮，饭熟了，肉也熟了。

肥肉煮得糯软，油脂沁出了，一夹就碎。瘦肉饱饮了豉汁与辣味，咸鲜微甜，碗中洇出的汤汁，是内敛的暗红色，表面一层油，用勺拨开油层，深挖一勺汤，油面漾开，辣椒碎裹挟着碗底大粒的豆豉在汤汁中翻滚，如湖面破冰后蹿腾欲跃的大鱼小鱼。

钢皮用汤肉拌饭，能吃下三四碗米饭。

吃饱了，钢皮抹抹嘴，背起黄书包，蹿出门去。

中午回家，还能吃上，早上吃剩的没有人动，热一热接着吃。

在腿脚不便的年月，爷爷依旧搞着副业。每天上午，他都会在自家门前牵起几根小绳，屋里提出一个箱子，打开，里头成摞的小人书，一本本地将它们挂到绳上，像有钱人家晒衣服，挂出满满几绺，简易书挂前摆上几张小凳，营生就开了张。初时一分钱看两本，后来一分钱看一本，《西游记》、《薛刚反唐》、《红楼梦》都是全套，图书怕散，爷爷一本本重新用针线缝了边。

爷爷上午就出摊，于是一上午的时间，他在摊旁呆坐，脚边一壶茶。小街上菜摊已散，过往行人稀少。若不是街面吹来的风掀起他的衣角，他愣怔地像一尊雕像。

他偶尔也看看书，解放后，爷爷加入了一个扫盲班，认得些字，看看画书刚刚够。

总要到中午，才有零星的生意，旁边的集体豆豉厂午休，工人们出来休息，总有几个踅到摊前来看书。

10

钢皮在正东街上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年代，每日凌晨街上默默忙碌的人群，上午热闹下午寂寥的长街，日头下反照着一地清辉的青石板路和满街弥漫的豆豉味，顽强地烙在了他的记忆里。与年轻的、胖胖的、戴着深度眼镜、喜欢碎碎念的妈妈，黝黑的、粗壮的、整日沉迷于钓鱼的爸爸，笨拙的、整日在厨间忙碌的奶奶，还有步履蹒跚却凛然自威的爷爷联系在一起，他们与这条街相互依存，互为动力，那样的日子里，每个人都闲适而活泼，对略显贫瘠的生活都不以为意。

钢皮犹记得，父亲那一次钓得大鱼的盛况，春日里，父亲在浏河中甩钩钓到一条大鲤鱼，用背背着回来，整条街的人都出来看热闹，放在豆豉厂的大秤上称，足足48斤！

父亲在家门口得意洋洋地破鱼、分鱼，邻居都分得了一块，自家只留一大盆鱼籽。

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爷爷忘了买肉，家里顿顿鱼籽，着实把钢皮吃伤了，此生再未吃过鱼籽。

然而这件事，成为钢皮对正东街最后的一桩重要的记忆，隔年春上，正东街的住户们就接到了拆迁通知。

爷爷此生有两件事不能原谅，一是钢皮母亲悄悄领了独生子女证，二是搬离正东街。

九十年代中期，为修建滨河路，正东街整体拆除，一家人搬入了城东新村，自发形成的早市随之消失了，菜贩们搬入了政府兴建的集贸市场。

钢皮在正东街上住时，路过就流口水、却从未吃过一回的冯家面馆，另寻了铺面，又开了张，做起了炒码，成了小城最早的炒码面馆，依旧门庭若市。

因是整栋拆迁，政府给了钢皮家城东的一块地，补贴了资金，允许盖四层楼房。

然而搬进楼里，爷爷开始以目测可见的速度衰老，头发全白了，腰也驼了，忽一日，就不能走路了。

爷爷住在一楼，每日早晨，他仍是第一个醒来，弄出些声响，好叫家人将他搬上轮椅，推出门去。

他可以在门外的小街上坐上半昼，看街上繁华，人来人往。

奶奶在世纪初去世，这位喜欢在黑暗厨间忙碌的老妇人，最终倒在钢皮家二楼天光充足的厨房里。

仿佛前后脚，半年后，早已搬到长沙的表舅打电话到家里报丧，舅外婆去世了，那个孱弱的、不能奶自己孩子的女人，竟然活过了比她年纪小的钢皮奶奶。

“不用来了，”表舅在电话里淡淡地说着，“昨天去的，今天火化了，就是说一声。”

那天是钢皮接的电话，此时钢皮已经参加了工作，顶替了父亲，成为氮肥厂的一名工人，钢皮跑下楼，将表舅的话告诉了在街边晒太阳的爷爷，爷爷愣怔了半晌，咧着嘴无声地痛哭。

几日后，爷爷对钢皮说：“我去了，要停久一点，我晓得都要火化，我怕痛，等我死透了。”

钢皮听了，心下凛然。

11

爷爷活到了高寿，即使晚年人迷糊了，仍喜欢叫钢皮推他出门去，沿着滨河路散步，一夕晚照映红河水，爷爷就坐在河边发呆。

“那时候也是这样，天蓝水红。”

“河边都是菜土，椿树发了新芽，煎鸡蛋好吃啊。”

“坐渡船到对岸，爬上天马山，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正东街，我家的楼，在中间呢。”爷爷细碎地说着，眯着眼，无尽的回味。人的精气神又回来了，仿佛多年前的那个青年，推开自家临河的后门，闲庭信步般，走到落日下、流水旁。

爷爷终于2009年，享年九十七岁。

爷爷弥留之际，声声呼喊，说着钢皮听不懂的话。

母亲听懂了，哇哇地哭。

母亲告诉钢皮，爷爷说的是贵州乡音，他在喊爸妈。

2009年，钢皮已经34岁了，责任上了肩，整个丧礼归他操持。停灵二日后，悼唁者络绎不绝，有些熟面孔，更多的是生面孔。账房礼簿上，一些陌生人下的礼都超过了平常。

钢皮留饭、留宿，询问他们与爷爷关系。

“你爷爷帮过我们家。”是众口一辞的说法，挨个问询，原来都是战争年代结的亲，自上世纪39年起，日军侵占社港（浏阳的一个镇），流民进城，但凡到爷爷家，总包吃包住，近六年的时间里，爷爷接待了数以百计的流民。

有时候，小楼住满了，流民们就草席铺地、稻草盖身，有粥吃粥、有饭吃饭将养，战后，一些人与爷爷结了亲，常年走动，老一辈年纪大了，子孙辈接着来往着。更多的人虽不来往，父终子继，始终记得正东街上李家老汉的恩，得了信，总要来送李老汉最后一程。

这些事，爷爷从未提过。

倒也解开了钢皮一直以来的疑惑，爷爷本是外省人，怎么在县里亲戚这么多。

钢皮家因此办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喜丧，停灵七日，百人送行，虽然火葬，终归圆满。

后记

我的朋友钢皮，在几年后才对我完整地描述他的爷爷，在他的叙述里，这个传奇老人的一生，是隐忍而阔丽的。

“搬离了正东街，我才去冯家面馆吃了碗面，确实好吃。”钢皮期期然说道。彼时，冯家面馆已经开了几家分店，是不是旧时味道，无人知晓。

而一些初时并不理解的事情，经由时间的沉淀，钢皮的心中渐渐有了答案。

奶奶去世后，爷爷却时不时总要去厨房看看，那是奶奶长期劳作的地方，人变得迷糊以后，爷爷开始像个孩子，偶尔早起，还会唤奶奶的名字，闭着眼，涎着脸，近乎撒娇地喊着，“梅妹子，搞早饭吃咯。”钢皮开始明白，爷爷不去外面吃饭，并不单止为了省钱，或许在他的心里，奶奶做的菜再平常，也是家的味道。

于是他终于理解了，爷爷第二次回遵义，在遗失介绍信后，为什么急于回家，并非近乡情怯，而是不想去验证老乡带给他的那个残酷的事实。故土，本是因亲人而存在的，而这世上本来便多的是已然，少的是侥幸。

爷爷头七那一晚，钢皮在灵前值守，父母年纪大了，他催他们去睡了。爷爷停灵在一楼堂屋，香案后挂着白帷，棺材在帷幕后头，案上红烛摇曳（乡间礼法，八十后过世为喜丧，要点红烛），大幅遗像挂在堂屋的墙上，相片里，爷爷清瘦的脸上挂着浅笑，神色淡然。

那晚子时，钢皮在屋外烧起了黄纸，香烟扶摇直上，平地里刮起一阵东风，烟在空中转了一圈，掉头向西。

一直到现在，钢皮笃定地认为，那是爷爷回来了，在此处稍作停留，向西而去，那是故乡的方向，爷爷终于摆脱了生时的犹疑，带着子孙的祝福，回归故土。那个香烟画成的圆圈，就像爷爷生前高兴时伸手在空中虚画一样，或许是告诉生者，其实所有的来路，最终都通向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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