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亏损也要捐

2018-01-25 17:47:39
2018.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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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4年,我入职县里最大的一家煤炭企业。当时,企业老板是市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和县党代表,企业做大后,主管部门来做工作,老板虽不情愿,但还是在工商联合会、煤炭商会、慈善协会、私营企业家协会等机构任了副会长。 老板工作忙,协会又经常开会,所以从2006年起,有关企业慈善的活动就都交由我负责。这些年,我在参加了很多抗震救灾、金秋助学、扶贫济困等活动的同时,也参加了一些“特殊”的慈善活动。

大企业多出,小企业少出

2009年那会儿,县里分管私营企业的统战部刘副部长,决定组织私企负责人去周边县市进行“红色旅游”,“提高企业家的革命情怀”。为此,他专门召开会议,强调了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后,宣布活动统一行动,费用企业分摊,“大企业多出,小企业少出”。

我们作为“大企业”,要出3万元。我回来汇报时,老板很不乐意,但考虑到别的企业都出了,老板只得认了。老板最讨厌上级部门安排的培训、参观、考查,于是又是那句话:“你替我去吧,我没时间。”

之前,刘副部长曾规定,“私企界别小组”每三个月就要举行一次活动,到企业“面对面解决问题”,还要邀请领导下基层“站台、撑腰”。想法虽好,但具体实施起来效果却不尽人意。每次参观、座谈、吃饭,对于企业提出的问题,大的要集体开会研究决定,小的反馈给主管部门,“要求立即解决”,但最终研没研究、解没解决,事后再没人过问,最后大都是不了了之。

2012年,刘副部长联系老板,说要组织“企业界别小组”开展学习报告的活动,“你们是大企业,要树立学习典范”。老板在外出差,便把这件事情交于我。

刘副部长联系我时说,需要企业提供活动经费1万元,并解释:“这次打算去一个离城远点的度假酒店,上午订个会议室,开会学习报告。下午开展有奖问答和娱乐活动,晚餐后发纪念品,散会回家。你们回企业后,组织员工学习讨论,在煤矿、车间、工地照几张照片传给我,我好写通讯和宣传。”

最后还特地嘱咐了句:“这次费用会开发票报销的,我们都安排好了,你们给钱就行。”

在此之前,企业刚刚给当地新农村建设捐了10万元,给乡镇敬老院捐了2万元生活用品,按刘副部长要求,又向贫困户和老党员捐了10万元。所以当我把刘副部长的要求转述之后,老板听了有点气愤,不同意给钱:“这叫学习?企业出钱大家娱乐,我们的钱又不是大水冲来的!”

老板想了想,交代我说:“你就说我关机了,没找到老板。如果再说,就叫他等下次。”

我照老板的意思给刘副部长说了,他叫我“联系好老板后”回他,他等着。见我始终没回话,他又打电话催了几次,我继续说“没打通”。刘副部长开始有些不满:“就1万元钱,你们是大企业,要不先借出来,活动完了,如果老板不信,到时我签个字证明开支是属实的。”

我推说:“企业有规定,消费上万都是大开支,必须得老板签字同意才行。要不您改改日期,或是等下次?”

“通知都发了,没法改期,况且还有领导参加。这事你们必须慎重对待,按要求办。”他的口气不容置疑。我只能坚持,要钱必须找老板。

他打不通老板的电话,就不停地联系我,反复阐述此次活动的“重要性”,并强调不举办可会产生的一系列严重后果。见他不断打,我干脆关了手机,不再理睬。

最后,他找了另外一个企业救急,并说“要把这个情况反映给部长”。从此,他不再喊我们参加活动,直到他被调走。

头都磕了,还怕作个揖?

2009年初,公安在全市展开了打黑除恶、整治社会治安的行动。我们县打掉了一个叫“烂李子”的涉黑组织,除此之外,冉老板也因为涉黑被捕了。

冉老板原是国营肉联厂的员工,下岗后经商,公司主要经营农产品和肉类加工。他被捕后不久,就被判了刑,商会理事的职位也随之撤销。

商会开会时通报了冉老板的罪行: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对不从者,组织人员打骂威胁。当时开会的人,有的看窗外,有的低着头,有的盯着手,会场一片死寂。大家明白,民营企业的底子大多都不干净。

此时,社会上关于涉黑的传言纷纷嚷嚷,我们老板也处在风口浪尖。有人说,我们老板的煤矿曾组织黑社会和当地村民械斗,并打伤了很多村民——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确有其事,且公安部门已经过去处理过——但如果这件事被重新定性为涉黑,老板可能要遭殃。我们担心,就建议老板找找关系,去上面通融一下。

2010年上半年,县公安局“异地交换”来了一位新上任的黄局长。他为了改善基层派出所的办公环境,请我们企业和另外一个大企业,“赞助”两个派出所的装修费。作为煤矿企业,我们经常需要找公安部门审批炸药,再加上流传着的涉黑传言,老板痛快答应了。

装修由我们企业集团的建筑公司负责,原本只是室内铺地砖、刷白墙、外墙贴砖等项目,费用估算在几十万左右。但随着施工的进行,就慢慢增加了“整修厨房”、“搭个车棚”等项目。建筑经理不敢决定,频频打电话请示,老板有苦难言,只得答应:“头都磕了,还怕作个揖?”

装修时,黄局长多次去现场指导,我们老板知道后,为表重视,有次和黄局长一起来到现场。黄局长在认真检查完工的地砖和墙面后,来到阅览室,工人正在安墙裙。黄局长眉头皱了起来:“这墙裙怎么高了一截?”

“现在墙裙不太流行了,太高我觉得不协调,就锯断了点。”我方负责人解释道。

“头次来我就给你们专门交待过,一定要照着我给的图片做!这里是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地方,必须从踢脚线、灯、到吊顶的布局,全部参照市局的文化沙龙做!”黄局长有点生气地强调。

工程完工后,又买了全新的办公家具换上,整个工程的费用也随之涨到了一百多万。

老板交代我:“捐赠基层派出所改善环境的这个费用,要走慈善,你跟杨会长说一下,开下慈善票据。企业争优评先,是要看社会捐赠数的。”

我找到慈善会杨会长,他一口同意,只是问我:“钱怎么不先从慈善走?”因为按照规定,钱要先转到慈善专用账户,受捐单位或个人出收据来慈善会领取。

“先前也不知道要用多少钱。”

“现在有数了,你拿钱在慈善账户过一下,一进一出,年末我们也好审计。”杨会长又说,“先等公安那边出了收据,我们再开慈善专用票据。”

杨会长同我一起来到派出所,并提出想实地察看下工程量,确认是否属实。所长说有些地方没做好,需返工,“等都弄好了,我就给你们开”。可这些问题全部完善后,所长又表示:“这个收据要找局里开。”

随后,我和杨会长去了局里,说明来意后,黄局很坚决地说了句“这收据我们不能出”,就接着径直开会去了。我们只能无功而返。

不久,打听到黄局长有空,我和杨会长再次找到他。他坐在宽大的老板桌后,不悦地看着我们:“你们老板在支助时,从没说过要走慈善,更没说要我们出什么据,只叫把质量监督好就行。”

我赔着笑脸,讲了企业要走慈善的目的:一是提高企业的名誉,二是对推动本县的慈善活动,三是合理做账抵税。杨会长也在旁讲解:“希望黄局从企业角度考虑下,一百多万可不是小数目,还望提供个方便。”

见黄局长一直不为所动,杨会长开始和他闲扯起来。杨会长是退休的县委副书记,凡县里有重大决定,都要征求老干部的意见。而公安局长兼着副县长的职务,黄局长不敢怠慢,一面回应杨会长,一面翻弄着桌上的文件,神情淡漠。

看我们执着,他明说了苦衷:“行政单位有规定,不能接受任何捐赠。你说我们怎么敢给你们出据?财政查到了怎么交待?外面传出去还不说我们是‘吃拿卡要’?这不是黑公安形象吗?”

杨会长听明了缘由,就说:“这事我们去找财政局协商。”

三天后,我们找到财政局局长,说名了来意。财政局局长是杨会长过去看着成长起来的干部,也熟识。他说:“您也清楚,我们是国家级贫困县,财政经费紧张。这是办好事,解决财政困难,我们不计较。”

打听到黄局长有空,我们又来到公安局,说了与财政局局长协商的结果。杨会长见黄局长还是有些犹豫,便说:“你不放心的话,可以给财政局局长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黄局长拿起电话,沉思了一会儿,对杨会长说:“我们只能给你们出个证明,证明企业为改善‘基层所’生活办公环境,自愿捐赠。钱多少,不写,也不从我们账上走。”杨会长同意了。

最终,钱由我们企业转入慈善会账户,再由慈善会直接转到建筑装修单位,由装修单位给慈善会出收据,并附上工程决算造价表。

十八大后,黄局长调回市里。听别人私下说,原来那两个基层所,是当时黄局长和市公安商量树立的“样板所”,准备在全市推广的,所以事成后他的职务会有大变动。

我想起那些在走道、楼梯间布置好的文化墙、宣传墙,有些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企业说的是实事,领导讲的是政策

在2011年前,有消息传出“小型煤矿将被政府淘汰”。于是,我们县的小煤矿纷纷投入巨资,有的不惜贷款“技改扩能”。2012年,随着国内煤炭价格一路狂跌,我们县的煤矿业也陷入“严冬”之中。

煤炭是我们企业的支柱产业,老板更是一心一意发展煤炭,“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开发一个煤矿,要挖几十年,比做建筑、大工程都强”。但如今企业日子难过,投钱开发的新煤矿也停了。

2013年,县开发区设立了“失地农民救助基金”。县里找到老板,联系捐赠资金。老板曾在那里修过几千万的公路,不好推辞,就和我一起去了捐赠现场,举了一块“50万”的牌子,当场捐了10万元。余款签协议,分期4年付完。

2014年夏天,我们县遭遇特大暴雨,引发了山洪。一些乡镇水、电、路全部瘫痪,垮塌房屋无数,2000多人无家可归。工商联的费主席在县里召开慈善捐赠大会,要求副会长(我们老板)起好带头作用,“发动每一家企业,积极参加捐款活动”。

回来后,老板跟我说:“捐10万吧。我们是大企业,在公众面前要注意形象,要起带头作用,捐少了不像话。”

那天,我拿着转账支票,按时去了捐赠现场,举了“10万”的牌子——其它大企业也是这个数。过去这种场合出风头的煤炭企业现在几乎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房地产企业。

又过了十几天,老板叫我去县府办参加一个赈灾方面的会议,本来只通知了10多家有名的房地产企业,但费主席说“你们是大企业,得参加”。

会上,县领导通报了灾区情况,说,“面临的困难较多,既差钱又差物资”。费主席情绪激昂:“面对百年难遇的大灾难,作为有良知和责任的企业家,在危难关头,要挺身而出。我建议,你们每家再来个100万,为我县做个大贡献!”县领导也跟着说,“希望在座的企业家能再次伸出援助之手,我代表灾民和县里衷心地感谢大家!”

闻听这一唱一和,大家面面相觑,会场陷入寂静之中。看长时间冷场,费主席没了笑容,绷着脸说:“我们只是倡议,请大家发表意见。”

这时,金信房地产公司的马总先开了口。他是东北人,过去从政,后来下海经商到了南方,现在我们县搞房地产开发。

“作为企业,回报社会是应该的。但你们要弄明白,作为企业,按时纳税、安排就业人员,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你们每次有困难,都叫企业支援,可企业有难了去找谁?你们给企业找过市场吗?开过绿灯吗?我们除了缴税,政府还有几十项收费,你们减、免、缓过没有?”马总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并列举了很多企业面临的困难。

眼见偏离了主题,县领导急忙打断了他的话:“你向主管副县长或县长反映过没有?”

“谁是主管副县长?姓什么都不清楚,再说,县长我们能见得到吗?”马总反问。

“你的意见我会汇报给县长的。”县领导望了望神情难堪的费主席说。

马总的这一番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有个外地的建筑企业老总说道:“私企如果挣了一元利润,最多自己只能用五毛,剩余的五毛要用来红色支出(慈善)、灰色支出(请客送礼)、黑色支出(索贿行贿),以期望企业能有更大的发展。”

眼看快到中午了,我说:“现在煤炭企业情况不好,大家都知道。捐款的事,我请示老板后给答复。我中饭要陪客人,先走一步。”

接着,大家也各种理由离开了。

三天后,县里又通知了40多家有点名气的私企开会,称“县长、书记等领导将广泛听取企业家的意见”。我有事没去,去的人回来后讲道:“企业说的是实事,领导讲的是政策,各持已见,成效不大。”

后来,有些企业还是进行了二次捐款,但都没超过5万,其中有些还是组织员工捐的。我向老板建议也组织一次员工捐赠,他说:“算了,现在效益不好。人心本就不稳,免得员工思想又起波动。”

后记

煤炭行业持续不景气,企业效益一直在下降。我们之前答应的“失地农民基金”捐款,也还欠着没付。近两年,对上门来求助的困难人士,我们都以资金紧张为由婉拒了,各种捐款活动老板也没参与。

2016年,我们被要求参加“精准扶贫”,按过去的思路,我们曾以为:就是找企业出钱,而且出少了还不行。但扶贫动员大会上,领导讲:“不一定要企业出钱,‘智力扶贫’也行。你们是企业,有经营、管理思路,对外有关系,可以发挥优势,做好‘帮、教’结合。帮,就是帮他们找到致富门路;教,就是教贫困户开阔眼界。”

听到这,大家悬着的心才平静下来。

有次,一个村干部对我说:“要不你们捐点钱,我们计划修一条公路,方便大家出行、物资进出,也有利于村民整体脱贫。”我算了算,大概要20多万,不好拒绝,就一直拖着。我问老板该怎么办,老板没有答复,只是说:“慈善会马上要换届选举了,我已经打电话给杨会长,下次不当了,让给有实力的企业。”

于是,我回绝了村干部,同时讲了企业的现状,承诺一旦企业效益好了,一定帮他们修路。村干部很失望,不死心地说:“你们除了煤矿,还涉及了建筑、房地产、水陆运输,这些都是暴利行业,这几年应该挣了不少钱,要不我也不会开口找你们。你知道的,这个地方穷得叮当响,主要就是因为没公路,你们少办几顿招待,钱不就出来了?”

我有些无奈地解释道:“但我们重点发展的是煤炭,煤炭不行了,运输也就不行了,建筑房地产多少年都没接过业务。”

他见没希望,就沉默起来。我们都没再说话,望着秋日里荒凉的山坡,气氛异常尴尬。

后来,老板辞去了慈善副会长的职务,我也长吁一口气。作为慈善会副会长,不捐款,在慈善大会上脸面无光,慈善小会上无地自容,现在终于要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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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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