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送进戒网瘾学校的孩子

2017年11月，我再次来到济南，“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的旧址。

一年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操场上还有一百来个学生，穿着迷彩服。男生们打篮球，女生跳皮筋，到处都是一片欢声笑语。仅仅一年多时间，操场上只剩一大片芦苇随着风摇摆，晃得人失神。偌大的地方，如今只有一个22岁的娃娃脸男兵看守着——这块地是部队的军产，在我来的一个月前，部队要求原来租用这里的“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腾退。

学校搬走，招牌取下，一片狼藉。我从一楼走到六楼，每层过道的尽头是一个“静”字，每个房间我都进去看了看，觉得这里更像是一家废弃的医院：学生宿舍的墙是惨白色，一个房间外写着“处置室”，床前还有呼唤铃。

可曾住在这里的，却不能算是病人。

离开这里之后，我又到大连、南昌、合肥、济南，走访几个曾经成为新闻焦点的“戒网瘾学校”，“正能教育”紧闭的大门外有一群小鸡在抢食；“豫章书院”操场上有一个慈眉善目的孔子像，还有家长义愤填膺，“拍拍拍，都拍没了你们还想怎样？”

了解得多了，也并没有让我的困惑减少一点。从2016年10月我采访了弑母的16岁女孩陈欣然之后，我就感受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荒诞：父母出于爱孩子的心态哄骗着孩子，将他们强行送进了这些学校，但孩子们在这些地方的遭遇，却反过来成为他们认为父母不爱自己的证据。

这些学校，成为了孩子和父母之间最大的裂痕。

1

“我对你们没有多少恨意，也不会像山东那个女孩（陈欣然）一样杀母。我理解她那种感觉。不瞒你们，我也在刚去时一度有过。”

“昨天前天，我始终被噩梦搅的不得安宁。梦见我被抓的过程中失手杀掉了你们与抓我的人。”

“手铐越来越紧最后以至于长在了肉里……”

“还是那句话，我人出来了。可我的心死在了那里。”

这是16岁的小勇从豫章书院回家一个月后，对父母说的话。具体地说，他的心死在——2016年6月23日。

那天，他跟着母亲从大连到江西旅游。母子二人先去庐山玩了一天，第二天就有人来接，“因为我对我妈很信任，没想到会是什么情况”。

接他们的车开到了一个红色大门，有黑色的字：豫章书院。小勇参观了15分钟，便和母亲走散了。他觉得不太对劲，想拨110，但又想，“万一真是个景点，误会了怎么办？”

没想到，落单的小勇马上就被七八个大人夹着，推进了一间屋子——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学生们口中的“小黑屋”。

他的第一反应是“传销”，还担心母亲也有危险，刚拿出手机想报警，手机就被打到地上，他大喊“我要找我妈”，几个大人说，“就是你妈把你送这儿来的”。小勇问，“你们这么做合法吗？”又有人说，“我们有合同”。

小勇不信，和这几个人起了冲突，“反身用胳膊肘把一个教官的鼻子打出血了”。然后，这几个大人给小勇上了手铐，背铐，他没法动弹了。

恐惧中的小勇突然大小便失禁，“背铐着，我自己没法动，他们就带我去厕所清理，把我衣服脱下来，那衣服没法穿了，扔掉了。衣服裤子，全扔掉了，光着身子给我冲。然后给我光着身子带回（“小黑屋”）去的。”

“小黑屋”里什么都没有——不，准确地说，还有一个尿盆，一个床垫，一个坏了的空调。屋子太空了，小勇在第一时间就注意到，墙面上有两个通气孔，“就比农夫山泉的瓶盖稍微大一些，因为有光，从那里透进来”。太臭了，小勇用潮湿的床垫挡住了尿盆，直接睡在地上。

2017年11月，我在这个被校长任伟强称之为“静心室”的“小黑屋”里仔细观察：表面上看上去，屋子似乎并没那么恐怖——墙被新刷成了蓝色，“原来是白色，学生在上面涂抹得乱七八糟”；白色地砖的部分新装了便池；有空调、有灯、有竹垫、有蒲团。我问校长，“如果你被关在里面会觉得害怕吗”，他笑了，说，“我现在宁愿有一个这样的空间，我自己静静”。

可小勇说，“小黑屋”原来并不是我看到的那样：“灯是坏的，整个屋子是黑的”，只有到了饭点，才有人进来给他送饭。他在里面嚎啕大哭着度过了前两天，“哭着哭着眼泪哭干了，就没那么难过了”。大约到了第四天，尿盆满了，有人带他出去倒，这是他唯一一次走出去。

早餐发鸡蛋，他开始对着鸡蛋说话。他不知道自己要被关多久，没法刷牙，不能洗澡，只能用他们发的饮用水，倒一点出来洗脸。

大概一周（多）后，有人开门，小勇被带出屋子，“只要能从那里出来，怎么都好”，然后，有人带他领了“院服”和东西。

又过了一周，父亲来南昌出差，见了小勇一面。他期待父亲能带他走——“不是希望，是完全盼望，强烈的渴望”——他近乎语无伦次地向父亲讲，自己被手铐铐着、被关在“小黑屋”、以及一切噩梦般的经历。

小勇以为父亲会带他走，然而并没有。

那时候，书院的老师经常给小勇的母亲发一些小视频，穿着院服的小勇在晨读，在练毛笔字。

视频里乖巧的儿子让母亲觉得心安，本来在做出把小勇送进这里的决定前，他的母亲曾焦灼了好一阵子：“孩子这个样子，我得救他。他不上学，（只）上网，是不是这辈子就完了？”

其实在小勇沉溺于“网瘾”之前，是个不错的学生，“他特别热心，是他们班的组织委员”。

2014年，小勇生了场病，发烧持续了一个月，在家休息了三个月。再返回课堂时，小勇明显感觉学习跟不上，想休学。母亲支持，父亲反对，家里冲突逐渐频繁。

最后小勇还是休学了，只是状态越来越差，“到北京的医院去检查，抑郁症”。治疗过程中，他曾回到过几次学校，最长的一次坚持了半个多学期。

身体的不适接二连三，小勇最终无法正常上学，便开始在家玩游戏，“一天十个小时吧”。母亲知道儿子心里不痛快，“他那段时间哪儿都不去，也不出门和朋友交往，就一个人在家里。”

“我要救他。”抱着这样的想法，小勇的母亲联系上了“豫章书院”。当时另外一个把孩子送进去的大连老乡告诉她，“那地方至少能正常作息，孩子能学点文化课。”

2016年6月23日，小勇母亲迈出书院的那一刻，“泪流满面，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一步走得是对还是错”。

2

“父母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当时心里很绝望。”

在书院里，小勇每次当着教官的面，接父母的电话时，都只能按着“免提”，违心地说自己过得还不错——其实心里每一分每一秒都只想着怎么尽快离开。

2016年8月8日，小勇看到了桌上放的洗衣液，“就是突然决定，要喝点儿”。他喝了两大口下去，“我希望能引起他们关注，但是如果毒性真的很大，过去了，那就过去了。”

小勇被送去医院洗胃——“书院”处理这种事情已经驾轻就熟：“小黑屋”里的餐具都是勺子，没有任何尖锐物品；学生的用品统一存放，还时不时会有“内务”检查。“山长”（古代书院对领导者的称呼）吴军豹事后与人用微信交流时称，他认为小勇“根本没喝，查来查去，只是他咬袋子的时候口里沾到了。医生洗了半天，洗不出一点有泡沫成分的东西”——然后，学生们的洗衣液全部被换成洗衣粉。

小勇说，“因为这件事，我又被他们鄙视了很久”。

事后，小勇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当着教官的面，说误喝了，已经没事了”。母亲也仍然相信书院。

又捱过了一个多月后，小勇表示要回去上学，母亲在相隔了三个月后终于再次来到南昌。那一天不是“书院”规定的探访日，她和“教官”请求，远远看一眼儿子。“孩子在我面前，瘦了50斤，他去的时候200斤，那时候150斤，1米83的个儿，我就摸着孩子脸，说，哎呀孩子，我太难受了。”

隔着铁门，母子俩抱头痛哭。小勇说，那感觉形容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是思念，一个是，终于有家的感觉了”。

因为小勇在“豫章书院”没待够“一个学期”，那些“教官”都围着小勇母亲，说“你不能接走，要接走，前功尽弃了”。“前功尽弃”这四个字对很多“走投无路”的家长有着救命稻草一样的魔力，让他们握住不放，但这次，小勇的母亲很坚持。

2016年9月，小勇走出了“豫章书院”，回家的时候赶上了中秋节。但家里过节的氛围已经跟大连的温度一样，已经开始变冷了。小勇对父母充满不信任，随身都带着把刀。

那时小勇并不知道，一个更大的悲剧要在另外一个同龄人身上完整呈现了。

3

2016年9月16日，中秋后第二天。上午6点半，43岁的陈刚被朋友叫到自家楼下，朋友说，“出事了”。

在那个本该赏月团圆的中秋佳节，他41岁的妻子李梅去世了，16岁的女儿陈欣然是嫌疑人。

公众会习惯性觉得，一起极端案件的背后，总会存在着一个对应的“问题家庭”。其实，如果没有这个悲剧，似乎陈刚一家跟普通家庭并无不同，甚至在陈刚的描述里，“别人还羡慕我们家呢，两个人都有工作，家里老人也有退休金，还能在家给我们做做饭。”

2015年，陈刚夫妇发现上高一的女儿陈欣然“性情大变”，不按时回家、不学习，甚至出外过夜。陈刚夫妇的管教方式让陈欣然反感，提出了断绝关系。2016年1月放寒假，陈欣然干脆离家出走，去大庆一个KTV端果盘。

于是，陈刚一家下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陈刚在网上搜到“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托朋友打听，听说口碑不错，便联系了学校。

学校就过来了三个人，陈刚最关心的问题是学校怎么管教孩子，“我问他们，打骂孩子吗？他们说，我们就这么些教官，几百个孩子，能打骂得过来吗？我一想，确实有道理。”

陈欣然的姨问，都是些不听话的孩子，为什么到了学校就听话了？“教官当时跟我们说，小孩都是这样，家长面前一个样儿，到学校的那个环境下，自然就好了。”

这些稀松平常的话，却在每一个焦虑的家长心里掀起了巨浪——陈欣然不就是这样吗？同学眼里她很热心，老师眼里她很聪明，邻居眼里她很乖，为什么在父母的眼里，她就突然成了恶魔呢？是不是送到这样的学校，就能让她不在“错误”的道上越走越远？

2016年2月26日，陈欣然在KTV的宿舍，“双脚没离地，直接被带走了”。父亲陈刚就在一边，“冷冷地看着我，就跟看一个仇人似的”。

陈欣然把这一切都记在了父亲的头上。

在那所“惨无人道”的学校里，她待了3个月，100多天。回家后，这个16岁的女孩做出一系列过激举动。她捆绑母亲，刺伤母亲，气病了父亲，将两个人赶出家门……直到最后一次，8天的控制之下，她的母亲死亡了。

在还能自由活动的时候，母亲李梅给楼下扔过纸条。一张是扔给丈夫陈刚的，写道：“我能忍。就是想帮她忙，她也不信任我，在她心里受的伤害觉着大，家长不信她，导致她也不信任家长……她那么小，又没什么朋友，又不相信亲人，所以对家长有误解是正常的。在她的世界里，所有人都不认可她，让她伤心、失望。”

另一张是写给女儿的：“我想让你放下，这样你才不会思想太累。如果咱们谈开了，聊透了，也就释然了……你是个优秀的好孩子，只是咱们沟通太少，导致家长误会你，所以为了所谓的对你好，想着办法只是想凭家长的经验，让你少走弯路，结果却适得其反。”

4

回家一个多月后，小勇从网上看到了陈欣然的新闻。他觉得必须给父母写一封“来的也许有些迟了”的信，他觉得，“有些事我必须要说明白”。

从“豫章书院”回家之后，他知道肯定让父母失望了。他回来的条件是向母亲许诺上学，可“上了一天，他就没再去了。他带着怨气，能给你上吗？”

不过，母亲已无暇顾及他是否去上学的问题了，因为她惊恐地发现，儿子一直随身带着刀，“水果刀，还没有刀鞘，把自己划了好几次。”

那把水果刀小勇24小时不离身，“晚上睡觉把刀放在枕头底下”，他出门不坐地铁，因为地铁要安检。去远的地方，他只坐公交车。他说，他不能再回到豫章书院了，“能捅死一个算一个，捅不死的话把自己捅死也行。只要不要再回去就行。”

小勇的母亲决定给儿子找一个心理老师。刚开始心理咨询，小勇还是带刀。心理老师说，“我们要上哪儿去他都很警备。有一次看电影，一个纪录片，我没看进去，睡着了。醒来发现他特别绷，背挺得特别直，一点都不放松。还有一次出去唱歌，他一直在镜子里看有没有人进来。”

小勇明白父母的爱，他说，他很早就原谅了父母。“我懂了，你们依然是爱我的，只是方式不对罢了。我也原谅了你们，但心里依旧对你们有着提防。”他最想告诉父母在“豫章书院”经历的一切，而那种感觉“你们永远懂不了”，因为“你们不听”。

“我变了，对不起。我对你们，对老师，甚至无人时也对着自己强颜欢笑，欺骗着所有人——一切都会好的。我感觉我正在被撕成二部分，很痛苦。不知道怎么用文字来表达。有时候我爱孤单（独单），有时我要关心，有时我要一死百了。我不明白如何让自己有一颗平常心，对不起。”

小勇在信里连写了六个“对不起”，一个比一个潦草狂乱。信也以“对不起”作结尾——“我找不到挽回的余地了，对不起。”

收到这封信，小勇的母亲难过了好几天。她无法容忍儿子说“咱们的感情淡了”，她心疼儿子在“豫章书院”遭遇的一切，她终于也开始上心理咨询课。她想让丈夫也改变对儿子的态度和教育方式，“但是，哎，有些人是比较固执的”。

一年多的心理咨询期间，小勇同时坚持通过各种渠道举报“豫章书院”。2017年6月，江西省教育厅信访工作平台给了他一份回复，认为“投诉内容不属实”。这年10月底，他找到知乎上的一个“大V”，发的帖子终于引起了关注。

5

说来也有点讽刺，“豫章书院”的相关新闻，最早还是陈刚转给我的。他评价这类学校，“没几个好的”，又说，“我现在理解我女儿的想法”。

另外一个人也一直在等这一天：“三年了，终于有人来。正义迟到了，但是正义还是会来。”

2013年9月3日，江西南昌。20岁的罗伟和父母再次爆发了剧烈的争吵。

罗伟经历了一次高考失利，每天在家看书看报，自己安排时间，对自己的“宅”知晓但不以为意，“但我父母应该会觉得我有点问题吧？”

高考失利之后的前几个月，他想要复读，但后来懈怠了。他的父母给他在当地的一个大专报上名，交了钱，专业是计算机，“完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所以我不愿意去。他们每天都催促我上学”。

那一天的争吵尤为激烈，“我发毛了，彻底地暴怒、失控，砸了很多东西”。发完脾气后，罗伟关上门睡觉，“晚上我父母突然开门，后面跟着来了一个中年男子，穿着一身警察制服，有编号。说有人高空抛物被砸到了，目击者看到是我所在的这个楼层，所以要求我去协助调查，配合他们。”

罗伟的父母在一旁帮腔，“哎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你去帮忙调查吧，我们等会给你作证，说你没有扔东西”。

罗伟没有起疑，跟着走了。出门后他感觉不太对劲，有两个人挽住他的胳膊，“我以为是协警，不过还是觉得怪：我顶多也是有嫌疑而已，干嘛搞这么大阵仗？”

带着罗伟长大的外公外婆躲在了楼下的超市，“躲着哭去了”，他的外婆说，他们也被要求配合演好这场戏，但老人家不忍心。

“然后，我被带上一个面包车，我坐正中间，前后左右都有人，左边那个人拿着厚重的手铐，用那个反光晃我眼睛。右边那个人拿着个电筒放出电流，滋拉滋拉。我知道他的意思，恐吓我，让我不要乱动。我就一直保持镇定。但是开着开着，灯光越来越暗，慢慢有狗的声音。前面有人打了个电话，我们车开进了一个红色的门，进去后，门就锁了两道锁，他们让我下车，我当然听他们的。”

罗伟被带到了豫章书院，关进了“小黑屋”。罗伟觉得自己作为成年人会遭遇到这些有些不可思议，一直大喊——“我是93年的，你可以看我的身份证！”

没人理他。

第一个夜晚，罗伟迟迟难以入睡，他还感觉有老鼠经过，蒙上了被子不敢去看，“我感觉事情不太妙”。

第二天，有人透过铁栅栏给罗伟扔了一张纸条。“上面是古诗词，让我背，我说背不出来会干嘛，他说背不出来会挨打。我当时就崩溃了。”

罗伟有了个大概判断，他觉得这地方“差不多是洗脑的”：“我觉得他们肯定要把我洗脑变成白痴。所以他们要洗掉的，我一定要保护好。我就把那些上了重重的锁。”

小黑屋里关了7天后，他被放出来。

6

在“豫章书院”里，为了磨掉“自己”，每个人都不能称呼自己的名字——罗伟的“学名”是“黛新”，“黛”字辈全是2013年进来的学生——3年后进来的小勇，名字叫“义承”。学生一茬一茬地过，每天对着书院操场上的孔子像晨读，心里不知是愤恨还是绝望。

在豫章书院的每一天，罗伟都“想死”。书院每晚有一个“考德会”，教官公开惩罚那些犯了错误的学生。“每天晚上都要打人，真的很烦人，逢年过节还要打。我那个时候的戒尺还是钢尺，我见过最夸张的是把钢尺都抽歪了。”

罗伟第一次被戒尺惩罚是因为没背出古文，“好像是打了十下”。但是他说，不痛，“因为我觉得我心死了，就像行尸走肉”。

不痛当然是假的，打戒尺时几乎人人都会喊叫。很快，罗伟挨打的手慢慢地发痒、红肿，他时不时要去抓。

除了戒尺，还有一个戒具叫“龙鞭”，似乎是一件很神秘的东西。“我看到过，一米多长，吃饭的筷子粗细，表面很光滑，刷着漆，反射出枪色的金属光泽。他们用那个东西敲击地板，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

罗伟看到过一次龙鞭惩罚：“人趴下来，要人按住，因为打完之后有强烈的反应，必须得按住双手双脚。男的把裤子扒了，女的留下内裤——当然，女的要等我们走了再打。”

罗伟听到了他形容为“惨绝人寰”的声音，他想要赶紧离开，但不行，“逼你看，逼你听。我把眼睛闭上了，但听那个声音就够了”。

对于暴力，罗伟的感触要比一般人再深一些，因为他小时候经常挨打。“印象最深的一次，我父亲把我拎起来，我出于本能反应就叫。他说不要叫，然后就拿起一个剪刀，一把银色的，在我牙齿上刮来刮去。”说完罗伟耸了耸肩，“可能他都不记得这件事吧。”

父亲也用皮带抽他，“一条皮带叠成两叠或者四叠，重的话就用金属扣抽。一抽下来整个身上都是皮带头的印子。不是夸张，是真的”。

罗伟是父母“超生”得来的儿子，一直跟着外婆长大。到了要上学的年龄，父母接他回家。他看见两个陌生人，不肯走。“我死死地抱住门，他（父亲）就踩我的手、头、背，当然他是一只脚，也会控制力量，但是我在咒骂。我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然后被抱走了。”

对父母教育方式的极度反感伴随着罗伟成长，他看了很多外国电影，“我很认同西方那种，不要打小孩的教育理念”。从未出过国的他，形容自己就是一个香蕉人，“黄色的皮肤，西方的理念”。

而罗伟的父亲则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拥趸，他曾给书院里的儿子写信，希望他“多学一些国学文化中的精要”，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深刻内涵。罗伟至今不以为然：“大概他看到书院里面的书法课、古琴课、国学课，他很狂热。一直说我要练好毛笔字，我很难理解，我觉得只要把英文念好就好了。”

3个多月之后，“具体几月份我实在记不清了”，罗伟只觉得应该是过年了，街上张灯结彩——他终于从豫章书院走了出去。外婆说外孙那时“站都站不稳”，“刚回来那阵，他站在门口穿鞋，人都要倒下去。好瘦啊，这不快要死了”。

“豫章书院”的这段经历，在罗伟看来，加深了他和父母的裂痕，而现在的关系，“没有缓和，更不说话”。

“我真的不了解我父母，不了解他们的过去”，顿了顿，他加重语气说，“也不想了解他们的过去。他们每次都说小时候吃了多少苦，挨过多少打，然后多么努力，好像就我们这一代不争气。”

“豫章书院”被曝光后，罗伟来到当地的公安局报案，举报“豫章书院”涉嫌非法拘禁。

2017年12月8日，他收到当地公安局的“立案通知书”。他说，还好警方认为他提供的证据足够立案条件，如果警方不立案，他甚至想过起诉父母。

7

罗伟的父母没有正儿八经地跟儿子道歉过，这是让罗伟很介意的一点：“因为他们没意识到他们做错了。而我，我当然觉得我没错啊。”

而李傲的父母则永远没有机会当面跟儿子说一声“对不起”了。

李傲的母亲没再梦到过儿子，“他肯定是比较恨我的”。有一天，她半夜两三点给我发微信，说她舍不得删掉儿子的微信，想儿子了，还是会和儿子说说话。“我到现在都幻想，我打开门，他会在家里等我。他出去玩了，他还会回来的”。

李傲，18岁，1米78，身材敦厚，2017年8月3日被父母送去一个戒网瘾机构。48个小时后，他的父母只在殡仪馆看见儿子尸体上的满身伤痕。

在母亲的眼里，李傲没什么毛病，“就是太爱上网了”。

李傲的家境不错，“我家孩子穿衣服很讲究的，都要穿一套，搭配好”。初中毕业后，李傲没有继续上学。父母本想带着他做点生意，“他不太愿意，他那时候也小，我们就让他一个人在家”。

父母各自忙于工作，李傲开始打游戏。

“我也不懂，反正就是那种要组队、要装备的，”李傲母亲对儿子没什么远大期望，只是希望孩子不要去网吧，“我跟他说，在家里玩，玩多久我不管你。在网吧里好乱，抽烟啊喝酒啊，还听说有吸毒。”

除了担心孩子学坏，母亲也担心孩子的身体，“老是看新闻上说谁在网吧里猝死了”。

但跟母亲的期盼相反，李傲在网吧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夜不归宿。母亲去找，和网管吵，“我说你们怎么会让一个未成年人进来的？他们说不会啊，拿着身份证的啊。他们不会仔细去查的，都是要挣钱的嘛”。

这样找过几次，李傲可能也有些反感了，和母亲玩起“捉迷藏”，只要母亲一去找他，他就悄悄溜走，“因为我在明处他在暗处”。后来母亲又拜托其他朋友劝儿子回家，“他也答应地说好，说就回来。然后也不回来。”

因为这个问题，苦恼的大人和儿子说了很多次。他们把李傲送去学动漫设计，也没上几次课。但直到那时，李傲还不曾出格太多，顶多是玩个通宵，也就回家了；父母教育他，他也不顶嘴，笑呵呵地应着。

母亲仍然觉得儿子很讨喜，“你交代给他做一些事，比如去哪里拿一个什么东西，他都能办的好好的。亲戚见到他都很喜欢，说他长得帅，脾气好，也不多话。”

2017年6月底，父母带着李傲到皖南的牯牛降景区旅游，相片里的他很开心。7月初又去青岛，李傲在海边拍了小视频。相机前置镜头里的他，细心地拨弄着染成黄色的头发。

接下来是2017年7月5日。“那一天他去网吧了，这一次是最长的，吃住都在网吧里面”。

母亲的心慌意乱，加上那段时间家里老人出了车祸，可能都促成了最后的悲剧。

母亲上网搜索“戒网瘾学校”，还做了对比，最终选定了安徽合肥的“正能教育”——离家不算太远。她打电话去咨询，校长告诉她，到校后会给孩子做心理辅导，然后进行体能训练。“我说像我孩子这种情况多长时间能改变过来？他说两个月左右吧”。

2017年8月2日，“正能教育”来了3个人，校长带着两个教官。但是李傲联系不上，那天晚上，母亲在他常去的几个网吧转了一圈，凌晨才回。“正能教育”的几个人就直接睡在了车里。

8月3日凌晨4点多，母亲又起床悄悄去网吧转了一圈，仍然没看到儿子。

“下午3点钟，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妈妈你找我有事吗？我说你姥姥让车给碰了，你要不要回来看她。他说行，你什么时候在家？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在家。”

随后，李傲的父亲带着教官去找儿子了，第一次扇了儿子一耳光，才让李傲乖乖上车，跟着教官走。

在母亲的心里，“没法去想”。她无数次希望儿子这次不那么乖，那天下午没给她拨回那个电话，“我本来想着找不到他就算了”。

李傲就这么被接走了。

被带走后，李傲的母亲一直打电话、发微信，询问儿子到哪里了，什么情况。9点多“校长”给她回了个微信，“安全到学校”，又说李傲“上车的时候有些反抗，态度不是很好”。

8月4日一早，李傲的母亲又打电话，对方没接。11:30左右，学校给她回了个电话，“询问我小孩子在家有没有身体方面的疾病”。8月5日，她又打了几次电话，没接。将近晚上6点，校方给她打电话，“说你小孩子中暑了，你们家长过来一趟吧”。

当时一家人正在吃饭，放下碗筷就走。“还没走多远，我就又给校方打了两个电话。我说中暑怎么这么厉害啊？你给我说实话”。

车开到半路，母亲的心像要跳出来。“就是感觉不对，我说到底怎么回事，他就说小孩子没了，已经抢救不过来了”。

深夜，一家人直接到了庐江县殡仪馆，只看到了李傲尸体上的满身伤痕：“全部都烂掉了。全身上下全部都是青的。前胸后背，胯，胳膊，头上，脚，小腿……全都是伤。”

他们陆续得知——李傲从被带进学校之后，就被关进了一个禁闭室。如果听话，就罚站，不听话，就用手铐铐着，再不听话，就背拷挂在窗户上。

李傲不听话。

他可能不停地在反抗，所以腕部被铐着的痕迹深极了；夜晚也是被吊挂着，窗户开着，他的小腿全是蚊虫叮咬的痕迹；白天，教官又让他在烈日下暴晒罚站；而在40几个小时里，他几乎没怎么饮食饮水，也几乎没怎么休息。

一个多月之后尸检报告出来：符合因高温、限制体位、缺乏进食饮水、外伤等因素引起的水电解质紊乱死亡。

李傲母亲看到尸检报告时的反应是：“我想到他最后很无助的样子，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永远没办法知道，他最后一刻是怎么想的。”

出事当晚，几名涉案人员被刑拘，学校也被关停。

几个月之后，当我再度踏进“正能教育”，原本就是租用的镇子上一个小学旧址的校园，更是一番破败。派出所有专人保管钥匙，枯黄落叶在脚底发出清脆的响声，整个地方很安静。

教室的地面上还有没来得及拿走的迷彩服、鞋子、学生的日记本、教官的笔记……禁闭室外是菜地，有黄色的小花在初冬轻轻地随风摇动，窗台外飘着两片落叶，已经有些干枯了，葡萄藤在结来年的种子。

后记

拍摄这个系列的时候，有位老师曾严肃地问我：“我感觉我家孩子也有网瘾。他今年17，在寄宿学校，他们日常不准带手机。这周末回来我观察他，他玩手机玩了很久。我说周末就让他玩玩吧。结果他走了，还悄悄带走了手机。”

“我真的很生气。”他补充，“他要真想玩可以说，为什么要弄些并不高明的掩饰？真不明白这些00后啊……”

几个月前，我在大连采访小勇时，他就住在心理咨询室，不回家住。因为曝光书院的举动让本来缓和的父子关系一度又很紧张，父亲不希望儿子被人关注，大概也觉得不光彩。

我其实希望小勇明白他父亲的爱，我对他说，成长就是两个人在互相靠近，你也要努力，尽力去理解父母。他苦笑着说：“我一直在努力啊，我现在是在破坏吗？我只是单纯希望不要再有家长把孩子往那里送了。”

2017年10月到12月，小勇两个月没和父亲打照面，“微信也没有说过话”。小勇好几次打开和父亲的微信对话框，字输了又删。他不知道如何开口。年底，他发烧了，挺严重的。父亲发了个红包，终于开口问小勇的情况。

2018年1月3日，小勇搬了回家。

（本文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独家约稿，享有独家版权授权，任何第三方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关于“人间”（the Livings）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写作计划、题目设想、合作意向、费用协商等等，请致信：thelivings@163.com
题图：VCG
插图：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